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

温暖而又易碎的人性之光 ——从几部伊朗电影说起辛泊平 这些日子，一直在看伊朗电影。不是为了感官上的刺激，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那种不同于好莱坞式大投入、大制作、大题材、大场面的异域电影，它展现的似乎是人类久远的事件和情感，在速度时代的背面，让人恍如隔世。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同样是发黄的印象，脏乱的街道，贫穷的乡村，笼罩在阴郁里的城市，以及那些在底层讨生活的人们。然而，我却看到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和别样的世界与人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速度，然而，伊朗电影却是逆节奏，甚至说是反节奏的。一部部电影看来，我几乎看不到快速推进的情节，看不到那种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没有现代人期待的紧张和刺激。和我们习惯的电影相比，伊朗电影情节简单，节奏缓慢，甚至拖沓，画面单调，而且多有重复，然而，它却有一种直面当下生存困境的真实，有一种直抵心灵的力量。在粗线条的故事之下，是伊朗电影人倔强的身影和柔软的目光。那里面是同情？是关注？是疼痛？是悲悯？或者就是人永恒的纠结？我说不好，但是，我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按照一般的逻辑，伊朗一直处于宗教冲突的敏感地带，世界矛盾的风口浪尖，那里似乎难得太平，那么，它的电影也应该展示战争的残酷和因不同政见而引起的杀戮，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宗教禁忌和难民的流离失所。然而没有，伊朗电影规避那些敏感的主题，而是从焦点中转身，回归到人的命题。同样是写底层，伊朗电影要比我们做得彻底，它的镜头没有游移不定，而是始终在那里，黄沙弥漫的大漠，破旧拥挤的生存空间，在风沙中播种希望的大人，在废墟中守望幸福的孩子。在那里，国家和民族似乎不存在，或者就是遥远得近乎虚无的记忆。在人们受伤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国家缺席，主义不在，只有那些哭告无门、四顾无援的人们，他们的伤痕累累，以及他们幽暗的命运。在没有所谓国家保护的背景下，他们只有依靠自己像骆驼一样的耐力，背负着自己的命运，隐忍着走过茫茫大漠和未知的人生。而我们的电影，国家无处不在，它是审判的眼睛，是把握方向的巨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时候，国家是强大的后盾，即使正义暂时受挫，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那只是时机未到，国家总会布下天罗地网，让所有的邪恶无处可逃。这种大团圆的因果思维牵制着我们的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上，一路向前，鼓舞人心，高奏凯歌。而我们，却总觉得隔着一层层厚厚的玻璃，灵魂的叩问模糊不清，心灵的感动遥遥无期。 然而，现实不堪。那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预设，或者是就是一种麻醉心灵的乌托邦。对于不明白国家意义的普通人而言，正义只是道义上的、书面上的安慰，在苦难的中心，它不在场。而伊朗电影，却冲破了国家意义的枷锁，回归到苦难的中心，把那些普通人血泪凝结的伤口展示给你看，没有审判，没有谴责，甚至没有安慰。比如《手足情深》中，那两个因为失去父亲被拐卖的孩子，他们的遭遇是那样的触目惊心，然而，在电影里，你看不到那个场域的同情，导演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故事告诉你，在那个孩子的世界里，一个孩子的死亡无声无息，一个孩子的泪水孤立无援，那才是事件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手足之情再深，也深不过现实的黑暗，最终，一切都将融入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包括那两个注定无法相见的兄妹，包括他们执着而又卑微的希望。比如《背马鞍的男孩》，那个弱智少年最后被套上马鞍、戴上马面具，拴在马圈里，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u2022萨姆莎一样被异化成非人。你看不到任何逆转的可能，因为，所有的可能都被否定，所有的梦想都被粉碎。不是导演冷酷，而是现实如此，我们期待的审判和谴责没有出现在那个现场 ，它在遥远的剧场，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这是艺术的规则。那里面当然有我们关注的制度问题，但对那些尘土一样没有重量的生命而言，制度上压迫远远不如那些毁灭他们人生的恶人铭心刻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属于精英，受活属于百姓。我们有理由谴责罪恶的体制，但我们更应该反思参与建造地狱的人性之恶，在任何时代，所有的灾难，都由那些具体的个人来完成。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曾经给我强烈的震撼，但绝对不会看第二遍，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没有勇气。在一个美丽的别墅里，一群少年男女被集体审判，然后是地狱里的场景：赤裸的少年男女围坐客厅，听已经是半老徐娘的妓女讲述堕落的快感；为一对临时指定的少男少女举行婚礼，然后看他们模拟做爱；一个少女吞咽裹着钉子的狗食，一个少女被迫吞食主人拉出的大便，等等等等，让人发指。但在被受罚、被凌辱、被虐杀的时候，没有反抗，没有抗议，有的只是令人心寒的顺从。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极权的罪恶，但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衣冠楚楚的施虐者？难道可以统统归于极权？难道所有的罪恶都由一个千夫所指完成？难道所有的个体都那么清白和无辜？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由史蒂芬u2022戴德利执导的同名电影表达的是也是这样的困惑。