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有沉默权吗?

　　[摘要]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方法之一。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是诉讼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沉默权人权人权保障刑事诉讼　　西方法律学者普遍认为，沉默权是人类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刑事审讯中保护被告人人身权的最主要的方法。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本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中规定，被告人在刑事审讯中享有沉默权即不必自我归罪，以保障被指控者的人权。

　　一般认为，沉默权是指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都有权保持沉默，除非自愿，否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义务回答司法机关的讯问与犯罪指控，法院不得以此为据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与判决。但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g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不仅如此，我国法律还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必经程序，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基本结构也围绕讯问被告人而构建和展开。这样的现实状况，在我国正逐步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诉讼民主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引入沉默权是否与准确及时查清犯罪事实，提高办案效率相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和探讨。

　　纵现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法制的发展，由于司法机关工作水平的低下，更主要的是维护当权者统治利益的需要，被告方不仅没有享有沉默权，而且从来都只是作为诉讼客体存在于刑事诉讼之中。因此，其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在刑讯逼供合法化的大背景下，司法者们想的最多的总是想尽办法来逼取被告人的口供，而根本不会去考虑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更谈不上讲究什么民主权利了。可以想象，棍棒交加之下的被告人是何等的孤立、无助。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中有一段相当精典的论述：“因为痛苦将提示强壮者坚持沉默，以便使较重的刑罚换为较轻的刑罚，并提示较弱者作出交待，以便使人从比未来的痛苦更具有效力的现时折磨中解脱出来。”可谓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封建社会刑讯逼供下的事实悲剧。这与当前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顶多半年”的说法有多么惊人的相似。在我国古代历朝修史时，也总忘不了列有“酷吏”一传，这实在是由于封建王朝中，“治狱之吏，多以严刻著称，法外用刑，更为惨酷”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各种因素的限制，我国直到1979年才制定出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之后又于1996年对其做了大幅度修改即现在使用的新刑诉法，修改后的刑诉法尽管在保护当事合法权益方面较之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关系，更没有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而引入沉默权。尽管《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尤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但在实践中，审讯人员缺乏监督机关的监督，加上其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认定被指控者就是罪犯并努力去证明他就是罪犯的心理倾向，必然会导致控辩天平失衡，使得砝码明显地偏向司法机关。在此种前提下，原本法律知识贫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弱者地位将更加突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贬抑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妨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而且助长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过分依赖心理，这种对口供的过分依赖正是当前层出不穷的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诱供骗供等非法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认识我国刑讯逼供等问题时，不仅要看到法制传统缺乏和一部分审讯人员的素质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刑诉立法等宏观方面来分析、考察。

　　在回顾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之后，笔者认为：在一国刑事审讯中不给予被指控者以沉默权是一种专横人权理念下的产物，它是与绝对意义上的国家优位理念相适应的，即片面地追求某些案件处理的方便，更有效地起到震慑犯罪、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整体，两者就像小鸟的两只翅膀，缺少或忽视了任何一边，鸟的飞翔便只会成为幻想。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倚并重，是任何民主社会中刑事法律体系和制度所努力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即从根本上预防犯罪，维护广大民众的人权，保持正常社会生活的稳定，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化，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人权保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已成为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召开后，我国宪法不久即做出反应，把十五报告中提到的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方略，这就对我国的刑事法制的健全和刑事司法的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沉默权-这一反映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状况和诉讼民主进步程度的标志性权利，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我国的刑沂立法所重点考虑。

　　诚然，目前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和一些学者对沉默权问题尚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可能有碍侦查，不利于打击犯罪等。此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沉默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则不能成立，应当看到，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诉讼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然，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总是对人们的权利义务作出更多的限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总是要经过一个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沉默权的确立也应如此。

　　从确认该项权利的国家的情况来看，沉默权的确立并未导致被诉人供述的减少而影响打击犯罪。沉默权并未阻断侦察机关获取被追诉人陈述的途径，它只是禁止为取得陈述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强制，将是否陈述，作何种陈述的选择权赋予了被追诉人。在日本，被告人的认罪率高达92.3％。在美国，辩诉交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为条件的，而辩诉交易案件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在其他确立沉默权的国家，被告人陈述也仍是重要的证据来源。当然，这也不排除如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后，会有相当一部分被指控者拒绝作出口供，这就需要我们去学习西方国家法律制度中一些积极有用的成份为我所用。勿庸讳言，沉默权引入我国后必然会给我国刑事诉讼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发生一些不利的情况。然而一个要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必须首先从制度上加以健全，并且首先必须有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思想准备。立法领先也是立法预见性的表现。要引入沉默权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来，笔者认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对西方国家中所确立的沉默权制度加以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另一方面是在立法（或对现行法进行修改）之后，大力宣传沉默权制度，使人们对沉默权有一个充分全面准确的认识，另外，要尤为注意搞好对司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督促他们改革办案作风，提高执法水平，以及重视保障人权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