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洛夫

1902年11月21日生于萨拉托夫省赫瓦伦斯克县的沙霍夫村镇（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帕夫洛夫区）的贫农家庭。俄罗斯人。1918-1920年在沙霍夫村镇贫农委员会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工农专科学校。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后，为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同时在莫斯科大学和斯大林工学院任教。1931-1934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工作。1934-1936年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作领导工作。1937-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州委部长、书记。1937年12月起连续当选为第一至第十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3月至1941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9-1944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41年2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起当选为中央委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南高加索方面军北部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游击队指挥部参谋长。1944年12月至1946年担任联共（布）中央立陶宛中央局主席。1946年3月至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47年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1949-1950年兼任《真理报》总编辑。1950年3月起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改组时落选，但仍然继续担任中央书记。1954年3月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55年7月重新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委员，仍然兼任中央书记。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起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苏共中央政治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中央书记，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直到1982年1月逝世。曾经两次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曾获四枚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马克思金质奖章和其他奖章。还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卡尔·马克思勋章。曾经随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1959年9月），曾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中苏两党会谈（1963年7月）。苏斯洛夫对苏联文化界管的非常严格，文人称他为“灰衣主教”，而党内几乎公开称他为“头号思想家”。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在党内控制着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院校部、文化和信息部、青年和社会团体部、两个国际部、苏军政治部和对外人事部的工作。文化教育部、国家出版委员会、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也都在他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报纸和杂志以及所有其他出版物和书刊检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塔斯社、苏共同其他共产党的联络以及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苏斯洛夫的管辖范围。他很重视对作家协会工作党的领导。党的教育系统、知识出版社、中学和大家的人文学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苏维埃国家同各种宗教和教会团体的关系等等，苏斯洛夫都掌管过，在这些方面都有表示决定性意见的权力，并参加解决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相关问题。在个人性格方面，苏斯洛夫同其他克里姆林宫领导不同，他不爱抛头露面，不想吸引他人的注意，国内外很少谈到他或写文章介绍他。苏斯洛夫的卧车从来就没有超过每小时60公里，有时他让汽车停在离克里姆林宫大门不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去办公室。他对部下从来不大声斥责，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不仅同他邀请来的作者和学者，而且同党中央机关里最普通的职员都握手问好，他通常总是从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和文章力量删去最强烈尖刻的用语和比喻。苏斯洛夫外表宽厚而实际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很多事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往往都会小看他，就连索尔任尼琴都写过这样的话:在电影厅有一个瘦高的人，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不停摇摆，说他读了我的书，非常喜欢，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别人刚才同我说话的是谁，他低声责备我，你连米安苏斯洛夫也不认识! 苏斯洛夫在私人生活上是个禁欲主义者，不修建豪华别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他的儿子和长女都没有得到要职。苏斯洛夫还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并不渴望得到，与勃列日涅夫恰恰相反，苏斯洛夫还建议禁止苏共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利获取学位。苏斯洛夫还置身于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浪潮之外。 苏斯洛夫每年把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还要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都不穿的旧式西服和套鞋。 即使是一贯仇视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一辈干部的戈尔巴乔夫，也难掩对苏斯洛夫的崇敬之情，在苏斯洛夫最后一次住院后，戈尔巴乔夫感叹说这人真了不起，很聪明，现在还承担着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么多的工作。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一切······要论做书记处的工作，谁也比不上他，他总是那么有条不紊，充满信心。 尽管有少数持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作家认为苏斯洛夫是民族文化的毁灭者，但实际上苏斯洛夫时代苏联文坛是百花齐放的，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人性和和平，大量描述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唤起了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对于影射攻击苏国内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苏老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以至于出现“解冻”文学的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斯洛夫改变了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说法，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肯定斯大林的些须功劳，并且不避讳在影视作品中出现斯大林。相反，在对待索尔尼仁琴、帕斯捷尔纳克这种以作家出现的反苏分子时，苏斯洛夫采用了敌我分清的两面手做法。在公开领域上，苏斯洛夫运用冷酷的行政手段镇压他们，他为了保证多数人的自由而无情地剥夺了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苏斯洛夫会仔细考虑这些反苏分子提出的问题，并在实现工作出体现出来，在政策不适合的地方做出改变。

