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地名。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这个地方击败了罗马军团，并侮辱性地强迫战败者通过“轭形门”，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即痛苦也必须通过之意。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典故来比喻我国的人口发展？刘坤亮说，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状态，按经验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副作用，所以把人口老龄化视作“卡夫丁峡谷”。 他认为，中国选择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无可规避地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痛苦和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用这个比喻，提醒人们要从容应对，考虑采取相应措施，才能保持社会在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在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一位学者也以审慎严峻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人口的发展，他就是著名人口学家穆光宗教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的人口政策正在面临又一次抉择。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发展，人口问题的转型，讨论人口战略的意义已日渐凸显。在历史的关口，探讨我国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 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说，我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的时刻，是应该对未来生育政策进行探讨了。 1、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的挑战 刘坤亮认为，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卡夫丁峡谷”是历史的必然。他解释说，试想，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增长而保持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变，那么中国目前至少是16亿人口，往后还要增长多少亿人口难以预料。这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就目前13亿人口的状况为参照，可以推想其不堪设想。 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分别是：1953年为4154万，1964年为4225万，1982年为7664万，1990年为9697万，2000年为1.3亿。21世纪上半叶，由于健康措施的进一步落实，人均寿限有望再延长，我国老年人口将加速增长（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出生率的3倍）。 因此，未来三四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还将突破2亿、3亿、4亿，老年人口的份额最终将占到全人口的1/4，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且高龄化趋势明显，这是空前的、历史性的。 全国老龄办不久前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制度等各种准备严重滞后。中国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滋长，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21世纪下半叶，中国仍然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专家分析认为，对此我们还有调整的机会，即国际通称的“人口机会窗口”。这一时期，两个人负担一个无劳动能力的人，社会负担不会很重。在2033年，这个机会窗口将关闭，但劳动力人口还在上升过程中。201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将达到峰值9.3亿。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2、人口结构从“获利”转入“负债” 有关专家指出，应当注意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的问题，这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 他解释说，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人口获利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该趋势至今持续了20多年，已近尾声。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人口获利期”终结以后，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期”。 何为“人口负债期”？专家解释说，当一个社会劳动力廉价优势丧失，劳动年龄的人口少于非劳动年龄的人口（老人和孩子）时，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即进入“人口负债期”。有专家估计，从现在算起，10年左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 “人口负债期”意味着什么？人口专家预计，1990年出生的中国婴儿，在2013年大学毕业时，将跨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概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这预示着中国已经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 “人口红利期”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与此同时，快速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给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人口的持续低增长又使“人口负债期”的到来近在咫尺。 有关专家提醒，老龄化的问题提示社会——如果过去的人口政策更多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进入21世纪后，人口的素质和结构更值得决策者关注。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到问题严重到“不可逆转”，就来不及了。 3、家庭安全适度生育的伦理底线 人口专家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使得中国人口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1‰，死亡率为6.4‰，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6.01‰。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的最高峰，此后可实现零增长。 但是，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些人口学家认为，我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社会提前到来，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劳动人口趋向高龄化等问题。去年年末，在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学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中国未来人口政策该如何抉择”、“现行人口政策应否调整、如何调整”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热点。 穆光宗教授告诉记者，去年，一位湖南长沙女工写信给他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我们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我们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这封信深深地触动了穆光宗教授，他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比如，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穆教授说，应该看到，独生子女家庭是脆弱的。据全国范围一项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孩子遭遇不测夭折的比例为0.4％～2％。“这个比例不是小数目”，穆教授说。 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这是近年学界探讨的难题。试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穆光宗认为，在人口问题上有三个重点必须考虑：一、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确保社会的发展，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越难回避。 二、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褊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三、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他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应该考虑人们的生育意愿，适度考虑在城乡允许生“二胎”。 4、数量时间性别生育行为的“三维性” 关于生育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所专家郑真真研究员解释说，人口的生育水平一般用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来测量。出生率是测量人口出生强度的指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一般为1年或5年），相对于该时期的平均人口，有多少新出生人口，用千分数表示。 在生育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出生率可高达40‰以上。1949～197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基本都高于30‰，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至1980年已经降到18‰，随后呈现波动和徘徊，在1990年后又开始呈现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至2004年已经降到12.29‰。不过，全国的生育水平并不平衡，呈现由东向西逐级升高的模式。 总和生育率是另一个测量生育水平的指标，由于该指标不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被更多地应用于描述人口在某段时期的生育水平。 郑真真研究员说，一般情况下，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2.1时称为更替水平，即高于这个水平会引起人口增长，低于这个水平会导致人口的负增长。根据不同的计算和估计，近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1.8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生育行为相似，平均每对夫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不会超过两个。这种低生育水平所产生的长期趋势就是人口的持续下降。 郑真真说，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可以理解为在生育模式转变和人口转变过程方面的时间差异，以京津沪为典型的都市模式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以下；以辽宁和浙江为典型的东部，生育水平的下降晚于都市，但已经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安徽、湖南、河南等人口大省的高生育率持续了更长时间，目前也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西部当前的生育水平仍然相对较高，但是这些地区人口比较少，对全国的影响不大。 据郑真真介绍，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出生率，都是衡量一个时期特定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其表现形式为生育的数量。而人的生育行为除了数量之外，还有生育的时间和生育子女性别的变化，即生育行为的三维性。如果生育数量不变，但生育时间变化，就会影响到对这个时期的生育水平测量。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育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提前，对当时生育水平的升高有一定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妇女初婚年龄越来越晚，因此导致了初育年龄的推迟，生育年龄的推迟对这段时期的生育水平持续降低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生育水平下降同时，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非正常比例。 5、生育意愿“负增长惯性”值得注意 郑真真研究员谈到，对生育率下降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城乡普遍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1970年后的第一个10年，我国生育水平大幅度地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65～1970年的6.1下降到1980～1985年的2.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80年的11.87‰，创造了中外人口史上的奇迹。1990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作用的平衡产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总和生育率在徘徊了10年之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下降。 由于我国控制人口的国家政策在短时期内不会有重大变动，今后数十年的生育水平基本会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同时，各种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也显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基本不会超过更替水平，大部分被调查的育龄群众都认为理想的子女数是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少部分人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只有极少数人认为理想子女数应当是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 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在北京和上海独生子女当中进行的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要两个孩子。根据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判断，我国生育率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郑真真指出，应当认识到，生育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并不一定有利于人口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惯性相同，人口负增长也会有惯性。人口增长的惯性是由于有太多的育龄妇女，即使在较低的生育水平下也会有较多的新出生人口。而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则是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育龄妇女，即使提高生育率也无法在短期内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其后果是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6、两种“人口观”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 “今后人口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数量，人口素质和结构等问题也值得重视。应该把人口问题纳入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全盘考虑、科学决策。”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出了这样的信息。 有关专家指出，放开“二胎”的“新人口观”已有迹象。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好三件大事，首先就是“要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战略的“重心转移”。 围绕着人口政策，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这种低水平并不稳定，如果放开生育，反弹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不会改变。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已经降得很低，为了避免过早老龄化和经济衰退，应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持这种观点专家的典型意见就是放开“二胎”。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什么水平？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0年的研究表明，1.8的生育率可能是被高估了。据该中心课题组测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后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如1990年已低于2.1，那么14年后中国不可能还有1.8的总和生育率。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10年来生育水平估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生育率在1.3～1.6，这意味着生育率在近10多年里，是“持续偏低的”。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要在国家需要和个人意愿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有专家指出，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的人口状态（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使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这是理想主义。现实的情况是“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10年，中国必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一位专家肯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