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

柴静的勇敢，让她收获了新闻真实的温度，直面那些病人后，她也终于理解了恩师所说的媒体人的使命。她说:"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就这样，在死神的镰刀下，柴静成功完成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接下来的十年央视生涯，从《新闻调查》到《面对面》，再到《看见》，柴静成了央视的台柱子之一。03柴静比其他人更用功，她将每一个选题,每一段国内外采访的对话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都会提前很久就做好联系的准备。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她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恩师陈虻对她说，想当好尽职尽责的媒体人，就先要做一个合格的人。十年间，柴静在生死之间徘徊游走，镜头底下被她记录的包括汶川地震、矿难现场、征地拆迁、家庭暴力等热点事件，都迅速得到了关注。这个过程中，她收获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抛开所有的新闻热点，这些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人物，他们其实与我们无异，也是一个具体的人。人性两个字润物无声地浸沁着她的内心，并在那里聚成了一片巨大的湖。2013年7月，《看见》停播后，柴静也离开了央视。她把在央视的十年经历记录成实体书《看见》，并出版发售，那时候几乎人人一本，成了年度最畅销书籍。书里记录了她十年间的反思，也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十年变迁，用柴静自己的话说:"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042014年离开央视后，柴静的身份变成了一位母亲。不幸的是，女儿还没出世就患上了肿瘤，一出生就要接受手术。而病因是因为一年前中国那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的大雾霾。那时候她置身其中，却和大多数的人一样浑然不觉，只是嗓子难受，咳得睡不着。成为一名母亲之后，柴静说，"以前你可以不去在意，但当你要开始对怀里这个生命负责后就不一样了。"视频部分截图▼女儿所面临的悲剧，让柴静想到了自己漆黑黑的童年，也想到了她曾经采访一位小女孩时，女孩那天真的眼神和童稚的语言。在那个时刻，她感受到的是深刻的无辜，这一切不该是孩子所承受的。于是她开始调查，她必须让女儿，也让所有人知道，雾霾是什么?它从哪来?我们能怎么办?一年中，柴静奔波于中国、美国、英国，现场调研，查阅文献、拜访专家，和同伴一起拍摄、编辑视频，最后形成一部纪录片。这前前后后共计花费的一百万人民币，是柴静所能拿出的全部身家。一年奔波最终成型的《穹顶之下》，不仅凝聚了她多年的采访经验和对新闻的敏锐度，更是几乎耗尽她所有的身家和人脉。短短的103分钟里，柴静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还是试图让我们和她感同身受。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出人意料，但好像又在意料之中。从全民话题到非议，柴静和她的《穹顶之下》只用了六天时间。随之而来的，是方舟子的斥责，网友们的谩骂、质疑、批评等等。所有人都踩着《穹顶之下》的尸体，在恶意揣测的言论中享受着病态的快感，他们哪里会注意到，柴静手里紧攥着演讲稿的一角，上面写着:"我已经不再是记者了，我早就是当事人了!"虽然如今的环境已不再是浓雾锁楼，国家和环境局开始严控污染，人民也逐渐关注空气质量，但是!那个曾向雾霾及其背后黑手宣战的柴静，已经被我们渐渐遗忘了...柴静曾这样描述崔永元，在这个时代里，他是唯一醒着的人。今天我们也想用这句话来描述柴静。如果柴静没有曝光黑心企业、没有自费调查环境污染、凭借她的努力和天资，她本可以在央视继续发光，可是柴静选择放弃。她用自己的前程和安逸的生活做交换，向黑暗奋力搏斗，只因为她看到了真相，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漠视。也许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理解了当初柴静的那句话，她不再是记者，我们也不再是看客。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尽管柴静已淡出公众视野，但她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永不消退。我们必须记得，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位有良知的媒体人，在为人民孤独的追逐着真相。毕竟，"穹顶之下"我们都是当事人。谁也逃不过。

