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

严羽的《沧浪诗话》的理论是对宋诗的全盘否定。严羽指责宋人以议论为诗，缺乏“兴致”和“气象”。他说得虽然有些道理，但更多的是从自我的好恶出发作出的选择。尽管如此，此作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

沧浪诗话沧浪情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踏过那座小石桥，我便觉得恍如隔世了。大片的新绿扑面而来，上有古木荫蔽，下有绿草铺尘，蓊蓊郁郁，沁人心脾。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高高悬挂着的假山池沼、绿树碧草的园林画。我来到了具有“城市山林”之称的沧浪亭。沿着回廊，我信步来到面水轩。面水轩被一圈水围在怀抱中，凭栏眺望，草树郁然，崇阜广水。当再看到进来时的那座小石桥时，我想此时此刻我真的与世隔绝了。于是，身在沧浪亭，诗话沧浪情。曲曲折折，沿着幽径，踏着落叶，来到作为主厅的明道堂。门前古木参天，地面青砖上的几片半绿半黄的树叶随着微风旋舞着，阳光毫不吝啬地照着这个坐北朝南的大厅。厅内窗明几净，屋的正中央高高的挂着题着“明道堂”几个仓劲有力的大字的匾额，室内整齐地摆放着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一阵幽古思情从心底滑过：何谓明道？宋代苏舜钦曾在《沧浪诗话》中写道：“观听无邪，则道以明。”我想，那么“思无邪”，也应该可以明道吧？明道难道仅需要这样吗？似……有问题再找我

在《沧浪诗话》中，严羽还提出了一个效法古代诗歌的思想体系。他确立了诗学理论的“师古”核心，也确定了学习效仿的对象是汉、魏、晋、唐时的诗人作品。关于诗歌的审美特征，严羽提出了“别材”说和“别趣”说。

“诗评”是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论述子集，主要介绍的是对诗人诗作的具体批评鉴赏。原文：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为戛釜撞瓮耳。严羽诗作：【送戴式之归天台歌】吾闻天台华顶连石桥，石桥巉绝横烟霄。下有沧溟万折之波涛，上有赤城千丈之霞标。峰悬蹬断杳莫测，中有石屏古仙客。吟窥混沌愁天公，醉饮扶桑泣龙伯。适来何事游人间?飘飖八极寻名山。三花树下一相见，笑我萧飒风沙颜。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诗五百首。共结天边汗漫游，重论方外云霞友。海内诗名今数谁?群贤杂沓争相推。胸襟浩荡气萧爽，豁如洞庭笠泽月。寒空万里云开时，人生聚散何超忽，愁折瑶华赠君别。君骑白鹿归仙山。我亦扁舟向吴越，明日凭高一望君，江花满眼愁氛氲。天长地阔不可见，空有相思寄海云。

江西诗派。《沧浪诗话》是南宋诗论家严羽创作的诗歌理论著作，大约在绍定前至迟在淳祐前成书，作者写书借用了江西诗派的写作方法，形成自然流畅的语言，成为千古好书。

严羽创作《沧浪诗话》的动机主要是不满北宋以来诗坛的种种流弊，他希望构建一个新的诗学体系，规范诗歌创作的原则，从而为学诗的人指明方向。

只有杜甫和李白比其他人更优厚，诗中一共说李白的有十四处，甚至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作者的感情可以想象，躲在书斋中悠闲地看书议论两人的名字已经这么的相近，不能没有相互顾忌的，是因为用庸俗的见解来揣测贤哲的心思，所以我不能不解释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悲壮”概括高适诗的风格。他的七言古诗尤其写得气势奔放,情感激荡,音韵铿锵。今存高常侍集十卷,收诗240余首。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悲壮”概括高适诗的风格。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律诗难於古诗，绝句难於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於七言绝句。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郭的校释是经典，张也是专家，笺注本比较详细；最好都备一个。

作者严羽，字仪卿，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人，南宋文学批评家。此书分五类：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提出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论诗推崇？（绢：？），主张诗的别材、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当时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强调“妙悟”和“兴趣”需靠个人心领神会，有脱离现实的倾向。

以禅喻诗的《沧浪诗话》张晶第一节方法论意义：以禅喻诗“以禅喻诗”，不是孤立的文论现象，而是有着广泛基础的。宋代诗人、诗论家借参禅来谈诗的大有人在。前面举过的吴可、龚相的《学诗诗》以及韩驹的《赠赵伯鱼》诗都是“以禅喻诗”的典型例子。苏轼以参禅比拟对诗作审美鉴赏，“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南宋赵蕃也有论诗绝句三首：“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燃。”“学诗浑似学参禅，要保心传与耳传。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学诗浑似学参禅，束缚宁论句与联。四海九州何历历，千秋万岁孰传传”。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以禅喻诗”在宋代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论诗方法，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禅悦之风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一般的“以禅喻诗”还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南宋严羽集“以禅喻诗”之大成，并以明确的理论意识使用这种方法。在《诗辨》篇中，严羽宣称“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作者在这里明确地提示出自己论诗的方法。在《答吴景仙书》中，他又直接表明自己的论诗方法曰：“以禅喻诗，莫此亲切”。可见，严羽是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运用“以禅喻诗”的方法的。之所以严羽集“以禅喻诗”之大成，在于他有意识地借禅学范畴，以建立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尽管在他借用禅的术语时发生了一些舛误，因而授人以口实，但他建构自己诗学体系的目的基本是实现了。“以禅喻诗”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诗辨》篇中。如第四节云：

这种明显是宗教歧视大乘小乘，临济曹洞只有思想分歧，并无高下之别

以禅喻诗。《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严羽《沧浪诗话》论诗的主要方法是以禅喻诗。以禅喻诗开始于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改变了前人仅仅以参禅比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比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 荷按：高适多胸臆语，气骨浑厚，慷慨激昂中时见悲凉。岑参诗意奇，语奇，调俊。孟郊诗思苦奇涩，凄怆寒苦之感。 《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 荷按：屈、宋诸篇文采瑰丽奇伟，抒情得风雅精神。贾谊《怀长沙》沿袭楚骚，情真意切，词清理哀，取冠于两汉。《招隐》极富意境。《哀时命》亦得风骚之神。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荷按：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 、《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余以为九章，九歌等量齐观，九章多写爱情，九歌仍承《离骚》之主旨。严沧浪以为九歌胜于九章，以其处于南宋末世，心怀黍离之悲耳

