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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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剧本

疫情。1、由于现在还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期，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有效防范和避免疫情扩散，保障观众和演职人员的身体健康。2、原定于2020年5月15日-16日在广东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不能按时举行，特决定取消本次演出。

昆曲，《长生殿》第三十八《弹词》【南吕·一枝花】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雕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哪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吓哈倒，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2013年4月，《蒋公的面子》入围现代戏剧谷2013“壹戏剧大赏”年度小剧场戏剧奖。 2013年9月，编剧温方伊获得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 2013年10月，导演吕效平、编剧温方伊获得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2013年12月，《蒋公的面子》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戏剧大奖。 2014年10月，《蒋公的面子》入围江苏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12—2014年）奖。

蒋公的面子背景音乐叫钟山春。蒋公的面子，开戏前放的是周旋的《钟山春》，其乐声有悠扬婉转，间显萧索悲凄之情。其辞令有感怀南京，劝勉军民奋起之意，观者稍入剧中情境。

蒋介石1943年出任南京大学（时称中央大学）校长，1944年夏辞去校长职位，改任永久名誉校长。 以最高军事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的，现代历史上大概也就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位。二战时，欧洲盟军总司令、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但艾氏是在解除军职后才出任哥大校长的，而蒋氏是在任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期间出任校长。这是蒋介石的“独创”，但这个校长却并不好当。“蒋公当校长当多了，以为什么校长都能当。”“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尚可。”《蒋公的面子》中几位教授是这样评论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陈立夫在其《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中记叙了蒋出任校长时的谈话：在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他找去了，那时蒋经国也在陪蒋介石吃饭。饭后，蒋向他提出了一个主意，蒋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陈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陈不赞成增加蒋的麻烦，所以这样说，蒋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陈不好意思不同意蒋试，于是就答允了蒋，以中央大学给蒋试，蒋介石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校长。他给学校带来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而最显眼的莫过于，大学校门口有了宪兵站岗，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 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①三江师范学堂至国立东南大学时期（1902～1927）②国立中央大学时期（1927～1949）③南京大学时期（1949～ ）。南京大学旧称：三江师范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另一个来源是金陵大学，从1888年汇文书院成立，至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金陵大学历经64载春秋。 （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 《蒋公的面子》主创人员/单位制作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编剧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导演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演员周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教师，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本科，南京大学艺术硕士赵超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教师，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本科，南京大学艺术硕士高仲伟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演员，主持人，司仪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张萌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本科，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刘昕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2010级唐彦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2010级李阔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2010级 黎姗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英语新闻专业2012级