美丽中国 美好家园我手握一支绚烂的画笔，在纸上涂鸦，每一笔都浓墨重彩，每一笔都富有激情，每一笔都闪烁着光彩。我在绘我的梦，我的中国梦。　　我的梦，是要让中国成为“美丽中国”。　　中国，一个饱经五千年风霜雨雪的悠悠古国，一个走过辉煌64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站在亚洲之巅的雄鸡，一个为世界锦上添花的新生命！自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光彩夺目！中国的地大物博、风景壮美，散发着她的迷人魅力。我爱置身于美丽的地方，所以我每时每刻都督促自己发奋学习，长大后让中国成为“美丽中国”！　　人们迈向小康的步伐龙骧虎步，汽车一辆辆上路，工厂一座座建起……城市里的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烟缭雾绕”之中。时间齿轮缓缓转动，神在云端轻轻吹了一口气，大半中国都笼罩在雾霾之中。　　雾霾，一个可怕的白色魔鬼！它盖住远处的青山绿水，遮住近处的车水马龙。它紧紧掐着中国母亲的咽喉，抓住她的心脏，北京。在一条幽幽的街道上，站定一会，脸上满是尘沙；注视一会，眼前一片迷茫……身边来去匆匆的行人啊，每个人都戴着密不透风的帽子，厚厚的口罩保护着他们的鼻喉，脖上围了不知多少条围巾，衣服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受到了衣服的束缚，人们走路一摇一晃，就像一只可笑的巨型企鹅。这恶劣的天气给人的影响委实是显而易见。汽车排出的废气，工厂腾起的黑烟，浪费奢侈的用电用水……一幕幕在我们眼前若隐若现。诚然！罪魁祸首还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美丽中国是不是要一去不复返了呢？　　关上正在播放雾霾新闻的电视，我擦干因梦想破灭而留下的眼泪，进入了梦乡。　　这不是刚才被雾霾席卷的街道吗？怎么和电视上的不一样呢？小心翼翼地踏着一尘不染的水泥地，我东张西望。街道尽头的一棵棵杏树，点点花苞竞相开放。树旁的居民楼，仿佛浮于粉海之上。树影筛出的阳光探进姑娘的阳伞，如同半梦半醒的眼波。姑娘如瀑布般的黑发垂至腰际，身上的雪纺裙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企鹅装”，裙子飘逸得似纷飞的彩蝶。我站在高处，蓝天白云在我的头顶流动，眺望着远处的青山，仿佛只是用绿色渲染，没有勾勒的水墨画那样，轻轻地流向白云。黄昏，天空泛起迷人的彩色涟漪。老人带着小孙子出来散步，他们已都不是“蒙面侠”，大方地露出快乐笑容，祖孙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这是我的中国梦吗？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美丽中国吗？　　是的！这就是的！这就是美丽中国！原来我心目中的美丽中国不仅仅是壮美的大好河山，还包括着我们最熟悉的我们身边的街道！当祖国母亲置身于雾霾的恶劣天气之中，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现在春暖花开，时光大好。让我们迈开轻快的脚步，带着工具，到荒山去植树！为郊外披上绿纱，叫风沙乖乖低头。高大的工厂烟囱不在冒出黑烟，工厂里科研专家们正绞尽脑汁，研究减排。学校门口，我别上光荣的团徽，拿着扫帚，和其他的团员们一起去社区义务劳动。一阵的忙碌，终于把街道打扫干净，我们互相击掌庆祝。回到家，看见爷爷正扶着爬梯，叔叔正在把费电的白炽灯换下，把发出温柔光芒的节能灯装上。第二天上学，同学小智正滔滔不绝地向同学们说着他长大后要发明一种环保汽车，用太阳能、风力、雨水等等来作为燃料……　　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计，我一策；你一行，我一动……“美丽中国”的城堡经过我们一砖一瓦的努力逐渐变得高大，我的中国梦的轮廓也从迷惘变得清晰。美丽中国，我相信在不久后的未来一定会实现。　　涂鸦纸上，那溅出的抹点是梦想开出的花。把雾霾赶出中国，让中国变得更加美丽，这是我的中国梦！　　美丽中国，我的中国梦！

