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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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代表作品：《北京历史地图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侯仁之（1911.12.06～2013.10.22），男，1911年12月1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恩县（现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

其一，认为九州是在战国的情势下产生的。九州和五服分内外两部分说，要到战国中期才有可能出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为荆州，楚也。北为幽州，燕也。”这样，中国领土的幅员和疆域，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禹贡九州的地域。《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的疆域概念。其二，五服制度在西周时代实行过，到战国消亡；九州制度是由战国开始酝酿，到汉末而实现。《禹贡》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录下来了。因此，此书写于两种制度交替之时，更合乎情理。其三，夫差开的人工河道，距《禹贡》时代已远，所以《禹贡》作者的记叙中，把它当作了自然河道了。也即沟通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运道，是战国时吴王夫差所开，《禹贡·徐州》里记为：“浮于淮、泗，达于河”，忘记了它是人工运河。其四，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梁州的贡物有铁和镂，亦即边远地方出产钢、铁，这只会是战国时期的书。其五，《禹贡》中大一统的思想这般浓重，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思想准备。

侯仁之、陈桥驿教授的观点。应该说，《水经》一书原出于汉代桑钦之手，后来到了东晋时代又由郭璞(276～324)补注校订，补的注文较少，所以东、西汉及曹魏时期的地名在经文当中都出现了一些(王先谦校《水经注》说明，巴蜀书社)。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在前人《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完成《水经注》一书。

始建于1776年的恭王府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私宅，也是清代规模最大的王府。完整的恭王府包括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随着清王朝覆灭,恭王府的正宫门就此闭合。1988年，2.8万平方米的王府花园对外开放，人们才得以侧门进入恭王府目睹后花园曾经的繁茂华丽，但3.2万平方米的府邸却一直封闭。近日，被列入“十一五”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国家四大文物保护工程的“恭王府府邸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完工。8月20日，恭王府府邸和恭王府花园一起整体向社会开放。这也是恭王府府邸历经232年首次向公众开放。开放当日，恭王府就接待了9000名游客。 恭王府始建于1776年，本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之后庆亲王、恭亲王分别成为这所宅子的主人。因此素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之称。 拥有232年历史的恭王府，是北京现存清代王府建筑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据恭王府古建修缮办公室主任谷长江介绍，北京的建筑被称为“府”的，大约在100座上下。据1997年的考察统计，北京现存的王府，包括公主府、贝勒府等，仅剩下22座，且多数被占用或破败不堪，其中保留比较完整的只有恭亲王府和醇亲王府，能够整体对外开放的只有恭王府这一座。 恭王府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最初是乾隆宠臣大学士和珅的私宅。当时和珅大兴土木逾制修建，虽不称王府，但宅第的宽敞、富丽并不亚于王府，从而奠定了今日恭王府的规模。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获罪，嘉庆将其一部分赐其弟永璘，是为庆王府。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收回后又转赐其弟奕 ，是为恭王府。从和宅到恭王府，中间经过了七十多年。亲王奕 死后，溥伟承袭王爵，他也成了恭王府最后的府主。 恭王府府邸内的建筑，分东、中、西三路，由南自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现存古代房屋建筑约12000平方米。其中府邸由三路四进四合院组成；花园也分为三路。在这些房屋中既有体现皇家气派和威严的建筑，又有来自民间精巧的建筑和装饰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和古典园林的建造水平，是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之外的另一种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典型代表。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侯仁之先生坚持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系，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把这一学问从历史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就是为了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吸收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奠定独立的学科地位。有人说：“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是侯仁之。”

主要著作有《天津聚落之起源》《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北京城》《步芳集》。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并且和黄秉维、吴传钧担任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地理》第三册与第四册的顾问。与人合著的《北京史话》获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的“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状”，论文《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科研成果”，《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主编），科学出版社，1962年。《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0年第2版。《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1年新版。《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1982年再版。《北京历史地图集》（主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一集，1995年第二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文物出版社，1987年。“历史地理学概述”，《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侯仁之院士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资深顾问，多次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家中接见《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执行主编罗亚蒙，亲自指导《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编撰工作，1999年还以88岁高龄亲自到人民日报社出席《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并与李孝聪教授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书评，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予以肯定。侯仁之院士在文章中说：从1982年国务院命名24座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全国被正式认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经达到99座。10多年来，介绍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书籍出版了许多部，但由于体例不一，内容侧重不同，致使广大读者难以对这近百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总体特征、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和名城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关系等有清晰的认识。如今，由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罗亚蒙先生主持，全国10所著名大学和有关部门共1000多位专家、领导参与编纂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的出版，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事业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城市有上千座，每一座城市都各具特点，但是够得上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城市，必须符合标准，即：（1）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2）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市区和近郊，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3）有保存较好的历史街区。为了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设置了城市概况、历史大事、杰出人物、名胜古迹、传统文化、当代建设等6个大类，每类之下再分立条目。纲目的设置紧紧扣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特征，克服了过去这类书典体例松散不一的缺点。