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党案的影响

“逆臣录”朱元璋的需要罗织罪名的，不注重客观事实。别看它“收集”近千人的口供，但这些口供全部是杜撰产生的。“逆臣录”讲述的是朱元璋时期开国功臣蓝玉谋反一案，当时朱元璋公布蓝玉谋反一案的所有口供。“逆臣录”一共收录近千份口供，看着像是经过祥实调查，已经有了确凿证据证明蓝玉谋反。实际上，这些口供全都是杜撰产生，只要细心地读，就会发现破绽百出。根据“逆臣录”描述，蓝玉在谋反之前曾经和渔民、染匠商量谋反细节，就算蓝玉是个五大三粗的武将，也不会蠢到和工匠、渔民商量这些杀头大事吧？更佳匪夷所思的是，“逆臣录”中居然没有主谋蓝玉和曹震的口供。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逆臣录”完全是朱元璋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闹剧，目的是杀死以蓝玉为首的一批功臣。蓝玉一个国家大将军，怎会引起朱元璋的杀心呢？朱元璋本身就对这些勋贵不放心，担心他们在自己死后为难子孙后代，所以就有了明朝初年震惊全国的胡惟庸谋逆案。虽然杀了许多功臣，但朱元璋觉得还有漏网之鱼，所以他又如法炮制了一场蓝玉谋逆案，目的就是把有实力起兵谋反的功臣一网打尽。其次，蓝玉自己也不是个低调的主，他的嚣张跋扈、不懂政治，已经让朱元璋忍无可忍，决定以谋反的名义动手。蓝玉是继常遇春、徐达之后的明朝第一武将，虽然武艺高强，但他也有武将的通病----政治很差。在得胜归来以后，蓝玉经常居功自傲，屡次在朱元璋面前失礼，没有君臣之分。朱元璋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知道蓝玉日后可能是江山社稷的最大威胁，所以他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给蓝玉罗织了谋反罪名，并以此诛杀一大批功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还出版了“逆臣录”。

本书用血记载了蓝玉党人的供词，并在每份供词前有招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及与蓝玉关系等介绍，是现存蓝玉案的最直接资料。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原书仅存明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研究明史的宝贵资料。

按照明史蓝玉传的说法，逆臣录主要是列蓝玉谋反案的参与者，除开公、侯、伯，还有不少人。蓝玉案族诛一万五千人，想来逆臣录也不可能把这些人列完，主要应该是以下这些人吧。一公，应该是指的凉国公蓝玉吧。有人认为是常遇春之子常升，常升到底怎么死的，连明史都没记载清楚，有说他是因为蓝玉案而死的，也有说他到朱棣永乐初年才被杀死。蓝玉是常遇春的副将兼妻弟，常遇春的女儿又嫁给了太子朱标，因此蓝玉和常家应该是忠于太子的。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病逝，而太孙朱允炆还很年轻，蓝玉却居功自傲，因此被人告发谋反。反正蓝玉以谋反被诛杀，朱元璋趁机几乎将剩下的功臣清理干净，为朱允炆继位扫清道路，蓝玉是不是谋反倒是搞不清楚了。十三侯，附在蓝玉传后面的几个侯应该是很清楚的。1、景川侯曹震，蓝玉案的逆党除了蓝玉之外，以曹震为首。曹震是濠人，是朱元璋老乡，而且跟从朱元璋起兵，是绝对的老兄弟，为朱元璋平定川蜀、云贵立下过大功，长期镇守四川，得到当地人的爱戴，却被认为是蓝玉的主要同谋，被诛杀。2、鹤庆侯张翼，从张翼老爹起即跟随朱元璋，父子两代立下大功，其父退休后，张翼是蓝玉帐下骁将，以蓝玉党被诛。3、会宁侯张温，张温守兰州，遇到蒙古大军突到，颇有张辽合肥之功，后又从傅友德平云南，从历史记载中看不出他和蓝玉有太多交道，也被蓝玉案牵连诛杀。4、普定侯陈桓，也是朱元璋的濠州老兄弟，大概与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有些关系，叶升已经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诛杀了，陈桓这儿大概又被叶升牵连，再牵连到蓝玉，被诛杀。5、舳舻侯朱寿，朱元璋水军将领，监督过漕运，和曹震一起被认为是蓝玉谋反案的最主要参与者，被诛杀。6、怀远侯曹兴，因为长期在山西一带镇守过，跟过沐英，后来又跟过蓝玉北征，被诛杀。这六侯做为蓝玉案一党，应该是确定的。下面是不太确定的。7、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亲家，为朱元璋镇守云南、三平叛蛮，已经在之前的胡惟庸案被牵连处死，但蓝玉案再次牵连到他，被列入胡党、蓝党两个反叛集团。十三侯里，应该还有叶升。8、全宁侯孙恪：朱元璋同乡兼老部下孙兴祖之子，跟随蓝玉北征，后以蓝玉党被处死。9、西凉侯濮玙：功臣濮英之子，以蓝玉党被发配而死。10、永平侯谢成、11、崇山侯李新，这二人都是朱元璋老乡，和蓝玉同一传记内记载，因罪被诛杀，但没明确说是蓝玉一党。12、应该还有胡玉，这是蓝玉传中明确说了的。六侯之后的，大概应该是，但是有疑问。其他的就朋友们自己搜集吧。

朱元璋时期的《逆臣录》是为掩人耳目而编造出来的审判笔录。（）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导读：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胡蓝之狱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付出鲜血！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他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则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赵翼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一公十三候二伯指的是牵连到蓝玉案的，事后《逆臣录》钦定。一公——开国公常升。十三候——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永平侯谢成、宜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兴、支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少一个，我找不到）。二伯——徽先伯桑敬、东莞伯何荣。不明白请追问，谢谢。

因为朱元璋一直都主张要善待元朝臣子，蓝玉却公然玷污元朝妃子，甚至元朝妃子还不堪重负上吊自杀，这件事传出去让朱元璋的形象瞬间坍塌，所以朱元璋对蓝玉大发雷霆。朱元璋想要对蓝玉动手的时候，他写了一本《逆臣录》，这本《逆臣录》里面记载了蓝玉所有的罪状，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其中有一条是因为蓝玉玷污了一个北元的妃子，由于朱元璋是很讨厌北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条罪状写在《逆臣录》里面呢?很多人猜想这是因为朱元璋想不出蓝玉的罪行了，所以他把这条写在了里面，其实不然，朱元璋写这条罪状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事实，而且蓝玉玷污了北元的妃子以后，那个北元的妃子还上吊自杀了。朱元璋之前攻打过北元，而且他还打了七次，他每次战胜以后，他都会把北元皇室的妃子占为己有，那么蓝玉身为朱元璋的大臣，他也占有了一个北元的妃子，为什么朱元璋会对他大发雷霆呢？这是因为朱元璋想要神化自己的形象，众所周知，每个君王上位的时候，他们都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算命先生，让算命先生昭告天下这个君王继承皇位是合理的，是上天指点的，这样民众才会对君王信服，朱元璋这么做也是想树立自己的形象，但是蓝玉这个举动却让朱元璋多年来的形象都大打折扣了。因为民众们不知道是蓝玉玷污的，他们只知道朱元璋这个人，也就是说，朱元璋变相的给蓝玉背了锅，之前朱元璋还说要善待北元大臣，现在蓝玉的举动不是让朱元璋打脸了吗？所以朱元璋才会把这条罪状写在《逆臣录》里面，表达自己对蓝玉的不满。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7]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一张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我看过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来,蓝玉应该是被逼谋反的. 最后是被人出卖,才死了.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7]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一张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我看过的文章. 由此可以看出来,蓝玉应该是被逼谋反的. 最后是被人出卖,才死了.

逆臣录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逆臣录作者：714舍02床上铺第一回 国史疑云更新时间2012-5-3 3:15:38 字数：3046　洵江下游，有一个小村庄，名叫“止戈”村，也不知是哪朝哪代所聚，现如今村上仅有三十余户人家，不晓文字，自耕自渔，鲜于外世相通。　　说来也怪，止戈村地处国之北疆偏东，村上居民却皆操南语，隐约让人感觉是很久以前南疆一带的人迁徙至此。也有些商客从止戈村上经过，去往与本国接壤的更北方的少数民族“羊吉”，去做些丝帛羊马生意，来往时也曾问起村上老人，止戈村由何而来，却无人知晓。　　止戈村背靠洵江，由于地处下游，江水肮脏不能饮用，因此，止戈村的饮水都来源于村子中央的一口井，村上所有民宅都绕井而建，把井围在中间，这一块地方，也是村里人唯一的聚会场所。井旁立有一块石碑，上镌文字，看似约百余年前所刻，因年代久远，字迹斑驳，依稀难辨，来往客商中也有习过书的，认得上面的碑文：　　碧箫请仙君，邀吾赴月河。　　月河有美酒，将醉吾当歌。　　兽牙挑紫衣，过隙两世隔。　　仙君有余酿，策马返止戈。　　此碑文乍看之下，完全不知其所云，那习过书的客商译出大意，约摸是讲“我吹奏着碧色的洞箫邀请天上的神仙，神仙听到后，也邀请我去到月亮之上的月之河。月河中备有美酒，我快喝醉了便唱起了歌谣。野兽的牙齿挂着紫色的衣裳，时光如白驹过隙般让人阴阳两隔。神仙还剩下没喝完的美酒，我带着剩下的美酒骑马回到了止戈”。　　“不知在讲个甚么……

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告发谋反，入狱3天，就被“剥皮实草”、灭了3族。但他死得并不冤，养兵马、欺负皇妃……该干的，不该干的，他都干了。 蓝玉是除了常遇春、徐达之外，明朝开国最厉害的战神。 北上破元，他一战俘虏7万多人，缴获马、羊、牛等15万余头，是名副其实的“大明卫青”。 他和朱元璋还沾亲带故，是太子朱标的舅舅，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第11子蜀王朱椿。 然而 ，军功累累、贵为皇亲国戚的蓝玉，却因为 一个小小锦衣卫 的告状，被捕入狱。入狱3天，他就被“剥皮实草”，灭了3族。 “剥皮实草”，是一种残忍的死刑，将人皮完整地剥下来，做成袋子的形状，在里面填满稻草，随后悬挂始终示众。 蓝玉到底犯了什么事？ 他死得到底冤不冤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蓝玉之死说起。 蓝玉的死，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冤案。 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蒋瓛告发谋反，朱元璋当即把他抓进监狱。 当时的蓝宇，贵为凉国公，但入狱3天，他就被朱元璋判处“剥皮实草”之刑，还灭了3族，牵连数万人，史称“蓝玉案”。 蓝玉真的谋反了吗？ 从已有的史料来看，这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冤案。 在《明史》《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中，蓝玉之死的记载并不详细，只有一个结果。 不过，有一本书，却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始末。 这本书，就是《逆臣录》。 这是蓝玉死后，朱元璋特意命人记录下来的案件始末，包括所有人的供词，并昭告天下的一本书。 按理说，这本书，应该成为蓝玉谋反的铁证。 然而，我却认为，这本书，恰恰证明了蓝玉的清白。 《逆臣录》中供词很多，句句都在指认蓝玉谋反，似乎每个被牵连的人，都罪大恶极。 可是， 整体来看 ，供词前后矛盾、违背史实， 处处都是疑点 。 《逆臣录》这本书，收录了近万人的供词，上至将军、王爷，下至贩夫走卒，全部矛头都指向以蓝玉为首的一众主犯。 按照这个逻辑，主犯的供词，应该要和他们相呼应，形成一条重要的闭路，才能明确给蓝玉定罪。 据《明史》记载，二号人物景川侯曹震供述了罪行。 然而， 我翻遍了整个《逆臣录》，却找不到蓝玉和曹震的供词，其他为首的几人，也基本不见供词。 不见供词，只有两种原因： 我认为，大概率这些主角们都没有招供。 入狱3天，蓝玉再傻也不可能马上招供，然而，他却直接被朱元璋处以死刑了。 按照惯例，这种 牵连甚广的谋反案，涉及重要的皇亲国戚，要彻查真相，然后才会下杀手。 蓝玉案牵涉数万人，就算每个人只审问一遍，挨个对比供词，也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查明真相。 朱元璋这么着急，似乎 在暗示众人 ： 蓝玉我已经杀了，这就是一起谋反案无疑，后面继续审案子的人，你们好好看着办！ 疑点二：策划谋反的宴会，太荒唐 在《逆臣录》中，蓝玉策划谋反的时间，是洪武26年正月十日到二月八日之间，此时，他从北方征战回来， 在府中接连安排宴会，实则策划谋反。 当时，来访凉国公府邸的人，有各类王侯将领，也有许多地方官，更有不起眼的贩夫走卒、奴仆家丁，甚至还有几个街头混混式的人物。 他们都受到了蓝玉的款待。 在《逆臣录》中，蓝玉在饭桌上，热情洋溢地商量谋反的细节： “自后常到凉国公处商议谋逆”“节次于本官宅内往来谋逆”…… 据史料记载 ，这一个月，拜访蓝玉的人数上千，不少人去了好几次。 而这，就是蓝玉策划谋反的时间。 这也太荒唐了。 蓝玉手握重兵，就算要谋反，也不可能选择人员流动这么密集的场所，而朱元璋也不可能对此半点反应也没有。 蓝玉骁勇善战、有谋略，又不是个笨人，怎么可能这么明目张胆？ 策划谋反的时间，属于谋反案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最后定罪中，蓝玉对外计划起兵的时间是洪武26年，开始策划谋反的时间，却有很多个： 洪武21年、洪武23年…… 这些时间点，来自不同人的供词。 策划谋反的时间不一致，似乎不是什么硬伤，然而， 洪武21年，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 这一年，蓝玉率领十万大军，北上破元，建立了一生最大的功勋。 可有人却说，这个时间点，他却给千里之外的人写信，要商量谋反。 你是蓝玉，你会在作战立功的关键时刻，给千里之外的人写信谋反吗？ 以上三个疑点，是《逆臣录》中最大的疑点，此外，供词表述雷同一致、强行和胡惟庸案牵连等，也是公认的硬伤。 如果从是否造反来看，蓝玉之死，无疑是冤枉的。 但是，结合蓝玉的所作所为， 我却认为，他的死，并不冤枉。 蓝玉造反疑点重重，为何我却认为他死得不冤呢？ 因为这么多年，如果不是朱元璋处处宽容他，他早就死了很多回了。 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为了安抚各大功臣，巩固朱家的势力，实行与功臣联姻的政策。 当时，朱元璋的16个女儿，有八个嫁给了开国武将的后代，而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女、卫国公邓愈等一系列将领家中的适龄女眷，也都纷纷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们。 这样一来，朱家和功臣之家形成了稳固的一对一姻亲关系，而朱元璋是这个姻亲关系的掌控者。 但是，蓝玉破坏了朱元璋的计划。 他在这个姻亲关系之下，培植了自己的小团体。 蓝玉本就是常遇春的妻弟，还与开国武将叶升是姻亲关系；蓝玉又鼓动常遇春之子常茂迎娶另一位开国名将冯胜的女儿。这还不算完，蓝玉还在继续筹谋扩大这个联姻圈子。 在蓝玉的操作下，掌控兵权的武将家族，形成了 【以常家为大核心、蓝家为小核心】 的圈子。 圈子里的人，都是大明举足轻重的将领，若他们有反心，大明江山就危险了。 蓝玉的行为，说小了是结党营私，说大了就是培植造反的实力。 自古功臣，最忌讳的就是功高盖主，但蓝玉毫不在乎，拼命扩张势力，无疑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蓝玉军功赫赫，但气焰也非常嚣张。 徐达、常遇春死后，他就成了大明举足轻重的将领，加上军功无数，又是皇亲国戚，蓝玉多次挑战朱元璋的底线： 朱元璋很喜欢蓝玉，很多次他都选择原谅。 但是，有些事，可一可二不可三。 当朱元璋生气时，他直接把原本准备册封蓝玉的“梁国公”改为了“凉国公”，并且在铁券上提醒他要时刻自省。 不过，蓝玉不仅没反省，反而更过分了。 他在家里的各种服饰上刻龙纹，用各种铸金器具，大肆扩大家奴、马坊的规模，几近达到私自培养兵马的程度。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蓝玉此举，分明把自己视为“小皇帝”，有自己的兵马和亲信，还擅自用天子饰品。 别说心狠的朱元璋，换做任何一个皇帝，恐怕都没有办法容忍吧。 除了在个人享受上挑战帝王权威，蓝玉还经常带着一众武将插手地方政务。 明朝那些开国武将，在打天下时确实功勋卓著，不可或缺，但等到朱元璋晚年时期，国家基本稳定，需要的，不止是武力，还有治国方略。 但是，武将不擅长治国。 按照朱元璋的计划，天下太平时，武将应该慢慢退居幕后，与此同时，他多次敲打武将，让他们多读读史书，争取做过文武全才。 但蓝玉打破了朱元璋的计划。 以蓝玉为首的武将集团，在蓝玉的带领下，肆意干涉地方政务，仗着身份让地方官不敢妄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成了家常便饭。 最过分的时候，他们还要插手官营的盐业，这等于是动了朱家的蛋糕。 朱元璋发现后，大怒，但碍于参与之人都是功臣，不好直接发作，只是没收了他们的钱财、盐引。 此时，蓝玉等人，已经成了大明朝稳定发展的毒瘤。 朱元璋看在军功的面上，没有追究，可 蓝玉若不吸取教训，注定要走向灭亡。 以上，是我认为蓝玉死得不冤的理由。 蓝玉作为一代战神，是值得尊敬的。 他很聪明，甚至还能先于朱元璋、朱标看出朱棣的反意。 但他的性格，是他的硬伤。 居功自傲、嚣张跋扈，他相信，以自己的军功和地位，无人可以轻易撼动自己。 只是，他忘记了。 这天下，毕竟是朱元璋的天下。 当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彻底不再信任他，开始着手铲除这颗毒瘤，力争为孙儿留下太平江山。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蓝玉没有造反，他也死得不冤，毕竟，私主元妃、棕兵闯关、私用龙饰、干涉政务、插手盐引……不管是哪一桩，都足以定蓝玉死罪。 此前，朱元璋只是信任他，认为太子朱标可以驾驭他，才留着他的性命。 你怎么看？欢迎留言。