面对那个因为不识字而让几十条生命葬身火海的汉娜，无论我们拿出多少诸如纳粹非常时期、非常人性或者责任忠诚的辩解理由，都无法让我们对那些被烧死在集中营里的生命坦然地说声安息。相对而言，我们更喜欢雨果《九三年》中的那个“叛军”首领朗特纳克，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放弃了逃生的希望，而是听从“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从暗道回到了火海，也从黑暗回到了光明，救出了那三个无辜的孩子，最终完成了正常人性的涅槃。读到这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放弃固有的立场，一同在伟大的人道之中泪流满面。我不是鼓吹雨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但是，人类的个体之善和个体的忏悔，的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完美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的法治并没有解决人性的根本，因为，它只是简单的外科手术，用冰冷的刀子防止人性之恶的蔓延，并没有从灵魂上完成救赎，所以，才会制造出那么多恐惧和不安。 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过“就在看来，我们的时代似乎正处在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的最终高潮，其间一切大权都操在‘伟大的审判官"领袖‘杰出人物"手里，他们的动机在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公义"、更理性的组织。他们企图支配群众的意识，灌输他们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理念，命令他们改革生活的组织结构以增进大多数人的福祉。……这样一来，个人为了追求进步，以挽救未来和人类，遂专心致志于活力充沛的外在活动，却把属于自己的最具体、最秘密也最根本的一切全都忘了；由于身陷全体的努力中，他分身乏术，以致低估了自己心灵本质的意义，其结果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越来越难以排解的冲突”（《雕刻时光》）我们不是反对表现意识形态的电影，但前提是，意识形态只能是人物的背景，而不能是电影的指挥者。无论多么正确的理念，也不能剥夺人类的本质意义。在这方面，伊朗电影做得漂亮。在我看到的影片中，没有那种脸谱化的政客和道德家，也没置身于众生之外在空中布道的假先知，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们，是他们卑微的存在，沉重的苦难，以及星光一样微弱的希望。 所以，我喜欢伊朗电影置身于政治选择和主义之争之外的态度，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所以，他们在电影中搁浅政治和民族，而是把更关注留给了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和本质的关怀。当然，按照乔治u2022奥威尔的观点，你拒绝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泛政治论不是没有道理，关键在于，我们在艺术里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在伊朗电影里，那些苦难的背后当然有制度的原因，但他们没有像我们曾经做那样，把所有的罪恶都归于人吃人的社会，更没有那种程式化的血泪控诉。他们挖掘的是具体困境中的人的怀疑与选择，彷徨与坚守。即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婚姻而要把自己盲人小孩送给他人的父亲（《天堂的颜色》），即使那个不知为何要选择自杀的轻生者（《樱桃味》），你可以从道义上质疑，可以从伦理上谴责，但你不能把他们当成解决主义的符号，不能把他们看作处理政治的背景。他们都是具体的生命，有对于他们来说是重如泰山的生存困境。那些问题不是似是而非、可有可无的，它们就在眼前，无法逃避。在他们认为的漩涡中，人性袒露无疑。自私，不负责任，逃避，怀疑，嫉妒，压迫，等等等等，人性的阴暗被放大，潘多拉的盒子随时打开。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被挤压、被伤害的人性之光才显得那样可贵、那样温暖。我们无法忘记一个残疾的撒旦骑在一个也是残疾的孩子身上那种让人绝望的阴冷，无法忘记一个父亲要带着亲生儿子去一个陌生地方的那种让人心碎的残酷；然而，更让人难忘的还是《手足情深》里那割舍不掉的手足情深，《小鞋子》里小男孩对妹妹的幸福承诺，以及他们对比他们更弱小的生命的怜悯，《麻雀之歌》里一家人对生活一点点改观的欢乐和梦想，是所有影片里作为背景出现的底层人之间互相帮助和相互祝福，即使就是送给邻居的一盆汤，即使就是给病人一句简单的问候。它虽然微弱，但毕竟有光；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一切，但毕竟就在身边，它是让人活下去的最后理由。可以这样说，伊朗电影人，用他们的作品，在苦难的大地上守护那温暖的人性之光，并藉此照亮在生存的隧道里匍匐前行的生命。 伊朗电影特别善用儿童视角。但又不是那种透明的童话，它的沉重是现实的，不是来自梦境，而是可感可触。可以穿越那虚无的意识形态。在《小鞋子》里，那个因为丢失了妹妹鞋子的男孩，他的眼睛里一直饱含着泪水。然而，那泪水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救赎之泪，那是生存困境对孩子之梦的压迫，是孩子无法排遣的孤独和忧伤。用不着什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之类的廉价教诲，在扎人的生存面前，那些关于救赎的话题显得矫情。同样在《白气球》里，你也无法剥夺那个渴望小金鱼的小女孩的眼泪，因为，那是她对抗世界表达委屈的惟一方式。对于孩子而言，一个金鱼就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一双鞋子就是一个美丽的天堂。它们不是虚幻的棉花糖，而是具体而温暖的生活品，在孩子的心中，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胜过那种隐喻式的信仰乌托邦。 