董健：看南大校庆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1、史中有戏，戏中有史我很高兴能够在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期间看到《蒋公的面子》这出话剧，这是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中国的大学大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从1998年北大校庆起，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师动众，纪念校庆。但是不夸张地说，校庆发展到今天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过接待有权势的人来强化学校对权力的依附。本来，学校通过校庆筹资很正常，可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加进了商业的因素。今年，我们的校庆，学校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序长不序爵”，这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光讲“序长”恐怕还不够。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该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增加校庆的学术性和精神性探索，为我们当前的办学之路提供借鉴，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所制作的这个戏剧我觉得正好实现了这一诉求。这个戏从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们校史上的一些细节，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带给我们启发。该戏名为《蒋公的面子》，将1943年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这一历史事实作为题材。关于这段历史，过去我们无论从左还是从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这个戏的作者却勇敢地对此予以了处理，并且处理得非常好。从对待历史这一点看，这个戏写得比较真实。首先，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辱骂蒋介石。文革时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蒋，正如戏中所写的，叫他“蒋该死”。但从历史看，中央大学在蒋介石当校长的情况下仍是有发展，有成绩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其次，她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三位中央大学教授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时任道是一个带有左翼倾向，对国民党政治有很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则是另外一种典型，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在我们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原型。夏小山尽管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而言，他认为蒋没有做校长的资格。在戏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会上的一道菜。这个人物的性格被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卞从周则是一个比较官方化的教授，他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但他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中偏右的类型。作者描写了这三个教授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同态度，通过是否去赴宴，是否给蒋公这个面子将各自的形象刻画出来。更为可贵的是，戏剧作者对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把握。无论这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护蒋还是反对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这点恰恰是我们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可惜多年来被我们所忽视了。在1949年后，知识分子经过了历次运动，大学中的精神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举一个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泽东来南京接见知识分子，他就去了。回来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我的手，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他的这种感受是真诚的。前不久，我读到一些知识分子回忆自己五十年代时的思想状态，那种如坐春风的幸福感。这些感受既是真实的，但又显得多么可笑和可悲。可是我们在1943年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中看不出这种人身的依附，即便从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卞从周身上也很难看出来。作者把握住了这一点，写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失去了的东西，写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这非常难得。同时，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她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而是选择一系列的细节，充满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对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写他既想吃火腿烧豆腐这道菜，因而准备去赴宴，又不赞成蒋当校长，因此要求蒋改掉请帖中的身份，显得非常生动。在这三位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授，他们拥有自己的人格，他们看重自己的岗位，在统治者面前，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自由与独立的精神。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我觉得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2、才华与自由精神该剧的作者温方伊，只有二十一岁，是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本科生，现在正读三年级，能够写出这个戏，确实是不容易。在演出当天，吕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话说了关于才华的问题。我的确讲过这方面内容。我认为，就戏剧专业而言，研究和创作都离不开才华。但研究和创作需要才华的比重并不一样。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两分才华即可出成绩，但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所需要的才华比重则要大得多。