《沧浪诗话》是南宋末年严羽著，是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组成。1. 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出自《沧浪诗话·诗法》。读诗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这样才能不被旁门小道迷惑了。2. 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出自《沧浪诗话·诗法》。辨别它的源流派别，就像是辨别青色和白色一样清楚，这才可以谈论诗。3. 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出自《沧浪诗话·诗法》。诗是好是坏不必争论，试着把你自己的诗放在古人的诗中，给有见识的人看看，如果他分辨不出来，那你就堪称一个真正的古人了。4. 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出自《沧浪诗话·诗辩》。天下有可以废弃不用的人，却没有足以废弃不管的意见，诗道也是这样。5. 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出自《沧浪诗话·诗评》。读《离骚》久了，才能读真味来，必须要抑扬顿挫地朗诵直到泪洒衣襟，然后才算得上是读懂了《离骚》，否则读起来就会像是敲击釜瓮一样沉闷无味。6. 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出自《沧浪诗话·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世上的技艺，就像是各有招牌的卖丝织物的人，一定要分清产地，然后才能清楚优劣——何况是文章呢。

沧浪诗话和沧浪亭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沧浪诗话的创作背景和主题之一就是沧浪亭。沧浪亭是苏州名胜之一，建于北宋，位于太平街东端青石桥上，是观赏太湖烟雨的佳处，也是诗人创作的重要场所之一。而沧浪诗话是清代章学诚所编选的诗话集，其中收集了很多明清以来诗人在沧浪亭创作的诗歌及其评价、点评。它以沧浪亭为背景，以苏州派诗人为主角，通过吟咏风景、抒发情怀、评价思想等方面的描写，展现了苏州派的文学特点，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风情和文化内涵。因此，虽然沧浪诗话与沧浪亭是两个独立的文化现象，但前者的创作背景和主题与后者的历史渊源和景点特色有着紧密的联系。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观点有 一、“吟咏情性 二、“以禅喻诗” 三、“以禅喻诗” 四、“妙悟”说 五、“以盛唐为法” 特点有 重兴趣的创作方法 自然浑成的美学理想 尚法的艺术主张 识辨家数的艺术鉴赏力 不知道你要多具体，因为这可以写篇博士论文了.........严羽(生卒年不详)，南宋文学批评家。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有《沧浪集》、《沧浪诗话》等。《沧浪诗话》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统的诗论，它对诗歌创作的一些根本问题以及诗歌的方法技巧等作深入探讨并阐述见解。《沧浪诗话》是为反对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为纠正江西诗派、四灵派、江湖派的诗歌主张而撰写的，它反映了南宋后期诗歌理论方面的激烈斗争。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部分，附《答吴景仙书》。严羽的诗歌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诗辨》这一部分里，《诗辨》提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的说法，即所谓“妙悟”说。为能“妙悟”诗道，《沧浪诗话》主张先从熟读《楚辞》开始，“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强调了学习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必要性。在艺术实践方面，《沧浪诗话》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认为诗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算是“妙悟”。《沧浪诗话》反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但走上了一条复古的道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把“诗道”与“禅道”相提并论，并且带有神秘化的倾向。《沧浪诗话》被认为是宋代诗话之冠，对明、清两代诗歌理论很有影响。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清代王士禛倡“神韵”说，都可从《沧浪诗话》中找到其主张的理论渊源。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赞美李贺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具体了解一下《沧浪诗话》，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佑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册。"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鲜明的学术品格。严羽借用佛禅"妙悟"的概念作为其论诗的拱心石，构建了以"妙悟"为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兴趣"为特质论，以"气象"为境界论的严整的诗学体系。严羽"悟"区别于江西诗派侧重于字句章法而强调对诗歌的整体把握和诗歌主体的生命体验。"兴趣"体现为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创作取向,情统领下的情、理、意等诸多心理因素的深度融合，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气象"是诗歌审美风格与时代精神等的外在显现。严羽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理性化倾向,力图恢复诗歌的抒情本质。在其推崇"盛唐气象"背后,隐约折射出其对垂暮卑弱末宋文化的时代忧思。

《沧浪诗话》是宋代严羽的诗话作品，作品中提出了“诗有别材”等许多著明的观点，对诗歌创作和诗论诗评都具有有益的启示，对后代诗论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深受宋及以后朝代的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古代文代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诗词的复兴，对《沧浪诗话》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热潮。

对的。根据查询查询，沧浪诗话全书中“诗辩”注重评辨古今诗歌的优劣，包括诗歌的内容、技法和艺术表现等；“诗体”主要介绍古代诗歌的格律和韵律体系；“诗法”则涉及到古代诗歌的构思、抒情、抒怀等各种技巧和方法；“视频”则是以实际演示为主，强化对古诗词的理解和细节把控；“考证”则重点介绍诗歌的渊源和来源，包括历史文献、古代文化等相关知识领域。《沧浪诗话全书》是元代诗人杨儒乘所著，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全书共40卷，收录了自周代到元代的诗文23000余首，并给予了详细的评注和点评。

熊逸专栏白话解读2017.12.4-12.8(关于《沧浪诗话》) 一、作者和写作动机 严羽的祖上出过一位名人严武，是杜甫晚年的庇护人。但到了严羽这一代上，早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严羽自号沧浪逋（bū）客。 沧浪逋客，意思是远遁在江湖之上的隐士。他的一生确实是这样过的，从没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浪迹江湖，随时都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写作动机： 严羽写《沧浪诗话》，出发点就是要反对当时很流行的永嘉诗风。 《沧浪诗话》是写给“学诗者”看的。 （我们千万不能从今天的“诗歌评论和赏析”的角度来理解它。） 二、历史贡献和影响 1、《沧浪诗话》尽管有各种毛病，但它是系统分析阐发理论的第一部书。 （《沧浪诗话》，是一部由三流实干家、二流鉴赏家写出来的一流理论书。） 2、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段，这是今天的常识，而这个常识正是来自《沧浪诗话》的创造。 3、把李白、杜甫和盛唐诗人奉为楷模，这是《沧浪诗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 4、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很独到的说理方式。 5、一直流传到清朝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风尚和口号，是对《沧浪诗话》的一脉相承。

《沧浪诗话》评唐宋诗歌“唯在兴趣”。（） A.正确B.错误正确答案：B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高,境界高、古,有古韵。深,情深意切,哲理深。远,玄远,悠远。长,气息很长。雄浑,气象雄浑。飘逸,气息飘逸。悲壮,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凄婉,也主要体现在内容上。 其用工有三:曰其结、曰句法、曰字眼。在结构,句式和字眼上设计、琢磨,用工夫。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