善于用镜头的反复表现主题和心理，尤其是长镜头的广泛运用，几乎是所有伊朗导演的手法。在《小鞋子》里，是兄妹两个在小巷深处的奔跑和换鞋，在《天堂的颜色》里，是那个盲童在泛着金色光芒的麦田里抚摸着麦穗的微笑与行走，在《樱桃味》里，那个汽车缓缓在黄沙行驶的镜头几乎长到了我们耐心的极限。然而，导演似乎根本不关注观众的感受，他还要一再重复，兄妹俩个的换鞋镜头重复，盲人孩子在田野的镜头重现，而那辆汽车行驶在高坡上的镜头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影的三分之一。那是一种独特的电影语言，相同的镜头在不同的时刻表现的是主人公们不同的心理和变化。它是一种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蓄势，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耐心，还有我们的心智。习惯了浅层阅读的人们，可能会习惯那种冲突不断、高潮迭起的故事，比如武侠小说，比如警匪片，然而，那种由导演控制的节奏其实是一种媚俗和妥协，他要得就是观众的高度紧张和强烈的期待，只要那样，你才会心甘情愿地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在他预设的因果里完成你对世界人生的再体验。然而，那种长镜头，才是导演的诚实，和对观众的尊重，因为，只有经过剪辑的生活才有那种的冲突，我们经历的生活就是那样拖沓得让人心慌，就是那样来路未明、去路苍茫得让人绝望。而且，长镜头的运用，可以让观众有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参与的空间，你可以自己进入角色，在镜头背后，与故事的主人公对话，补充他的过去和当下，从而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灵魂深处的强烈的纠葛与细微变化。 和那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一样，除去淡化时代背景之外，伊朗导演似乎也喜欢用暗色调，弥漫着风沙的乡村，寂寞无垠的沙漠，即使是城市，也是灰色的，缺少我们常见的那种光怪陆离的现代感。但这种暗色调确是展开故事的迷人之处，因为，那些灰色地带，埋藏着太多的普通人的“被遗忘的存在”。而那些故事本身，也基本都是这个底色，它和故事主体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忧郁的色调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烘托手法，就是那些导演的叙述风格或者说讲故事的声音。它是电影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故事推进的某种机缘，我们可以感受故事主人公们的生活现场，以及他们浊重的呼吸。当然，这种色调的选用，也是对那种大场面模式电影的挑战，它诉诸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视觉冲击，所以，它只是对有效的观众有效，对于以浅层消遣为目的的观众，那恐怕是一种折磨，或者说，是对习惯性思维的一种洗礼。 演员的本色表演，也是伊朗电影给的深刻印象。尤其是《小鞋子》《天堂的色彩》《背马鞍的男孩》《谁带我回家》，那些孩子，没有演员的背景，只有质朴的表现，而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质朴却那样直抵人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因为那种没有经过过滤的原生态表演，才让观众生出那种感同身受的悲喜。我特别喜欢《小鞋子》里的男孩，据说就是一个没有表演经验的男孩。但他那忧郁的眼睛已经永远定格在心灵深处，而且，会不时惊扰我渐趋麻木的神经，让我感到一丝丝的疼痛，一缕缕的忧伤。正如瑞典电影大师柏格曼“没有哪种艺术能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魔灯》）。那种弥漫的感觉会提醒你，对亲人的承诺永远要大于世俗的荣耀，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最让人温暖的，不是物质的富足和享乐，而是那如珍珠一般温润晶莹但又易碎的人性之光。

温暖而又易碎的人性之光 ——从几部伊朗电影说起辛泊平 这些日子，一直在看伊朗电影。不是为了感官上的刺激，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那种不同于好莱坞式大投入、大制作、大题材、大场面的异域电影，它展现的似乎是人类久远的事件和情感，在速度时代的背面，让人恍如隔世。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同样是发黄的印象，脏乱的街道，贫穷的乡村，笼罩在阴郁里的城市，以及那些在底层讨生活的人们。然而，我却看到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和别样的世界与人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速度，然而，伊朗电影却是逆节奏，甚至说是反节奏的。一部部电影看来，我几乎看不到快速推进的情节，看不到那种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没有现代人期待的紧张和刺激。和我们习惯的电影相比，伊朗电影情节简单，节奏缓慢，甚至拖沓，画面单调，而且多有重复，然而，它却有一种直面当下生存困境的真实，有一种直抵心灵的力量。在粗线条的故事之下，是伊朗电影人倔强的身影和柔软的目光。那里面是同情？是关注？是疼痛？是悲悯？或者就是人永恒的纠结？我说不好，但是，我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按照一般的逻辑，伊朗一直处于宗教冲突的敏感地带，世界矛盾的风口浪尖，那里似乎难得太平，那么，它的电影也应该展示战争的残酷和因不同政见而引起的杀戮，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宗教禁忌和难民的流离失所。然而没有，伊朗电影规避那些敏感的主题，而是从焦点中转身，回归到人的命题。同样是写底层，伊朗电影要比我们做得彻底，它的镜头没有游移不定，而是始终在那里，黄沙弥漫的大漠，破旧拥挤的生存空间，在风沙中播种希望的大人，在废墟中守望幸福的孩子。在那里，国家和民族似乎不存在，或者就是遥远得近乎虚无的记忆。