　　位列五大名窑的钧瓷，是北宋时出现的一种最特殊的青瓷，历来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著称。传世的宋代钧窑绝大部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民间流传极少，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藏家爱这种五彩斑斓的艺术品，也因为它的难得一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的开幕，自然吸引不少人慕名观看。传世钧瓷也称为陈设钧瓷，多为花盆和花盆托等，颜色多种多样，这些色彩的形成不是人为可控的，而是一种天赐偶得的美丽，这也是钧瓷最独特之处。 　　官钧瓷器是为精品 　　关于钧瓷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明人著述中，但其大规模烧造的年代却在学界存在争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说，虽然现代考古学于20世纪初即被引入中国，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未普及。明代晚期以来，文人的论著多互相抄袭。到了清代，一些文献开始明确指出钧窑始烧于北宋，有的甚至还指出是北宋末年。 　　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文献所指钧窑，除了被现代研究者称作“官钧”以外，还被称作“陈设类钧瓷”或“数码钧瓷”，以免与其他盆、碗、瓶、壶等造型的所谓民钧类钧瓷相混淆。 　　存世的陈设类钧瓷主要为清宫旧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具体产地并不明确。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部门配合基建工程，对钧台和八卦洞窑址展开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出土的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残片，与传世品能相互印证，从而为陈设类钧瓷找到了具体烧造地点，在时间上也相互印证。 　　宋徽宗时，曾在钧台附近建立官窑。考古发现，这种被官家垄断烧造的窑口在古代钧州星罗棋布，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分布着一百四十多处。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钧瓷艺人纷纷弃窑逃亡。明万历时忌讳皇帝朱翊钧的名讳，钧州改称禹州。钧瓷烧造也改为民间小规模生产，不成气候。 　　禹州钧瓷研究所研究员阎立夫说，古书记载钧窑烧制：“共计一坯功，过手七十二”，也就是说一件钧瓷从采料、粉碎到设计、注浆、修刻、旋坯、对接、上釉等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作品是否成功不仅跟泥料、釉料、炉温等有关系，还受季节、气候、风向等的影响。一件钧瓷在烧制过程中很难控制花色，出窑后的形态无人可以预测，所以历来有钧瓷“十窑九不成”的说法，以至于后世民窑的烧造质量很难超越前辈。 　　说钧瓷无价，一方面指流传稀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很高的艺术价值，无论在造型、纹路、釉色上，钧瓷都出类拔萃，其中以官钧为精品代表。官钧，即为宫廷的陈设用瓷，以出戟尊和花盆为绝大多数造型。出戟尊整体分为三层，以十二条长短不同的泥条黏附于主体，分置在颈、腹和下颈部，每层四个，两两对称，上下呼应，泥条保留了一定的棱角，使流动的釉在直线棱角上无法停留而露胎，露胎部分呈红色，与其他处饱满的釉色形成鲜明对比。 　　钧瓷出戟尊是典型的仿古造型，全世界仅存10件，存世钧窑更多以花盆和花盆托造型示人。花盆是宋钧窑的代表作品，数量在北宋宫廷用瓷中占绝大多数，器物的造型也多种多样，有形同倒置钟形的仰钟式花盆，有线条优美的莲花式花盆，还有体态丰满的渣斗式花盆……这些花盆形态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口沿部都有一个平沿的枚口，有明显的深浅两道边，这主要是为上釉考虑，也成了钧窑花盆的一大特点。生产如此众多的单一造型，在宋代其他各窑中实属罕见，这与宋徽宗时建造艮岳山有关。 　　徽宗即位之初有方士言，皇城东北隅地势低，如果稍稍增高一些，则大大有利于皇嗣繁衍。徽宗听信方士，在政和七年（1117年）令人在皇宫内城东北部的上清宫之东，用人工堆起一座高山，初名万岁山。为建此山，徽宗劳师动众，征集民船为御用用来运送各种奇石异草。五年后万岁山建成，徽宗将此山改名为艮岳，取寿比南山之喻和祈仙求道之意。 　　钧窑烧制的各式花盆和盆奁，很可能就是为艮岳山中放置花木所用。1125年金人攻入汴京，艮岳山随之遭到破坏。这批宫廷瓷器后来被清代盛世的几位皇帝集纳收藏，成为宫廷古物，清末曾随其他大内珍品进入古物陈列所，抗战时期经历文物南迁，部分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横跨海峡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钧窑瓷器也有粗细之分。这部分宫廷花盆成为最早一批传世钧瓷，虽皆为花盆但造型各异，端庄大气、釉色丰富、制作精美。与之相比，出土钧瓷残片则呈羊肝色或香灰色，吸水率低，瓷化程度高。