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 荷按：诗乃人之情怀体悟，虽一代有一代之诗风，盛唐晚唐诗风直是不同，然非盛唐诗句皆为盛唐风格，晚唐诗句皆为晚唐风格，正所谓当论其大概耳。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 荷按：气象乃作品之整体风貌，浑厚大气、明朗刚健，或狭小局促一望便可观之。唐人之诗尚气以兴象风神见长，观之丰满莹润，宋人之诗尚理趣，多锤炼，观之雕润老成。 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荷按：大历诗高者虽有意境然支离破碎少浑融，下者则如晚唐诗细碎小巧。晚唐下者已不复为诗。严沧浪以为唐诗胜于宋诗缘于唐以诗取士，然宋人未尝不重诗，所以宋诗不如唐诗，国力气派亦不同。

生平简介 严羽生年大致在1192～1197年间，这正是韩腚斜狈ナЮ，宋向金屈辱求和的时候。卒年约在1241～1245年间，距1279年元灭宋，仅三十余年。 早年就学于邻县光泽县学教授包恢门下，嘉定六年（1213年），严羽二十二岁左右时，离开家乡福建邵武，至江西南城包恢之父包扬门下求学深造。包扬，是当地颇有声名的宿儒，他先后受学于陆九渊和朱熹，神契于陆门 “本心之学”。由于当时包扬已年届古稀，三年后包扬去世，严羽辞别师门，开始了长达七年左右时间的客游经历。在江西时曾受友人举荐进入幕府，主要做案牍工作，未能受重用，故仅做了一年时间就辞任远游至湖南，在湖南长沙、衡阳、洞庭等地漂游。在湖南洞庭时，严羽又曾进入军营幕府，仍然是做案牍文书工作而并不受重用。严羽深感郁郁不得志，再次离任漂游至江西临川，在临川交朋结友。 嘉定十六年（1223年），严羽由江西临川返回家乡。绍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福建路汀州发生了晏梦彪率领的农民起义，他们很快就攻下了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 已近中年的严羽被迫离家避乱，飘泊于江西浔阳、南昌等地近三年。绍定三年（1230年）冬末，严羽第二次返乡。绍定五年（1232年），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任邵武府学教授，以严羽为代表的邵武青年才俊们的诗社活动因之更加活跃，严羽、李友山诸人也与戴复古结下了友情。戴复古《祝二严》诗曰：“前年得严粲，今年得严羽。我自得二严，牛铎谐钟吕。……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 嘉熙元年（1237年），戴复古辞教授职，返回台州。临行前作《别邵武诸故人》（《石屏诗集》），严羽则作《送戴式之归天台山歌》相赠。 第二年开春，严羽第三次离家，远游吴越。在漫游期间，他先后到过吴中（今江苏吴县）、临安（今杭州）、钱塘和桐庐（今杭州附近）、瓜步镇（在今江苏六合县）等地。嘉熙三年（1239年）春末，严羽客居瓜步镇（今江苏六合），瓜步以北正是宋蒙对峙的战场。严羽在这里找到表叔吴陵，将自己论诗的书稿誊写出副本交给他。之后，来到了南昌，由于南昌为官的朋友张南卿苦苦挽留。严羽在南昌住了一年多。约在嘉熙四年（1240年）冬末返乡，始了逐渐淡出的隐居生活，他先隐居在城郊，后来移居到邵武城外东潭山一个清幽秀丽的地方。他的住宅依山傍水，是个典型的隐士山庄。他一年到头很少饮酒，朋友来访，也只是以清茶款待。大约在淳v五年（1245年）秋，好友上官良史到他隐居地访问了他。据清季耆老传说，南宋末年，文天祥镇守南平，严羽以其年迈之躯离家投军。抗元彻底失败后，他坚守“丈夫儿富贵等浮云，看名节”的信条，不肯投降元人，避隐民间，不知所终。 有关严羽生平的资料非常有限，可供参考的仅有明朝弘治、嘉靖年间以及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邵武府志》、清代咸丰年间刊行的《邵武县志》、明代何乔远纂修的《闽书》、严羽同郡清代朱霞撰写的《严羽传》以及近代陈衍等编纂的《福建通志》等。 文学创作 严羽教人学诗，必熟读《楚辞》，乃至于盛唐名家作品，并且反对苏轼、黄庭坚的诗风，称其为诗虽工，“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同时批评四灵派和江湖派。虽然生活在南宋末年，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隐居在家乡。但在元军入侵、国势垂危之际，仍很关心时事，爱国思想在诗中时有流露，对朝政弊端也颇多不满之词，如《北伐行》、《四方行》、《有感六首》等。所以戴复古说他“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引自朱雯《严羽传》）。他的七言歌行仿效李白，五律除学李外，还学杜甫、韦应物。但主要倾向仍为王（维）、孟（浩然）冲淡空灵一路。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诗歌理论，著有《沧浪诗话》。创作成就远逊于理论贡献，历来诗论家多指出这两方面的差距。《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创作“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 其诗集名《沧浪先生吟卷》（或名《沧浪吟》、《沧浪集》）2卷，共收入古、近体诗146首。有《邵武徐氏丛书·樵川二家诗》本。《沧浪诗话》则附于诗集之后。 诗论影响 严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启迪了元代诗人，影响覆盖了明代文艺理论界，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和近代。这是任何其他理论家都不曾有过的殊荣。 从宏观上看，严羽的影响可以分为生前和去世后两大阶段。生前，他主盟诗坛诗社，直接指导了一批文坛后进，从而形成了一个诗派。他去世以后，他的历史作用就表现为思想影响。正是在这方面，才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本质和他对历史，对文明的贡献。 《沧浪诗话》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福建文苑传》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沧浪诗话》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 诗词选摘 诗作 【 访益上人兰若 】 独寻青莲宇，行过白沙滩。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阁供人看。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 【 有感六首（其一、其三） 】 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黄云新战路，白骨旧沙场。 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襄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 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 今日唐虞际，群公社稷臣。不防盟墨诈，须戒覆车新。 【 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 】 天涯十载无穷恨，老泪灯前语罢垂。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世乱音书到何日？关河一望不胜悲。 【 和上官伟长芜城晚眺 】 平芜古堞暮萧条，归思凭高黯未消。京口寒烟鸦外灭，历阳秋色雁边遥。 清江木落长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迢迢。 【送戴式之归天台歌 】 吾闻天台华顶连石桥，石桥f绝横烟霄。下有沧溟万折之波涛，上有赤城千丈之霞标。 峰悬蹬断杳莫测，中有石屏古仙客。吟窥混沌愁天公，醉饮扶桑泣龙伯。 适来何事游人间？飘u八极寻名山。三花树下一相见，笑我萧飒风沙颜。 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诗五百首。共结天边汗漫游，重论方外云霞友。 海内诗名今数谁？群贤杂沓争相推。胸襟浩荡气萧爽，豁如洞庭笠泽月。 寒空万里云开时，人生聚散何超忽，愁折瑶华赠君别。君骑白鹿归仙山。 我亦扁舟向吴越，明日凭高一望君，江花满眼愁氛氲。天长地阔不可见，空有相思寄海云。 【 江行 】 暝色蒹葭外，苍茫旅眺情。残雪和雁断，新月带潮生。 天到水中尽，舟随树杪行。离家今几宿，厌听棹歌声。 简析： “暝色蒹葭外，苍茫旅眺情”。蒹葭苍茫，这让想起了《诗经·蒹葭》篇中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其中对水中伊人的思慕和追寻成了后世诗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因为“道阻且长”，伊人可望不可即，所以才成为永恒。这伊人并不专指情人，也可以是家人、朋友，有时还指皇帝，而更多的时候指的则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只有理想才真正具备这种因可望不可即而成为人们永恒追求的特性。严羽对于江边丛生的蒹葭所造成的苍茫境界颇为敏感，蒹葭是他诗中的常客，在他的《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中有这样的句子：“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都是“旅情”，一思家乡亲人，一思旅中好友。然而无论思念的对象如何变化，思念的媒介却是一如既往，这就是“蒹葭”。而傍晚的“暝色”更为丛丛蒹葭增添了苍茫之感，也更加突出了诗人心中的茫然和疑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作者并非不知道自己的乡关何处，只是因避乱才来到江楚，有家而不能归比无家可归更痛苦。 “残雪和雁断，新月带潮生”。古人喜欢用残断的意象来传达心中的无奈和绝望，如“残月”、“笛声残”、“梦断”、“肠断”等等。残雪本是天气转暖春将至的信息，应该是喜讯，可春节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诗人却有家不能归，不仅不能归，就连传书的大雁都断绝了。诗人的希望和绝望尽在其中了。“新月带潮生”一句，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化用的痕迹很明显。但与“残雪和梦断”对仗的却极为工整，于此我们可见诗人的功力。明月与蒹葭一样，都是蕴含相思的意象，而用明月寄相思在古诗中更为常见和频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为何时？“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乘月而归，古今几人？大概没有吧！如果能够乘月而归，那份喜悦也早已把月亮给淹没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既然雁声已断，不能传书，所以只能许愿与月，托它打探故乡的消息了。 “天到水中尽，舟随树杪行”。舟中远眺，天在水中，水与天接，江天一色，彼此不分；小舟起起伏伏慢慢前行，树杪隐隐约约缓缓后退。天无尽，水亦无尽，而行舟又悠悠，这样的行旅何日是尽头呢？ “离家今几宿，厌听棹歌声”。离家的日子，诗人是每天都在心头盘算的。天天盘算着，日子一长也就茫然了，“今几宿”的疑问，一则说明诗人离家之久，二则表明诗人心中盘算着回家的次数之频。桨声一如游子心中的离家悲歌，一声声、一阵阵，把心都敲碎了，更敲倦了。 “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迢迢”（严羽《和上官伟长芜城晚眺》）。虽然棹歌已听厌，但回家的路却“迢迢”；纵然厌听，但还是得遥遥无期的听下去。 人生，注定是一次永无归途的苦旅。 词作 【满江红】 日近觚棱，秋渐满、蓬莱双阙。正钱塘江上，潮头如雪。把酒送君天上去，琼琚玉佩g鸿列。 丈夫儿、富贵等浮云，看名节。天下事，吾能说；今老矣，空凝绝。对西风慷慨，唾壶歌缺。 不洒世间儿女泪，难堪亲友中年别。问相思、他日镜中看，萧萧发。