那么才华是什么呢?这很难说清楚，才华并不仅仅是指聪明，尽管它包含了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有才华。我觉得，才华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一个聪明的人，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合乎规律的价值观。有一些聪明人，知道编剧的技术，会写戏，但他却找不到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找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戏与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戏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在公众面前的公开地、集体地亮相。这种自由精神，天生不会顺从现存的文化道德规范。简单地说，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捣点乱子”。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做戏。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讲的“狂欢化”恐怕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强调的正是这种民间对官方的否定，一种造反的精神。人们很喜欢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们不记得拿破仑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没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实际上没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样编不好剧本。从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精神。戏中，她所写的是两段生活，无论是1943年的那段，还是文革中的那段，离她本人都比较远，但她通过对一些资料的阅读，根据一些老师的回忆，比较真实地把握了这两段历史。更为可贵的是，除了表现历史的真实外，温方伊还能够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来观照那两段历史，使之与今天的现实发生碰撞。这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想到的却是今天的现实。演出中，我注意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用笑声表达对戏中内容的接受和赞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有台词抨击政府腐败时，全场反响非常强烈。之所以引起这种反响，事实上体现的是观众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感受。观众对今天腐败的感受与戏中的历史呼应了。所以我觉得，才华就是指一个作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同时，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成功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可以说温方伊做到了。从技术层面看，能够编写剧本的学生在很多学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能找到这样有才华的学生。有些人很聪明，能够写出一个干干净净有戏剧性的戏，但未必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南大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当前的状态，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如果这样的题材让北大的新左派教授来写，恐怕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传统。在20世纪初，南大与北大相比是比较保守的，当时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有过多次的论战，以至于人们或许以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实上，有一点必须澄清，尽管在一些激进的口号上，学衡派的确与北大知识分子有分歧，但在对待现代化这一总体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学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国，主张开放，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一点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庆一百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立人为大学之本》，谈了南大的传统。尽管我们没有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共产党的创办人，但在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这些方面，我们与北大从来都没有区别。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这种独立、自由精神一共经历了五次破坏。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大的损伤可以说是最厉害，法学、社会学等等被认为是危险的学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个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大学精神的人，一旦公开地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国性的大灾难，南大也不能幸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这是我亲自经历的，感触极深，这几年推行比较左的一套，对南大的科研教学的基本精神带来了破坏;第五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但南京大学却依然保持着这个线索不断，仍能够不绝如缕地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在《怀念高华》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独立研究的立场与有关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尽皆知，这里不谈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应学梨(蒋广学)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当时遭到“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而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学坚决抵制“清理文科”的行为。