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马寅初与新人口论及研讨会(17张)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人口论》受到极不公正的谴责。当他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面前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时，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后来人称“错批一人、误増三亿”。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享年101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寿。

《新人口论》作者是马寅初。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新人口论是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马寅初关于较系统的论述中国当代人口问题的观点。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 （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新人口论》是中国人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这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作者简介】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内容简述】新人口论为1957年马寅初提出，以后陆续作了阐明和论证。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马寅初与新人口论及研讨会(17张)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人口论》受到极不公正的谴责。当他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面前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时，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后来人称“错批一人、误増三亿”。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享年101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寿。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⒈中国人口增殖太快⒉中国资金积累不够快⒊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⒌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⒍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⒎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⒏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⒐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⒑几点建议。

老人代表智慧 单只眼镜代表科学和独到 坐姿代表理性 低头代表思考 也就是说 这本著作是关于人口理性科学的讨论 充满了智慧 有独到的见解

1953年，新中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我国人13达6亿多人，预测此后将急剧增长。这引起马寅初的高度关注。经过多年调查研究，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后在北大做公开演讲，以此为基础，写成《新人口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总数)仍然维持在6.0以上的高水平，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个快速膨胀的时期。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早已经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令人震惊的6亿人口。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这个规模仍然迅速增长的形势，如何认识、解决人口问题，成为中国发展最紧迫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人口这个事关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上，中国陷入了危险的迷茫。但是，清醒者仍有人在。马寅初就是这些清醒者的杰出代表。”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优秀著作，代表了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著作曾深深影响着共和国的人口发展。马寅初先生提出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等内容，已被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所验证，对当前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完善人口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并顶着苏联人口理论的巨大压力，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新人口论》的发表，给“人口越多越好论”者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马寅初先生一生执着真理，不懈追求，他的《新人口论》首次以中国人口、经济现状为实践依据，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主张；并为其实施拟定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政策，提出了推迟婚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国家要干预人口控制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人口政策奠定了基础。纪念马寅初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发扬他的人口理论精髓，坚持走计划生育的道路，坚持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就号召学习马寅初“忧国忧民的心境、人民大众的立场、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称赞《新人口论》站在学科前沿，指出了人口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首要因素，国家建设规模受到改善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限制；过快人口增长占用有限资金，资源需求过度，制约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逻辑清晰、思路缜密、数据详实，具有研究主题的战略性、理论的规律性和对策方案的操作性；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中国人口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人口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在目前“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情下,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应保持人口低速惯性平稳增长；人口少一些和多一些相比，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更有利于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生态屏障的安全，更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增长、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对在21世纪重新探寻并确立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统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我觉得传承爱国爱民、敢说真话，与时俱进、求实创新，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虚心好学、坚忍不拔，生命不止、计划生育、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值得永远学习和发扬光大。

这可能是因为他预测持久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递增的人口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却表明，除极贫穷的国家以外，人均收入的增加往往趋向于降低出生率。陶然：我感觉，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理解，更多地是考虑了上述逻辑的后半部分，即人口增长会带来边际回报递减、人均收入下降等现象，从而人口威胁论大行其道。但马尔萨斯的结论，不管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还是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是否适用，都是值得怀疑的。董先安：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马尔萨斯当时的分析，主要是对他之前的历史现象的一个规律性总结，因为那时非农产业相对比例比较小，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都在有限而且基本固定的土地上找饭吃，所以人口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和人均收入减少。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丹·乌什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朝代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周期性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剩余减少和财政无法持续的问题，这些压力必须要通过战争和人口衰减来释放。这个观点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并构成很多人论证中国当今人口过剩会带来问题的一个根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比如费正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是商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而到19世纪，土地与人口的平衡就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了。陶然：其实，马尔萨斯观点对于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关系方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博瑟普就发现，即使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也住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密集的劳动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人口增加也未必降低人均产出和剩余。董先安：如你所说，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人口压力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明清之前在全球一直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较大这个事实，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来自于具有天资者的分散和孤立创新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 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把自己人口问题的观点和控制人口一些具体建议写成提案，提交 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包括：(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新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多资金少，是我国的一个很重的矛盾”，建国四年来我国人口增殖率为20‰，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论证了人口多，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 人口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他说人口问题不仅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门，也要去掉人多这个大负担。为此，马寅初得出结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指出，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实行计划生育。他建议：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晚育、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马寅初还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他的政府，我们是为了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是从爱人民出发，要我们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繁荣。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人口问题。马寅初受到鼓舞，在会议上畅谈他的人口问题观点。他指出，人口出生率高的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我国的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他的发言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发言都表示赞同。

《新人口论》内容精要：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分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到21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新人口论是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马寅初关于较系统的论述中国当代人口问题的观点。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 （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新人口论为1957年马寅初提出，以后陆续作了阐明和论证。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扩展资料：马寅初《新人口论》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指出人口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首要因素；国家建设规模受到改善人们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限制；过快人口增长占用有限资金，资源需求过度，制约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寅初的这些重要理论，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也成为新世纪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新人口论》的作者是中国的马寅初。《新人口论》是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创作的人口学著作，于1957年7月5日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新人口论》主要是1955年根据马寅初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同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评价：《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并顶着苏联人口理论的巨大压力，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