《沧浪诗话》作者严羽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所著书以号命名，为《沧浪诗话》

严羽的诗歌理论，集中在他所撰写的《沧浪诗话》里。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文，扼要地说明他的论诗宗旨，可以作为“诗话”来参看。所以一般刻本常将此文附刊于《诗话》之后，充当作者自序。《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1244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刊行的诗话汇编《诗人玉屑》中，曾将它的内容全部采录。历代刊刻《沧浪吟卷》，也大多同时收录《诗话》。另有单行刻本，并被辑入多种丛书中，成为研究中国诗学的基本读物。为它作注释的，有清人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近人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和今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以最后一种最为严谨丰富。《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它也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旁门小道），未进入“大乘正法眼”（均见《诗辨》）。根据这样的情况，《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诗辨》云：“夫诗有别材（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严羽所说的“别才”和“别趣”有其具体内涵。“别趣”，《诗话》中也称作“兴趣”，这就是严羽特创的文学批评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话里讲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的是佛经上的比喻，说羚羊到晚间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可以避免猎狗找寻踪迹。参照《诗评》中有关“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说法来看，是指诗歌作品的语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才能给人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感觉，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因此，所谓“兴趣”或“别趣”，无非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必须说明，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汉魏古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均见《诗评》），亦皆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纠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诗辨》中谈到：“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至于“妙悟”能力的获得，《诗辨》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字，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据这段话，“妙悟”的能力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任何诗作都有助于人们的“悟入”，必须是那些本身具有严羽所赞赏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特点的作品，才能促成人们对这种艺术特点的领悟。同时，这种阅读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读、讽咏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换句话说，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诗评》中说：“读《骚》之久，方识直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还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都是要人们从反复咏叹中去体会诗歌声情的抑扬骀荡，以进入作品的内在境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这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径。由此看来，严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别才”，是指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一观念的提出，表明严羽对于艺术活动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趋向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致使其“妙悟”说带上了浓重的玄学色彩，招来后人的种种非议与指摘。“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严羽称之为诗识。《诗辨》中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就是指的这种从艺术意境、风格上识别诗作的邪正高下深浅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达到“取法乎上”的目的。而诗识的形成，严羽认为，是来自对各类诗歌的“广见”和“熟参”，亦即来自对诗歌体制的细心辨析。《沧浪诗话》中特辟《诗体》一章，广泛介绍诗歌的体裁、风格及其流变，就是要人们通过精心比较以掌握诗歌艺术的“真是非”。《答吴景仙书》中也讲到：“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所以辨别诗体是严羽定下的学诗的第一关，由辨体以立识，再由“识”入“悟”，而后通过“妙悟”导致诗中“兴趣”，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严羽论诗的圆融贯通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最终归趋到师法前人（尤其是盛唐人）的诗歌艺术上来，根本上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免存在着以流代源的缺陷，为明清两代的拟古思潮开了不良的风气。尽管如此，《沧浪诗话》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它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总结，是读者应有的态度。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是：别材别趣。严羽所提出的所谓"别趣"，实即传统诗学中的"兴趣"。"兴趣"和"气象"这两个诗学术语,是《沧浪诗话》的重要理论范畴。《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内容解读：《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诗的不幸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 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已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今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 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观点有一、“吟咏情性二、“以禅喻诗”三、“以禅喻诗”四、“妙悟”说五、“以盛唐为法”特点有重兴趣的创作方法自然浑成的美学理想尚法的艺术主张识辨家数的艺术鉴赏力不知道你要多具体，因为这可以写篇博士论文了.........你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几篇