例如：第一大类“城市概况”设置“城市特点”条目，展示了每座城市在国务院批件中确定其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据，并提纲挈领地阐明了其独具的历史文化特色，以及当前的经济产业特点。这个条目向读者揭示了每座名城“金榜题名”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评定的依据是当时城市职能部门会同各方面的专家，根据当时城市所具有的特征申报评审的结果，无论当今还是将来，人们都可以继续用这些依据去衡量那座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是否真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去做了？作为评定标准的名城独具的历史文化特色是否还存在？名城有哪些方面的发展？时过境迁，人们或许对之已经淡忘，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则能适时地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研究地的地理。在侯仁之先生看来，历史地理研究的重点在于地，也就是研究和分析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等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侯仁之先生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著名地理学家，他认为地理即历史，历史即地理。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学为了教学实习的需要，编写并出版了《故都胜迹辑略》一书，他在前言里写道：“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庆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150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侯仁之借着吉本的经历，间接表达了自己悉心研究北京城的同感。在他高中的最后一年，遵从父亲的意愿，从山东转学到北平东郊的通州潞河中学。列车停在了北京前门东车站。时近傍晚，随着人群一出车站，忽然迎面而来的正阳门把他一下子震慑住了：浑厚高大的城墙、巍峨壮观的城楼，傲然屹立在眼前。从此，他和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若干年内，他开始对北京城起源和演变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1932年夏，因仰慕顾颉刚教授的学识，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奖学金，投师于顾教授门下。“在燕京大学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我叫他‘圆明园大学"”，侯仁之接着讲了他所谓的“圆明园大学”给他带来的意外收获。燕京大学被称做“贵族学校”，每缝周末或假期，学生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侯仁之既没有钱，也没有闲情逸趣去追逐时髦，他有自己的乐趣——到学校邻近的圆明园踏荒。那时圆明园一片荒凉，狐兔出没。去的次数多了，引起了他的一些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圆明园？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听说燕京大学校园原来也是附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那么校园以西的西苑又是怎么个来历呢？整个校园所在的海淀镇附近一带的江南风光又是怎样开发起来的呢？于是他开始注意圆明园流水的来龙去脉。“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圆明园不仅把侯仁之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还把他的视野引向一个更高的学术探讨的境界。侯仁之多次利用周末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踏勘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又一直追溯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上游。在那里他看到有一道长墙从玉泉山麓一直伸向西山脚下，爬上墙去一看，原来是引水石槽砌在上面。由此，他追溯水源直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以此为起点，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终于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郊，踏勘了金朝中都城残存的城墙。从大量的实地考察中，侯仁之终于认识到北京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学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恰巧顾教授新开了一门“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带学生去城里或郊外实地考察，事先他都要侯仁之结合实习地点参考有关图书，写一份材料，印发给每个学生。侯仁之回忆说：“这些简单的来自书本的材料，虽然对学生了解考察对象也有一些帮助，但是最受益的还是我自己。这不仅使我有个练习写作的机会，而且更有益于我进行现场印证”。当时顾颉刚教授还曾利用春假期间带领学生去外地考察，侯仁之负责组织工作。因此他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并且还注意收集第一手资料，写成研究心得和论文。例如，他第一次发表在学术刊物《燕京学报》上的“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就是此上宣化等地考察的成果之一。假如说侯仁之最初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研究，还停留在专题探索的阶段，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促使他不得不把这些专题探索系统化。侯仁之满怀深情地说：“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是我当时另一位老师洪业(煨莲)教授，在科学的写作方法上我得益于他的教导是很多的。”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 1938年，洪业教授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洪教授接着又说：原来英国利物浦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地理学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名叫罗士培，洪教授准备送侯仁之前去。后来因欧战爆发，直到大战结束后才得成行。当侯仁之到达英国时，罗士培教授已年老退休，接替他的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达贝教授。达贝教授所讲授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侯仁之出国以前所了解的大不相同。在国内，传统的沿革地理，以研究疆域和政区的变迁为主，也叫做历史地理。而达贝教授所讲的历史地理，却是以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为主。严格地说，疆域政区变迁的研究，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研究，才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侯仁之说：“达贝教授所倡导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以及他对英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是我在英国留学的最大收获。”1949年7月，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北平已经解放，侯仁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留英同学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他十分荣幸地赶上了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后，又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在学术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从而把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开拓具有特色的历史地理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30多年来，侯仁之教授对北京城的研究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特别是为首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科学论据，从而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向沙漠进军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根据中央的决策，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个人要不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呢？侯仁之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往往要专心致志地穷尽毕生精力，才能有所建树。侯仁之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研究历史地理，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而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因此这个新课题不仅对侯仁之的专业知识是一次考验，对他的世界观也是一次挑战。侯仁之教授之所以更加坚定地深入沙区，还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指示分不开的。他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科研考察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深入西北炎热、干燥、绝大部分都是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带，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在茫茫沙海中，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不同时代的大小古城废墟和古墓群。有的古城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早已废弃，至今却依然屹立在那里，只是已被流沙包围。例如，公元5世纪初，兴起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创建的国都统万城，就是很突出的一个。