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萦 -
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提示：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之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了具体的方法门径是多咏读作品，吸取营养，涵蕴于胸，自能领悟。 作诗的方法有五种：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提出作诗有五种方法。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用力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的总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从容不迫和沉着痛快。诗歌创作的极致有一样：入神。作诗而能到入神的境界，这就到顶点了！到尽头了！无以复加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少了。 提示：提出诗有九种品类，三个用功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入神”。 禅宗的流派很多，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南宗和北宗之派，正道和邪道之路；获得正法的人，才是领悟了真谛。至于声闻、辟支的小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等古诗和盛唐诗是作诗的第一义的真谛，大历以来的诗就已落入第二义了。晚唐诗，就像是声闻、辟支果的小乘了。学习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就像学禅宗的临济宗门下。学习大历以来的诗，就像学曹洞宗门下。大抵上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且说孟浩然的学力在韩愈之下很远，可是他的诗却独独超出韩愈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孟浩然诗）一味地妙悟罢了。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行。然而悟有浅有深，有的人悟得有限，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懂得上乘的第一义的，不必假借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是透彻的悟；此外虽然也有悟的人，都不是悟得第一义的真谛的。我这样的评论不僭越，辨别不狂妄。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的道理就是如此。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就是所见诗歌不广，研究考察诗歌不够深入。试取汉、魏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晋、宋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南北朝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开元、天宝诸家的诗深入钻研，再只取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大历十才子”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元和年间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晚唐诸位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位的诗深入钻研，它们真实的是非是不能掩盖的了。倘若在这里还没有清楚的见解，那就是被邪魔外道蒙蔽了他的认识真实的能力了，那就不可救药了，终究不能领悟了。 提示：提出以禅喻诗的“妙悟”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即是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颖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作为一种通过审美境界反映生活的艺术，它的创作方法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能顿悟诗法，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妙悟”。 作诗要有另一种才能，这与读书学问没有关系；作诗要有另一种兴趣，这与抽象说理没有关系。然而古人没有不读书，不深研理论的呀。但是（他们）不沉溺于理论逻辑，不落入语言的束缚（而能有言外之意），这才是上等的。诗歌，是吟咏情志心性的。盛唐的诗人（作诗）只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美妙之处清莹澄澈，玲珑剔透，（别人）难以接近，好像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诗歌写作作特别的理解领会，于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这些东西写诗，（写出来的诗）岂有不工整的呢，然而却终究不像古人的诗了。原因在于缺少一唱三叹的委婉的韵味啊！而且他们的诗作大多致力于使事用典，不追求兴致情韵；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完全篇，也不知诗的主旨落在何处。他们的末流更严重，焦躁叫嚣，愤怒乖张，大大地背离了（诗歌）温和忠厚的传统之风，简直就是以叫骂为诗了。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遭一次劫难的厄运了，可说是大不幸了。然而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了吗？回答说：有的，我只取其中合于古人（作诗标准）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尚能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的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地方。到了苏轼、黄庭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方法写诗，唐人诗风才改变了。黄庭坚更是在锻炼安排钩深峻刻上下功夫，后来他的诗法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赵师秀、翁卷之辈，独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稍稍恢复接近了（贾岛、姚合）清寒苦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他们不知（自己)是只落入了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就是盛唐诸公的大乘正法的境界呢！唉！正法眼藏不传己经很久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得到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一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高唱他们的诗就是唐诗正宗了，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说真正的唐诗只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呀，这不是诗歌发展道路的又一个大不幸吗！所以我不自度德量力，就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以喻诗，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决然地认定（作诗）应当以盛唐为法（原注：我后来舍而不说汉、魏，而只说盛唐，是认为汉、魏古诗的体制已经完备了）。（这样）虽然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在所不辞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首先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进而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所谓“别材”，就是说作诗不靠学问，靠的是诗人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就是作诗不要议论说理，即使议论说理也要有理趣，这样的诗才能有“兴趣”，即有兴味、情趣的审美感受。当然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妙悟”。严羽的理论虽有玄虚杳缈、不易理解之处，但作诗不能只靠学问和议论说理以及诗要有兴趣之说，无疑诗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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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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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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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 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诗的不幸了。 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 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 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 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左迁 -
这个可以去查字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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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北有云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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