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并非是所有问题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更直接的说是在统治阶级的高层内部本身就存在着权力的博弈。那么，只要是博弈就会存在各股势力之间的妥协。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即便是在夺情之前，作为已经在统治阶级高层占有大比例势力的张居正已经对万历的统治造成了威胁，而夺情也恰恰是万历对张居正的妥协。所以，可以归结为他们的博弈早已在万历开始逐渐掌握政权时开始了，而夺情只不过是将他们的博弈推到了矛盾的顶点，而这个顶点就是这个博弈无解的点。第二，并非是为查抄张居正家做好铺垫，而是两方势力必须要开始新的博弈，而这个博弈的开始就是重新确定谁的力量重新占有统治力量的大比例，也就是说要么搞掉张居正，要么万历继续做辅臣眼里的小皇帝，之所以张家被抄，只能说明万历的势力开始或者已经做大了，最起码大过了张。第三，向百官宣示？这还用宣示吗？各级官员可个个都是人精啊，成败还不是一眼就看的出来。第四，如果你仔细看看明王朝，你会发现明朝的官员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被朱洪武设计的很“科学” 了，越是不上朝的皇帝，他的朝代越是安定繁荣。这最起码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是好的。第五，张居正不用评价，“一条鞭法”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永载史册了。第六，冯保？丫个太监，永远是个墙头草，谁强给谁当奴才，你以为他时郑和啊？

《张居正“夺情”风波》 一、张居正父亲之死 张居正的父亲，原是一位学无所成、屡试不中的乡间穷秀才，他的名字叫张文明，20岁上，补为府学生。在科举的年代里，为了谋取一个功名出身，他曾先后7次走进乡试的考场，结果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只是到了他那大有出息的儿子张居正点了翰林，他才掷下考笔。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后，张居正位极人臣，尊为师相，张文明便也不断地尝到父以子贵的甜头。一次，朱翊钧知道张文明还健在，已70多岁了，便一面吩咐备赐，一面为此专门又发了一道圣谕：闻先生父母俱在，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嘉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钦承，着家僮往赍之外，银两是先生的。感动得张居正当场赶写奏表谢恩，连连表示要派僮仆星夜兼程将赏赐之物转达于父母，世代奉为至宝。但是，张文明不久老病而死，10天后张居正接到家人送来的丧信，当日也就没有上朝。朱翊钧从次辅吕调阳的奏疏中得知了此事，于是，提笔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差司礼监太监李佑送到张居正的家中。 按明代礼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他必须辞职回家守制两年。明代，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之日起，不计闰，守制27个月，期满起复。英宗正统七年有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所谓“夺情”，即指在27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在明朝立国以来，除投身军队的人，在朝大臣是较少被“夺情”的。 二、不愿守制27个月 张居正照例得提请回原籍守制。但他内心十分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在此时回乡。一方面，朱翊钧还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练的顾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开的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举措及准备着手进行的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改革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谋划和执行。从个人的私利来考虑，自己数十年来从湖广江陵的乡间走到现在的权倾朝野这一步，也确实来之不易，生怕日久生变。更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丧没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员竟都去祝贺次辅吕调阳。根据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可把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这次，内阁僚属和翰林院的学士、侍讲读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们都纷纷穿上红袍到内阁道贺。张居正去留还未最后确定，他们却都向次辅吕调阳道贺。真是人未走茶已凉，把张居正气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对形势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钧母子此时离不开他，是不会轻易让他就这么走的，太监冯保等人都支持他夺情，凭自己数年的经营和深谋老到的权术，去留问题还是最后由他自己来定。张居正遂加紧了私下的活动。十月二日，也就是张居正接父亲死讯的一周以后，朱翊钧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三、设计“夺情” 张居正知道皇帝要“夺情”的态度，就故作姿态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叙述了一通父子人伦当守制的道理后，又说自己年纪只53岁，“丁忧”的时间也不过是27个月，到那时，身体尚还康健，只要皇上不嫌弃，还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钧未悟出其中的奥妙，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张先生离开京师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给先生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朱翊钧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张先生就此而留下。 张居正通过连日来的几辞几留，“夺情”心愿不仅如愿以偿，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赞他的无双忠孝、盖世大功，是他今后继续当国受之不尽的资本。 四、同乡反对遭廷杖 张居正 “夺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激烈地展开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不小。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历代帝王的习惯做法，朱翊钧诏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与张居正的夺情问题联系起来。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来自南直隶武进县的翰林后进，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他上了一道 《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张居正发怒了，他实在没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对他“夺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门生或同乡。朱翊钧更是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在他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结果，邹元标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反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夺情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就是横刀夺爱，可是在明朝夺情居然是常有的事情，难道说明朝的人都喜欢横刀夺爱吗？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夺情其实在明朝，在我们中国古代是一种礼俗。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礼俗，能用得上夺情二字，我们不妨一探究竟。夺情是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进行补职。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为“夺情”。相比较而言，明朝的夺情就比较复杂。明朝时也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都不许保奏多情起复。后来明英宗正统七年又下命令，凡是做官的家里面有丧父母事情，一律派回家守丧。明朝最为出名的夺情事件，就数张居正夺情！大致就是张居正正处于改革期间，突然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身为朝廷的官员要回家进行守制，可是他这么一回去，他的改革可能就会被摧毁。可是他作为明朝的首辅大臣，不去以身作则，遵守明朝的礼制，以后别的官员又怎么能服从明朝的礼制呢？他左思右想，找到了太监冯保，就设计了“夺情”这样的苦情戏。意思就是，上朝的时候，张居正故意说要回家守制，而明神宗需要张居正来主持朝政，就这样你来我往，张居正要走明神宗万历挽留。后来张居正便装作勉为其难的留在朝廷之内。也没有回到老家为自己的父亲守丧！但是张居正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不满。这些言官和大神就开始上疏弹劾张居正，也批评张居正不遵守国家礼制，是贪图首辅大臣之位。但是这些人抗议“夺情”，都遭受到了万历皇帝的驳斥。一些顽固的反对者也遭到了严惩，甚至动用了“廷杖”，有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有的人则被打的终身残疾。不难看出这些反对者，要么就是想让大家一起遵守国家的法制法规礼制，要么就是张居正的一些政敌和政治对手。而且张居正当时正在主张进行体制改革，难免会有一些政治不和的同僚来反对他。

廷杖。当时万历皇帝年幼，按理说张居正“夺情”应该批准，但是当时深受传统礼制的教化，张居正的行为属于大逆不道。朝中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谏止。御史刘台首先弹劾张居正，结果被逮捕入狱。很多官员赶紧的躲避，只有于慎行自己前去监狱探望。吴中行因上疏反对“夺情”，被实施廷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