在明朝的开国史上，蓝玉是个浓墨重彩的人物。他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被封凉国公，还是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的妻舅。然而，别看蓝玉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他最后的下场依然是非常之惨：不但被以"谋逆"罪名打入牢狱、抄家灭族，还被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把皮完整剥下来，再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后世人提起蓝玉的悲惨，很多人不胜唏嘘，说他可怜又冤枉。那么，蓝玉这样一个功劳大身份高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惨的结局？他，到底是不是冤枉的？01 蓝玉生平事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早年在其部下任偏将。因英勇善战而屡立战功，姐夫常遇春也经常在朱元璋面前毫不忌讳地夸奖他，因而他很快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可以说，蓝玉本就有才能，又有姐夫的提携，一路走得也算顺风顺水，出了姐夫常遇春的麾下以后，他先是随傅友德伐蜀地，克绵州；又随徐达北征，大败元军；到了洪武七年（1374），蓝玉率军收兴和，俘获贴里密赤及其官属59人；洪武十一年（1378），他与西平侯沐英讨伐西番，擒获西番3位头领，杀敌数以万计；洪武十三年（1380），蓝玉进封永昌侯，食禄2500石，给世券；洪武十四年（1381），蓝玉又一次跟随傅友德，出征云南并最终平定云南战患。这一战，蓝玉功劳最大，于是朱元璋给他的俸禄再增500石以作奖赏，并册封蓝玉之女为蜀王朱椿之妃。从此，蓝玉的皇亲国戚身身份更为名副其实。洪武二十年（1387），蓝玉官拜征虏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北征元太尉纳哈出。此战中，蓝玉率轻骑冒雪突袭，杀了元廷的平章果来并擒获果来之子不兰奚，最后生擒纳哈出。更为走运的是，大将军冯胜在这次征讨战中不巧获罪，于是蓝玉自然而然升官"总管军事"，屯兵蓟州，成为大将军。于是，蓝玉成为继徐达、常遇春、冯胜等第一批重要将领之后的第二批优秀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军征伐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同时缴获了大量金牌金印珍宝及马牛羊牲畜上万匹。捷报频传让朱元璋对蓝玉大赞赏，封蓝玉为凉国公。此时的蓝玉，开始变得膨胀、骄横，目中无人，并屡犯错误。洪武二十五年（1392），蓝玉固守西番边地时，因擅作主张劳师动众而令惹得朱元璋大发雷霆，不久便勒令他班师回京。蓝玉班师回京的这一年，也是朱元璋最被悲痛的一年，因为皇太子朱标去世了，无奈便立朱标第二子允炆为皇太孙，并任命蓝玉为太子太傅。蓝玉觉得自己屈居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之下，十分不满，言行之间对朱元璋多有不敬。此外，蓝玉骄纵霸道，欺男霸女，殴打命官，甚至还得罪了燕王朱棣，不但在失宠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大祸临头还不自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八日早朝，锦衣卫指挥蒋献告发蓝玉谋反，蓝玉当场被捕，纵使他在公堂上大呼冤枉，最终还是被赐死灭族。不但如此，朱元璋借"蓝玉案"顺势拉下大批将领，就连颍国公博友德、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怀远侯曹兴、东平侯韩勋等人都被卷入其中，通过逼供诱供等手段，最终受"蓝玉案"牵连而被诛者多达15000余人！02 蓝玉之祸因关于"蓝玉案"，有人说是蓝玉其人太嚣张跋扈，罪有应得；有人说是朱元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因为《明史.蓝玉传》记录有这样一句："（继胡惟庸，蓝玉案之后）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那么，到底蓝玉是栽到哪片雷区了呢？其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大败元军后，班师回朝路过喜峰关，他不与守城将士说明情况便破坏城门，强行入内，演了一出"自己人攻打自己城"的荒唐戏，引起朱元璋的不满。因此，原本蓝玉要被封"梁国公"结果成了"凉国公"，而蓝玉的过错也被刻在丹书铁券上，以示警告。其二，蓝玉在军中独断专行，殴打御史，甚至对朱元璋封他做太子太傅公然表示不满；其三，以暴力手段抢夺百姓的庄田，尤其是广收义子和门徒让朱元璋很有危机感，几欲夺其兵权。其实，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0～1392），朱元璋曾多次敲打蓝玉：例如在朝堂之上公然叱责、有意不听取其意见等，提醒蓝玉收敛。总之，哪怕蓝玉当面顶嘴，让朱元璋很没有面子，他也没有真正用伤筋动骨的方式惩治他。为什么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开始朱元璋对蓝玉的打击就猛然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呢？其中，纵然有蓝玉个人的种种令人诟病之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诱因却是：太子朱标的死。朱标是朱元璋的嫡长子，从吴王世子到明朝皇太子，朱元璋一直非常看重这个儿子，并把培养太子朱标当成治国的头等大事之一。而朱标为人忠厚，主张以"宽大""仁慈"治国，这让朱元璋不够放心，他担心自己死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老臣会倚老卖老功高震主，使朱标手中皇权不稳。因此，他想在交权之前除掉那些人。而蓝玉就是朱元璋心头最硬的刺，因为蓝玉军权在握、为人骄横又刚愎自用。但是，蓝玉却和朱标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不仅是君臣还是亲人。因为蓝玉是太子妃的亲舅舅。另外太子朱标也确实有能力驾驭蓝玉。因此，蓝玉虽然恃功骄纵，实际上却是太子的心腹。综合考虑之后，朱元璋觉得有蓝玉在可以压制藩王；反之，若蓝玉要反，朱标也能联合各路藩王将其拿下，如此太子、蓝玉和各路藩王之间就有了微妙的平衡。此说法直戳朱元璋的心病处，在朱标死后一年，骇人听闻的"蓝玉案"轰然爆发。蓝玉被以"谋逆"罪下狱，最终剥皮实草、抄家并灭三族，受牵连者超过了15000人。03 蓝玉真冤吗？蓝玉死后，朱元璋还来了一手更狠绝的：在蓝玉案落定之后，便立马公布《逆臣录》。要知道，关于蓝玉案，《明史》《明实录》等都是以《逆臣录》为基础进行编纂，最终《逆臣录》成了"蓝玉案"最原始的记载资料。但是，《逆臣录》却并没记载蓝玉的口供，"谋反时间"也不清楚，旁人佐证也有胡编乱造的痕迹，所谓"狱辞"也没有说明来源。总的来说关于蓝玉案，《逆臣录》记载了一个荒唐的谋反故事：蓝玉谋反谋得尽人皆知，甚至请客吃酒张扬，让整个京城包括贩夫走卒市井无赖都参与其中。如此沸沸扬扬，拥有庞大锦衣卫系统而无孔不入的皇帝朱元璋竟然不知，所有大臣也不闻风声。而且到最后定案，能看到的也只是锦衣卫的影子。而如今，史学家们已考证《逆臣录》是作假，由此可推断"蓝玉案"就是一个冤假错案，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蓝玉谋反。要说蓝玉冤枉吗？确实，如今来看是挺冤枉的。但他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身为太子妃舅舅，有开国功勋在身、兵权在手，身处皇室斗争漩涡的最中心，却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和当时形势，而他高调贪婪和乱纪违法又正好给了朱元璋一个拿下他乃至拿下所有老将的最好借口。其实，朱元璋作为皇帝，再加上蓝玉违法乱纪在前，处置他何须谋反的罪名？可是朱元璋想把朱允文驾驭不了的武将都清洗抹杀，那么坐实"蓝玉谋反案"并扩大株连，就是最好的手段。结果如何呢？此案一发，明朝开国的有功武将几乎一网尽扫。明孝陵说到底，朱元璋宁愿留下身后骂名也要策划"蓝玉案"，不过就是为了为朱允炆铺路。但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朱元璋死后，藩王暴起，朱允炆走失，朱棣最终称帝。所有的一切，又何尝没有朱棣的推波助澜呢？如今纵观那段历史，若说"蓝玉谋反"，确实是冤枉，但他的死并不冤。最冤枉的是平白受株连的那些功勋武将们。而这一切，都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悲哀。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　　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　　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 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本文节选自《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一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田芳的评书里韩马两党是不是真有其人：否。