这些民间钧瓷在烧制过程中釉面融化下流，器底为芝麻酱色，形成了钧瓷紫口铁足灯草边的特殊装饰。 　　釉色千变万化 　　宋代钧瓷的过人之处首推颜色。古人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形容钧瓷色彩之多和窑变之美。 　　钧瓷最大贡献就是使用了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它改变了两千年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方法，这种窑变釉突破了陶瓷史上单色釉格调，利用还原焰烧制时出现复杂的窑变，以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和鹦哥绿最为名贵。不过这些钧瓷颜色名称多出自鉴赏家、收藏家及商人之口，久而久之成为习惯用语，并无专书记载。 　　专家把钧釉的乳浊度和色彩发生的复杂变化，从而使釉色绚丽多彩的现象叫窑变，产生窑变的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说与胎质和烧造工艺有关。 　　钧窑在烧成上采用素烧和复烧两道工序，在复烧时先用氧化焰，当温度到850℃釉面熔融时采用还原焰，由于铜的还原作用，使其出现五光十色美丽状态。红色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釉中含有0.1%―0.3%的氧化铜，还含有一定数量的二氧化锡；在天蓝、天青和月白釉中，氧化铜含量则极低；钧釉的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互相熔合的结果，钧窑的紫斑是由于在青蓝色的釉上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 　　收藏家马未都说，陶瓷上所有的颜色都是金属在高温下呈现的颜色。钧窑用铜作为呈色剂有一定的难度，铜在高温下会挥发，会变得没有颜色。当时钧州的神（音后）镇出产孔雀石，孔雀石含有大量的铜。所以就近取材，用铜做呈色剂，使钧窑在高温下呈现出红色。 　　理论上讲，钧瓷的呈色在入窑之前不能控制，窑变是进了窑以后，在烧造中才产生的，虽然经过工匠长时间摸索，慢慢在一定限度之内有所控制，但这需要高超的技巧。所以古人依然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来形容钧窑的本质。 　　底部刻数仍是未解之谜 　　早期钧釉瓷器以不带任何装饰，水天一色的素面器物为多，表现出淡雅悠远的色调。由于其釉色极近汝窑，也有学者认为其“代汝而起。”然而，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显示，钧窑和汝窑烧造时间大体相同，应该没有先后之别。 　　钧瓷的另一特征是紫口铁足，芝麻酱底，器表有开片。钧瓷釉面由于釉化冷缩，出现龟裂，升温后又重新弥合。釉面上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曲折纹路，似蚯蚓在泥地里爬行过的痕迹，自然多变，穿插迂回，故又称“蚯蚓走泥纹”，本来是一种烧造缺陷，却成为文人墨客辨别追逐的心头好。 　　“这个特征在民国以前无法仿出来。但近些年河南窑厂不停攻关，已经能把这些特征准确地仿出来，所以蚯蚓走泥纹在今天已经不是鉴定的绝对特征了，”马未都介绍说。 　　清代乾隆皇帝对瓷器的典藏非常用心，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从臣工持进、认看品级到决定陈设和收藏地点，无不按时依序进行。传世钧瓷底部镌刻的笔画纤细的铭文“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瀛台”等，就是由内务府造办处匠师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镌刻而成。 　　陈设类钧瓷底部、足内侧还多刻大写数字，从“一”到“十”均有。古人对其含义作过种种推测：如认为刻“一”、“二”者为上品；刻相同数字的花盆与花盆托配套使用；刻“一”、“三”、“五”等单数的为红色器。后来人们通过对传世品及出土物的排比研究发现，数字应是同类器物大小规格的编号，即器物越大编号越小，“一”是尺寸最大者。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曾在宫廷收藏的钧窑瓷器上模仿旧有数字加刻或改刻数字，如《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首领胡进忠来说，太监如意交钧窑花盆一件、钧窑盆涟一件、楠木罩油牌子三十根随等次号数单一件。传旨：着将花盆上二字改三字、盆涟上旧字磨去亦改添三字……钦此。”因此，对传世陈设类钧瓷上的数字也必须认真鉴别，不能一概而论。