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人再好意思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这五次冲突正是南大精神传统的体现。即便在目前大学精神普遍萎靡的情况下，南大还能有这样的学生，写这样的戏并且制作演出，为大家所接受，这也正好说明南大自由精神仍存。3、关于两个时段的对比这个戏通过暗转的方法不断表现两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一个时段是讨论是否给蒋公面子去赴宴，另一个时段是表现1967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态。从分量上看，文革的这段处理显得不够充分。作者温方伊来访问我的时候，我曾建议，描写这段历史最好应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过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结，觉得给政府当花瓶很光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很喜欢领导重视”。记得在文革后期，我开始被重新使用。江苏省委的刊物《群众》约我写稿。我就按照当初“评《水》评《红》”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杂志编辑部告诉我说，这是省委书记许家邨亲自审阅定稿的，并且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建国后，领导的欣赏、表扬、重视，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动力，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产，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我曾读到一个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会议，想要主动与一个青年握手，结果被那个青年断然拒绝。在我们中国，这种文人的依附性有着很长的文化传统，过去皇帝要召见，不管是怎样坏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恩宠。但在1943年，情况已经所有不同，蒋介石请吃饭，教授们却开始讨论是否给他这个面子，这是带有极大主动性的行为。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经过了20世纪初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所以我就想，能否将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做一个对比。这样的要求从编剧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难。1943年的教授到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的这个本子将时间选择在文革，我觉得对比性还是不够，处理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如果能把这一点改的更好一些，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发扬我们的大学精神。 简评 专程从北京坐火车，第一次到南京，居然是为了一部戏——《蒋公的面子》，而这部戏，绝对值得你以任何方式赶去观看。仅从编剧角度而言，讲中国故事、如此有文化、有生活的剧本，近年仅见，却出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孩之手，令人击节赞叹，叹为观止！这部戏，只在南京演，是中国戏剧的损失。 二、系统点评评家：水晶■剧名：《蒋公的面子》■编剧：温方伊■导演：吕效平■时间：11月23日－12月3日■地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大礼堂■指数：★★★★☆☆■点评：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国故事了，全无搞笑，观众却一直在笑，又笑中带着忧伤。作为一部南京大学建校110年的纪念作品，《蒋公的面子》离“主旋律”这三个字很远，却离戏剧的本质很近。该剧创作灵感，来自流传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轶事。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为笼络人心，准备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三人中，有人痛恨蒋之独裁，却又因为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有人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好美食，听说席上会有难得的好菜便难抑激动；有人支持政府愿意赴宴，却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20多年后，三人再次见面，谈论当年到底去没去赴宴，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一部舞台上少见的文人戏，以三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议题辩论、哲学对话和一层层掀开的内心面纱，交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洋洋洒洒，诙谐流畅，民国时代几位不同类型的学者，跃然台上。而与之相对照的20年后，三人都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在牛棚里聚谈往事，那些罗生门似的回忆，都消失了光影，他们曾经飞扬的精神，也一同委顿。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国故事，全无搞笑，观众却一直在笑，又笑中带着忧伤。而这样一部戏，却诞生于近年来连戏剧都很少上演的南京。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吕效平执导的该剧，已经连续上演近30场，场场满座，创下近十年来南京戏剧舞台上的奇迹。更令人称叹的是，这部作品的编剧，出自当时年仅21岁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本科三年级学生温方伊之手。她将剧中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话语、抗战期间穷教师的拮据生活、“文革”时被打倒的文人们胆战心惊等不同的时空与人物、画面，书写得精准而清晰。剧中人物的对谈往往看似信马由缰，却又总是被恰到好处地拽回戏的核心。哲学与菜谱齐飞，古籍与麻将共舞，话题的交错与情节的起伏，细细铺垫的剧情，如剥洋葱般，越到后面，越辛辣刺激，引人笑中带泪，泪中带思。“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两句杜甫的诗，用作了台上的对联。“自去自来”是文人的理想，“相亲相近”是理想的文人。然而，文人亦是普通人，在面对战乱流离、贫困的生活和完全失去自由的各种困境时，人心最深处的欲望与念想，终会浮出水面，无论它曾经隐藏得多么深。