在人们受伤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国家缺席，主义不在，只有那些哭告无门、四顾无援的人们，他们的伤痕累累，以及他们幽暗的命运。在没有所谓国家保护的背景下，他们只有依靠自己像骆驼一样的耐力，背负着自己的命运，隐忍着走过茫茫大漠和未知的人生。而我们的电影，国家无处不在，它是审判的眼睛，是把握方向的巨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时候，国家是强大的后盾，即使正义暂时受挫，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那只是时机未到，国家总会布下天罗地网，让所有的邪恶无处可逃。这种大团圆的因果思维牵制着我们的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上，一路向前，鼓舞人心，高奏凯歌。而我们，却总觉得隔着一层层厚厚的玻璃，灵魂的叩问模糊不清，心灵的感动遥遥无期。 然而，现实不堪。那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预设，或者是就是一种麻醉心灵的乌托邦。对于不明白国家意义的普通人而言，正义只是道义上的、书面上的安慰，在苦难的中心，它不在场。而伊朗电影，却冲破了国家意义的枷锁，回归到苦难的中心，把那些普通人血泪凝结的伤口展示给你看，没有审判，没有谴责，甚至没有安慰。比如《手足情深》中，那两个因为失去父亲被拐卖的孩子，他们的遭遇是那样的触目惊心，然而，在电影里，你看不到那个场域的同情，导演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故事告诉你，在那个孩子的世界里，一个孩子的死亡无声无息，一个孩子的泪水孤立无援，那才是事件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手足之情再深，也深不过现实的黑暗，最终，一切都将融入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包括那两个注定无法相见的兄妹，包括他们执着而又卑微的希望。比如《背马鞍的男孩》，那个弱智少年最后被套上马鞍、戴上马面具，拴在马圈里，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u2022萨姆莎一样被异化成非人。你看不到任何逆转的可能，因为，所有的可能都被否定，所有的梦想都被粉碎。不是导演冷酷，而是现实如此，我们期待的审判和谴责没有出现在那个现场 ，它在遥远的剧场，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这是艺术的规则。那里面当然有我们关注的制度问题，但对那些尘土一样没有重量的生命而言，制度上压迫远远不如那些毁灭他们人生的恶人铭心刻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属于精英，受活属于百姓。我们有理由谴责罪恶的体制，但我们更应该反思参与建造地狱的人性之恶，在任何时代，所有的灾难，都由那些具体的个人来完成。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曾经给我强烈的震撼，但绝对不会看第二遍，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没有勇气。在一个美丽的别墅里，一群少年男女被集体审判，然后是地狱里的场景：赤裸的少年男女围坐客厅，听已经是半老徐娘的妓女讲述堕落的快感；为一对临时指定的少男少女举行婚礼，然后看他们模拟做爱；一个少女吞咽裹着钉子的狗食，一个少女被迫吞食主人拉出的大便，等等等等，让人发指。但在被受罚、被凌辱、被虐杀的时候，没有反抗，没有抗议，有的只是令人心寒的顺从。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极权的罪恶，但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衣冠楚楚的施虐者？难道可以统统归于极权？难道所有的罪恶都由一个千夫所指完成？难道所有的个体都那么清白和无辜？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由史蒂芬u2022戴德利执导的同名电影表达的是也是这样的困惑。面对那个因为不识字而让几十条生命葬身火海的汉娜，无论我们拿出多少诸如纳粹非常时期、非常人性或者责任忠诚的辩解理由，都无法让我们对那些被烧死在集中营里的生命坦然地说声安息。相对而言，我们更喜欢雨果《九三年》中的那个“叛军”首领朗特纳克，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放弃了逃生的希望，而是听从“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从暗道回到了火海，也从黑暗回到了光明，救出了那三个无辜的孩子，最终完成了正常人性的涅槃。读到这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放弃固有的立场，一同在伟大的人道之中泪流满面。我不是鼓吹雨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但是，人类的个体之善和个体的忏悔，的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完美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的法治并没有解决人性的根本，因为，它只是简单的外科手术，用冰冷的刀子防止人性之恶的蔓延，并没有从灵魂上完成救赎，所以，才会制造出那么多恐惧和不安。 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过“就在看来，我们的时代似乎正处在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的最终高潮，其间一切大权都操在‘伟大的审判官"领袖‘杰出人物"手里，他们的动机在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公义"、更理性的组织。他们企图支配群众的意识，灌输他们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理念，命令他们改革生活的组织结构以增进大多数人的福祉。