关于蓝玉之死的真相历来是有争议的。争议一派认为，蓝玉被诛是确有谋反证据，《明史》、《逆臣录》中均有直接证据和佐证。另一派认为，因为要给孙子朱允炆扫清坐皇位的不安定因素，朱元璋只好把蓝玉诛杀。那么，真相到底如何？1、《明史》中记载的蓝玉之死《明史》中记载蓝玉之死是因为如下5个原因：原因一：蓝玉因多次统领大军出征，屡立战功，朱元璋对他礼遇有加。因此蓝玉日渐骄横，蓄养家奴、义子，横行霸道。曾强占东昌府的民田，御史奉命来查问，蓝玉不仅不配合，还直接把御史赶走。原因二：蓝玉北征蒙元后，率军返回途中，夜抵喜峰关。守关的官吏因夜晚辨识不清，没有及时开门迎接。蓝玉下令攻打关门，大军破门而入。原因三：蓝玉征服蒙元时，私自霸占元朝国君的妃子，因不堪其辱，元妃自杀。朱元璋为此责怪蓝玉。因为以上过错，蓝玉本来应该封为“梁国公”，朱元璋便把“梁”改为“凉”，还把蓝玉的过失刻在家族世袭的丹书铁劵上。原因四：蓝玉与朱元璋饮酒时出言不逊，军中大权独揽，被朱元璋多次责备。后来，蓝玉被封为太子太傅，对此蓝玉说：“我难道不够做太师的资格吗？”原因五：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王献告发蓝玉谋反，经吏部审讯，证实确有谋反证据，被灭族诛杀。史载，因蓝玉案牵连被灭族诛杀者达一万五千人。2、《逆臣录》中记载的蓝玉之死蓝玉被诛杀后，朱元璋下诏布告天下，把一公、十三侯、二伯等人的罪状供词编成《逆臣录》一书。其中对于蓝玉之死记载了大量的供词、佐证。与《明史》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蓝玉一案与胡惟庸一案密切相连。《逆臣录》的供词证明，靖宁侯叶升在蓝胡两人间充当了中间人角色。“靖宁之通胡，因蒙镇抚而发，凉国之谋逆，又因靖宁而成。以此知蓝党者，实为胡党之流祸。”《逆臣录》对于蓝玉的谋反，处处充满了这种论断。甚至《逆臣录》还通过大量的证词，证明蓝胡二人的密谋，早在事发前的10年就开始了。3、蓝玉到底死得冤不冤对于《逆臣录》的证据，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其中不实之词、胡编乱造的痕迹太过明显，而且证词、证言、证人杂乱无章甚至前后矛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多认为蓝玉死的很冤。目前，人们形成的共识是：朱元璋因为太子朱标的意外辞世，无奈之下让孙子朱允炆上位，在为朱标“拔掉权柄上的刺”之后，朱元璋只好再次大开杀戒，把蓝玉一党诛杀殆尽，这种做法也符合朱元璋的性格和习惯。蓝玉之死的直接原因就是这样的简单。不过，事情总是有另一面，作为凉国公的蓝玉是不是真得完全无辜呢？显然也不是，至少《明史》中记载的5大原因里的前4个，后人多持无法反驳的观点。当然，前4个原因并不会导致蓝玉被杀，只能是在被杀后放大的理由。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后世往往强调此案牵连甚众，导致了自胡惟庸案大爆发以来朱元璋又一次对勋贵的大规模屠杀。但我们往往忽视一个问题，就是蓝玉在此案中的罪名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分析此案的性质及其与胡惟庸案的区别。首先，蓝党案和胡党案是有联系的，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即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俞本在《纪事录》中记载：二月，蓝玉与叶升结婚，玉恐升事被累，偕锦川侯曹震谋逆，事泄，玉、镇俱伏诛。玉乃郑国公常茂之母舅，亦先太子标之妃母弟也，镇乃标之乳母夫。镇、玉既诛，其妻乃悬铁牌，沿门乞食以辱之。其事连及内外卫分指挥、千、百户、镇抚，及府君左、右二卫总、小旗、军，皆戮之。诏一切人等皆得擒缚党人赴（至）上前，就以党人所任职事赏之，名曰“忠义”，及《忠义录》颁示天下武臣。不数年，忠义官俱被戮。[1]俞本对蓝玉抱同情态度，他明确提到蓝玉因为担心自己被亲家叶升告发，因而才联合曹震等人谋逆。而叶升则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因为胡党案被杀的。因此很明显，蓝党案的确和胡党案有一些内在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起大案可以一概而论，这一问题，我们稍后再说。说回蓝玉担心受到叶升牵连的问题，除了《纪事录》外，在朱元璋整理蓝党案供词完成的《逆臣录》中能够看到更多证据。因为之后我们会频繁用到《逆臣录》一书，因此有必要对其中供词的可靠性做一下说明。由于蓝党案中锦衣卫的介入，因此肯定存在屈打成招的情况。但是，倘若众多的供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话，那么这些共同点就不能够忽视了，这也是笔者使用《逆臣录》的一个基本原则。《逆臣录》中蓝玉之兄蓝荣的供词提到“蓝玉对说：‘我想胡党事公侯每也废了多，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2]另一位名为柳观音保的人招供蓝玉曾对自己的母舅蓝田和自己说：“我自从征西回来，见上位好生疑我，必是亲家靖宁侯招出我也是胡党，明日必是不保，到不如先下手做一场。”[3]而蓝玉的侄子蓝田也在供词中提到“叔父征进回还，因见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发，生怕连累”[4]如此看来，无论是蓝玉的至亲还是蓝玉亲属的下人都不约而同提到蓝玉曾对他们表达过担心被靖宁侯叶升告发的问题，俞本的记载是可靠的。但是仅仅因为这层担忧，是否就会导致蓝玉决心谋逆呢？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说法，蓝玉之所以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被杀，是因为谋反，而蓝玉之所以谋反，是有这几项原因。其一，“胡、陈之反，玉尝与其谋”，结合上文，蓝玉担心叶升在招供中提到他的名字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二，“又自恃功伐，专恣暴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民讼之，御史按问，玉捶逐御史”，其三，“及征北还，私其驼马、珍宝无筭，夜度喜峰关，关吏以夜不即纳，玉大怒，纵兵毁关而入”，其四，“会有发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责之，玉漫不省”，其五，“尝见上，命坐或侍宴饮，玉动止傲悖，无人臣礼”，其六，“及总兵在外，擅升降将校，黥剌（刺）军士，甚至违诏出师，恣作威福，以胁制其下”，其七，“至是征西还，意觊升爵，命为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北回，当为太师，乃以我为太傅。"”，因此，“及时奏事，上恶其无礼，不从。玉退语所亲曰：‘上疑我矣！"乃谋反。当是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辂、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诸武臣尝为玉部将者，玉乃密遣亲信召之，晨夜会私第，谋收集士卒及诸家奴伏甲为变。约束已定，为锦衣卫指挥蒋瓛所告，命群臣讯状，具实，皆伏诛”。[5]可见，根据实录的记载，造成蓝玉“谋反”的原因是多样化的，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逆臣录》等史料具体分析这些罪状是否有凭有据，真实可靠。关于蓝玉与胡惟庸案的关联的问题，唯一可以捕风捉影的一点就是他担心叶升招供出他的名字，由此可见他确实曾与胡惟庸有一定的关系，但要因此就说“胡、陈之反，玉尝与其谋”仍就显得证据不足，因为胡惟庸是否谋反，我们已经知道，这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展出来的罪名。因此虽然朱元璋在亲自写成的《逆臣录》序言中称蓝玉“初与胡、陈之谋，朕思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6]，但可靠性仍旧是很成问题的。叶升牵连进胡党案之所以让蓝玉如此紧张乃是因为他们两家是亲家，如果朱元璋能够对叶升下手，自然说明他对蓝玉已经不信任了，蓝玉很容易联想到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了。至于第二、三、四、五点都集中反映了蓝玉功成名就后的自我膨胀问题，实录中这些记载与朱元璋为《逆臣录》所作序言中的记载可谓高度一致，当是来源于此。结合蓝玉北征后暴露出来的与北元天元帝之妃有私的丑闻和他在西征途中屡屡与下属发生冲突乃至侵犯朱元璋的权威的做法，实录中的这些问题未必不存在，但这些都是可大可小的事情，是否追究和如何追究完全要看朱元璋的决定。当蓝玉北征取得极大胜利，朱元璋对其倚重如当世卫青时，可以放过这些事，仅仅切责蓝玉一下。然而到了蓝玉与自己发生冲突，朱元璋决定解决掉蓝玉时，这些事情自然就成了非常恰当的罪名。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蓝玉因此就要造反。因此，除了第一条这个定时炸弹外，最关键的罪名就是第六和第七两条了。关于蓝玉出征在外侵犯朱元璋权威的问题，除了北征期间私纳元主后妃外，主要就表现在西征中了。朱元璋对西征中蓝玉的不满在他为《逆臣录》写的序言中表现的已经非常明显了，朱元璋提到“及在外，非奉朝命，擅加官员升降，黥刺军士，不听诏旨，专擅出师，作威作福，暗要人心”[7]。通过考察蓝玉西征的史实，这一条罪名是相当可靠的。蓝玉西征初期，欲纵兵深入罕东，受到了下属的激烈反对，但蓝玉坚持己见，命宋晟按照自己的计划进军，此时突然收到朱元璋的诏令，命他转向建昌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如果说，这次朱元璋的诏令还能以月鲁帖木儿的叛乱越演越烈，朱元璋不得不调蓝玉转向南下来解释的话，则蓝玉在平定月鲁帖木儿期间的做法就更为奇怪了。蓝玉计划率军深入番地，取道松、叠抵达建昌，不料遇上连绵的大雨，“河水泛急，玉悉驱将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陇右抵建昌”。[8]军中甚至出现了“蓝玉有反心”[9]的谣言。“麾下知非上意”一条是很可玩味的，我们很难想象蓝玉下属的将领当时单凭自己的揣测就认为自己更了解朱元璋的意图而反对蓝玉。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下属将领在西征期间就已经和朱元璋进行了沟通，知道了朱元璋与蓝玉的分歧所在，心里有了底，才敢如此反对蓝玉。而蓝玉呢？他认为下属的反对严重侵犯了自己的权威，因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玉擒逃者，斩数百人，余众刺面”[10]。随后，他虽然不得不接受反对意见，改变进军路线，但是其作战态度也显得日趋消极，最后在朱元璋的不断催促警告下才用计擒获了月鲁帖木儿。此后，蓝玉继续西征的请求也遭到朱元璋拒绝。可以说，蓝玉北征大胜后的自我膨胀经过西征加剧了他和朱元璋之间的分歧，正如俞本所说，西征中蓝玉的自我膨胀和独断专行的行为成了他后来倒台的祸根，朱元璋最终在蓝玉案中将之作为了蓝玉一条主要的罪名。回到蓝玉，西征未能进行到底令他十分不满，班师回京后虽然被加授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却给了冯胜和傅友德，结果蓝玉口出怨言。这条罪名在《逆臣录》中屡有提到，可以说证据充分。蓝玉的长子蓝闹儿招供说蓝玉曾对刘指挥、孙指挥、武指挥、严百户说：“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来，只道封我做太师，却着我做太傅，太师到着别人做了。你每肯从我时便好，若不肯时，久后坏了你。”[11]蓝玉家火者赵帖木招供蓝玉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五日宴请景川侯曹震时曾说：“我每到处出征，回来别人都做大官人了，我后头才封我做太傅。上位每日长长怪我。”[12]由此看来，蓝玉确实是很在乎这件事的，但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仅仅因为没有得到太师而是太傅就谋反，是否显得太过轻率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从供词中我们能够看出，蓝玉之所以如此在意是否加授他太师，并不仅仅是自我膨胀，而是他把这看成是朱元璋对他是否足够信任的标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殷鉴不远，因此蓝玉一旦没有得到太师，再加上朱元璋对他的训斥，终于让他产生了自己迟早也要步前人后尘的担忧。蓝玉的兄长蓝荣招供说蓝玉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二十九日对他说：“我想胡党事公侯每也废了多，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每议定了，你可教蓝田（蓝玉侄子）知道，着他收拾些人接应。”[13]蓝荣的供词在蓝田那里也能得到佐证，许升曾奉蓝玉之命对蓝田说：“叔父（蓝玉）征进回还，因见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发，生怕连累，唤你过江说话，准备些人马伺候。”[14]柳观音保招供蓝玉曾对蓝田和自己说：“我自从征进回来，见上位好生疑我，必是亲家靖宁侯招出我也是胡党，明日必是不好，到不如先下手做一场。如今我已与府军前卫头目每商量定了，早晚得机会时便要下手。你每回去选些好人马，置办下军器，听候我这里动静，便来接应。”[15]除了蓝玉身边的人，蓝玉案中另一位重要犯人景川侯曹震方面也有类似的供词。曹震之子曹炳招供曹震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七日去蓝玉那里喝醉后回来对他说：“我每同许都督三人在凉国公家饮酒，商量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幼臣似以前，我每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原根随我的府军前卫孙指挥、武指挥，还有些旧头目都是些好汉，等今年四、五月间，问他卫加收拾些好人马，我每再去各处庄子上也收拾些家人仪仗户等。今年上位老不出来，我每预备下，伺候做些事业，务要成就。”[16]这些供词中的“上位”指的就是朱元璋，从这些供词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蓝玉真正担心的既不是叶升是否招供了他，因为只要朱元璋信任他就不会有危险，也不是征西回来后没有得到太师的加衔。蓝玉真正担心的是从没有得到太师延伸出来的朱元璋对他的越来越不信任，他的亲家靖宁侯叶升牵连进胡党案只是一个前奏，蓝玉很自然会想到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了，这导致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地位不稳，迟早也要步已经被杀的那些功臣们的后尘。从已经引用的供词和《逆臣录》中大量没有引用的供词可以看出，蓝玉与胡惟庸不同，胡惟庸的确凿罪名一开始只是“擅权坏法”[17]，其他包括意图谋反、里通外国等罪名，都是随着胡党案的缓慢爆发而逐渐出现的。蓝玉案则不同，一开始，他的罪名就是“谋反”。而大量供词也说明，这一指控不是凭空捏造的。因为蓝玉为明朝后期高级军事将领、公爵，又长期以主帅身份率军征战，因此他在明军中拥有自己的派系，故而很多供词都是蓝玉以封官许愿为条件让自己军中的亲信调动军队听候自己指挥的内容。具体到《逆臣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蓝玉案牵涉到很对军队单位。在中央，五军都督府中的每一个都有都督一级的人牵连入案，比如左军都督府的黄辂、杨泉、马俊，右军都督府的王诚、聂纬、王铭、许亮，中军都督府的谢熊、汪信、戈预，前军都督府的杨春、张政，后军都督府的祝哲、陶文、茆鼎等，甚至六部中的两部，包括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都被牵连了进去，足见范围非常广。而在各地卫所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在京的特殊卫所，具体来说是金吾诸卫、羽林诸卫、府军诸卫、虎贲诸卫、锦衣卫、旗手卫、神策卫和豹韬卫等等。具体到《逆臣录》中，能够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牵连进了蓝党案中。比如金吾前卫指挥姚旺等、金吾后卫指挥李澄等、羽林左卫指挥戴彬等、羽林右卫指挥严麟等、府军卫指挥李俊等、府军前卫指挥武威等、府军左卫指挥轩兴等、府军右卫指挥袁德等、府军后卫指挥龙广等，甚至锦衣卫指挥陶干等都被牵连了进去，其余旗手卫、神策卫、豹韬卫、水军诸卫等大量在京特殊卫所都有指挥、千户一级人员被牵连进蓝党案。凡此种种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蓝玉及其亲信确曾在军队中进行过相当深入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无论是否以谋反为目标，都必然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而从大量供词中我们可以知道，蓝玉的这些活动，确有不轨的企图，这其中又以锦衣卫和府军前卫的情况尤其特殊。锦衣卫作为朱元璋逐步发展起来的专司侦缉的特殊机构，理应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但是竟然也有人牵连进蓝党案，无疑对朱元璋造成了极大震动。根据锦衣卫指挥佥事陶干的供词，他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七日去蓝玉家中拜访，蓝玉对他说：“陶指挥，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我如今要反也，你也来从我。”陶干应允了蓝玉后返回。[18]不仅如此，陶干还招供他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十八日同都督张政等人在蓝玉家饮酒，蓝玉对他们说：“张政你如今做了都督了，大军权在你每手里，我有一件大事与你每商量。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一家都废了，料想也有我的名字，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久后事成了时，我着你每都享大富贵。”张政则回答：“不妨，大人尽向前，我每摆布军马听候。”[19]张政正是五府中前军都督府的都督，通过这几段供词能够看出蓝玉已经开始将包括五府都督、锦衣卫等相关人员进行整合，计划已经深入到了相当的程度。还有一个深入介入到蓝玉案中的卫所，就是府军前卫。府军前卫前身为武德卫，而武德卫为常遇春的嫡系部队，蓝玉又是常遇春的内弟，曾任武德卫指挥。因此无论在此前统兵时还是后来“谋反”时，府军前卫都是蓝玉的基本班底，因此府军前卫被深深牵连进了蓝玉案。从蓝玉兄长蓝荣的供词我们已经知道蓝玉曾对蓝荣说：“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每议定了，你可教蓝田（蓝玉侄子）知道，着他收拾些人接应。”[20]蓝玉家火者赵帖木的供词也提到火者董景住对他说：“本官（指蓝玉）要谋反，就领着府军前卫参随，他的旧马军胜子余等一百名都是好汉，一个当五个，在西华门听候，等上位茶饭时一同下手。”[21]具体到府军前卫的人员身上，府军前卫水军所百户秦友直招供蓝玉曾说：“所谋的事疾速容易成就，迁延恐怕泄了机。我想你府军前卫守着午门、承天门、端门，如今只等江北马军过来，选些好汉安插在各门上守卫，外面摆布些人马接应着一声。我里头看动静好下手，那时开门放进，这事无有不济。”[22]府军前卫前所管步军百户李成招供蓝玉曾对他说：“我亲家靖宁侯做到侯的位子，如今把他废了。前日说教我做太师，今番又着别人做了。我想上位容不得人，公侯每废了几个，久后都是难保全的。你众人征南征北许多年，熬得个千百户、总小旗做，没一日安闲快活，你肯随着我一心时，早晚来我跟前听候，看有机会处下手做一场。若成了事，你每都得大名分，享富贵。”[23]还招供蓝玉曾说：“我前日和你头目每议的事，急待要下手，未有个机会处。我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人在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两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帖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些，这人马尽勾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24]正是因为如此深深卷入了蓝玉案，因此府军前卫在案发后遭到了极其严厉的处理，“其事连及内外卫分指挥、千、百户、镇抚，及府君左、右二卫总、小旗、军，皆戮之”[25]，俞本虽然将府军前卫误为左、右二卫，但在《太祖皇帝钦录》中有更为直接的记载，朱元璋说：“蓝总兵通着府军前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造反，凌迟了。”[26]此后，府军前卫就从实录中几乎消失了，只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七月有将幸存下来的府军前卫有罪将士调往甘州左护卫的记载，府军前卫之后似乎就被撤销了，失去了记载。直到明太宗朱棣即位后，才复设府军前卫并选幼军充实其中，将之配属给自己所钟爱的皇太孙朱瞻基作为基本部队。不过当我们再回到蓝玉案本身，我们又能发现供词中有矛盾之处，不仅蓝玉的计划很多都停留在口头，距离实际操作还有不小的距离，就是深入牵连其中的府军前卫，蓝玉定下的行动日期也是存在矛盾的，有“等上位茶饭时一同下手”和“上位出正阳门劝农时”两种说法。不过至少这些矛盾对朱元璋来说不存在问题，他凭借这些供词，毫不犹豫地将“谋反”的罪名扣到了蓝玉头上，并开始了自胡党案大爆发后的又一轮清洗。虽然朱元璋刻意强调蓝党案和胡党案之间的联系，在《逆臣录》的序言中他写道“其公侯都督皆胡、陈旧党，有等愚昧不才者，一闻阴谋，欣然而从”[27]，后世潘柽章等人也认为蓝党案为胡党案的余波。但是，当我们审视两次党案牵连的人员则能发现他们的成分有很大的不同。胡党案整个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逐渐爆发的过程中，牵连其中的勋贵包括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黄彬、郑遇春、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兴等人，都是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共同起家的。在整个追究胡党案的过程中，基本没有涉及洪武三年（1370年）之后才逐渐崛起的新贵。而蓝党案则不同，被蓝党案牵连的几乎都是洪武三年（1370年）之后才逐渐崛起的新贵，比如蓝玉、常遇春之子常升、张翼、陈桓、曹震、朱寿、谢成、张温、曹兴、孙兴祖之子孙恪、韩政之子韩勋、曹良臣之子曹泰，甚至纳哈出之子察罕、濮英之子濮屿、桑世杰之子桑敬、何真之子何荣都被牵连了进去。人员身份的差异与胡党案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朱元璋是有范围的针对特定人员进行有计划地清洗，两场党案并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而蓝玉是否真的“谋反”对朱元璋也就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了，他根本的目的是借此对他已经不再信任的勋贵进行清洗，而他之所以在晚年再兴大案，无疑是和皇太子朱标先于他去世，新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又太过年幼有关。最后，要谈谈俞本《纪事录》里提到的那群通过举报蓝党成员而得官的“忠义官”的结局。俞本说他们在此后数年内仍旧被朱元璋尽数屠戮了，关于这一点是否属实，我们能从各卫的选簿中找到一些相关内容。《平溪卫选簿》中记载指挥于岳：“二十六年，首镇江卫指挥赴京比箭，结交蓝玉，商议党逆。钦除留守中卫世袭指挥佥事”。《青州左卫选簿》左所解铭中记载府军卫军解俊：“首本卫所镇抚李志名党逆得实，升金吾前卫右所世袭所镇抚”。可知这些因为首告得官的忠义官只是一般调到他卫任职，并没有被尽数屠戮，俞本出于同情蓝玉而对这一段的记载并不准确。[1] 俞本 撰、李新峰 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之下，第471页，“洪武二十六年”。[2] 《逆臣录》，第一卷，《蓝荣》，第2页。[3] 《逆臣录》，第一卷，《柳观音保》，第8页。[4] 《逆臣录》，第一卷，《蓝田》，第3页。[5]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第3296-3297页，“洪武二十六年二月”。[6] 《逆臣录》，《御制逆臣录序》，第1页。[7] 《逆臣录》，《御制逆臣录序》，第2页。[8]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第3196页，“洪武二十五年五月”。[9] 俞本 撰、李新峰 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之下，第466页，“洪武二十五年”。[10] 俞本 撰、李新峰 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之下，第466页，“洪武二十五年”。[11] 《逆臣录》，第一卷，《蓝闹儿》，第2页。[12] 《逆臣录》，第一卷，《赵帖木》，第3页。[13] 《逆臣录》，第一卷，《蓝荣》，第2页。[14] 《逆臣录》，第一卷，《蓝田》，第3页。[15] 《逆臣录》，第一卷，《柳观音保》，第8页。[16] 《逆臣录》，第一卷，《曹炳》，第11-12页。[17] 俞本 撰、李新峰 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之下，第414页，“洪武十三年”。[18] 《逆臣录》，第三卷，《锦衣卫指挥陶干等》，第154页。[19] 《逆臣录》，第三卷，《锦衣卫指挥陶干等》，第155页。[20] 《逆臣录》，第一卷，《蓝荣》，第2页。[21] 《逆臣录》，第一卷，《赵帖木》，第3页。[22] 《逆臣录》，第二卷，《府军前卫水军所百户秦友直》，第114页。[23] 《逆臣录》，第二卷，《府军前卫前所管步军百户李成》，第115页。[24] 《逆臣录》，第二卷，《府军前卫前所管步军百户李成》，第115-116页。[25] 俞本 撰、李新峰 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之下，第471页，“洪武二十六年”。[26] 《太祖皇帝钦录》，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27] 《逆臣录》，《御制逆臣录序》，第2页。