《蒋公的面子》用一种云淡风轻式的表演，既展现了民国文人穷酸倨傲的一面，又让人看到他们可爱单纯的另一面。而在动荡的大时代面前，个人的那点小心思，又显得如此令人怜惜。无论是吃一碗面，还是保住9箱绝世的古籍，都同样难。而且，这部戏并未仅仅止步于“民国”，虽然戏份不多，但剧中同置于舞台另一侧的“文革”场景和剧情，分量同样四两拨千斤。三位白发的老者，对于往事争执不休，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锐气与理想，困顿在无家可归的绝境之中。这无家可归，不仅仅是实体的“家”之丧失，更多折射出“精神”的无着无落。坐在台下的观众，则通过他们自身的观看与内心反应，补充了“当下”与戏中两个时代之间的连接。《蒋公的面子》上演至今，已经不仅是南京大学的师生和当地观众前往观剧，而是发展到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观众慕名前去。我本人就是专程坐着火车从北京去到南京看这出剧的。导演吕效平说：这样一部学校里的“学生戏”，之所以火，是“因为它回归了戏剧艺术，超越了说教，达到了喜剧的高度”。在我看来，这部戏，绝非“喜剧”一词所能简单概括，与当前中国戏剧市场大面积泛滥的各种爆笑喜剧相比，《蒋公的面子》堪称是一部真正有养分、有氧气的喜剧，它所引发的每一次笑声，都不是由挠痒痒式的简单搞笑或低俗包袱所带来的。它的笑，是思考后的笑，是会心的笑，也是一种观众心灵与舞台角色真正相互理解后的笑。这种笑，比悲剧还要有力。

《蒋公的面子》创作灵感来自流传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轶事：1943年蒋介石初任南京大学（时称中央大学，因抗战内迁重庆、成都等地办学，建国后更名南京大学 ）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夏小山、时任道、卞从周）共进年夜饭，这使教授们非常为难，三人中，有人痛恨蒋之独裁，却又因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有人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好美食，听闻席上会有难得的好菜便难抑激动；有人支持政府愿赴宴，却又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为此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中，他们必须交代是否接受蒋宴请了，三人再次见面谈论当年到底去没去赴宴，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真相难觅，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1943年，蒋任中大校长，请中文系三个教授吃饭，确有其事，人物原型分别是曾任中央大学及更名后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的胡小石与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中凡，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胡小石、陈中凡以及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代表人物，并称南大中文系“三老”。 《蒋公的面子》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和南京大学硕士剧团制作。编剧温方伊是南京大学戏文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也是南京大学招收艺术类本科生的第一届学生。演员由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的师生和南京大学戏剧专业MFA担任。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序温方伊《蒋公的面子》吕效平　　　■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上说，《蒋公的面子》几乎没有给当代中国戏剧带来任何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剧本是模仿的，导演是业余的，主演是几个“80后”。它凭什么博取如此轰动的名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能够把自己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　　■在编剧看来，教授们的道德困境是“永恒存在的”，她把教授们的道德困境这种令人泪下的卑微存在，做得令人捧腹，这是她的大成功处，也是《蒋公的面子》的大成功处。虽然写的是民国旧事，但从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说，它实际上是一次对于现代化的展望。　　在我开始写作此文的时候，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演出公司告知：7月11-14日上海演出的6场戏票卖完了，一张也不剩了。这是上海的第二轮演出，原计划演4场，出票太好，加演两场，票又卖完了。这6场演下来，就是第78场了。从去年首演到今年7月14日，整整14个月。　　虽然在创作之初，我们野心勃勃：要用这个戏与中国当代的大学教育制度对话，与大学教授们的精神状态对话，与中国当代的主流戏剧对话；　虽然在去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那座我们剧中未出场的主人公蒋介石演讲过的礼堂演出第二轮的时候说过，“如果《蒋公的面子》演到30场，它就会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如果它演到50场，就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　虽然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颁奖的那一天我说过，“这个由中国剧协操办的大学生戏剧节剧目的总和也抵不上我们这一部戏”；　虽然我反复地说过，“如果你知道当今中国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戏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它仅仅是一个三年级戏剧专业本科生的习作”……我还是没有料到当代中国对我们这部戏如此热烈的接受程度。目前我们已经走过了上海、广州、深圳、北京、苏州、西安、成都、武汉、长沙、南昌，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一票难求”，下半年我们还将去杭州、重庆、郑州、昆明，还将在北京、西安、成都、武汉演出第二轮，还将去美国，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为华人演出一个月。　　有记者问我：“南京有多少话剧观众？”我说：“不超过5000人。”记者又问：“你们在南京演出了多少场？多少人看了戏？”我说：“44场，大约3万人次看戏。”记者问：“多出来的25000人怎么解释？”我被问住了。联系到北京观众的情况，我突然醒悟过来：实际上进剧场看我们演出的观众有一大半大概10年、20年没有进过剧场看戏了，他们和当代中国话剧几乎并不发生关系。确切地说，《蒋公的面子》并不是在吸引话剧市场既有的观众，它的每一场演出都是在给自己开发新的观众资源。　　