……这样一来，个人为了追求进步，以挽救未来和人类，遂专心致志于活力充沛的外在活动，却把属于自己的最具体、最秘密也最根本的一切全都忘了；由于身陷全体的努力中，他分身乏术，以致低估了自己心灵本质的意义，其结果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越来越难以排解的冲突”（《雕刻时光》）我们不是反对表现意识形态的电影，但前提是，意识形态只能是人物的背景，而不能是电影的指挥者。无论多么正确的理念，也不能剥夺人类的本质意义。在这方面，伊朗电影做得漂亮。在我看到的影片中，没有那种脸谱化的政客和道德家，也没置身于众生之外在空中布道的假先知，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们，是他们卑微的存在，沉重的苦难，以及星光一样微弱的希望。 所以，我喜欢伊朗电影置身于政治选择和主义之争之外的态度，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所以，他们在电影中搁浅政治和民族，而是把更关注留给了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和本质的关怀。当然，按照乔治u2022奥威尔的观点，你拒绝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泛政治论不是没有道理，关键在于，我们在艺术里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在伊朗电影里，那些苦难的背后当然有制度的原因，但他们没有像我们曾经做那样，把所有的罪恶都归于人吃人的社会，更没有那种程式化的血泪控诉。他们挖掘的是具体困境中的人的怀疑与选择，彷徨与坚守。即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婚姻而要把自己盲人小孩送给他人的父亲（《天堂的颜色》），即使那个不知为何要选择自杀的轻生者（《樱桃味》），你可以从道义上质疑，可以从伦理上谴责，但你不能把他们当成解决主义的符号，不能把他们看作处理政治的背景。他们都是具体的生命，有对于他们来说是重如泰山的生存困境。那些问题不是似是而非、可有可无的，它们就在眼前，无法逃避。在他们认为的漩涡中，人性袒露无疑。自私，不负责任，逃避，怀疑，嫉妒，压迫，等等等等，人性的阴暗被放大，潘多拉的盒子随时打开。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被挤压、被伤害的人性之光才显得那样可贵、那样温暖。我们无法忘记一个残疾的撒旦骑在一个也是残疾的孩子身上那种让人绝望的阴冷，无法忘记一个父亲要带着亲生儿子去一个陌生地方的那种让人心碎的残酷；然而，更让人难忘的还是《手足情深》里那割舍不掉的手足情深，《小鞋子》里小男孩对妹妹的幸福承诺，以及他们对比他们更弱小的生命的怜悯，《麻雀之歌》里一家人对生活一点点改观的欢乐和梦想，是所有影片里作为背景出现的底层人之间互相帮助和相互祝福，即使就是送给邻居的一盆汤，即使就是给病人一句简单的问候。它虽然微弱，但毕竟有光；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一切，但毕竟就在身边，它是让人活下去的最后理由。可以这样说，伊朗电影人，用他们的作品，在苦难的大地上守护那温暖的人性之光，并藉此照亮在生存的隧道里匍匐前行的生命。 伊朗电影特别善用儿童视角。但又不是那种透明的童话，它的沉重是现实的，不是来自梦境，而是可感可触。可以穿越那虚无的意识形态。在《小鞋子》里，那个因为丢失了妹妹鞋子的男孩，他的眼睛里一直饱含着泪水。然而，那泪水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救赎之泪，那是生存困境对孩子之梦的压迫，是孩子无法排遣的孤独和忧伤。用不着什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之类的廉价教诲，在扎人的生存面前，那些关于救赎的话题显得矫情。同样在《白气球》里，你也无法剥夺那个渴望小金鱼的小女孩的眼泪，因为，那是她对抗世界表达委屈的惟一方式。对于孩子而言，一个金鱼就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一双鞋子就是一个美丽的天堂。它们不是虚幻的棉花糖，而是具体而温暖的生活品，在孩子的心中，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胜过那种隐喻式的信仰乌托邦。 善于用镜头的反复表现主题和心理，尤其是长镜头的广泛运用，几乎是所有伊朗导演的手法。在《小鞋子》里，是兄妹两个在小巷深处的奔跑和换鞋，在《天堂的颜色》里，是那个盲童在泛着金色光芒的麦田里抚摸着麦穗的微笑与行走，在《樱桃味》里，那个汽车缓缓在黄沙行驶的镜头几乎长到了我们耐心的极限。然而，导演似乎根本不关注观众的感受，他还要一再重复，兄妹俩个的换鞋镜头重复，盲人孩子在田野的镜头重现，而那辆汽车行驶在高坡上的镜头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影的三分之一。那是一种独特的电影语言，相同的镜头在不同的时刻表现的是主人公们不同的心理和变化。它是一种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蓄势，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耐心，还有我们的心智。习惯了浅层阅读的人们，可能会习惯那种冲突不断、高潮迭起的故事，比如武侠小说，比如警匪片，然而，那种由导演控制的节奏其实是一种媚俗和妥协，他要得就是观众的高度紧张和强烈的期待，只要那样，你才会心甘情愿地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在他预设的因果里完成你对世界人生的再体验。然而，那种长镜头，才是导演的诚实，和对观众的尊重，因为，只有经过剪辑的生活才有那种的冲突，我们经历的生活就是那样拖沓得让人心慌，就是那样来路未明、去路苍茫得让人绝望。而且，长镜头的运用，可以让观众有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参与的空间，你可以自己进入角色，在镜头背后，与故事的主人公对话，补充他的过去和当下，从而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灵魂深处的强烈的纠葛与细微变化。 和那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一样，除去淡化时代背景之外，伊朗导演似乎也喜欢用暗色调，弥漫着风沙的乡村，寂寞无垠的沙漠，即使是城市，也是灰色的，缺少我们常见的那种光怪陆离的现代感。但这种暗色调确是展开故事的迷人之处，因为，那些灰色地带，埋藏着太多的普通人的“被遗忘的存在”。