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这让苏斯洛夫脸红。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由于战略需要和作战策略不同，按照各自的理解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和辩论。到了60年代，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后来扩展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赫鲁晓夫想用莫洛托夫换杰里米高岗。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同CPSU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去莫斯科同CPSU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赫鲁晓夫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他先后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我不知道是我太紧张了还是我没有给自己勇气。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在会上站起来对下属说：“邓小平人这么矮，却是重量级拳手。我想亲自和邓小平谈谈。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不会怕他。他是总书记，我是第一书记。”9月15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晚上，CPSU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悠扬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带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兴致勃勃地步入大厅。双方握手后，双方分别落座。在宴会上，邓小平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对抗因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序幕。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工人党的霍查总是喜欢做他自己的事，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态度。“赫鲁晓夫显然暗指中共不服从苏共与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内心就像一面镜子。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工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你要好好尊重别人，不要随便给别人施加压力。”赫鲁晓夫没想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放弃，继续喊着，“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的区别。对于其他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黄金和粮食，但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要控制他们。太不像话了！”邓小平严肃地回答，“我们始终认为援助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况且你帮了别人，别人也帮了你。”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身上。他问邓小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史达林的态度不一致？”邓小平简单地回答，“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应该始终表明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支持，现在还在坚持。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与苏联有关，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当然，我们应该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他的功绩。我们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尤其是密报的恶毒攻击。”赫鲁晓夫的论证很差，看起来很尴尬。停顿了一下，他转移话题，突然冒出一句：“高刚是我们的朋友。你把高刚撤了，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还是我们的朋友。”听了这话，邓小平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是你说的。你的声明应该记录在案。赫鲁晓夫可能也太紧张了，好像他没听懂邓小平的话，继续说道，“难道你不喜欢莫洛托夫吗？你可以把他带走送给你。但高刚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你在这种场合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赫鲁晓夫一脸被动，低下头，一言不发。一周后，中苏会谈无果而终。大吵一架后，他们以泪洗面，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赫鲁晓夫变得不耐烦了，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之间又一次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举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成员：康生、杨、潘。苏联对话者有：苏斯洛夫、格里钦、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和切尔沃年科。中共代表团抵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然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还是很紧张。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说：“我们仍然希望两党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苏联和共产党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友好的感情。”邓小平庄严地说：“我们带着团结和友谊的愿望来到这里。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着说：“CPSU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众所周知，这就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非常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CPSU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一时无法消除分歧，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延伸到国家关系上。”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强调说：“至少我们应该停止在报纸杂志上互相攻击。”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想表明我们的态度，以便两党的所有党员都能理解双方的观点。”赫鲁晓夫一脸不耐烦，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互相争吵。”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辩论是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从来没有重视过，拒绝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事实上一直在攻击我们。”正式会谈开始后，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准备了70页的演讲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抨击中国共产党之外，还谈到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他们对“三事”和“两事”的看法。在后来的讲话中，邓小平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苏联在谈到双方的分歧时，避而不提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的问题？邓小平的问话使苏斯洛夫脸红了。这次会议也是言之凿凿，连会谈的气氛都越来越差。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晚，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了告别宴会。大概是因为会议吵得厉害，敬酒的时候双方都无话可说，只是为了彼此的健康干杯。第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好会议上大骂中共。但是在宴会上，赫鲁雪夫却满不在乎地告诉邓小平，我们两党之间没有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想象出来的。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在苏匈友好会议上，你指责中共走独特路线，搞分裂，你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区别吗？你们代表团不是在几次发言中都谈到了严重分歧吗？其实也有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也狡辩道，为什么要用这些词？让作家来写吧。反正我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分歧。然而，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了来自、朱德、董和首都的5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亲自去机场迎接海外代表团的一次。

在1964年9月底以前，赫鲁晓夫曾有135天的时间不在首都莫斯科。9月3日，米高扬陪同赫鲁晓夫同印尼总统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10月3日，赫鲁晓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伊的陪同下到达黑海之滨的皮聪大别墅去度他的10月份假期。赫鲁晓夫的夫人尼娜·彼得罗芙娜非常机智聪明，她的谋划为丈夫的政治生涯增添了许多色彩。在赫鲁晓夫最关键的时刻她正在捷克的著名疗养地卡罗维发利的卡尔斯巴德浴场疗养。而支持赫鲁晓夫的萨丘科夫在巴黎，哈尔拉莫夫在奥斯陆。对于苏斯洛夫等人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以灭赫鲁晓夫。

1978年，库拉科夫死了，苏共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和克格勃首长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继任库拉科夫的职务，这两位大员为何属意戈尔巴乔夫呢？一来是他们早年也曾在这个地区任过职，了解戈氏的才能；二来是戈尔巴乔夫善于利用地利条件。该地区有两处闻名全苏的温泉区，经常有中央委员前往度假及接受医疗。戈尔巴乔夫身为地方党委负责人，迎来送往，鞍前马后，招呼得不错。加上他本人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而且享有廉洁的美誉。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污腐化大为不满，推荐戈氏也就不奇怪了。