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是：别材别趣。严羽所提出的所谓"别趣"，实即传统诗学中的"兴趣"。"兴趣"和"气象"这两个诗学术语,是《沧浪诗话》的重要理论范畴。《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内容解读：《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1]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提示：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之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了具体的方法门径是多咏读作品，吸取营养，涵蕴于胸，自能领悟。 作诗的方法有五种：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提出作诗有五种方法。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用力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的总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从容不迫和沉着痛快。诗歌创作的极致有一样：入神。作诗而能到入神的境界，这就到顶点了！到尽头了！无以复加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少了。 提示：提出诗有九种品类，三个用功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入神”。 禅宗的流派很多，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南宗和北宗之派，正道和邪道之路；获得正法的人，才是领悟了真谛。至于声闻、辟支的小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等古诗和盛唐诗是作诗的第一义的真谛，大历以来的诗就已落入第二义了。晚唐诗，就像是声闻、辟支果的小乘了。学习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就像学禅宗的临济宗门下。学习大历以来的诗，就像学曹洞宗门下。大抵上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且说孟浩然的学力在韩愈之下很远，可是他的诗却独独超出韩愈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孟浩然诗）一味地妙悟罢了。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行。然而悟有浅有深，有的人悟得有限，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懂得上乘的第一义的，不必假借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是透彻的悟；此外虽然也有悟的人，都不是悟得第一义的真谛的。我这样的评论不僭越，辨别不狂妄。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的道理就是如此。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就是所见诗歌不广，研究考察诗歌不够深入。试取汉、魏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晋、宋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南北朝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开元、天宝诸家的诗深入钻研，再只取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大历十才子”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元和年间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晚唐诸位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位的诗深入钻研，它们真实的是非是不能掩盖的了。倘若在这里还没有清楚的见解，那就是被邪魔外道蒙蔽了他的认识真实的能力了，那就不可救药了，终究不能领悟了。 提示：提出以禅喻诗的“妙悟”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即是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颖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作为一种通过审美境界反映生活的艺术，它的创作方法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能顿悟诗法，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妙悟”。 作诗要有另一种才能，这与读书学问没有关系；作诗要有另一种兴趣，这与抽象说理没有关系。然而古人没有不读书，不深研理论的呀。但是（他们）不沉溺于理论逻辑，不落入语言的束缚（而能有言外之意），这才是上等的。诗歌，是吟咏情志心性的。盛唐的诗人（作诗）只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美妙之处清莹澄澈，玲珑剔透，（别人）难以接近，好像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诗歌写作作特别的理解领会，于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这些东西写诗，（写出来的诗）岂有不工整的呢，然而却终究不像古人的诗了。原因在于缺少一唱三叹的委婉的韵味啊！而且他们的诗作大多致力于使事用典，不追求兴致情韵；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完全篇，也不知诗的主旨落在何处。他们的末流更严重，焦躁叫嚣，愤怒乖张，大大地背离了（诗歌）温和忠厚的传统之风，简直就是以叫骂为诗了。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遭一次劫难的厄运了，可说是大不幸了。然而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了吗？回答说：有的，我只取其中合于古人（作诗标准）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尚能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的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地方。到了苏轼、黄庭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方法写诗，唐人诗风才改变了。黄庭坚更是在锻炼安排钩深峻刻上下功夫，后来他的诗法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赵师秀、翁卷之辈，独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稍稍恢复接近了（贾岛、姚合）清寒苦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他们不知（自己)是只落入了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就是盛唐诸公的大乘正法的境界呢！唉！正法眼藏不传己经很久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得到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一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高唱他们的诗就是唐诗正宗了，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说真正的唐诗只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呀，这不是诗歌发展道路的又一个大不幸吗！所以我不自度德量力，就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以喻诗，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决然地认定（作诗）应当以盛唐为法（原注：我后来舍而不说汉、魏，而只说盛唐，是认为汉、魏古诗的体制已经完备了）。（这样）虽然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在所不辞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首先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进而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所谓“别材”，就是说作诗不靠学问，靠的是诗人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就是作诗不要议论说理，即使议论说理也要有理趣，这样的诗才能有“兴趣”，即有兴味、情趣的审美感受。当然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妙悟”。严羽的理论虽有玄虚杳缈、不易理解之处，但作诗不能只靠学问和议论说理以及诗要有兴趣之说，无疑诗正确的。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义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 解析: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

严羽《沧浪诗话》批评宋诗的三句诗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才学为诗。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严羽力图恢复诗歌的抒情本质。作品鉴赏：《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严羽借用佛禅"妙悟"的概念作为其论诗的拱心石，构建了以"妙悟"为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兴趣"为特质论，以"气象"为境界论的严整的诗学体系。严羽所说的“别才”和“别趣”有其具体内涵。“别趣”，《诗话》中也称作“兴趣”，这就是严羽特创的文学批评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所谓“兴趣”或“别趣”，无非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

《沧浪诗话》共1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5章。在《诗辨》中，严羽主要阐述诗歌的创作理论，是整个《沧浪诗话》的总纲。在《诗体》中，严羽探讨了诗歌各体的流变。

严羽的《沧浪诗话》还全面地展开了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理论。这些理论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这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因此，《沧浪诗话》对后世的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我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专著。

当时宋朝的诗坛盛行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流弊是堆砌典故，了无新意。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 沧浪诗话就产生于这种情况之下。《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关于诗的理论批评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