侯仁之教授曾描绘了考察时目睹的情景：“史书记载说，统万城的建造，曾使赫连勃勃统治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付出了十万人口的劳役，并有数千工役匠人惨遭杀戮。现在这座凝结了十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筑的残余部分，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迎着强烈的日照，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它西北隅的一座高24米的敌楼，在10公里外，越过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远远望见它那雄伟的造型。”环境变迁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从清朝后期直到解放前后，都有人去那里考察过，并确认它就是历史记载上的统万城。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侯仁之教授提出来的：“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他把现场的考察和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指出这个已杳无人烟的地方，在统万城建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前后的变迁。除去统万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小古城已被流沙包围或湮没，过去也曾有人面对其中的几个遗址废墟发过感慨，但从来没有人抓住过“环境变迁”这个本质问题。侯仁之教授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对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着重指出，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这里的沙漠化。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价值，也为改造大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60年代初，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由于“文革”的十年动乱而被中断。直到1978年，侯仁之教授才得又一次深入西北沙漠，这时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其后随着祖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也活跃起来了。1980年以来，侯仁之教授四次出国讲学，一次出席外国的会议。1984年7月，他的母校利物浦大学为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授予他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老先生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8年来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世界公认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为中国的申遗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4年，侯先生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从美国同行处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和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先生曾专门撰文详述这一经历：在美国的建筑学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关心我国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工作，认为我们如能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那就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能尽快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所感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提案》，并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1985年12月12日，我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国共有45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受到我国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20余年来，随着“世界遗产”这一国际性概念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文化和生态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通过这条渠道，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和风景名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我们欣喜于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谈起20年前的那段经历，侯老记忆犹新。1984年，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与几位专门研究华盛顿城市建设的专家聊天时，第一次获知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交谈中，几位教授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回国后急忙起草了一份提案。提案写好后，他征得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3位政协委员的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被采纳。他还是鲜为人知的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从1932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乡。对于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被誉为“活北京”的侯仁之，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除了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应用到北京城市的实际建设中，对于介绍北京的历史，宣传保护北京旧城风貌的意义，激发人们热爱北京的情感，侯仁之从来都是乐而为之的。而一旦发现影响、破坏文物古迹的现象，他就会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要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设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侯仁之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他说：“昔日读书的时候，对人生有白驹过隙的感叹，而今想一想自己90多年的来路，反而感觉漫长而清晰，生活是这样的起伏跌宕，路转峰回……在我85岁的时候，我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话来自励。常常是想‘奋蹄"的时候却奋不了‘蹄"。我应该感谢我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我的夫人张玮瑛，数十年来相濡以沫，扶我走过风风雨雨，以至于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侯仁之：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籍贯山东，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燕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1962年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1952年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上世纪80年代，积极推动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那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但在北大师生的心中，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仁之则是一颗恒星。　　22日，得知即将迎来102岁生日的侯仁之先生辞世，燕园内，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上鲜花，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滴——　　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对于侯仁之来说，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关于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然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　　“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大运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提出重要建议——恢复后门桥的景观。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算是北大的一桩美谈了。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侯仁之，男，1911年12月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仁之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第一次在我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 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其还在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考察中，揭示了历史时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为沙区的治理，在决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侯仁之还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