而那些故事本身，也基本都是这个底色，它和故事主体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忧郁的色调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烘托手法，就是那些导演的叙述风格或者说讲故事的声音。它是电影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故事推进的某种机缘，我们可以感受故事主人公们的生活现场，以及他们浊重的呼吸。当然，这种色调的选用，也是对那种大场面模式电影的挑战，它诉诸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视觉冲击，所以，它只是对有效的观众有效，对于以浅层消遣为目的的观众，那恐怕是一种折磨，或者说，是对习惯性思维的一种洗礼。 演员的本色表演，也是伊朗电影给的深刻印象。尤其是《小鞋子》《天堂的色彩》《背马鞍的男孩》《谁带我回家》，那些孩子，没有演员的背景，只有质朴的表现，而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质朴却那样直抵人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因为那种没有经过过滤的原生态表演，才让观众生出那种感同身受的悲喜。我特别喜欢《小鞋子》里的男孩，据说就是一个没有表演经验的男孩。但他那忧郁的眼睛已经永远定格在心灵深处，而且，会不时惊扰我渐趋麻木的神经，让我感到一丝丝的疼痛，一缕缕的忧伤。正如瑞典电影大师柏格曼“没有哪种艺术能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魔灯》）。那种弥漫的感觉会提醒你，对亲人的承诺永远要大于世俗的荣耀，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最让人温暖的，不是物质的富足和享乐，而是那如珍珠一般温润晶莹但又易碎的人性之光。

简单地说：长镜头、慢镜以及旋转摇移等。详细的说：影片一开片，导演就以固定拍摄的手法，用了约1分30秒的镜头对其鞋匠修补一双破旧女童鞋的过程进行了再现。画面极为简略，但却充满了生活的真实。镜头渐渐拉开，是故事的主人公阿里和鞋匠简略的对话。导演就以如许朴实的镜头，快速交接了故事的原由，阿里弄丢了妹妹莎拉唯一的鞋。导演采用独特的视角，对阿里和莎拉的纸上对话进行了特写拍摄，再配上充满稚气的画外音，自然的引出了下面因丢鞋而引发的故事。说起影片的拍摄手法，最值当一提的首先应该是影片中节奏极快的四次换鞋过程。第一次，导演采用快速的跟拍，体现了莎拉下课的奔走。一个破旧的通道，是阿里焦急的眼神，导演采用平行蒙太奇展现了同一时间两人的心理特征。两人相遇，是快速的换鞋和阿里满口的埋怨。同时，导演采用一组长镜头和阿里校园的全景拍摄，体现了阿里上学的奔波。这一系列的过程节奏极为明白通畅，画面的变换组接也相当精致。短短的三分钟，导演就是用如许快节奏的拍法，把观众的心也牢牢的揪了起来。第二次换鞋，导演不再是纯真的拍摄换鞋，中心突然出现转折。在一组莎拉奔跑的中景跟拍中，突然切换到莎拉的脚部特写，而导演的这一切换，就是换鞋过程中的转折，也是最让观众揪心的部分。突然间，莎拉由于鞋的不合脚，在跨过水沟的时辰，一只鞋不慎掉入水沟。接下来，是快速的镜头移动，紧紧用一组特写镜头展现了莎拉追鞋的全过程，配上影片快节奏的音乐效果，更增添了全片严重的氛围。鞋子被卡在了水沟，快节奏音乐顿时停止，变成了莎拉委屈而焦急的哭泣声。此时，观众一定以为鞋就如许亡失了，可谁也没想到此时又再次出现转折，附近的一位好心的大叔帮助小女孩用木棍找鞋。突然卡住的鞋再次顺水流出，又是严重的音乐，湍急的流水，一路一落间，导演让观众彻底陷于了自己的剧情，此时，船夫的船浆特写一下截住了莎拉的小鞋子。观众心中的石头才稳稳落地。然而，导演又是如许一组快节奏的转换，再次牢牢吸引了观众，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马芝迪精深的导演。与次同时，又是阿里的一组长镜头奔波，阿里的第二次来晚，被查抄的教员逮住，并且警告这只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这让观众为阿里捏了一把汗，阿里是否还会来晚，阿里是否会被退学，导演再次设置了悬念。第三次，导演把拍摄的焦点转换到阿里来晚的学校，而两人的换鞋过程，仅仅是快速的交换，和急速的奔跑，而其中，不再有台词的穿插。阿里来到学校，导演以阿里的视角从墙角处展现了阿里再次来晚，担心遇见查抄教员的胆寒的心理。阿里不寒而栗的上楼，查抄教员却突然从楼上出现。可怜的阿里被赶出学校。导演采用远景固定拍摄，当观众看着阿里委屈的走向校门，心中充满了恻隐。就在这是，转折再次出现，阿里的教员远远走来，碰上阿里，简略的询问事后，教员为阿里争取到了再次回到教室的机会。同样是短短的一分钟，马芝迪又给观众重新燃烧了希望。而第四次换鞋，导演却改变以往的快速跟拍，而是仅仅从两面墙壁的夹缝中，采用俯拍，体现了两人换鞋的频率。四次换鞋过程是让观众揪心的。而让观众最为之感动和心痛的，应该是阿里为了获得5000米长跑第三名，拿到球鞋的过程。比赛开始以前，导演用一组远景摇拍镜头，展现了来参赛的学生之多，同时，也让其他学生的强壮和阿里的瘦小进行的对比。发令枪的特写，紧接着是一声响亮的枪响，再次是全景拍摄，展现比赛的开始。紧接着，导演的镜头紧随阿里的脚步，先是阿里快速的奔跑，同时使用平行蒙太奇，展现了一边忙跑回家等待阿里比赛结果的莎拉。一组蒙太奇组接事后，镜头开始全程追随阿里的奔跑的背影及脸部幼稚而坚定的表情特写。配上阿里与妹妹交谈的画外音，让观众了解阿里为了能给妹妹挣到一双小鞋子而奋力打拼。导演再次在剧情上设置了障碍，导演并不是是让幼小的阿里拿第一就获得小鞋子那么简略，而是要让他拿第三，这里也再次出现悬念，阿里是会如愿拿到第三，照旧遗憾只拿第四，照旧拿了比第三更好的成绩，与小鞋子擦肩而过？在奔跑过程中，阿里起劲让自己保持在第三的位置，却突然间被其他选手拉扯摔倒。当阿里起身奋力追逐的时辰，导演使用了升格，将镜头放慢，影片顿时变得安静，阿里漫长的奔跑，只有急促的呼吸声相伴。此时，画外音再次出现了阿里与莎拉的对话，阿里承诺，一定会拿第三。画外音落，阿里显然加快了奔跑的脚步，在一个个的慢镜头间，阿里不停的超越了前方的选手。快到终点，导演拉开镜头，观众瞥见的是阿里几乎与其他三位选手并驾齐驱，这让刚才观众对于阿里到底获得第几的悬念始终保持。顿时到达终点，马芝迪却突然切换到四个选手的脚部特写，让观众对于阿里名词的悬念一直保持到最后。让四双脚几乎同时踏过终点，镜头快速切换拉开，是阿里扑到在地上，教员一把把他抱住。阿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第三名吗？”“你是第一，傻孩子”，教员兴奋的回答，让观众最终知道导演选择了第三种结局，阿里拿到比第三更好成绩的同时，也让阿里成为了最沮丧的冠军。漫长的比赛终于结束了，阿里的起劲却与小鞋子擦肩而过，这让观众不知该为他获第一而高兴，照旧该为他而遗憾。