《沧浪诗话》 诗歌理论著作。南宋严羽著。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 定、淳□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 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 《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门，作者 对此书甚为自负，认为是“自家实证实悟”之作，“乃 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书后 附《答出继叔吴景仙书》）。《诗辨》一门是全书总纲， 鲜明地提出了论诗宗旨，大要在一“识”字。因为“诗 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学诗 者以识为主”。“识”的内涵,即是当时人常用的“禅”、 “悟”。由有识而得妙悟，又有妙悟而通于禅道。具体 说来，便是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的效法对象，加以深刻 透彻的领悟，才能达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 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艺术 境界。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严羽论诗的基本方法是借禅 理以喻诗、说诗。《诗体》主要论述诗歌风格体制演进 变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 线索和轮廓。《诗法》着重阐明作法和技巧方面的要求， 如提出“学诗先除五俗”,“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 “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等。这些见解在 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江西诗派、四灵派(见四灵体)的 创作风气而发的。《诗评》举例评析汉魏以来诗歌，进 一步阐明汉魏盛唐诗为第一义的理由：“诗有词理意兴。 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 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在 具体评论中，态度比较公允全面，如说“盛唐人诗亦有 一二滥觞晚唐者，……要当论其大概”。又说“李、杜 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 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考证》是对某些诗篇的 作者、分段、异文等的考辨。 《沧浪诗话》在当时就引起注意和争论，作者《答 吴景仙书》实际上便是一篇答辩文字。明代的前七子、 后七子和清代神韵、性灵两派（见神韵说、性灵说）诗 论，对严氏观点的不同方面作了引申和发挥。《沧浪诗 话》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对中 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其脱离生活和某些唯 心色彩的弊病，对后世也有不良影响。 《沧浪诗话》向来附于《沧浪吟卷》之后，其单行 本则见于多种丛书。旧注本有胡鉴《沧浪诗话注》、王 玮庆的《沧浪诗话补注》、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 清人冯班反对严氏观点，特作《严氏纠缪》一卷攻之。 今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出版。

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一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传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二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 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三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陶体（渊明也），谢体（灵运也），徐庾体（徐陵、庾信也），沈宋体（佺，期之问也）陈拾遗体（陈子昂也），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也），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也），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也），王右丞体（王维也），韦苏州体（韦应物也），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也），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也），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谓乐府之体同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齐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也），四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柏梁体（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玉台体（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织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宫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尚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五有古诗，有近体（即律诗也），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日此夜难为情。”），有半五六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风歌》是也，古华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词，其他古人诗多如此者），有两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诗有青骢白马共戏乐、女儿子之类，皆两包之词也），有一句之歌（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梁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皆一句也），有口号（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长歌行、短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乐府（汉成帝定郊祀，立乐府，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以其音词可被于弦歌也，乐府俱被众体兼统众名也），有楚辞（屈原以下仿楚辞者，皆谓之“楚辞”），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别鹤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谣（沈炯有《独酌谣》，王昌龄有《箜篌谣》，穆天子之传有《白云谣》也），曰吟（古词有《陇头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头吟》），曰词（选有汉武《秋风词》，乐府有《木兰词》），曰引（古曲有《霹雳引》《走马引》《飞龙引》），曰咏（选有《五君咏》，唐储光羲有《群鸿咏》），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简文有《乌楼曲》），曰篇（选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马篇》），曰唱（魏武帝有《气出唱》），曰弄（古乐府有《江南弄》），曰长调，曰短调，有四声，有八病（四声设于周颙，八病严于沉约，八病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辨，作诗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据也），又有以叹名者（古词有《楚妃叹》《明君叹》），以愁名者（文选有《四愁》，乐府有《独处愁》），以哀名者（选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词有《寒夜怨》《玉阶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静夜思》），以乐名者（齐武帝有《估客乐》，宋臧质有《石城乐》），以别名者（子美有《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有全篇双声叠韵者（东坡《经字韵诗》是也），有全篇字皆平声者（天随子《夏日诗》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梅圣俞《酌酒与妇饮》之诗是也），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第一、三、五、七句押一仄韵，第二、四、六、八句押一平韵者，唐章碣有此体，不足为法，谩列于此，以备其体耳；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无关诗道，今皆不取），有辘轳韵者（双出双入），有进有退韵者（一进一退），有古诗一韵两用者（文选曹子建《美女篇》有两难字，谢康乐述祖德诗有两人字，后多有之），有古诗一韵三用者（文选任彦升《哭范仆射诗》三用情字也），有古诗三韵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重用二十许韵者（《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旁取六七许韵者（韩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欧阳公谓退之“遇宽韵则故旁入他韵”，非也，此乃用古韵耳，于集韵自见之），有古诗全不押韵者（古《采莲曲》是也），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少陵有古韵律诗，白乐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黄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有律诗止三韵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诗《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常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天子圣，不战四方平”是也），有律诗彻首尾对者（少陵多此体，不可概举），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标。”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有后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赠白马王彪》之诗是也），有四句通义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是也），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拟古，有连句，有集句，有分题（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有分韵，有用韵，有和韵，有借韵（如押七之韵，可借入微，或十二齐韵是也），有协韵（楚辞及选诗多用协韵），有今韵，有古韵（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诗用古韵也盖选诗，如此），有古律（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有今律，有颔联，有颈联，有发端，有落句（结句也），有十字对（刘虚虚“沧浪千五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字句（常建“一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对（刘长卿“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又太白“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是也），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昔年其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有就句对（又曰“当句有对”，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李嘉祐“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是也。前辈于文亦多此体，如王勃“龙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乃就对也）。六论杂体则有风人（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续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藁砧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僻辞、隐语也），五杂俎（见乐府），两头织织（亦见乐府），盘中（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回文（起于宝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反复（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李公诗格有此二十一字诗），离合（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渔父》《屈节》之诗是也。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建除（鲍明远有《建除诗》，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诗虽佳，盖鲍本工诗，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如此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又有六甲十属之类，及藏头歇后等体（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盖其是处不可易也）。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诗难处在结尾，譬如番刀须用北人结尾，若南人便非本色，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词气可颉颃，不可乖戾。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呟于旁门小法（禅家有金刚眼睛之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 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濒、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唐诗僧有法震、法照、无可、护国灵一清江无本、齐己、贯休也。集句唯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玄休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苏子卿诗“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属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令人观之，必以为一篇重复之甚，岂特如兰亭丝竹管弦之语耶！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任昉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脔谓平韵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则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见之陋邪！诗话谓东坡两耳韵，两耳义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是欲效伊尹负鼎于汤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或以公干平视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论春秋诛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苏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刘公干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著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已不可矣。至於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乃混而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又谓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以其时则可矣。韩退之固当别论，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高见如此，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吾叔诚于此未了然也。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何以答之？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杂而不纯。今观盛唐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所论屈原离骚则深得之实，前辈之所未发，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无可议者。但李陵之诗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恐未深考，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疑非少卿之诗，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径山名僧宗杲也）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见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赏，因谓之曰：“吾论诗若那查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所惜多顺情放过，盖倾盖执手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辨也。鄙见若此，若不以为然，却愿有以相复。幸甚！（按他本沧浪答吴保义手书，吴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诗名。）