历史记录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五)记载：茂以遇春功，封郑国公，食禄二千石，予世券，骄稚不习事。洪武二十年命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于金山。胜，茂妇翁也。茂多不奉胜约束，胜数诮责之。茂应之慢，胜益怒，未有以发也。会纳哈出请降，诣右副将军蓝玉营，酒次，与玉相失，纳哈出取酒浇地，顾其下咄咄语。茂方在坐，麾下赵指挥者，解蒙古语，密告茂：“纳哈出将遁矣。”茂因出不意，直前搏之。纳哈出大惊，起欲就马。茂拔刀，砍其臂伤。纳哈出所部闻之，有惊溃者。胜故怒茂，增饰其状，奏茂激变，遂械系至京。茂亦言胜诸不法事。帝收胜总兵印，而安置茂于龙州，二十四年卒。初，龙州土官赵贴坚死，从子宗寿当袭。贴坚妻黄以爱女予茂为小妻，擅州事。茂既死，黄与宗寿争州印，相告讦。或构蜚语，谓茂实不死，宗寿知状。帝怒，责令献茂自赎，命杨文、韩观出师讨龙州。已而知茂果死，宗寿亦输款，乃罢兵。 人物介绍 茂无子，弟升，改封开国公，数出练军，加太子太保。升之没，《实录》不载。其他书纪传谓，建文末，升及魏国公辉祖力战浦子口，死于永乐初。 谓升洪武中坐蓝玉党，有告其聚兵三山者，诛死。常氏为兴宗外戚，建文时恩礼宜厚，事遭革除，无可考，其死亦遂传闻异词。升子继祖，永乐元年迁云南之临安卫，时甫七岁。继祖子宁，宁子复。弘治五年诏曰：“太庙配享诸功臣，其赠王者，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而子孙或不沾寸禄，沦于氓隶。朕不忍，所司可求其世嫡，量授一官，奉先祀。”乃自云南召复，授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 嘉靖十一年绍封四王后，封复孙玄振为怀远侯，传至曾孙延龄，有贤行。崇祯十六年，全楚沦陷，延龄请统京兵赴九江协守。又言江都有地名常家沙，族丁数千皆其始祖远裔，请鼓以忠义，练为亲兵。帝嘉之，不果行。南都诸勋戚多恣睢自肆，独延龄以守职称。国亡，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 重要事迹 洪武二十年九月茂坐前惊溃虏众罪，上念其父开平王之功，绎之，安置于广西之龙州。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命中山武宁王徐达子允恭袭封魏国公，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子升袭封开国公。圣谕说，常茂“自取黜免”，“今特改封尔升为钦承父业推诚宣力武臣、右柱国、开国公”。茂无子，弟升，改封开国公，升数出练军，加太子太保。升之没，《实录》不载。常升坐蓝玉党诛死一说，实不可信。蓝玉案中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常升位列开国公，如何会没有记载？而且《逆臣录》是朱元璋钦定的，当时就诏告天下了，建文帝后继，如何能改? 人物相关 四子：仲余、仲灵、仲豪、仲颜 兄弟：常升、常森 父亲：常遇春 女三人，长许为皇太子妃，馀皆幼。 尽管历史上的常茂功绩远不如其父常遇春，但评书《明英烈》中对常茂评价颇高，其功绩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书中描述：“常茂，自称茂太爷，常遇春之子。使禹王槊（就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太保李存孝的那种兵器—— 编者按 ），明朝开国头一员猛将，打仗足智多谋，人称无敌大将雌雄眼，纵横天下，少有对手，即使碰到几个势均力敌的，肚子里也会冒坏水，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完成统一后，封孝义永安王。

我是Bord，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第一点蓝玉案是朱元璋洪武朝的四案之一。清洗人数达到一万五千人，这个数字是极其恐怖的。作为明朝后来的君主也都不会去为其平反，一旦平反就表明着朱元璋的决断是错误，进而表明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的是个滥杀无辜的屠夫。百善孝为先，我想应该没人会这样否定自己的祖辈。第二点蓝玉骄纵妄为是既定的事实，罪有应得。别的不说，单凭一点蓝玉北伐后南归，纵兵闯关而入这一件事就能够让他入罪。再者蓝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鱼肉百姓、培植党羽，更在西征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公然违抗皇帝指令，其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就算朱标不死，以朱元璋的性格就会容他这样闹下去？早晚也得办他，只不过未必会以谋反罪名起大狱进而掀起一波清洗之风。而太子朱标一死蓝玉更加变本加厉，种种迹象表明蓝玉在军权高位之后确实有动过谋反之心，而大肆购买粮食以备战争。综上看来不仅朱元璋所建立明朝不会为蓝玉平反，即便改朝换代也不会有君主替他平反。自古以来谋反都是极其忌讳的一项重罪。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一、人物简介　　蓝玉(？～1393)，定远（今属安徽）人，汉族[1]，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　　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甚至降职。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编辑本段]二、戎马生涯　　蓝玉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洪武十四年秋季。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十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元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倍道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友德点首称善，遂夤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塞，茫不见人。明军冒雾疾进，直抵白石江。江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知，急率锐卒万人，濒江截阻。友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敌阵后，树帜鸣鼓。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急麾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元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复亲麾铁骑，横冲而入，直至达里麻纛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吓，竟颠仆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 　　傅友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撤，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耗，刎颈而死。蓝玉、沐英，军至板桥，右丞观音保出降。玉等整军入城，戒辑军士，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皆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元右丞实卜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友德大军赴援，实卜顾视惊惶，立即遁去。友德遂得乌撤地。因乌撤无城，饬军筑造，尚未竣工，实卜复招集蛮众，鼓噪而来。友德倚山为营，戒兵士不得妄动，俟至敌气已懈，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是即彼竭我盈之计。实卜回马就走，途遇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驰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实卜又落荒窜去，好称逃将军。乌撤遂得完城。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部，如东川、乌蒙、芒部等，统望风降附。 　　自是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酋叚世，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奇兵，令王弼、胡海两将，各授密计，分道去讫。原来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险固。沐英遣王弼密趋上关，胡海潜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越，攀援而上。叚世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意王弼、胡海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使叚世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逃，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上活捉，城即陷。沐英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回军云南，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明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蓝玉也从此受到明太祖赏识。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侵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遣哨马出松亭关，探悉元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轻兵往袭。时适大雪，元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元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不兰奚受擒，元将纳哈楚降明。 　　明军的“金山之役”取得了成功，降服了故元将纳哈楚，但是，第一，不要过高估计纳哈楚降明的意义。历史明载，纳哈楚是元故将。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统治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楚降明，只能说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降明。事实上，除纳哈楚外，蒙古诸部仍在反明。而且，此时北元政权还健在，纳哈楚也代表不了北元政权，北元也仍在反明。 　　在这种情况下，明太祖委任蓝玉为大将，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尔，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须成功。 　　1388年3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距离脱古思帖木尔帐不过百余里路程，脱古思帖木尔以为明军与纳哈出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再战没有迎敌的准备，而明军前锋奔袭他的大营时，恰好风沙弥天，几十步外不见人，明朝兵马突然出现，脱古思帖木尔根本不能做有效的抵抗，太尉蛮子仓促上阵，很快战败被杀，脱古思帖木尔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提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等逃往和林方向，这一次战役，脱古思帖木尔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官员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的印章、图书、兵器、车辆等都被明军俘获。脱古思帖木尔一行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也速迭尔。他和太子天保奴一起被也速迭儿杀死。提怯来、失烈门逃去，南下投降了明朝。 　　捕鱼儿海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或许还有着重振势力入主中原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希望到这时就完全破灭了。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 　　胜利消息传到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玉为卫青、李靖，还师后，晋封蓝玉为凉国公，蓝玉顿时显赫一时。[编辑本段]三、悲惨结局　　蓝玉的结局却很悲惨，太子朱标在日，蓝玉与太子有戚谊，尝相往来。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蓝玉抱怨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怏怏不乐。明太祖越加疑忌。蓝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明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明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祖待功臣，还要加惨。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明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编辑本段]四、历史评价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一共主导了四大案，而其中牵连最广的就是蓝玉案，朱元璋以谋反为理由，将蓝玉满门抄斩，同时还把诸多大明开国功臣及家属牵扯进来，累计被朱元璋下令诛杀的人超过了1.5万，其中蓝玉不仅被杀，还被剥了皮拿去全国各地展示，以宣扬大明朝廷的威望，震慑异己。从朱元璋时起，就有不少人为蓝玉鸣冤，认为蓝玉是冤死的，那蓝玉到底死得冤不冤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先从蓝玉被处死的罪名说起，蓝玉死因是谋反。根据《明史》和《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蓝玉之所以谋反，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官小了，另一方面是觉得朱元璋不信任自己了。单纯从这两个理由来看，实在有些牵强了。首先，蓝玉的官并不小，早在洪武十二年就已经被封了侯，后面又官拜大将军、封了凉国公，可以说已经是洪武一朝官最大的一批人了，而且蓝玉还是朱标的太子妃的舅父，有了这层关系，怎么也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官小谋反。其次是就算朱元璋不信任蓝玉，这也不是谋反的理由，毕竟朱元璋是一国之君，如果是因为两人关系的问题反目，至少这种关系要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蓝玉才会铤而走险，而绝不是因为简单的“不信任”就如此冲动。我们再来看看蓝玉谋反的具体情况，除了《明史》和《明太祖实录》之外，关于蓝玉案的更多记载都在《逆臣录》中，《逆臣录》里面收录了大量关于蓝玉谋反的证词，其中锦衣卫指挥蒋某是控告蓝玉谋反的主力，他称勾结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然而《逆臣录》中搜罗了上千人的口供，里面却独独没有蓝玉和曹震两个当事人的口供，也就是说，两个主犯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自己谋反的罪行。不仅如此，这些口供还有很多极不合理的地方，就比如口供里面竟然包括了蓝玉家的“打渔网户”和一个“染匠”，在他们的口供中，蓝玉甚至和他们讲过谋反的事，还说成功后要封他们当大官。试想，蓝玉就算再蠢，谋反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断不可能去找一些小人物商量，这无疑是自寻死路。另一方面，朱元璋本身就是个残忍嗜杀的人，他甚至恢复了人殉制度，对大明朝的开国功臣，但凡他认为可能对江山构成威胁的，都一律想尽办法弄死他们。蓝玉也是如此，朱元璋处死蓝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谋反，而是因为朱元璋认为蓝玉有功，而且官太大，怕自己死后威胁到了朱家王朝的安全，所以罗织了这么一个罪名。