　　听过这部影片的另一个名字，朴实又简单——《小鞋子》；看过这部影片的那张别致的海报，湛蓝的天空，漂游的金鱼，手拉手的两个孩子的背影。让我想起了一个词：简约主义。对，简单的，脉脉的，但可能是直指人心的感动。再没有看之前，这部影片给我了这样的第一印象。　　之前很少接触伊朗的电影，换句话说习惯了好莱坞的光影斑驳的我，似乎对这种“草根文化”有点淡然了。但是，“天堂里的孩子们”拯救了我的默然，呼唤出了隐藏在我心底很长时间的那份性灵。　　一双已经破的不堪入目的粉红色的小鞋子，在一双粗糙的手中，一针一线的缝补着。开头的这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却给人以压迫的冗长。当鞋匠把缝好的鞋子递给那个叫阿里的小男孩后，我知道了原委：他替妹妹来补那双破旧的已经补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小鞋子，原因，显而易见：贫困的家庭，生病的母亲，只有父亲的微薄的工资支撑着这个看似破败的家庭。当导演把这些情节都娓娓道来的时候，我的心头涌上了一丝担心，看过太多这样的情节，这样雷同的故事，并不是我缺乏同情。只是这样普通的故事，稍微脱轨便会落入俗套，陷入单纯赚人眼泪的表象漩涡，直到让人麻木。　　但是，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让我完全打消了顾虑。不，应该说让我完全陷入了故事当中，没有一点闲暇去考虑别的事情。　　阿里在帮大人买菜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那双鞋。他妹妹唯一的鞋子，被捡垃圾的人“收入囊中”。他不敢告诉爸爸，开始我以为是害怕挨打，他也是这样告诫妹妹的：千万不能告诉爸爸，家里没钱给你买鞋的，他知道了你也会挨打的。到后来我才知道，阿里，一个11岁的学习优异的伊朗小男孩，不单单是害怕父亲大发雷霆，他害怕的是忧郁的母亲的眼里再添上一层困苦，他担心浮躁的父亲的头上再添一根白丝。他不想让本来就困难的家里因为他的原因再添上一丝负担。或许小小年纪的他想不到这么具体这么深远这么细腻，但当阿里看着妹妹嗔怪的表情急得已经哭出来的时候，从他天真的面庞和晶莹的泪珠里，我升华出了这一切，提炼出了小孩子的天真善良独特性灵的想法里蕴涵的最天然的特质。　　为了解决只有一只鞋的难题，兄妹俩悄悄达成了一个协议，每天妹妹穿着哥哥的旧球鞋去上课。等放学后，妹妹快速飞奔回家，哥哥换了鞋子再飞奔的去上学……　　于是，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幕：兄妹俩在巷子里飞快的进行那熟悉的“交接”动作；阿里穿梭在狭窄的巷子里的瘦弱背影，气喘吁吁的在上课铃响后才无奈的踏进教室的失落神情，被校长抓到后委屈而又难过的哭泣；还有还有，妹妹追着不小心掉入河里随波游走的球鞋时的无助和急迫，她收到哥哥为了安慰她而送她的那支笔时欣喜而开朗的笑容。一个属于两个天真的孩子之间的许诺，串起来的是属于孩子们自己的苦乐酸甜，苦中作乐，酸涩品甜。　　导演独具匠心的设计了许多巧妙的特写镜头，他运用的镜头语言就好像一个孩子在观察外部世界那般细致新奇，让那种独特的视角真实可爱的令人击节。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妹妹在考试时的那段情节，已经下课了，她一边答着题一边偷偷望着老师手腕上的手表，这时的镜头没有给出老师的全身，而只有那种让人略感不安和焦躁的在手腕上移回，让我刹那间触到了妹妹同样焦急的心情：哥哥在等着她回去送鞋子呢，现在还又时间吗？　　另一个出彩的镜头同样是描述妹妹微妙的感情。站在队伍中间，低头扫视着周围人的鞋子。导演不厌其烦的用慢慢移动的特写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周围那些大大小小的或者玲珑或者华贵的漂亮的鞋子，最后，镜头回到了自己的脚下，那双又大又旧的破球鞋。几乎不用在回到妹妹的表情，我已经可以尝到她内心的羡慕和无奈失落了。几乎每个人，在童年时不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吗，那份孩子的小小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被敏感的我的记忆瞬间捕捉到了。但是真正高明的，是让我忆起这种感觉的，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表达感情的的导演啊！　　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本片要叫作“天堂的孩子”。此前我曾看过这样一篇同样描述贫穷的文章，题目，却残酷让我不忍读出——贫穷，是一根刺痛的针。文章描述的作者的世界是灰暗的，贫苦的环境和本片相似，但基调却几乎完全不同。　　直到看完影片，我才领会了天堂的含义，虽然出身贫苦，但兄妹们却依然会不时的爽朗的开怀的大笑，这是低微的物质生活不能夺走的，也是最珍贵的。他们在刷鞋子时还不忘吹起一个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泡，哥哥在难得的闲暇时忘情的陪着雇主的小孩玩耍，在秋千上悠悠的晃荡，花园里在爸爸的浇灌下分外红艳的花朵，把骄阳烈日也变的柔和而温馨。真正生活在天堂的孩子们，也不过如此吧。能够如此从容乐观的面对生活的人们，肯定拥有天堂了吧！　　从城里打完工后，父亲带着阿里载着胜利的欢愉缓缓的走在林阴道上，注意到他们的对话了吗？　　“这份工作不错，比以前的工作能赚到钱，以后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出来干。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有钱了。有钱以后，我给你们买很多东西。”　　“先给妹妹买双鞋，她的鞋早就破了！”　　“你们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一直以来眉头紧缩的父亲这时候也像个孩子般欣喜。　　不知怎么的，这个普通的对话让我想起了《活着》。　　福贵背着儿子馒头走在上学的路上，馒头稚气十足的问爸爸：“爸爸，小鸡长大了是怎么样的呢？”　　“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馒头也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同样是浓浓的父子情，同样是温情的话语，同样充满希望的憧憬却在下一刻同样的戛然而止。　　