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以禅喻诗，着重于谈诗的形式和艺术性的著作。由于诗的形式和艺术性也是诗学中重要的问题，所以它对于后来的诗论和某些诗人的创作，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又由于作者的论点有主观唯心论的倾向，所以难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却也招来了比较多的非难和攻击。现在加以整理，以供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文学理论上工作者的参考。 《沧浪诗话》附见沧浪吟卷，自言见到宋本；明都穆重刻沧浪先生吟卷，亦言元刻本。今以宋元本均未见，置不论。其别出者以说郛及津逮秘书二本为最流行。此后各种翻刻之本，大抵不出此三种。但此三种实亦同出一源，无大区别。校释之语以一部分是旧稿，原系文言，虽经删改，未必能改得纯粹。为求统一起见，即此校释说明，也不免难些浅近文言，这是需向读者声的。希望楼主从中获益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严羽的《沧浪诗话》提出诗有“别材”，“别趣”的诗歌理论。第一，“别材”：指诗人对诗歌创作要有独特的才能。要在书，理中积累，而高对文章，义理的境界。是一种“妙悟”的体现，而非是对文章，义理的搬弄和说教。第二，“别趣”：指是个要有自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是是个审美特征的表现，是诗人的“兴趣”所致，所以盛唐诗歌多是理在其中而更有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与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理性、议论有天壤之别。第三，诗歌要有“意无穷”的特征，即是诗歌语言可以完结，可以平淡，而诗歌的意境却是无尽的，是妙趣深远的。影响：严羽以“别材”、“别趣”之说反对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不良倾向。提出是个要有意境和诗人自己的审美情趣。要“妙悟”而非“穷章尽理”，，要有“别材”而不是搬弄文字。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

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是：别材别趣。严羽所提出的所谓"别趣"，实即传统诗学中的"兴趣"。"兴趣"和"气象"这两个诗学术语,是《沧浪诗话》的重要理论范畴。《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内容解读：《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祐年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

诗文评·名著简介·《沧浪诗话》 南宋严羽著。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章，后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严羽写作此书的目的，旨在总结汉魏以来五、七言诗的发展，揭示诗的宗旨，树立盛唐榜样，以矫宋诗之弊。《诗辨》是严羽所说的“诗之宗旨”所在，是贯穿全书的纲领。《诗辨》大体上谈到三个问题：一是“识”，就是识别诗之正门，诗之高格，实际上就是“以盛唐为法”。针对对诗“作奇特解会”的苏、黄与江西派和“立志不高”的四灵与江湖派，《诗辨》开头便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鹜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二是“妙悟”，要“识”就要靠“妙悟”，这是领会诗的宗旨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严羽把“悟”确定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法，“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辨》)，且只有“妙悟”才是从事诗歌创作的正路，即“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同上)。严羽之所以“以盛唐为法”，正在于盛唐诸公是“透彻之悟”。而严羽崇奉盛唐、标举妙悟，正是针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病而发的。三是“别材别趣”，这是严羽所认为的诗之宗旨，也是全书的理论核心。《诗辨》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以极其鲜明的语言，从题材、效果、表达方式与艺术境界等方面突出强调了诗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内在区别，揭示了诗的情感性、趣味性、非逻辑性等审美特质。严羽也并非一味绝对化地排斥“理”，《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以词、理、意兴为诗的三要素，与“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并不矛盾。诗中并不是不要理，而是要词、理、意兴三者浑融凑泊、无迹可求，因为诗毕竟不是议论说理之文。以上三方面，构成《沧浪诗话》的基本观点。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大大提高了中国古代诗论中的审美理论，深刻而又突出地阐述了诗的审美特征，并把这一特征上升为诗的本质，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为诗之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论著作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盛唐为法”，从元代的戴表元经明代的高棅、尤其到明中叶的前七子，推衍为一股黜两宋、宗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潮。而“别材别趣”，又为明后期的文学解放思潮所秉承阐发，到了清代的王士祯，则以一脉传人自命，拈出 “神韵”二字来论诗。这就是《沧浪诗话》对后世的影响。