蓝玉案谋反的起因《明史》、《明太祖实录》等所述都很简单，归纳起来不过有这两点:第一，蓝玉嫌自己官小，“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第二，蓝玉曾向太祖奏过几件事，太祖都没有听，蓝玉认为“上疑我矣”点作为蓝玉谋反之理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了，《逆臣录》中丰富的材料则予以补充。下面看看《逆臣录》中一些人的供状材料。府军前卫一前所管步军百户李成的供状载蓝玉对李成等人一说:“我亲家靖‘全侯做到侯的位子，如今把他废了。前日说教做太师，今番又着别人做了。我想上位容不得人，公侯每废了几个，久后都是难保全的。你众人征南征北许多年，熬得个千百户、总小旗做，没一日安闲快活，你肯随肴我一心时，早晚来我根前听候。”兴武卫指挥金事董翰的供状云:“有本官(指蓝玉)对说:‘我亲家靖宁侯征南征北，受多少苦，熬得做个公侯地位，也把他做胡党全家废了，我自征进回来，见上位好生疑我，料想他必是招出我来。不如我如今趁早先下手做一场，免致后患。我已与库军等卫头日商量定了，未知你众官人心下如何?”东莞伯何荣之弟何宏的供状载蓝玉对詹级说:“詹尚宝，你老子同我做东宫官，我说与你，你见本朝文官那一个有始终?便是老太师、我亲家靖宁侯也罢了。如今上位病缠在身，殿下年纪又小，天下军马都是我总着。”按《逆臣录》中供状所述，蓝玉造反之原因除《明史》等所列两点外还有:(一)、蓝玉当时身为总兵，掌天下之兵权，有造反之实力;(二)、当时太祖已身患重病，《逆臣录》中好些人的供词均提到太祖“病缠身”，太子刚去逝不久，太孙允坟年纪尚小，这些都为蓝玉谋反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三)、蓝玉手下有一批能征惯战之士，“征南征北”的，许多府军诸卫的头目积极参与蓝玉谋反的活动;(四)、靖宁侯叶升是蓝玉的姻亲，他被太祖所杀，使蓝玉也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感觉，这大概是促成蓝玉谋反的最有利的证据;以上四点原因是很充分的，看来蓝玉的确是有谋反的可能性的，不过可能性归可能性，历史上蓝玉到底有没有谋反这一事实呢?吕景琳先生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吕先生从五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蓝玉并未招供:第二，谋反时间的众说纷纭:第三，胡编乱造的胡惟庸李善长故事:第四，凉国公府的门庭若市;第五，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7]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一张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看过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来,蓝玉应该是被逼谋反的.最后是被人出卖,才死了.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记载，蓝玉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略、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蓝玉的部将等密谋，准备趁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二十六年二月，为锦衣卫指挥蒋发现，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伏诛，列侯以下坐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逆臣录》中。《明实录》、《明史》都是以《逆臣录》为依据的，所以《逆臣录》就成为研究蓝玉党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录》是在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由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臣编辑的，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的主要事实，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以至于人们虽对朱元璋借端株连，兴起大狱，颇有非议，但却认为蓝玉及其党徒谋反确有其事。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说法。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狱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世，不过它失传了。而《逆臣录》却保存下来，其传抄本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者。蓝玉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破绽百出，疑窦丛生。首先，蓝玉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招供。另据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徽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徽只好作罢。其次，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便在四川到处活动，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 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本文节选自《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一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田芳的评书里韩马两党是不是真有其人：否

1、徐达（1332年－1385年），汉族，字天德。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元末明初名将，明朝开国元勋。 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友谅。次年，被任命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麾师攻取淮东，并于两年后攻克平江，灭张士诚。旋即出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 胡惟庸当丞相时，想结交徐达，徐达不予理睬，胡惟庸便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让他对徐达图谋不轨，福寿揭发了他，徐达也不予追究，只是时时向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不能胜任丞相之职。后来胡惟庸果然被处死，朱元璋为此更加重视徐达。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朱元璋为此停止临朝听政，发丧时悲恸不已。随后朱元璋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子孙三世都为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又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 2、蓝玉，明朝开国名将。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汉族，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 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 再加上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甚至降职。 朱元璋给儿子朱标组建当时明朝超一流的武人集团班底，作为儿子继承大统彻底清除北元的预备。然太子死皇孙幼，朱标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全部被屠戮干净，最后落了个周亚夫的下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明太祖朱元璋甚至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3、李如松，是明朝著名将领，字子茂，号仰城，生于公元1549年，去世于公元1598年，父亲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祖上是内附民，辽东铁岭卫人。李如松的祖先在洪武年间，渡江归附明朝，归附后“授总旗”，高祖李英，授世铁岭指挥佥事。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李如松父亲一带，因为世袭官职，族亲旺盛，成了明清以来铁岭着名的大户。 李如松的父亲李成梁也是明朝着名将领，先后俘虏斩杀、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子阿台部，数次大败插汉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计杀海西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更是在整个明朝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情况下，镇守辽东30年，威名赫赫。 李如松从小就跟随在自己父亲身边，年少时就已经熟悉军事谋略，后来中了武进士后，承父荫授部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后因屡立战功，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 万历十一年，李如松任山西总兵官，后因给书中黄道瞻等人上疏，被召佥书右府提督京城抚。万历十五年复总兵职，镇守宣府，再召佥书中府。 万历二十六年，升任辽东总兵官的李如松。在鞑靼土蛮犯辽东时，率轻骑追击，与数万鞑靼骑兵遭遇，李如松率所部三千余人浴血奋战，阵亡于抚顺浑河一带，卒年五十岁。明神宗追赠他为少保、宁远伯，赐谥号“忠烈”，并为其立祠祭祀。

蓝玉的悲剧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朱元璋政治计划破产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功臣被杀都能用“兔死狗烹”来概括，蓝玉更不属于这种！不作死就不会死蓝玉在大明的地位不用怀疑，至朱元璋起兵早年就从军效力，可以说是常遇春一手带起来的骨干将领。而后跟随傅友德、冯胜、徐达这种一流名将南征北战，每战必做先锋，不仅受到这些名将的认可，更在军中树立了威望。而在捕鱼儿海的一战中，更是立下了创世之功，被朱元璋称作是堪比卫青、李靖，随后便封为凉国公。蓝玉在开国名将尚在的时候还能低调做人，毕竟在军中还是老一辈将军的天下，但随着开平王常遇春洪武二年去世，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病亡，曹国公李文忠洪武十七年病亡，中山王徐达洪武十八年病亡，军中的老资历们死的死，病的病，大明军务虽有冯胜、傅友德这种元老撑场面，但重担已经落到了蓝玉、沐英这一代将领头上。洪武二十年的北伐中，冯胜被朱元璋猜忌随后治罪，因此蓝玉捡了个大将军封号，并获得“总管军事”的大权。随着朱元璋的倚重，蓝玉也日渐骄横起来，蓄养庄奴、广收义子、强占民田、责骂御史，这些都是在触碰朱元璋的底线。在其北伐之时，强奸元室嫔妃致使元妃不堪羞辱的自杀，朱元璋才将其梁国公的欲封之号改为了凉国公，朱元璋的这个行为意在敲打一下蓝玉，毕竟年轻气盛的蓝玉还是大明的人才，多加敲打应该会有所收敛，但事实上蓝玉并没有迷途知返。喜峰关前，蓝玉再次干了一件浑事，面对守关官吏的“怠慢”，蓝玉直接攻打了进去，这件事往轻了说是蓝玉脾气不好，往重了说完全可以认为蓝玉是造反的行为。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明太祖实录》傅友德是洪武二十四年获封的太子太师，冯胜是洪武二十五年获封的太子太师，而蓝玉被封为太子太傅的时候却口出狂言，对于这个太傅的封号并不满意，认为自己功劳应在傅友德和冯胜之上，理应获得同样的太师封号。按理说这种牢骚自己给亲信唠叨两句就完了，但此言却被记载下来，也确实是作死。“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u2026u2026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明史》其实我比较赞同《明史》中对于蓝玉惹祸上身的看法，一个国家从建立走向正轨的时候，法制是越来越完善和严苛的，朱元璋本就是一个强烈要求官员守法的皇帝，蓝玉做的一些事不但破坏了法制，而且给国家实行法制推广树立了不良标杆，即使蓝玉才能再高，也不应该藐视君王制定的游戏规则。在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道路上，明则保身，夹着尾巴做人才是普遍的行为，而蓝玉算是顶风作案，不断挑战君王的底线，实属自取灭亡。朱元璋的政治规划朱标应该是朱元璋坚定不移的继承人，朱元璋也为朱标请了最好的老师宋濂加以教导。朱元璋在外征战时，令朱标监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这样的监国体系里，明摆着就是培养储君；二十多岁的朱标就被朱元璋下令“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而朱标不仅有治政之才，更是一位仁君，特别是与其父亲对比之下，宽仁忠厚就成了朱标的代名词，其主张推行的“宽通平易之政”也在文武群臣中赢得好评，储君仁明，群臣臣服，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计划进行着。“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祀灶文》朱元璋最后要做的就是给朱标留下一批将才，一是为了彻底消灭北元残余势力，二则是按照朱元璋自撰的《祀灶文》来看，还有迁都关中的意图，这个关中也就是长安了，毕竟朱元璋是个汉唐迷。迁都关中之地就更需要一批武人班底来守住国门了，那么洪武后期与朱标关系甚好的蓝玉就成了首选。蓝玉有能力驱除鞑虏千百里，就有能力以关中为根基继续北伐，当然也有能力防御北京的燕王，这就是后话了。随着朱标的去世，朱元璋的政治计划算是全盘破产，朱标死后留下庸弱的皇孙幼朱允文，朱元璋也就不可能再留下这一套武人集团的班底了。理由很简单，朱标能镇的住蓝玉，朱允文恐怕就难镇住了，此时的朱元璋不再追求开疆扩土，只求孙子能够平稳接班，所以这个政治计划的破产才是蓝玉必死的原因。蓝玉案的始末既然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那么蓝玉案就必须制定一条合理的逻辑来达到预订效果。作案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前面所说的“不乐居宋、颖两公下”。当所有人都在避祸的时候，蓝玉却逆流而上的暴露野心，傅友德和冯胜是何等人物，开国六公爵中，傅友德被朱元璋赞为“论将之功，傅友德第一”，而冯胜则被赞为“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蓝玉功劳是大，但论资历和对大明的贡献，叫板两位元老尚且不够，这里只能说明蓝玉对于朱元璋给的封赏并不满意，这也就是狼子野心的象征，那么当皇帝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你只有反了。第二个动机就是记录在《逆臣录》里蓝玉说的那句“上疑我矣”，因为蓝玉的嚣张跋扈，朱元璋多次否定了蓝玉的提议，因此蓝玉心里觉得朱元璋对其产生了疑心，毕竟朱元璋杀过诸多功臣皆出于怀疑之心，这就会引起蓝玉的担心与害怕，既然被君主怀疑，那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事，不如反了，变被动为主动。“然则靖宁之通胡，因蒙镇抚而发，凉国之谋逆，又因靖宁而成，以此知蓝党者，即胡党之流祸也。”——《逆臣录》第三个动机就是蓝玉的姻亲靖宁侯叶异被朱元璋杀于胡惟庸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蓝玉姻亲被怀疑串通胡惟庸而遭诛杀，是蓝玉最忌惮的地方，蓝玉还对军中人说过“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这也是蓝玉认为朱元璋怀疑他的另一个理由，疑由心生，祸已难避，不如就反了。作案条件首先，蓝玉身为总兵，手握兵权，军中多年的摸爬滚打，培养和提拔了诸多府军诸卫头目亲信，具备造反的基础条件；其次，朱元璋“病缠身”，太子亡太孙幼，造反具备良好的时机。从这两个条件上看，蓝玉确实有机会作案，但根据《逆臣录》和《明史》有关记载看来，蓝玉造反被“坐实”的证据真就没有，皆是以条件和动机就来断定蓝玉造反显得牵强。但蓝玉自身的言行适当，加之朱元璋的政治计划破产，他的存在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了，反而是对朱允文接班后的巨大威胁，既然朱元璋认定了蓝玉有谋逆之心，那么为朱允文扫去政治阻力就是势在必行了。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杀死蓝玉，剥皮实草，传示各地。蓝玉党羽涉及一万五千余人被一锅端，成为洪武四大案之一，史称“蓝玉案”。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7]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一张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我看过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来,蓝玉应该是被逼谋反的. 最后是被人出卖,才死了.

朱标系朱元璋嫡长子,朱元璋称帝后即立为皇太子,悉心栽培.蓝玉乃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伪装忠厚老实,赢得父皇的赏识,并伺机除掉异己.而太祖与太子则因政见分歧渐生嫌隙,太子终因政务失意积郁成疾而英年早逝.太孙年幼,经验不足.为皇权计,太祖在燕王的挑唆和猜疑心驱使下制造了蓝玉党案.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在明朝开国勋臣中，常遇春名气很大，但他死得早，他的家族覆灭，自然与他本人无关。这话，要从懿文太子朱标说起——明太祖朱元璋为朱标一下子娶了两房媳妇，正妃常氏，是鄂国公（追封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常氏是洪武四年册封为皇太子妃的，此时常遇春已死，常家势力一落千丈；继妃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之女。与其他诸王的外家皆为世勋名将（公侯伯、都督）相比，皇太子妃的父亲只是一介文臣，格外引人注目。朱元璋这样安排造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势是：东宫缺乏强有力的妃家支持。在洪武中后期错综复杂，又极端残酷的政争与杀戮中，一些诸王的妃家受到各种党案的牵连，须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朱元璋对这些亲家翁毫不客气，一概请君入瓮，尽数锄除。但对亲王则予以保护，除了潭王两口子投火自焚外，其余诸王的政治地位都没有受到影响。老常家，便是太子的外家（太子登基，外家就成外戚了）。（常遇春坐像）皇太子的岳丈常遇春有2个儿子，长名茂，次名升。论亲戚，他们是东宫的小舅子。常遇春死后，常茂所承之爵并非其父的鄂国公，而是改封为郑国公，也是“公”的级别，食禄二千石。常茂娶了宋国公冯胜的女儿，两个“公、公”家结为亲家，由此冯胜与太子也攀上了转弯亲。但常茂与岳父冯胜的关系并不好，洪武二十年时，常茂跟随冯胜出征辽东，翁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冯胜告女婿的黑状，诬他激变元军降众，常茂也不客气，立即予以回击，大揭老丈人的不法之事。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的做法是左边三扁担，右边扁担三，命人收回冯胜的总兵印信，不许这位得胜的大将军还朝，打发他到凤阳私第闲住，“自是不复将大兵矣”；常茂则被安置到僻远的广西龙州，不是充军，也等于发配了。4年后，常茂死在了贬谪之地。常茂无子，由弟弟常升袭爵，但所袭又不是郑国公，而是改封为开国公——这名号可大了！然而也寓含了极大的危险。在洪武后期，作为皇太子的妻弟，常升与其他勋臣一样，数次奉命出京练兵。他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死于何时？明朝实录没有记载。按照他的地位，常升如果是正常死亡，国史应该是有记载的，还应该为他做一篇小传，作为官方的盖棺定论。实录无载，透露出常升并非“善死”的信息。有记载说，常茂在建文时还活着，还与魏国公徐辉祖一起，在浦子口力战，共同抵御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直到永乐初年才死去。也有记载说，常升在洪武末年被牵连进蓝玉党案，有人告发他聚兵三山（地名，在南京西），准备响应蓝玉，因此被诛。在今存洪武二十六年敕编的《逆臣录》中，我们发现了常升的身影。（《逆臣录》是由先师王天有教授点校整理的，目前已经成为研究明初历史的必备参考书）《逆臣录》是蓝玉“谋反”案发后，由朱元璋命儒臣编集的涉案人员的口词供状，其中出现了常升的大名。原来洪武晚年，那些苟延残喘，还未被杀的公侯们，再也不能握兵了，止能干些监造海船、烧窑、运粮、修栈道之类的杂差。常升在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正当朝廷大杀蓝党之际，以堂堂开国公的身份，奉命提调三山等处窑场，做了一个窑子头。明摆着是受了舅舅蓝玉的牵连，被下放改造，监督劳动。常升泊船于江宁镇河口，有右军都督王诚刚好从薄山“点坯”回来，上船来见（这位也是失意者，在窑场点数烧出的砖坯，与新任窑头儿常升存在工作上的联系）。二人谈过公事，在船后梢吃酒闲话，话题不由得转到蓝玉谋反案上来。常升道：“我舅舅这件事谋不成，倒连累了许多好头目。”王诚叹道：“当初众人只望他做得成来，不想败露了，看起来只是天数。”常升道：“当初舅舅也曾与我同景川侯（曹震）说这事来。后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处商议。如今他们都犯了，案中必然也有我的名字。上位（指朱元璋）多是看在亲上头，容隐着哩。”他又对王诚说：“你也曾去相望我舅舅商议来，久后好歹把我们都结果了。”王诚一听，愁坏了。常升说的亲，是他姐姐曾是太子朱标的妃。莫说这位姐姐已然过世，就是活着，依皇帝的脾气，迟早还是要把他们“都结果了”。说起这事，常升忧虑尽露于言表，他思忖着：“做个甚么见识，躲避得这场大难。”王诚宽慰他：“且熬将去，慢慢地理会。”吃完苦酒，各自散讫——这些记载未必尽实，但把洪武末年勋臣们苦闷忧惧的心态刻画得很深。不久王诚父子被捕，严刑之下，供出开国公常升也是蓝玉的同谋，口词就是上面这段对话：常升承认他“舅舅要反时，也曾通他”。王诚的儿子还供称，常升曾来家探望，发牢骚说：“如今亲的、故的既都诛戮了，我久后也罢了！”后来又说：“我如今要做事业（指造反）时，只是无人。”口供是随着用刑之深，愈来愈重的。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常氏一族，受蓝玉（蓝玉也是太子的亲信）党案的牵累，在洪武二十六年，即太子去世的第二年，遭到了灭顶之灾。文章来源：新浪