有，但是不能说

1964年10月13日上午，在别墅里赫鲁晓夫接见了法国国务部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他们谈了一些间题。正当赫鲁晓夫要设午宴招待客人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苏斯洛夫打来的，他告诉赫鲁晓夫，中央全会正在讨论因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农业的建议书而引起的问题。赫鲁晓夫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着急，但苏斯洛夫说：“领导层内出现了不一致。”催促赫鲁晓夫马上回到莫斯科去解决这一问题，并说，如果赫鲁晓夫不回的话，那么他就在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讨论并解决这一间题，无奈，尽管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也只得同意回去参加会议。就这样，赫鲁晓夫在米高扬的陪同下飞回莫斯科。在机场迎接他的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伊，这是违反惯例的事。赫鲁晓夫一下子便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大问题。他也深知，此时全会将要讨论的绝非是什么农业问题。

著作有：《苏斯洛夫文集》（1968）、《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1969）、《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学说》（1973）、《苏联空军在60年代-80年代的战术》（合著）。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

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这让苏斯洛夫脸红。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由于战略需要和作战策略不同，按照各自的理解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和辩论。到了60年代，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后来扩展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赫鲁晓夫想用莫洛托夫换杰里米高岗。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同CPSU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去莫斯科同CPSU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赫鲁晓夫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他先后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我不知道是我太紧张了还是我没有给自己勇气。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在会上站起来对下属说：“邓小平人这么矮，却是重量级拳手。我想亲自和邓小平谈谈。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不会怕他。他是总书记，我是第一书记。”9月15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晚上，CPSU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悠扬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带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兴致勃勃地步入大厅。双方握手后，双方分别落座。在宴会上，邓小平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对抗因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序幕。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工人党的霍查总是喜欢做他自己的事，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态度。“赫鲁晓夫显然暗指中共不服从苏共与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内心就像一面镜子。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工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你要好好尊重别人，不要随便给别人施加压力。”赫鲁晓夫没想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放弃，继续喊着，“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的区别。对于其他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黄金和粮食，但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要控制他们。太不像话了！”邓小平严肃地回答，“我们始终认为援助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况且你帮了别人，别人也帮了你。”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身上。他问邓小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史达林的态度不一致？”邓小平简单地回答，“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应该始终表明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支持，现在还在坚持。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与苏联有关，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当然，我们应该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他的功绩。我们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尤其是密报的恶毒攻击。”赫鲁晓夫的论证很差，看起来很尴尬。停顿了一下，他转移话题，突然冒出一句：“高刚是我们的朋友。你把高刚撤了，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还是我们的朋友。”听了这话，邓小平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是你说的。你的声明应该记录在案。赫鲁晓夫可能也太紧张了，好像他没听懂邓小平的话，继续说道，“难道你不喜欢莫洛托夫吗？你可以把他带走送给你。但高刚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你在这种场合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赫鲁晓夫一脸被动，低下头，一言不发。一周后，中苏会谈无果而终。大吵一架后，他们以泪洗面，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赫鲁晓夫变得不耐烦了，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之间又一次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举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成员：康生、杨、潘。苏联对话者有：苏斯洛夫、格里钦、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和切尔沃年科。中共代表团抵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然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还是很紧张。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说：“我们仍然希望两党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苏联和共产党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友好的感情。”邓小平庄严地说：“我们带着团结和友谊的愿望来到这里。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着说：“CPSU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众所周知，这就是中苏之间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非常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CPSU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一时无法消除分歧，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延伸到国家关系上。”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强调说：“至少我们应该停止在报纸杂志上互相攻击。”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想表明我们的态度，以便两党的所有党员都能理解双方的观点。”赫鲁晓夫一脸不耐烦，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互相争吵。”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辩论是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从来没有重视过，拒绝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事实上一直在攻击我们。”正式会谈开始后，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准备了70页的演讲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抨击中国共产党之外，还谈到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他们对“三事”和“两事”的看法。在后来的讲话中，邓小平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苏联在谈到双方的分歧时，避而不提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的问题？邓小平的问话使苏斯洛夫脸红了。这次会议也是言之凿凿，连会谈的气氛都越来越差。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晚，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了告别宴会。大概是因为会议吵得厉害，敬酒的时候双方都无话可说，只是为了彼此的健康干杯。第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好会议上大骂中共。但是在宴会上，赫鲁雪夫却满不在乎地告诉邓小平，我们两党之间没有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想象出来的。