沧浪诗话的作者是严羽。沧浪诗话的相关简介如下：《沧浪诗话》是南宋诗论家严羽创作的诗歌理论著作，大约在绍定（1228—1233）前、至迟在淳祐（1241—1252）前成书。《沧浪诗话》共一卷。全书分为五部分：《诗辩》阐述古今诗歌创作理论问题，论述学诗的门径、方法；《诗体》专讲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作家的风格和流派；《诗法》讲诗歌作法和诗的艺术特征；《诗评》是从时代风气和个人风格方面对古今诗歌和诗人的评论。《考证》是关于诗歌创作者和具体出处的辨析和考证。书后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是一篇答辩文字。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以禅喻诗，提倡妙悟，论诗推崇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反对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倾向，提出“别材”“别趣”，将“兴趣”视为诗歌的特质。《沧浪诗话》对古代诗歌的流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和诗歌创作的特殊性，强调了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和富于情感等特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格调派”“性灵派”“神韵派”等诗派。后世的一些文学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都在借鉴其理论思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严羽是中国古代极具个性气质和人格魅力的文艺理论家,在中国批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他的《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以“以禅喻诗”而闻名，强调“别材”、“别趣”、以“妙悟”和“兴趣”为中心、师法盛唐的诗学思想，涉及到诗歌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曾对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绘画等艺术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严羽这两个著名的诗学观点，都是在《沧浪诗话》的《诗辨》部分提出来的， 1、“妙悟”说——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特征 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内容。在佛教禅宗里，妙悟指对佛法的心解和觉悟，即主体对世界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所谓“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禅宗的妙悟，特点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种对于佛性的领悟，是不可言喻的，只能自己心里去体会。 严羽认为诗歌艺术的奥妙，即非语言所能表达清楚，亦非理论所可阐述明白，必须在对大量诗歌佳作的直觉思维中，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方能领略其中奥妙，这就是诗家的妙悟。 就诗歌创作而论，妙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显然，这是诗歌创作最为独特的艺术规律，所以，严羽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把领会诗歌创作的特殊性作为诗人创作最重要的条件。 2、“兴趣”说——诗歌的审美特征 严羽的“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并影响了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严羽推重“盛唐气象”，便是缘于盛唐诗歌具备这一审美特征：“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还讲到“兴致”、“意兴”，它们在本质上与“兴趣”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含义略有侧重而已：兴趣侧重趣，兴致侧重兴，意兴侧重意（意象），由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兴趣”的内涵。“兴”即诗歌的基本艺术特征，“趣”即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审美趣味。“兴”侧重于从作者的角度说，“趣”侧重于从读者的角度说，其实都是指诗歌的审美特征。 “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诗品序》)、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诗歌艺术的感性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宋诗与唐诗相比，所缺乏的也 恰恰正是这种审美特征。 3、“别材”、“别趣”说 严羽主张作诗要“妙悟”，诗本身要有“兴趣”，即指诗人直觉到的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严羽认为唐诗有这种“兴趣”，而宋诗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种丰富隽永的审美特征。严羽认为宋人好“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即在诗歌里用事、用典故、议论说理，破坏了诗歌的“兴趣”的审美特征。 为了反对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沧浪诗话·诗辨》说：“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即是说诗写得好坏，别有一种“妙悟”的才能，别有一种“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兴趣，与学问、理论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举了韩愈与孟浩然的例子，认为孟浩然学力、学问远不如韩愈，但诗歌却超过韩愈，就是因为孟浩然有“别材”、“别趣”。这可以作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注脚。尽管他的这一对比不一定公平和符合事实。 在赞扬唐人诗歌后，严羽批评宋诗说：“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u201eu201e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严羽对“近代诸公”的批评，实则是对宋诗的批评，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倾向从宋初就已开始。“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缺乏唐诗那种“妙悟”的“兴趣”，即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是宋诗的主流倾向。 严羽的《沧浪诗话》惊世骇俗,不仅开启了明清“神韵”说、“格调”说和“性灵”说,而且成为诸多理论家立论的基石和效法的经典，严羽以通达的眼光对历代理论资源兼容并蓄，其诗学在此前相同或近似话语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深刻性，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册。此书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总结，是读者应有的态度。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严羽把宋诗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与此同时，《沧浪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诗辨》云：“夫诗有别材（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严羽《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 〔南宋〕严羽 ◇诗辩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诗体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传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 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 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 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 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 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 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 唐初体（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 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 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 元和体（元白诸公）， 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佑体苏黄陈诸公）， 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 曹刘体（子建公干也）， 陶体（渊明也），谢体（灵运也）， 徐庾体（徐陵庾信也）， 沈宋体（佺，期之问也—）陈拾遗体（陈子昂也）， 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也）， 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也），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也），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也），王右丞体（王维也），韦苏州体（韦应物也），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也），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一也），杜牧之体，张藉王建体（谓乐府之体同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齐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也），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柏梁体（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玉台体（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织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宫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尚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有古诗，有近体（即律诗也），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楼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日此夜难为情）， 有半五六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风歌是也古华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词其他古人诗多如此者），有两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诗有青骢白马共戏乐女儿子之类皆两包之词也），有一句之歌（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梁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皆一句也），有口号（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长歌行短歌行又有单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乐府（汉成帝定郊祀立乐府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以其音词可被于弦歌也乐府俱被众体兼统众名也），有楚词（屈原以下访楚词者皆谓之楚词），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别鹤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谣（沈炯有独酌谣王昌龄有箜篌谣穆天子之传有白云谣也），曰吟（古词有陇头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头吟），曰词（选有汉武秋风词乐府有木兰词），曰引（古曲有霹雳引走马引飞龙引），曰咏（选有五君咏唐储光羲有群鸿咏），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简文有乌楼曲），曰篇（选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马篇），曰唱（魏武帝有气出唱），曰弄（古乐府有江南弄），曰长调，曰短调，有四声，有八病（四声设于周颙八病严于沉约八病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辨作诗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据也），又有以叹名者（古词有楚妃叹明君叹），以愁名者（文选有四愁乐府有独处愁），以哀名者（选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词有寒夜怨玉阶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静夜思），以乐名者（齐武帝有估客乐宋臧质有石城乐），以别名者（子美有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有全篇双声叠韵者（东坡经字韵诗是也），有全篇字皆平声者（天随子夏日诗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梅圣俞酌酒与妇饮之诗是也），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韵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韵者唐章碣有此体不足为法谩列于此以备其体耳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无关诗道今皆不取），有辘轳韵者（双出双入），有进有退韵者（一进一退），有古诗一韵两用者（文选曹子建美女篇有两难字谢康乐述祖德诗有两人字后多有之），有古诗一韵三用者（文选任彦升哭范仆射诗三用情字也），有古诗三韵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重用二十许韵者（焦仲卿妻诗是也），有古诗旁取六七许韵者（韩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欧阳公谓退之遇宽韵则故旁入他韵非也此乃用古韵耳于集韵自见之），有古诗全不押韵者（古采莲曲是也），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少陵有古韵律诗白乐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黄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有律诗止三韵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诗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常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天子圣不战四方平是也），有律诗彻首尾对者（少陵多此体不可概举），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标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有后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赠白马王彪之诗是也），有四句通义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是也），有绝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拟古，有连句，有集句，有分题（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有分韵，有用韵，有和韵，有借韵（如押七之韵可借入微或十二齐韵是也），有协韵（楚词及选诗多用协韵），有今韵，有古韵（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诗用古韵也盖选诗，如此），有古律（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有今律，有颔联，有颈联，有发端，有落句（结句也），有十字对（刘虚虚沧浪千五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字句（常建一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对（刘长卿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又太白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是也），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昔年其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有就句对（又曰当句有对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李嘉佑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是也前辈于文亦多此体如王勃龙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乃就对也）。论杂体则有风人（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续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藁砧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僻辞隐语也），五杂俎（见乐府），两头织织（亦见乐府），盘中（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回文（起于宝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反复（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李公诗格有此二十一字诗），离合（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渔父屈节之诗是也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建除（鲍明远有建除诗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诗虽佳盖鲍本工诗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如此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又有六甲十属之类，及藏头歇后等体（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盖其是处不可易也）。 ◇诗法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诗难处在结尾，譬如番刀须用北人结尾，若南人便非本色，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词气可颉颃，不可乖戾。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呟于旁门小法（禅家有金刚眼睛之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 ◇诗评 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濒、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藉、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楚词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宜熟读，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涕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唐诗僧有法震、法照、无可、护国灵一清江无本、齐己、贯休也。集句唯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玄休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苏子卿诗“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属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令人观之，必以为一篇重复之甚，岂特如兰亭丝竹管弦之语耶！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任昉哭范仆射诗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三用情字韵，“夫子值狂生，千龄万恨生。”犹是两义，“犹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离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脔谓平韵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则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见之陋邪！诗话谓东坡两耳韵，两耳义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是欲效伊尹负鼎于汤以伐桀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或以公干平视美人为不屈，是未为知人之论春秋诛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古人赠答多相勉之词，苏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刘公干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金多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

沧浪诗话诗辨原文及翻译如下：沧浪诗话·诗辨。为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门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丁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神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原文沧浪诗话·诗辨为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门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丁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神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