　　朱元璋的开国大臣中只有汤和、沐英、耿炳文等极少数人没有死于朱元璋的屠杀　　死的有　　1、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魏国公徐达（洪武十七年，太阴犯上将，帝心恶之。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长子辉祖嗣爵。成祖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　　注：看似善终，但有赐蒸鹅，病疽毒发死之说　　2、太保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国公常遇春（拔开平，师还，次柳河川，暴疾卒，年仅四十。太祖闻之，大震悼。丧至龙江，亲出奠，命礼官议天子为大臣发哀礼。议上，用宋太宗丧韩王赵普故事。制曰“可”。赐葬钟山原，给明器九十事纳墓中。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二。长子茂以遇春功，封郑国公，后因过而安置茂于龙州，洪武二十四年卒。）　　注：暴病薨，儿子跑不了。　　3、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军国事兼领国子监事曹国公李文忠（洪武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诸医并妻子皆斩。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父贞前卒，赠陇西王，谥恭献。长子景隆袭爵，至永乐末乃卒。）　　注：毒死　　4、同参军国事右御史大夫领台事兼太子谕德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讨吐番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　　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5、议军国事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信国公汤和（洪武二十七年，病浸笃不能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厚赐金帛为葬费。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诸子皆早世，不得嗣。）　　注；善终　　6、大都督府同知西平侯沫英（洪武二十五年六月，闻皇太子薨，哭极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呕血。至是感疾，卒于镇，年四十八。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长子春嗣爵，世镇云南。）　　注：病薨　　7、太师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兼太子少师韩国公李善长（洪武二十三年，谓善长元勋国戚，知胡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　　注：满门抄斩　　8、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注：诛死　　9、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洪武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孙畾，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正德八年加赠基太师，谥文成。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达。下廷臣议，制曰：“可。”）　　注：失宠后被政敌下蛊死　　11、洪都知府叶琛（祝宗、康泰叛，愈脱走，琛被执，不屈，大骂，死之。追封南阳郡侯，塑像耿再成祠，后祀功臣庙。）　　注解：烈士　　12、御史中丞章溢（溢遭母丧，悲戚过度，营葬亲负土石，感疾卒，年五十六。帝痛悼，亲撰文，即其家祭之。长子存道，战死。）　　注：病逝　　13、同参军国事加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洪武二十七，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注：赐死　　14、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注： 赐死　　15、中书平章政事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子权，十三年嗣侯，十七年卒。爵除。）　　注：赐死　　16、参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赵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注：族诛　　17、湖广行省平章营阳侯杨璟（镇北平，练兵辽东。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国公，谥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帅降军戍云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挥使。二十三年，诏书坐璟胡惟庸党。）　　注：死后追罪　　18、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临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　　注：赐死　　19、苏州卫指挥使都督同知江阴侯吴良（洪武十四年卒于青，年五十八。赠江国公，谥襄烈。子高嗣侯。）　　注：病薨　　20、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康茂才（洪武三年复从大将军征定西，取兴元。还军道卒。追封蕲国公，谥武康。子铎以父功封蕲春侯。）　　注：病薨　　作者：赵丰年年 回复日期：2007-3-8 13:27:21　　21、凤翔卫指挥使丁德兴（卒于军。赠都指挥使。洪武元年追封济国公，列祀功臣庙。子忠世袭。）　　注：战死　　22、秦王左相都督佥事长兴侯耿炳文（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子璇，永东初，杜门称疾，坐罪死）　　注：自杀　　23、前军都督府佥事武定侯郭英（永乐元年卒，年六十七。赠营国公，谥威襄。孙玹得嗣侯。）　　注：善终　　24、都督同知兼燕王左相淮安侯华云龙（洪武七年，有言云龙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召还，命何文辉往代。未至京，道卒。子中袭。子中李文忠之卒也，中侍疾进药，坐贬死。二十三年追论中胡党，爵除）　　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25、山东行省平章政事东平侯韩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亲临其丧。追封郓国公。子勋袭。二十六年坐蓝党诛，爵除）　　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26、佥大都督府事安襄侯仇成（洪武二十一年七月，有疾。赐内昷，手诏存问。卒，赠皖国公，谥庄襄。子正袭爵。）　　注：病薨　　27、佥大都督府事凤翔侯张龙（以老疾请告，洪武三十年卒。孙杰，永乐初，失侯。）　　注：善终　　28、大都督府佥事安陆侯吴复（洪武十六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追封黔国公，谥威毅。子杰嗣。）　　注：病薨　　29、都督佥事东川侯胡海（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病疽卒，年六十三。子观未嗣，卒。）　　注：病薨　　30、大都督府佥事督海运事航海侯张赫（病卒，追封恩国公，谥庄简。子荣为水军右卫指挥使。）　　注：病薨　　31、行省平章政事广德侯华高（初，有言高殖利者，故岁禄独薄。至是贫不能葬。帝怜之，命补支禄三百石。以无子，纳诰券墓中。赠巢国公，谥武庄。）　　注：病薨　　作者：赵丰年年 回复日期：2007-3-8 13:28:40　　32、大都督同知济宁侯顾时（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钟山。追封滕国公，谥襄靖，祔祭功臣庙。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论胡惟庸党，榜列诸臣，以时为首。）　　注：死后追罪　　33、吴王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吴祯（洪武十一年，奉诏出定辽，得疾，舆还京师。明年卒。追封海国公，谥襄毅，与良俱肖像功臣庙。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论祯胡惟庸党，爵除。）　　注：死后追罪　　34、行省右丞永成侯薛显（洪武二十年冬，召还，次山海卫，卒。赠永国公，谥桓襄。无子，弟纲幼。二十三年追坐显胡惟庸党，以死不问，爵除。）　　注：病薨　　35、秦王武傅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巩昌侯郭兴（洪武十六年巡北边。召还，逾年卒。赠陕国公，谥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党，爵除。）　　注：死后追罪　　36、署河南行都督府府事临江侯陈德（洪武十一年卒。追封杞国公，谥定襄。子镛袭封。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党，爵除。）　　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37、同知都督府事领山西都司卫所军务六安侯王志（洪武十九年卒。追封许国公，谥襄简。子威，二十二年嗣侯。明年，坐事谪。卒。志亦追坐胡惟庸党，以死不问。）　　注：病薨　　38、云南布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洪武十五年卒，赐葬钟山之阴。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党，灭其家。）　　注：病薨，灭门。　　39、秦王左相宣德侯金朝兴（洪武十五年，进次会川卒，追封沂国公，谥武毅。十七年论平云南功，改锡世侯券，增禄五百石。长子镇嗣封。二十三年追坐朝兴胡惟庸党。嘉靖元年，命立傅友德、梅思祖及朝兴庙于云南，额曰“报功”。）　　注：病薨　　40、都督府同知延安侯唐胜宗（洪武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诛，爵除。）　　注：族诛　　作者：赵丰年年 回复日期：2007-3-8 13:32:14　　41、同知都督府事吉安侯陆仲亨（洪武二十三年，治胡惟庸逆党，家奴封贴木告仲亨与胜宗、费聚、赵庸皆与通谋，下吏讯。狱具，帝曰：“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遂诛仲亨，籍其家。）　　注：族诛　　42、都督府佥事平凉侯费聚（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败，语连聚。竟坐党死，爵除。）　　注：族诛　　43、理福建军务河南侯陆聚（洪武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注：族诛　　44、同知大都督府事督金吾诸卫荥阳侯郑遇春（洪武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注：族诛　　45、江淮行省中书左丞宜春侯黄彬（洪武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注：族诛　　46、佥大都督府事靖宁侯叶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坐交通胡惟庸事觉，诛死。凉国公蓝玉，升姻也，玉败，复连及升，以故名隶两党。）　　注：族诛　　47、理广东军务永嘉侯朱亮祖（洪武十三年九月召亮祖至京，与其子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二十三年追论亮祖胡惟庸党，次子昱亦坐诛。）　　注：鞭死　　48、节制凤阳留守司江夏侯周德兴（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　　注：诛死　　49、大都督府佥事定远侯王弼（洪武二十五年从冯胜、傅友德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同召还，先后赐死。爵除。）　　注：赐死　　50、太子太傅凉国公蓝玉（洪武二十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具，族诛之。）　　注：族诛　　51、亲军都指挥使冯国用（卒于军，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恸。洪武三年追封郢国公，肖像功臣庙，位第八。子诚积战功云南，累官至右军左都督。）　　注：战死　　52、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安（为吴所囚。太祖壮永安不屈，遥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国公。被囚凡八年，竟死于吴。吴平，丧还，太祖迎祭于郊。洪武九年又改封郧国公，谥武闵。）　　注：烈士　　53、中书省平章政事俞通海（役中流矢，创甚，归金陵。太祖幸其第，问曰：“平章知予来问疾乎？”通海不能语。太祖挥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临哭甚哀，从官卫士皆感涕。追封豫国公，侑享太庙，肖像功臣庙。洪武三年，改封虢国公，谥忠烈。通海父廷玉官佥枢密院事，先卒，追封河间郡公。通海无子，弟通源嗣其官。）　　注：战死　　54、江南行省参知政事胡大海（被叛将刺杀，洪武三年追封越国公，谥武庄，肖像功臣庙，配享太庙。一子同死，一子犯法，太祖手刃之，大海遂无后。养子德济镇陕西，卒。）　　注：被刺　　55、枢密院判官耿再成（处州苗帅李佑乱。贼攒槊刺再成。再成挥剑连断数槊，中伤坠马，大骂不绝口死。胡深等收其尸，藁葬之。后改葬金陵聚宝山。追封高阳郡公，侑享太庙，肖像功臣庙。洪武十年加赠泗国公，谥武壮。子天璧，七年出海捕倭，深入外洋，溺死。）　　注：烈士　　56、佥枢密院事张德胜（没于阵。追封蔡国公，谥忠毅，肖像功臣庙，侑享太庙。子宣幼。养子兴祖嗣职。）　　注：战死　　57、佥江南行枢密院事赵德胜（弩中腰膂，镞入六寸，拔出之，叹曰：“吾自壮岁从军，伤矢石屡矣，无重此者。丈夫死不恨，恨不能扫清中原耳。”言毕而绝，年三十九。追封梁国公，谥武桓，列祀功臣庙，配享太庙。）　　注：战死　　58、中书省平章政事南安侯俞通源（洪武二十二年诏还乡，赐钞五万，置第于巢。未行，卒。子祖，病不能嗣。逾年，追论胡党，以通源死，不问，爵除。）　　注：病薨　　作者：赵丰年年 回复日期：2007-3-8 13:34:51　　59、都督佥事越巂侯俞通渊（建文元年随大军征燕，战没于白沟河。次子靖嗣官。）　　注：战死　　60、晋王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佥事张兴祖（洪武四年，役中飞石死。蜀平，诏都督兴祖殁于王事，优赏其子，追封东胜侯，予世券。兴祖子幼，以疾卒，爵除。）　　注：战死　　61、行枢密院同知丁普郎（大战鄱阳湖。自辰至午，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时七月己丑也。追赠济阳郡公。）　　注：战死　　62、行枢密院事桑世杰（力战死，太祖念其功，赠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永义侯，侑享太庙。子敬以父死事，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坐蓝玉党死。）　　注：战死，儿子跑不了。　　63、指挥副使茅成（征吴中叉死。赠东海郡公，祀功臣庙。）　　注：战死　　64、吴王府参军胡深（战陈友定，突围走，马蹶被执，遂遇害，年五十二。追封缙云郡伯。主）　　注：战死　　65、领大都督分府事孙兴祖（洪武三年，帅六卫卒从达出塞，次三不剌川，遇敌，力战死，年三十五。太祖悼惜之，追封燕山侯，谥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长子恪封全宁侯，坐蓝玉党死。）　　注：战死，儿子跑不了。　　66、左副指挥韩成（鄱阳湖代太祖死，追赠高阳侯。子观至都督。）　　注：烈士　　67、行省左丞宣宁侯曹良臣（洪武五年从副将军文忠北征，战死。事闻，赠良臣安国公，谥忠壮，列祀功臣庙。子泰袭侯，坐蓝玉党死，爵除。）　　注：战死，儿子跑不了　　68、西安卫指挥加都督佥事濮英（洪武二十年，随大将军冯胜北征。殿后见执。敌思挟为质。英绝食不言，乘间引佩刀剖腹死。事闻，赠金山侯，谥忠襄。明年进赠乐浪公。封其子玙为西凉侯，二十六年，坐蓝玉党，戍五开死。）　　注：烈士，儿子跑不了。　　69、广西行省参政兼靖江王相蔡迁（洪武三年九月卒，诏归葬京师，赠安远侯，谥武襄。太祖亲制文祭焉。）　　注：病薨　　70、都督佥事晋王府相永平侯谢成（洪武二十七年坐事死，没其田宅。）　　注：诛死　　71、中军都督府佥事崇山侯李新（洪武二十八年以事诛。）　　注：诛死　　72、理四川军务景川侯曹震（蓝玉败，谓与震及朱寿诱指挥庄成等谋不轨，论逆党，以震为首，并其子炳诛之。）　　注：诛死　　73、佥都督府事鹤庆侯张翼（洪武二十六年坐玉党死。）　　注：诛死　　作者：济雪郡候 回复日期：2007-3-8 13:37:30　　鳌拜和豪格应该和你的例子一样吧？　　作者：赵丰年年 回复日期：2007-3-8 13:38:09　　74、理河南军务会宁侯张温（以居室器用僭上，获罪，遂坐玉党死。）　　75、都督佥事总制云南诸军普定侯陈桓（坐玉党死。）　　注：诛死　　76、都督佥事督漕运舳舻侯朱寿（坐玉党死。）　　注：诛死　　77、山西行省参政领卫事晋王相怀远侯曹兴（坐玉党死。）　　注：诛死　　78、江西行省参政翰林学士陶安（洪武元年九月卒于官。疾剧，草上时务十二事。帝亲为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子晟，以贪贿诛。其兄昱亦坐死。发家属四十余人为军，后死亡且尽。所司复至晟家勾补，安继妻陈诣阙诉，帝念安功，除其籍。）　　注：病逝，家属流配。　　79、行枢密院院判花云（骂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年三十有九。太祖即吴王位，追封云东丘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赐儿名炜，累官水军卫指挥佥事。）　　注：烈士