父亲带着阿里的自行车失去控制撞到了树上。坐在旧货车的后舱里头上缠着绷带的父亲无力而迷茫的眼神让人目不忍视。福贵的儿子就在和爸爸分开后的那一个下午，被倒塌的墙壁压死了。福贵听到噩耗后那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痛苦表情，是我看过最残酷的画面。　　毕竟，生活是现实的。　　但现实，也不是灰色的同义词。哥哥报名参加了5公里的长跑比赛，因为第三名的奖品，是让他望眼欲穿的一双鞋子。当他信誓旦旦的向妹妹保证一定会拿到第三名的时候，他们脸上再次绽放了纯真的笑容，那里面包含的是希望，是信任，是孩子们的固执坚持。　　没有任何的声音，除了沉重的喘息。每一次都让我的心头一悸，镜头跟随着阿里，他瘦弱的身躯他满头的汗滴他艰难的喘息，最重要的，是他心中的希望！　　这个镜头如此漫长，好像有一万光年！　　每次落后时，镜头开始闪回，他脑海里浮现的是妹妹无辜的眼神，自己每天跑步的辛劳，是他和妹妹订立的那个金子般珍贵的诺言。让他超越身体极限，拼了性命冲刺的仅仅是一双鞋啊！不，那里面凝聚的是妹妹的心。　　看到这里我觉得心里堵的想用眼泪来释放，曾几何时我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精神什么所谓的浮夸的感动。仅仅是他那份纯真的坚持，就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心中的希望，不管怎么样就算累趴下也要坚持的向它靠近。这份坚持，难道只有在孩提时才那么强烈那么无畏那么不可抗拒吗？慢慢长大的我们却在长大中迷失了我们最应该坚持的东西！心痛的不能自已！　　阿里用最后的力气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他的父亲，老师，记者，当所有的人都把他捧着欢呼雀跃的时候，阿里却气喘吁吁的问道：“是第三名吗？”　　站在领奖台上，举着冠军的奖杯，阿里满脸的泪水，人人都以为那是胜利的激动。阿里却在表情黯淡的抽泣，抽泣的悲伤是因为他心中希望破灭，是因为违背了和妹妹的诺言啊！　　还好，我看到的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还好，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当父亲从商店里出来拿着两双鞋子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前所未有的满足。也许人心真的本善，即使有多残酷的经历，还是希望心中的美好实现，毕竟，这个世界的永恒不多。　　还为自己的失误耿耿于怀的阿里脱下那双被他磨破的球鞋，把被磨烂的脚伸到了池塘里泡着。　　这是影片最后的神来之笔，镜头再次变成了特写，而这次是在柔和的晕蓝的池水里一双小脚，柔和的音乐中，一抹亮色突然映入眼帘。一群金黄的金鱼游到了周围，在徘徊，在嬉戏，在灵动的摇摆着精致的身躯。　　其实，生活的美好本不抽象，就像那忧郁的蓝色中突然跃入的一抹亮色，让人惊喜，让人久久不能平静，让人浮想联翩……　　这就是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二十世纪末，伊朗电影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结合现代的人文意识而在国际影坛引起注目。可以说，他们的电影是把西方电影意识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结合的最为自然和成功的。《天堂的孩子》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部以儿童为主要角色的电影。但是仅仅说这是一部儿童电影，那就是一种误解。让一个幼小的心灵去承受一个并不奢侈的渴望的沉重的折磨，这已经不是以童趣为主要特征的儿童电影所能承受的主题了。所以分类其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极其完美动人，是电影里所反映的人文关怀气息。　　导演以一种极其温情的目光关注了一个普通儿童去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实现一个梦想的全过程。这种温情反映在导演以蹲下来的姿势平视一个孩子的眼睛，倾听他的声音，所以哈里和妹妹的语言是幼稚的，思维是幼稚的，行为也是幼稚的，但又是最自然真实的。这种自然使他们的梦想呈现出最纯净的色彩，也使他们的渴望具有了灼人的力量。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同哈里一起渴望那双鞋子时，有一个念头会突然闯进你胸膛：我们不都在不同的境况下丢失过不同的“鞋子”吗？我们这样渴望过吗？我们这样不懈过吗？　　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哈里这样一个在窘迫景况下生存的儿童，导演没有表现出廉价的同情，而是体现出了尊重。在哈里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中，始终有一种倔强的光芒，这种倔强使哈里始终保持着对目标不懈努力的激情，也诠释着他的许多品质。他对妹妹的关爱，对父母的体贴，对学习的执着，对善良的尊重以及自己应有的聪明机智，无不发乎内心，出于自然，这种自然是如此的水到渠成。以至在结尾，导演可以大胆地把失望留给哈里，而把惊喜留给了观众。也正是这种超出中国观众习惯思维的结尾，才会让哈里在我们心中烫出了印记，也才能回味出导演对哈里最深处的温柔抚摸。　　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如诗地赞美上。在哈里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这个故事发展的人文背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和知足，哈里父母的善良，周围老师和其他人的宽厚，都使这个故事充满了温暖的气息。即使是哈里兄妹在换鞋过程中的奔跑，影片也选择了许多充满本土风情的画面作为底衬，使你有时产生是在看一部纪录片的幻觉。这种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自然的吟唱，才使得电影关于人文主题的表现有了最宽广而又厚实的舞台。而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电影无疑都是一种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