马未都认为，关于钧瓷所刻数字的种种说法，都没有十足的证据，这些数字的含义到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 　　雍正御窑仿钧 　　钧瓷珍贵因为它曾被宋代的宫廷垄断，专门派官员监办，工艺严格，对成品的挑选严格，不合格者就地打碎，民间只闻其名不见其物，工艺失传断烧。 　　清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康乾盛世的到来，使中国陶瓷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少量的传世钧瓷精品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雍正、乾隆等对宋钧情有独钟。雍正皇帝不仅收藏钧瓷，还命御窑厂进行仿制，如宫中造办处曾有“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钧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交年希尧照此瓶釉水烧造出来”的圣旨。 　　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门负责御用瓷器烧造的机构，窑址设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清代杰出的督陶官唐英曾在雍正七年（1729年）派心腹吴尧圃专程到禹州考察宋钧窑的配方和烧造方法，并写下《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记述当时情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次年八月将仿制宋钧瓷炉大小十二件呈览。雍正御批“此炉烧造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此后雍正时期仿钧釉瓷器的烧制再没有间断。 　　这类纯粹仿钧瓷的产品有各式花盆、花盆托，釉色、造型、支烧方法等均与原物如出一辙，显示出高超的仿制水平，有的故意不署年款，几能乱真；有的器物外底刻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雍正仿钧的成就有二： 其一是烧制成功釉肥厚乳浊、釉面带棕眼有蚯蚓走泥纹特征的玫瑰紫、海棠红、红斑快、天青、月白等仿钧陈设瓷；其二是创烧了雍正特色的窑变花釉瓷。 　　清代御窑厂在仿钧釉基础上烧造出“新紫、米色、天蓝、窑变”等新品种。如今，文献记载与实物已难一一对应，就存世遗物看，新品种有天蓝釉紫红斑（即“新紫釉”）、窑变釉和炉钧釉等。 　　天蓝釉紫红斑与“民钧”相似，是在天蓝色底釉上分布形状各异的紫红色斑块。窑变釉又称“钧红花釉”，是以铜红釉为底釉，其上覆盖一层含钴、铁、锰的釉料，烧成后五彩渗化，斑驳陆离。炉钧釉因“乃炉中所烧”的记载而得名，属于低温窑变釉，各种色釉交融形成五光十色的斑点或丝线状纹理。 　　在皇帝的威逼督促下，清代御窑仿制钧瓷已经达到“仿陈出新”的境界，雍正帝将自己极高的艺术品位昭示后人，这些“新得”之色也成为钧窑留下的传奇之一。 　　（资料来源：阎夫立《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马未都说收藏》、《关于钧窑与汝窑的若干问题》、《帝王与宫廷瓷器》等） 　　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北宋，高5.4cm，口径18cm，底径13.8cm。 　　花盆托呈四瓣海棠花形，广口折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浅腹，上丰下敛，平底，底下承以四个如意云头式足。盆托内施天蓝色窑变釉，外施玫瑰紫色窑变釉，釉面气泡、棕眼明显。乾隆时期除了在陈设类钧窑瓷器上加刻宫殿和地名外，还模仿旧有刻字在器物底部加刻或改刻数字。此花盆托底部不见旧刻数字，但一处磨釉明显，很可能是为改添新字而将旧字磨去。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宋，高15.8cm，口径22.8cm，足径11.5cm。 　　花盆呈六瓣葵花式。内外施釉，口沿以内呈灰蓝色，外壁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处釉薄呈酱黄色。外底刻有标识器物大小的数字“七”，并有清代造办处玉作匠人所刻“建福宫”、“竹石假山用”款识。 　　造型优美端庄，曲线起伏婉转，宛如一朵盛开的葵花，令人回味。器底清代造办处的刻字，表明了此件花盆在清宫中的具体用途，十分可贵。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宋，高32.6cm，口径26cm，足径21cm。 　　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圈足内壁刻数字“三”。此尊风格古朴、庄重，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