朱标镇得住蓝玉。分析：朱标威望极高，富有执政经验。首先体现在朱元璋对他的重视。朱标生于朱元璋攻打南京期间，酣战中的朱元璋听到长子的出生高兴的跑到山上题字：“到此山者，不患无嗣。”自其出生，始终对其疼爱有加。朱元璋从小就把他当接班人培养，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立十岁的朱标为世子，至朱标病逝，27年的接班人生涯，老朱从没想过换人。不洪武后期，蓝玉和朱标关系甚好，本来是朱元璋留下辅佐朱标的，可惜朱标早逝。蓝玉有居功自傲的性格，显然不是年轻的皇孙朱允炆能镇得住的，朱标逝世不久，朱元璋就把蓝玉也屠戮了，朱标不死，蓝玉也不用死，因为朱标镇得住蓝玉。谋反原因蓝玉案谋反的起因《明史》、《明太祖实录》等所述都很简单，归纳起来不过有这两点:第一，蓝玉嫌自己官小，“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第二，蓝玉曾向太祖奏过几件事，太祖都没有听，蓝玉认为“上疑我矣”。这两点作为蓝玉谋反之理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了，《逆臣录》中丰富的材料则予以补充。下面看看《逆臣录》中一些人的供状材料。

是因为在朱标去世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蓝玉手里的权力太大了，而且朱元璋从蓝玉很多的行为举止中都可以看出他是造反的意思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出手的话，再任由蓝玉这么发展下去，很有可能蓝玉就起兵造反夺取了朱元璋的地位。所以朱元璋在自己的好儿子朱标去世之后，就立刻下令将蓝玉给杀掉了。蓝玉是朱标的舅父，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和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常遇春南征北战了，而且他还立了很多的战功。但是在战功积累的同时，蓝玉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了，他开始变得目无王法，每天花天酒地的也不管周围的那些事务。而且他还沉迷于美色，因为贪图别人的容貌，看上谁就把谁给侮辱了，导致很多的人都因此而自杀。除此之外他还会随便地私吞他人的财物，而且他还会贪图百姓的钱财，将百姓的财产，收敛到自己一个人的口袋中。其实光从这些种种的罪状，完全朱元璋就可以治他的罪，然而朱元璋却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不得不说蓝玉也是一个有功之人，如果以这些罪将他杀掉的话，那么的确是有一点像是卸磨杀驴的感觉。所以朱元璋就留着他没有杀他，而正是因为如此蓝玉最后就变得越来越跳了。有些人认为难遇其实只是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掉的他根本就没有谋反的心思，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如此。蓝玉在他的手中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变得极其的贪婪，与此同时他觉得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已经无法满足自己了，所以曾经就有过想要夺权的想法，而且朱元璋也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所以说在自己的朱标儿子死了过后，他就找了机会将蓝玉给杀掉了。

逆臣录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逆臣录作者：714舍02床上铺第一回 国史疑云更新时间2012-5-3 3:15:38 字数：3046　洵江下游，有一个小村庄，名叫“止戈”村，也不知是哪朝哪代所聚，现如今村上仅有三十余户人家，不晓文字，自耕自渔，鲜于外世相通。　　说来也怪，止戈村地处国之北疆偏东，村上居民却皆操南语，隐约让人感觉是很久以前南疆一带的人迁徙至此。也有些商客从止戈村上经过，去往与本国接壤的更北方的少数民族“羊吉”，去做些丝帛羊马生意，来往时也曾问起村上老人，止戈村由何而来，却无人知晓。　　止戈村背靠洵江，由于地处下游，江水肮脏不能饮用，因此，止戈村的饮水都来源于村子中央的一口井，村上所有民宅都绕井而建，把井围在中间，这一块地方，也是村里人唯一的聚会场所。井旁立有一块石碑，上镌文字，看似约百余年前所刻，因年代久远，字迹斑驳，依稀难辨，来往客商中也有习过书的，认得上面的碑文：　　碧箫请仙君，邀吾赴月河。　　月河有美酒，将醉吾当歌。　　兽牙挑紫衣，过隙两世隔。　　仙君有余酿，策马返止戈。　　此碑文乍看之下，完全不知其所云，那习过书的客商译出大意，约摸是讲“我吹奏着碧色的洞箫邀请天上的神仙，神仙听到后，也邀请我去到月亮之上的月之河。月河中备有美酒，我快喝醉了便唱起了歌谣。野兽的牙齿挂着紫色的衣裳，时光如白驹过隙般让人阴阳两隔。神仙还剩下没喝完的美酒，我带着剩下的美酒骑马回到了止戈”。　　“不知在讲个甚么……

明初骁勇善战的蓝玉，仅次于常遇春和徐达。此人身材高大，酷似蜀国大将关羽。他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勇敢面对敌人，处处取胜”，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称赞这一部。常遇春死后，蓝玉跟随徐达、傅有德，在战争中立下了许多赫赫战功。南征北战的大将徐达战死，蓝玉脱颖而出。他多次在北伐和西征中指挥军队，所向披靡，所向披靡。武二十年，升将军，驻冀州，临长城。元顺帝的孙子，逃离蒙古，脱古斯帖木儿，不甘失败，经常南下骚扰他。朱元璋命蓝玉统率15万大军攻克。蒙古军队撤退到了钓鱼洱海附近，认为海蓝玉的军队缺乏水草，不可能直入，毫无防备。在沙尘暴的掩护下，明军如神兵天降。顿时，蒙古全军覆没，脱古帖木儿和太子，在数十骑兵的保护下逃之夭夭。其余八万人被俘。朱元璋得到这个好消息，喜出望外。他把蓝玉比作汉朝的卫青，比作唐朝的李靖，让他爽到狂乱。蓝玉，一个有杰出成就的小丑，没文化，脾气暴躁，任性，被皇帝宠信。她越来越嚣张任性，做着各种无法无天的事情。—他养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养子作为追随者和亲信。这些人依靠主人的力量，横行乡里，霸占平民田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的投诉后，要依法惩处这些奴才和义子。蓝玉鄙视御法，恼羞成怒将御史赶走。他北上回报李，连夜到达长城西凤关。这时候门是关着的，关员发现了城上的情况，却没有及时开门，甚至任由士兵破坏破门而入。——他北伐归来，侵吞、攫取大量财宝，把元朝的妃子据为己有。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蓝玉如此无礼，如何配得上将军的称号？贵妃听说皇帝生气了，吓坏了，自杀了。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斥责他，要求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朱元璋原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但鉴于这些劣迹，改为梁国公。更有甚者，他无视皇帝权威，目中无人。皇帝召见，让座说话，或者和侍从一起宴饮。他的言行总是傲慢无礼，一点“礼貌”都没有。他带兵出征，经常越权，擅自决定解除分配，不请示朝廷。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任意惩罚纹在脸上的军士，以此来要挟部下，把军队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他西征回来，皇帝封他为“太傅太子”。事实上，这个大老粗不可能是王子的老师，但这只是一种荣誉。蓝宇不认识对方，苦口婆心地抱怨：难道我不配当“老师”吗？这就激化了皇权与皇权的矛盾，这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就目睹了开国元勋们的飞扬跋扈和靠功德犯法。他特地命工部铸下铁表，并写下“谏臣”的箴言，警告他们不要因过于放肆而依赖信用。这一禁令隐约透露了随后根除它的政策。胡党案爆发后，蓝玉自然难逃一死。当时有消息透露蓝玉属于“胡党”，但朱元璋不予理会。《》的作者顾应台解释了原因：皇帝不追究是因为他贡献大。事实上，有些事吴鸿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早逝。太子死后，朱元璋毫无顾忌，决心攻打蓝玉。燕王朱棣一直与燕王和蓝玉不和，他要求父亲继续清理异己，说：恐怕将来在朝廷上他会为所欲为。含沙射影地指向海蓝玉。于是，一个落入法网的陷阱悄然降临到蓝玉身上。弘二十六年二月八日，初朝时，由锦衣卫指挥的姜，突然指控蓝玉谋反，说他勾结荆川侯曹真等诸侯，企图在皇帝到郊外举行“借田”大典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拘留，第二天，她和家人一起被处决。一些高级官员被海蓝玉处死，包括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厄尔斯，15000名英雄和他们的家人被处死。法庭特别公布《明史纪事本末》，以示“蓝方”谋反证据确凿。其实都是假故事。处死朱元璋的傲慢的蓝玉，就像处死胡一样容易。然而，为了牵连一个庞大的“蓝党”，罗志的“叛乱”指控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逆臣录》是仓促编制的，漏洞百出，暴露了罗志的犯罪痕迹。收集了近千人的供词，却没有郭亮公爵蓝玉和荆川侯曹真的供词。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海蓝玉不仅自卫，也没有诬攀他人。所谓的“蓝方”完全是虚构的。翻看《逆臣录》，当时罗志犯罪的伎俩实在拙劣。因为审讯人员不够细心，留下了很多破绽。例如，证人符江供认，当蓝玉从战场上回来时，他在宴会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老朋友。我有话和你说。这是我必须离开的消息。现在我要大干一场了，已经和所有领导都谈好了。回家一探究竟。你做到了，你可以过来了解一下，以后我给你点个赞。”这位老兵就是海蓝玉家族的“渔夫”。另一名证人张供述：蓝玉叫他们去做大事，叫他们准备好军事装备，等待他们的帮助，让你们在成都做大官。这张是村里的一个染匠。作为一个掌管三军的将军，要想造反，绝对不能找无足轻重的“渔夫”和“染匠”商量。的故事可以看这里。半年后，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从今以后，胡党、蓝党不问。”实际上已经杀了四万多人，英雄的老战士也差不多死了。“原谅我，不要问”不过是一句显示皇帝威武风度的废话。

在明朝开国勋臣中，常遇春名气很大，但他死得早，他的家族覆灭，自然与他本人无关。这话，要从懿文太子朱标说起——明太祖朱元璋为朱标一下子娶了两房媳妇，正妃常氏，是鄂国公（追封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常氏是洪武四年册封为皇太子妃的，此时常遇春已死，常家势力一落千丈；继妃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之女。与其他诸王的外家皆为世勋名将（公侯伯、都督）相比，皇太子妃的父亲只是一介文臣，格外引人注目。朱元璋这样安排造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势是：东宫缺乏强有力的妃家支持。在洪武中后期错综复杂，又极端残酷的政争与杀戮中，一些诸王的妃家受到各种党案的牵连，须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朱元璋对这些亲家翁毫不客气，一概请君入瓮，尽数锄除。但对亲王则予以保护，除了潭王两口子投火自焚外，其余诸王的政治地位都没有受到影响。老常家，便是太子的外家（太子登基，外家就成外戚了）。（常遇春坐像）皇太子的岳丈常遇春有2个儿子，长名茂，次名升。论亲戚，他们是东宫的小舅子。常遇春死后，常茂所承之爵并非其父的鄂国公，而是改封为郑国公，也是“公”的级别，食禄二千石。常茂娶了宋国公冯胜的女儿，两个“公、公”家结为亲家，由此冯胜与太子也攀上了转弯亲。但常茂与岳父冯胜的关系并不好，洪武二十年时，常茂跟随冯胜出征辽东，翁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冯胜告女婿的黑状，诬他激变元军降众，常茂也不客气，立即予以回击，大揭老丈人的不法之事。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的做法是左边三扁担，右边扁担三，命人收回冯胜的总兵印信，不许这位得胜的大将军还朝，打发他到凤阳私第闲住，“自是不复将大兵矣”；常茂则被安置到僻远的广西龙州，不是充军，也等于发配了。4年后，常茂死在了贬谪之地。常茂无子，由弟弟常升袭爵，但所袭又不是郑国公，而是改封为开国公——这名号可大了！然而也寓含了极大的危险。在洪武后期，作为皇太子的妻弟，常升与其他勋臣一样，数次奉命出京练兵。他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死于何时？明朝实录没有记载。按照他的地位，常升如果是正常死亡，国史应该是有记载的，还应该为他做一篇小传，作为官方的盖棺定论。实录无载，透露出常升并非“善死”的信息。有记载说，常茂在建文时还活着，还与魏国公徐辉祖一起，在浦子口力战，共同抵御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直到永乐初年才死去。也有记载说，常升在洪武末年被牵连进蓝玉党案，有人告发他聚兵三山（地名，在南京西），准备响应蓝玉，因此被诛。在今存洪武二十六年敕编的《逆臣录》中，我们发现了常升的身影。（《逆臣录》是由先师王天有教授点校整理的，目前已经成为研究明初历史的必备参考书）《逆臣录》是蓝玉“谋反”案发后，由朱元璋命儒臣编集的涉案人员的口词供状，其中出现了常升的大名。原来洪武晚年，那些苟延残喘，还未被杀的公侯们，再也不能握兵了，止能干些监造海船、烧窑、运粮、修栈道之类的杂差。常升在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正当朝廷大杀蓝党之际，以堂堂开国公的身份，奉命提调三山等处窑场，做了一个窑子头。明摆着是受了舅舅蓝玉的牵连，被下放改造，监督劳动。常升泊船于江宁镇河口，有右军都督王诚刚好从薄山“点坯”回来，上船来见（这位也是失意者，在窑场点数烧出的砖坯，与新任窑头儿常升存在工作上的联系）。二人谈过公事，在船后梢吃酒闲话，话题不由得转到蓝玉谋反案上来。常升道：“我舅舅这件事谋不成，倒连累了许多好头目。”王诚叹道：“当初众人只望他做得成来，不想败露了，看起来只是天数。”常升道：“当初舅舅也曾与我同景川侯（曹震）说这事来。后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处商议。如今他们都犯了，案中必然也有我的名字。上位（指朱元璋）多是看在亲上头，容隐着哩。”他又对王诚说：“你也曾去相望我舅舅商议来，久后好歹把我们都结果了。”王诚一听，愁坏了。常升说的亲，是他姐姐曾是太子朱标的妃。莫说这位姐姐已然过世，就是活着，依皇帝的脾气，迟早还是要把他们“都结果了”。说起这事，常升忧虑尽露于言表，他思忖着：“做个甚么见识，躲避得这场大难。”王诚宽慰他：“且熬将去，慢慢地理会。”吃完苦酒，各自散讫——这些记载未必尽实，但把洪武末年勋臣们苦闷忧惧的心态刻画得很深。不久王诚父子被捕，严刑之下，供出开国公常升也是蓝玉的同谋，口词就是上面这段对话：常升承认他“舅舅要反时，也曾通他”。王诚的儿子还供称，常升曾来家探望，发牢骚说：“如今亲的、故的既都诛戮了，我久后也罢了！”后来又说：“我如今要做事业（指造反）时，只是无人。”口供是随着用刑之深，愈来愈重的。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常氏一族，受蓝玉（蓝玉也是太子的亲信）党案的牵累，在洪武二十六年，即太子去世的第二年，遭到了灭顶之灾