于是，我注意到：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上说，《蒋公的面子》几乎没有给当代中国戏剧带来任何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剧本它是模仿的《哥本哈根》和《艺术》，导演是业余的，主演是几个既缺少演出经验也缺少知名度的“80后”，舞美连灯光一辆五米小货车就装上到处跑了。上海一位教表演的女教师说：“你不就是要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人格吗，可是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有什么呢？”北京一位戏文专业的男教师说：“这个戏的编剧、导演、表演、舞美都没有什么呀，可以在非专业高校演演……”一位戏剧学院的博士生说：“不就是个相声剧嘛，可是比不上郭德刚啊，也比不上周立波。”一位“专业”话剧观众说：“观众太业余啦，有什么好笑的呢？真不懂他们从头到尾笑什么！”　　也许，业界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蒋公的面子》　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任何新东西，它凭什么博取如此轰动的名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能够把自己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大把地”赚取赞誉和票房？　　我们的舞美是简陋和粗糙的。它的最大亮点，也许就是根据剧本要求，悬挂的两副对联：一副以“空袭无常，贵客茶钱先付；官方有令，诸位国事莫谈”提示现实，一副以“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描绘理想。除了借助观众的想象提供人物1943年和1967年的两个活动空间这一基本功能之外，它没有任何能够令人为之一振的东西。不料却也歪打正着，对照当今官制戏剧“工程”舞美动辄百万，竭尽奢华，压过表演艺术和剧本内容风头的“时尚”，却也另有“无为而为”的深意。我们在南京江南剧院装台时，剧场工作人员说：“就这辆小车吗？公家剧院看到要哭了。”在广州装台时，剧场工作人员的说法刚好相反：“人家演话剧的要笑死了，他们都是至少三、五只集装箱。”　　作为这个戏的导演，我的短项是缺乏导演的专业训练与经验，而我的长项却是作为温方伊创作的指导老师，我比可能的任何导演更懂剧本的人物和立意。索性老老实实帮助演员读懂剧本，塑造性格。　　这个戏的演员与剧中人物的年龄、阅历、修养、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相差甚远，表演上有相当的难度。但好在剧本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三位民国教授的性格，这就为主要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具体的目标和充实的内容，比较那些叙事、抒情，展示思想但不塑造性格的表演另有一种境界。一年多来，周雨、赵超和高仲玮三位主要演员始终都是努力的，毕竟经历了70余场从未懈怠的演出，和去年相比，他们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根据塑造民国大学教授的要求，他们提升表演艺术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如果仅从具体的戏剧情境看，他们已经融入了人物性格，在舞台上真正相信自己的扮演，并且总是能够成功地征服剧场。　　总之，这个戏的舞美、导演和表演都在试图消解自己，把自己隐身到剧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里去。因此，对于这个戏的舞美、导演和表演“不作为”的批评实际上都是不无道理的，可以讨论和接受的。　　在所有对于《蒋公的面子》的批评中，那些否定其剧本价值的批评，最难藏拙。　　自电影出现并成熟以来，尤其是电视普及以后，西方戏剧艺术家一直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当民众纷纷涌向电影院的时候，当家家户户拥有每天播放20个小时以上节目的电视机的时候，戏剧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中国的戏剧界非常熟悉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演员的个人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　中国戏剧界也非常熟悉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首先是法国的阿尔托和德国的布莱希特，然后是格洛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他们把以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从讲述故事、塑造性格的戏剧文学的统领下解放出来，使其获得了独立于文学，甚至高于文学的价值。一面是当代中国主流戏剧仍然沉溺于100年前的陈旧戏剧观念，一面是中国都市的民间戏剧特别热衷于贬低戏剧文学，展示剧场艺术的魅力。当代中国戏剧界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即使是戏剧文学，西方戏剧也找到了一条影视时代的生存之路。这就是把灵活的镜头叙述所擅长的情节信息降低到最低量，而把当场的剧场艺术所擅长的情感煎熬推向极端。这也就是：直接在剧场展示人与人的精神格斗；　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智利的《死亡与少女》、英国的《哥本哈根》、法国的《艺术》和苏联的《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青春禁忌游戏》）都属于这一类戏剧。温方伊并不隐瞒她临摹了《哥本哈根》和《艺术》。和《哥本哈根》与《艺术》一样，《蒋公的面子》也是不怕“剧透”的，因为它把情节简约到了最低量，它所做的比较纯粹的就是几个人物的精神格斗，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衡量这一类戏剧，要讨论的不是它的情节够不够“量”，而是它所表现的人物的困窘和焦虑够不够“度”。有几家电影公司跟我们谈到改编电影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蒋公的面子》仅仅属于剧场，如果不添加情节，它在电影院里是不大会成功的；　但如果添加了情节，它就不是这一个《蒋公的面子》了。　　戏有“匠艺”和“才子”之分。“匠艺”之作，看着好玩，看过就忘了；“才子”之作，则在剧场不能“抓人”。温方伊的剧本，兼具匠艺和才气。时任道和卞从周各“诈”了一“和”，这两个“包袱”，可谓匠人把戏。戏剧的“匠艺”之一，是在剧场当着观众的面，把一件几乎决不可能的事情实现了。例如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出征前在威尼斯元老院为自己爱情辩护的时候，奥塞罗夫妇是一对多好的夫妻！倘若这一对夫妻散了，天下的爱情和婚姻真是都靠不住了。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奥塞罗就杀了苔丝德蒙娜。这个“颠覆”的过程，居然如此令人信服，“摸上去一个疤痕都没有”。《蒋公的面子》的成功“匠艺”，是让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跟蒋介石有公仇私怨，绝不肯与其同桌吃饭的左翼教授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在所有对这个戏的批评中，迄今还没有人批评这一“颠覆”的过程不可信。随后，温方伊又把时任道翻了个个，让他重新回到原先的立场。有一个说法：“话剧，就是听聪明人说话。”把话说得聪明，就是才气。