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在苏匈友好会议上，你指责中共走独特路线，搞分裂，你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区别吗？你们代表团不是在几次发言中都谈到了严重分歧吗？其实也有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也狡辩道，为什么要用这些词？让作家来写吧。反正我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分歧。然而，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了来自、朱德、董和首都的5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亲自去机场迎接海外代表团的一次。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2），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中文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别名：灰衣主教国籍：苏联出生日期：1902逝世日期：1982职业：政治家毕业院校：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成就：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代表作品：《苏斯洛夫文集》人物履历1902年11月21日生于萨拉托夫省赫瓦伦斯克县的沙霍夫村镇（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帕夫洛夫区）的贫农家庭。俄罗斯人。1918-1920年在沙霍夫村镇贫农委员会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工农专科学校。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后，为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同时在莫斯科大学和斯大林工学院任教。1931-1934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工作。1934-1936年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作领导工作。1937-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州委部长、书记。1937年12月起连续当选为第一至第十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3月至1941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9-1944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41年2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起当选为中央委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南高加索方面军北部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游击队指挥部参谋长。1944年12月至1946年担任联共（布）中央立陶宛中央局主席。1946年3月至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47年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1949-1950年兼任《真理报》总编辑。1950年3月起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52年10月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改组时落选，但仍然继续担任中央书记。1954年3月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55年7月重新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委员，仍然兼任中央书记。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起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苏共中央政治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中央书记，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直到1982年1月逝世。曾经两次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曾获四枚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马克思金质奖章和其他奖章。还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卡尔·马克思勋章。曾经随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1959年9月），曾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中苏两党会谈（1963年7月）。为政举措苏斯洛夫对苏联文化界管的非常严格，文人称他为“灰衣主教”，而党内几乎公开称他为“头号思想家”。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在党内控制着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院校部、文化和信息部、青年和社会团体部、两个国际部、苏军政治部和对外人事部的工作。文化教育部、国家出版委员会、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也都在他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报纸和杂志以及所有其他出版物和书刊检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塔斯社、苏共同其他共产党的联络以及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苏斯洛夫的管辖范围。他很重视对作家协会工作党的领导。党的教育系统、知识出版社、中学和大家的人文学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苏维埃国家同各种宗教和教会团体的关系等等，苏斯洛夫都掌管过，在这些方面都有表示决定性意见的权力，并参加解决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相关问题。尽管有少数持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作家认为苏斯洛夫是民族文化的毁灭者，但实际上苏斯洛夫时代苏联文坛是百花齐放的，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人性和和平，大量描述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唤起了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对于影射攻击苏国内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苏老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以至于出现“解冻”文学的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斯洛夫改变了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说法，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肯定斯大林的些须功劳，并且不避讳在影视作品中出现斯大林。相反，在对待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这种以作家中出现的反苏分子时，苏斯洛夫采用了敌我分清的两面手做法。在公开领域上，苏斯洛夫运用冷酷的行政手段镇压他们，他为了保证多数人的自由而无情地剥夺了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苏斯洛夫会仔细考虑这些反苏分子提出的问题，并在实现工作出体现出来，在政策不适合的地方做出改变。个人性格在个人性格方面，苏斯洛夫同其他克里姆林宫领导不同，他不爱抛头露面，不想吸引他人的注意，苏联国内外很少谈到他或写文章介绍他。苏斯洛夫的卧车从来就没有超过每小时60公里，有时他让汽车停在离克里姆林宫大门不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去办公室。他对部下从来不大声斥责，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不仅同他邀请来的作者和学者，而且同党中央机关里最普通的职员都握手问好，他通常总是从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和文章力量删去最强烈尖刻的用语和比喻。苏斯洛夫外表宽厚而实际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很多事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往往都会小看他，就连索尔任尼琴都写过这样的话：在电影厅有一个瘦高的人，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不停摇摆，说他读了我的书，非常喜欢，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别人刚才同我说话的是谁，他低声责备我，你连米·安·苏斯洛夫也不认识!苏斯洛夫在私人生活上是个禁欲主义者，不修建豪华别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他的儿子和长女都没有得到要职。苏斯洛夫还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并不渴望得到，与勃列日涅夫恰恰相反，苏斯洛夫还建议禁止苏共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利获取学位。苏斯洛夫还置身于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浪潮之外。苏斯洛夫每年把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还要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都不穿的旧式西服和套鞋。即使是一贯仇视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一辈干部的戈尔巴乔夫，也难掩对苏斯洛夫的崇敬之情，在苏斯洛夫最后一次住院后，戈尔巴乔夫感叹说："这人真了不起，很聪明，现在还承担着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么多的工作。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一切······要论做书记处的工作，谁也比不上他，他总是那么有条不紊，充满信心。”个人作品著作有：《苏斯洛夫文集》（1968）、《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1969）、《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学说》（1973）、《苏联空军在60年代-80年代的战术》（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