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趟逃不了的课，却不知从何谈起，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鲜衣怒马的一生还是潦倒窘迫的宿命，都必将面临永恒的诀别，生命终将走向何方，这不仅是宗教的终极话题、哲学的终极话题，更是每个人需要穷其一生去生、去活、去参透的意义。 古埃及从尼罗河的泛滥干涸、荣枯无常中悟出生命的虚幻，认为人的生命像尼罗河畔一株植物，终有归途，千年流淌的尼罗河在丰水季焕发出澎湃的激情，而在枯水季则进入凋亡的侘寂，古埃及对死亡没有任何忌讳，所有的建筑、艺术、文化都指向了S亡，孕育出辉煌的冥世界文化，他们认为，活着只是短暂的过度，而冥界才是真正的归途，所有的活都是为了最后的告别做冗长的铺垫，黑格尔评价埃及的生S观说：看不到的S亡却比看得到的活着更为圆满，他们的S从生获得了意义。 江户时代的霓虹孕育了武士道，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少见的异质文明，他们强调为了集体，可以毫不犹豫牺牲自我，通过每天数百遍的S亡演习，把自己催眠成一个抛弃生物本能的工具，他们认为人只是集体的一份子，面对荣誉和责任，生命本生毫无意义，所以要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在武士道哲学中，生命不再是唯一，人也不在是目的，都是实现责任的一种手段，无法实现责任是比S亡更可怕的事，在二战后期的阿图岛战役中，霓虹人把自己绑在一起集体玉碎，这种举动把USA吓得面如土色，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价值天堑。 而东方则隐秘的回避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思考，把它幻化成一种充满虚无的禁忌，这个终极的虚无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许多人一生也不敢触碰，，因为在最终的告别来临之际，没有人能知道它的真相，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于是东方文化把所有的思绪用来关照现实，努力追求生的荣光，而不关注S的终局，儒家让自己背负太多的责任，修齐治平、礼义廉耻、基因永续，在无数的责任中，个体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幻化成对后代、家庭、宗族的阶梯，铸就了一条恢弘的DNA长城，而在最终的告别来临之际，发现短短的一生，却从未关照自己。 而西方的生S观，更多是宗教的延续，最终的告别对他们而言都是永恒的审判，是最后的裁决，是再次回归造物主身边，不管天国或地狱都是永恒，终究要依偎于他永恒的臂弯，惧怕S亡是生物的天性，东西方毫无区别，而西方则会更加理性务实，他们会签署生前遗嘱，对自己的终局做出最终的安排，他们可以从自己的意志出发，选择终局的形式，是最大限度维持生命的持续还是选择自然S亡，生不能由我，S一定要由我，坦然安排自己的终局，体现了个体的意志至上，这种理性的坦然，让家属和医生都能找到一个道德锚点，从而不必在道德责任感和金钱的冲突，以及医生的天职中陷入无尽的挣扎，西方人认为，人不能被医生的技术意志绑架，也不能被家庭成员的道德意志绑架，生命只属于他自己。要尊重临终人的个人意志，一个把生命完全掌控的人，既要享受高质量的生命，也要得到有尊严的S亡，最高的人性关怀是尊重主体人的意志，坦然接受自然法则的安排。 告别是自己的事，不管是神圣的、深情的、戏谑的、嘲讽的，都是自己对生命的最后态度，这种理性的坦荡，照亮了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把毒芹酒一饮而尽的那一刻，“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过的幸福，只有神知道！”。世界有千万种价值，唯有生命的价值最值得深思，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缺失，每当听到有孩子因为考试成绩太差被批评而转头走向天台的时候，我们都会如鲠在喉。不理解S亡的意义，就不能理解活着的弥足珍贵，不理解生命的完整性，就无法体验亲人逝去的悲悯。 塞涅卡说：全力过好偶然的生，才能坦然面对必然的S，每一种对S的审视，都是关于生的教育，因为生赋予了死一个绝对的意义，唯有洞察了生的意义，才能赋予终局一种超越现实的神圣感，才能让每一个必然的最终的告别，写满了生命的温暖与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