剧评人水晶说这个戏“哲学与菜谱齐飞，古籍与麻将共舞”大概也是称赞作者的才气。不过，更重要的才气，是在情节之外，举重若轻地刻画性格。亚里斯多德不主张在情节之外直接描写性格，照他这个原则做出来的戏，应该都是“匠”气重而“才”气薄的。温方伊的才气，在往往用一句话写活了性格。例如夏小山说“你看他难受，就看菜好了”。这类简化了情节，炙烤灵魂的戏剧，比情节含量饱满的传统戏剧更需要描写性格的才气来填满。时任道和夏小山关于他们昔日“绝交”及其治学态度的争吵，非关蒋公的宴请，在剧中实际上是“闲笔”。“闲笔”就是非“匠艺”的，要做得好，须得“才子”。　　《蒋公的面子》在文学上多次遭遇的批评，是“它所描写的三位教授低于当代知识界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有人希望这个戏写出“一流”的知识分子，而夏小山为一碗好菜便放弃了“不与不配做校长的校长吃饭”的原则，时任道为几箱古书，便改变了不与欠下血债的独裁者同桌的立场，他们为“物”所“役”，都不能算一流的知识分子。我在给温方伊他们上课的时候一再讲到：戏剧应该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表现人类在道德上的困境，在伦理能够搞定的时候，戏剧便失去了“诗”的高度，变成道德教化的工具。中国话剧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易卜生的误读，“社会问题剧”被当成易卜生的全部，当成戏剧的正途。因此，中国话剧“战斗传统”的资源远远大于其能拥有的“诗学”传统资源，以致它在从专制制度的反叛者沦为维护者时，几乎毫无反省与抵抗的能力。我们创作《蒋公的面子》，意在与中国当代主流戏剧对话，如果我们真的去歌颂所谓“一流知识分子”，描写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道德英雄，我们就会沦为与当代主流戏剧一样的“伦理应用文”，由此而失去与其“对话”的资格。必须把戏做成“诗”，才能获得与当代戏剧“应用文”对话的说服力。怎样才能成为戏剧的“诗”呢？唯一的途径是做成悲剧或者喜剧。一切正剧，都是伦理学或者社会学的“应用文”。悲剧和喜剧，都是表现人在天地间的卑微、荒谬与无奈，表现人类道德的虚伪和无济于事。当我们忧伤地表达这一内容时，我们呈现的是悲剧；　当我们超越了我们的忧伤，理智而幽默地表达这个令人忧伤的内容时，我们便创作了喜剧。我曾向杭州的洛地先生介绍《蒋公的面子》的创意，这位深通戏剧艺术的前辈学者立刻说：“你的大幕落不下来。”他的意思是：如果三位教授最终去和蒋介石吃了饭，这个戏一定是缺乏诗意，令人厌倦的；如果三位教授最终不去和蒋介石吃饭，这个戏也会是缺乏诗意和令人厌倦的。　　“给不给蒋公面子”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困境，无论教授们怎样选择，他们都有给自己辩护的理由，也都有自扇耳光的理由。在温方伊的初稿中，时任道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拒绝蒋介石的邀请。然而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变化的人物，怎么能够成为一出戏剧的主人公呢？！可是，当温方伊成功地修改了剧本，令人信服地让时任道说出“去，吃火腿”时，我在排练场却感觉非常沮丧，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错了，我们倒向了当今盛行的犬儒主义。这样的话这个戏还不如不演！幸好，温方伊在第五稿中同样令人信服地让时任道又说出了“我的面子比天大……我的书，你们谁能弄回来归谁，我不要了”的话，使是否吃饭，成了一个无解的历史谜团。卞从周和时任道，一个站在现实的污泥浊水中，一个站在理想的灿烂光环里，他们一面为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骄傲着，一面却也羡慕着对方，焦虑于自己未得到的东西。这便是他们的喜剧性。卞从周和时任道给剧场的观众带来了欢乐，但他们自己却一直在生着气，并不快乐。夏小山的喜剧性高于他的两位同事：除了对把他看成一个“吃货”感到恼火外，他始终是快乐的。世间无大事：书楼被炸，并不值得惦记；绝交书不算什么，还可以再写一份复交书嘛；“不陪不配做校长的校长吃饭”的原则，其实抵不过“昨天我刚在课上对学生说不承认蒋校长”的面子问题；实际上，面子也不一定重要，还有火腿烧豆腐呢！在精神上，夏小山比他的两位同事潇洒和自由得多，但毕竟是大学教授，夏小山还没有完全沦为口腹之欲的奴隶，他还坚持着要蒋介石“把请帖上的校长改成院长或者委员长”的底线。他坚持这个底线的动机，像孩子一样地天真，竟全然没有想到国家元首会更在乎面子。我很高兴《蒋公的面子》　没有做成一个向观众进行道德“喊话”的剧本，而是表现了人的道德困境，实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剧本中的“对话”，并因此而“诗”意盎然。　　钱学森先生曾问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60年来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蒋公的面子》　试图参与讨论钱先生的临终追问。大学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教育机构，而且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动力源之一，必须奉行肯定个性，解放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任何以上帝、礼教、国家、阶级、社会，甚至革命的名义要求个人屈从和奉献的做法，都是“中世纪”的，反现代性的。于是，我们面对的悖论就是：如果我们的戏剧主人公在选择“给不给蒋公面子”时，其出发点是个人的“面子”与嗜好，他们便失去了对于“权力”的道德制高点；如果他们在选择“给不给蒋公面子”时，以现代化的原则，即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为其出发点，实际上他们就还是消解了“个人”，变成为社会进步而战，这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这个悖论也是我们所无法走出的道德困境。　　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察觉到自己的道德困境。囿于宗教或礼教信仰的人，沉溺于乌托邦理想的人，永远不会察觉到自己的道德困境。只有自由而强悍的人类精神才能察觉到人性与人之存在的荒谬。“诗”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达到“诗意”高度的戏剧作品也必然是人之精神的产品。在温方伊看来，教授们的道德困境是“永恒存在的”，她把教授们的道德困境这种令人泪下的卑微存在，做得令人捧腹，这是她的大成功处，也是《蒋公的面子》的大成功处。　　但是，这种戏剧的“诗意”也仍然是艺术层面的雕虫小技。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门坎前。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解放。中世纪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权力与个人孰先孰后。《蒋公的面子》虽然写的是民国旧事，但从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说，它实际上是一次对于现代化的展望。处于现代化门坎前的权力无比焦虑，它既十分傲慢又无所不在，而站在现代化门坎前的个人却又敏感而“傲骄”。“给不给蒋公面子”的话题慰藉了现代化门坎前那些深感权力傲慢和无所不在的敏感而又“傲骄”的个人。这是《蒋公的面子》的历史机缘。　　我们做得很少，历史或许给我们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