1、从朱元璋角度看，他其实并不管蓝玉冤不冤枉，他用绝对的政治理性去估量蓝玉这个人对皇权的威胁。整个蓝玉案过程中，朱元璋仅存的一丝感情，就是把这位儿女亲家由凌迟改为剥皮，据说蓝玉死后一整张人皮都被剥落下来，存放到了蜀王府邸，直到明末李自成攻破蜀王府，仍能找到这张人皮，这一丝丝温情，面目可怖。2、从蓝玉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冤枉的，但是，他恐怕更会感慨自己倒霉！要是朱标还活着，蓝玉恐怕不会死，只要熬到朱元璋翘辫子，蓝玉就可以凭借他和朱标深厚的感情以及利益关联，谋取更高的官位，可惜，老朱太能活，而朱标又没福气，英年早逝。后世很多文献都记载了蓝玉的嚣张跋扈，似乎说明蓝玉咎由自取，然而仔细想想，蓝玉为什么就敢那么猖狂？一句话——有大靠山！蓝玉和徐达常遇春等人不同，他应该算是第二代功臣，在明朝立国后，蓝玉和冯胜等人替明朝立下不朽军功，在徐达常遇春等人去世后，蓝玉更是风头无两，被朱元璋倚重，朱元璋此人最喜政治联姻，也因此，蓝玉得以成为太子朱标的舅父。u2191朱标是蓝玉最大的靠山u2191朱标刻意也好，发自真心也好，他和蓝玉的关系非常密切，朱元璋经过认真观察考量，发现朱标可以驾驭蓝玉，于是尽管蓝玉猖狂不法，朱元璋忍而不发。蓝玉之所以猖狂，并非无脑为之，而是有恃无恐，这个最大的靠山，不是朱元璋，而是太子朱标。在朱标的护佑下，尽管蓝玉有诸多劣迹，但仍然被保了下来，朱元璋发出过非常明确的警告——“梁国公”改为“凉国公”就是政治信号，然而蓝玉算准了朱元璋的软肋，只要保持住和朱标的感情利益关系，朱元璋也拿他没办法。当朱标死后，朱元璋几经考虑，没有选取燕王朱棣等皇子为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之子朱允炆，朱允炆哪能驾驭得了蓝玉，朱元璋必定要斩除蓝玉这样的功臣集团。u2191朱元璋的政治手段是蓝玉根本比不了的u2191此时，即使蓝玉政治嗅觉敏锐，提早意识到大事不妙，也已经晚了，朱元璋通过布局，已经成功把兵权分散到各个皇子手上，蓝玉即使动过造反的念头，也没用，他掌控不了兵权。蓝玉却也无开国公常升的觉悟，心存侥幸，不肯早早自杀，已图换取家人的性命安好，当然，蓝玉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算计考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初，蓝玉被捕，仅仅过了几天，二月初十就被杀，而常升则是在四月份才被牵连进去，常升此时已经看出朱元璋清楚功臣二代集团的政治决心，于是自杀或者慨然接受赐死（待考证）。u2191蓝玉的下场是无比惨烈的u2191耐人寻味的是，蓝玉被杀后三个月，朱元璋为了给全天下一个交代，发布了《逆臣录》一书，可是这本书中并没有蓝玉和常升这两位公爵的供词！我们可以猜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谋反确无实锤，而蓝玉嚣张强悍，不肯屈打成招，宁死不承认，甚至在已知必死的情况下，破口大骂朱元璋，这些内容哪能记载下来！这本《逆臣录》由于存在太多逻辑硬伤，后来被朱元璋下令收回焚毁，流传于后世的目前仅见两本。

题主所问的这个问题，有两处错误。其一：蓝玉奸污北元皇妃这件事儿，在史料上却有。但与被朱元璋剥皮填草没有必然直接联系，5年后蓝玉才被杀。对敌人进行侮辱在古代很正常，蓝玉虽然这样做肯定有罪，但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只是对其进行教训而已。希望他有所收敛，但蓝玉不知进退终于导致被杀。其二，也无族灭两万之理。蓝玉家族怎么可能有两万多人？两万多人是因为蓝玉主管军事手下众多。朱元璋为了天下稳固，将蓝玉谋反这件事儿扩大化，对“蓝玉集团”进行平灭，这些人并非家族成员。朱元璋对蓝玉奸污北元后妃非常生气，但对此也没什么觉得了不起的。后妃自尽后，将元主次子送往琉球。本质上说，还是比较袒护蓝玉的。蓝玉被杀是因为越来越不听话，对朱元璋政权造成威胁。《明实录·太祖》和《明史》对此都有记录，“太祖实录”比较完整，是如下记载的：洪武二十一年秋七月戊寅（戊寅即初六，公历1388年8月8日），大将军永昌侯蓝玉遣人，送虏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献金印、金牌，（朱元璋）赐钞二百锭，命有司给第宅廪，饩俾就居京师。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元主妃闻之惶惧因自尽，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上闻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君主中国时，有恩及民不可无嗣。尝与儒臣议，欲封地保奴以尽待亡国之礼，彼乃如此，岂可以久居内地！于是，遣至护送往居琉球，仍厚遗资遣之。由此可以看出三点：第一：朱元璋对元世祖一直比较推崇，是五位（西汉刘邦、东汉刘秀、唐太宗、宋太祖）秦汉之后主要祭祀皇帝之一。这点主要是为了使元朝旧臣、对元朝比较怀念的人放心。第二：对于地保奴等人赏赐尚算可以，甚至有加封爵位的意图。但因为地保奴因为后妃被蓝玉侮辱且自尽心声怨恨，为了防止日后有变，这才把他们送到琉球。琉球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1388年蓝玉干出这件事儿，1393年蓝玉才被杀，中间蓝玉做了什么？这些才是蓝玉被杀的关键蓝玉虽不敢说反心已现，但权臣面目已然显露。他的问题很多，朱元璋早就想对付他，但他毕竟有用，用他去对付北元。没杀他只是因为时机没到，时机一到干净利落！必杀原因只是：这把“锋利的刀”已经没用了，杀蓝玉的时候几乎所有外战都停止了。朱元璋等说蓝玉准备要击杀、伏击自己，反心已现。其实，也只是他的借口而已。从各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杀蓝玉是早有准备的。蓝玉大规模认干儿子，把亲信在军中布置；经常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由，不听从朱元璋调遣；纵兵毁关入城，毫无法纪；皇帝封其为太傅，蓝玉大怒要太师一职；宴会上对皇帝多有不敬的傲慢等，这些都是大不敬、僭越大罪。为此，朱元璋等所有事情都结束后，才对其展开追杀。蓝玉被杀的时候，与其一党几乎是被一窝端！可见，朱元璋早就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注意，杀蓝玉前调回来三位关键人物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十开始，十二日蓝玉被杀。随着五月初一《逆臣录》颁行，大规模逮捕行动到九月初十结束。也就是，主体行动是二月初十到五月初一，基本对“蓝玉集团”的主干进行捕杀。之后四个月基本就是修修剪剪，借此为名消灭其他人了。“朱元璋实录”内记载这关键信息：二月初一，朱元璋命令宋国公冯胜立刻入京，本部人马在河南、山西、塞外的军队归朱元璋的儿子晋王统领。同时，颍国公傅友德、开国公常升、定远侯王弼、全宁侯孙恪等立刻回南京。紧随其后，又调长兴侯耿炳文（此人是朱元璋亲信中的亲信）立刻回京。请注意，这些人可基本上都是在初十赶到了京城。这份名单是有玄机的。一方面，怕将领们惧怕而造反；一方面，也是让他们“震慑”蓝玉集团，要知道冯胜、傅友德二人的资历比蓝玉要深；另一方面，就是斩断“与蓝玉关系紧密的常氏家族”。常遇春与蓝玉是姐夫、小舅子的关系，常遇春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朱彪，但1393年时，太子妃已经死了，但常家和蓝家的关系仍在呀。这时，常家的长子常冒已经被朱元璋发配南方病死了，继承常遇春爵位的是次子常升。让常升来，一方面是看着他，一方面是要杀他。最终，常升被朱元璋凌迟。《明史》说常升死于“靖难之变”是不对的，当时的史观是为了照顾皇家脸面（请注意，清朝修的《明史》对朱元璋多有回护，许多问题都替他掩盖了。为何？清朝替换的是晚明的天下，打的是为明朝报仇的旗号，对建国初多有袒护，对明朝末则没有袒护，这很正常）。像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写的《逆臣录》、皇家档案《公侯伯袭封底薄》、《太祖皇帝钦录》三份史料联系起来看：常升是被凌迟而死，家族也被杀或被变为晋王奴仆。综上所述，对于诛杀蓝玉朱元璋早有准备。至于锦衣卫指挥蒋瓛所告谋反，只不过是一切都准备好了的“信号”而已。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是明初即胡惟庸案后的又一大案（明初三案：胡惟庸谋反案、郭恒贪污案和蓝玉谋反案），偶然在微博的文章里看到一篇《大明第一名将，受猜忌被朱元璋剥皮填草，在城门挂了200年》，里面描述蓝玉因谋逆被朱元璋诛杀后，被剥皮填草，并在“200多年后，张献忠攻入蜀中，在蜀王府城楼上看到了一个人皮填草的塑像，在那已经挂了200多年了，据蜀王府人描述那就是蓝玉。当年朱元璋将其处死，剥皮填草，做成稻草人，还在全国王府、将帅之间巡回展览，震慑那些图谋不轨之人。而当到达蜀王朱椿府中，因为朱椿是蓝玉的女婿，其上书父皇，才准许蓝玉皮草人常留蜀地，这一挂就是200多年。”不由得好奇此事真伪，于是开始查证。 首先，《明史蓝玉传》里没记录蓝玉被杀后被剥皮实草并送给蜀献王妃蓝氏。 《明史卷一百三十二》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明年，师还。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中略）……，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叶升前坐事诛，胡玉等诸小侯皆别见。其曹震、张翼、张温、陈桓、朱寿、曹兴六侯，附著左方。（蓝玉传结束，之后为曹震等人传，且《逆臣录》一书都是蓝党案的供述，唯独缺蓝玉和曹震的口供，朱元璋为坐实蓝玉案编纂的《逆臣录》，漏洞太多不贴了。） 其次，《明史诸王传一蜀王椿》里没有蓝玉女为蜀献王妃的记录，甚至蓝玉有没有女儿都是个疑问。蓝玉子蓝太平，蓝闹儿，侄儿蓝田，兄蓝荣都有招供记录，唯独没有蓝氏，蹊跷的是蓝氏在洪武二十七年死了，不知是连诛还是病殁，没写。 《明史卷一百一十七》：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八年命驻凤阳。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帝尝呼为“蜀秀才”。在凤阳时，辟西堂，延李叔荆、苏伯衡商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为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诣讲郡学，知诸博士贫，分禄饩之，月一石，后为定制。造安车赐长史陈南宾。闻义乌王绅贤，聘至，待以客礼。绅父祎死云南，往求遗骼，资给之。时诸王皆备边练士卒，椿独以礼教守西陲。番人入寇，烧黑崖关。椿请于朝，遣都指挥瞿能随凉国公蓝玉出大渡河邀击之。自是番人詟伏。前代两川之乱，皆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椿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成祖即位，来朝。赐予倍诸藩。谷王橞，椿母弟也，图不轨。椿子悦燇，获咎于椿，走橞所，橞称为故建文君以诡众。永乐十四年，椿暴其罪。帝报曰：“王此举，周公安王室之心也。”入朝，赉金银缯彩钜万。二十一年薨。 复次，蓝玉女为蜀献王妃的记录出现在《明皇盛事述卷一》和《弇山堂别集卷一》，均为王世贞所写，一家之言并无他史相互佐证，可视为孤证，存疑，可供参考，但和蓝玉被剥皮一事无关。 《明皇盛事述卷一》和《弇山堂别集卷一》：凉国公蓝玉女为蜀献王妃。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册封，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薨。（野史《明皇盛事述》，作者王世贞：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三十年授刑部员外郎。生于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五，卒于万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次，俞本（明）《皇明纪事录》和《纪事录笺证》这两本野史也频繁被人引用（主要是钱谦益），中间充杂他史抄来的琐事。多处地方避重就轻，断章取义丑化朱元璋，且自相矛盾纰漏太多。 最后，蓝玉被剥皮实草的小说型记述出现在《大明朝的另类史》：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老朱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小说《大明朝的另类史》，出版时间2007年，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 问题： 一，200年后的蜀王府人描述为蓝玉的人皮缺乏考证，也查不到文献。 二，如真有蓝氏，理应连诛而死，所以送及女儿处“留念”云云不实。 三，全国巡展蓝玉人皮，快则数月长则数年，如《明皇盛事述》记载属实，则蓝氏已于洪武二十七年死。 四，以朱椿能在洪武和永乐两朝平安无事，洞察蛰伏能力不差，怎么会为“罪妃之父”求情。 综上所述，故编纂的可能较大，以上仅为个人意见，鄙人认为蓝玉谋逆案也不实，捕风捉影的与胡案牵扯实在是有点牵强，但蓝玉杀的不冤，和岳飞是没法比的。

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蓝玉(？～1393)，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 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明史·蓝玉传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明年，师还。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擒元平章达里麻于曲靖，梁王走死，滇地悉平。玉功为多，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次通州。闻元兵有屯庆州者，玉乘大雪，帅轻骑袭破之，杀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还。会大军进至金山，纳哈出遣使诣大将军营纳欸，玉往受降。纳哈出以数百骑至，玉大喜，饮以酒。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请服此而饮。”纳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饮。争让久之，纳哈出覆酒于地，顾其下咄咄语，将脱去。郑国公常茂在坐，直前砍伤之，都督耿忠拥以见胜。其众惊溃，遣降将观童谕降之。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见敌，欲引还。定远侯王弼曰：“吾辈提十余万众，深入漠北，无所得，遽班师，何以复命？”玉曰：“然。”令军士穴地而爨，毋见烟火。乘夜至海南，敌营尚在海东北八十余里。玉令弼为前锋，疾驰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设备。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蛮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酋哈昝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等已大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史官对明太祖诛功臣的评论：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

鹤寿侯张翼,明朝洪武时期“蓝玉案”中被朱元璋朱诛杀的大臣。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在狱词中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朱元璋认为蓝玉谋反，找了很多理由。为此，还把这件事专门搞成了一本叫做《逆臣录》的书。这些理由虽然明显地是小题大做，不过都还比较靠谱。但是，有一件事让人不怎么理解，《明史》上是这样记载的：“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就是说，有人揭发说，蓝玉调戏元主的妃子，元主的妃子羞惭地自杀了。朱元璋给蓝玉安上各种各样的罪名，似乎都说得过去，却是这一条调戏元主妃的罪名，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当然了，如果是现在，我们会认为蓝玉这是“性侵”，是一件大事，蓝玉确实是犯罪了。但是在古代，抢夺敌人的老婆据为己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古代女子的地位不高，常常女人和财产、金银一样，作为战利品，可以任意处置。就是杀掉，似乎也没人当回事，何况是调戏。再说了，当时蓝玉历经千辛万苦，一直追杀到捕鱼儿海边，才终于找到了逃遁的北元军队的主力，给予了北元以沉重的打击。杀人无数，俘获的人畜甚至达到了六万。可以说，蓝玉的这份功劳是相当大的。和蓝玉的大功劳比起来，调戏元主妃，实在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朱元璋何以偏偏揪住这件事，认为是大事件呢？如果当时朱元璋是想和元主议和，明元两家修好关系，从此再也不动干戈。这样的话，蓝玉调戏元主妃的事情，就是一件大事了。因为他那样做，会把事情搞砸。这就相当于后来李自成进京后，李自成本来一直在拉拢吴三桂，想把吴三桂争取过来，让他对付清军。可是，刘宗敏却抢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因此惹怒了吴三桂，让吴三桂投降清军一样。如果朱元璋也有李自成那样的目的，蓝玉做得肯定是不对的。问题是朱元璋并没有这样的目的。他派蓝玉深入漠北，一直追到捕鱼儿海边，就是想对北元进行沉重的打击，并试图对北元进行斩尽杀绝，让北元从此再不会对明朝构成威胁。因此，蓝玉是否调戏元主妃，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何况，这件事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元主妃是自杀的，不是蓝玉杀死的。二是这件事是“人言”，也就是别人说的，并没有调查坐实。如果已经调查坐实了，史书上就不会写成“人言”了。既然并没有调查坐实，而且在当时来说，又只是一件小事，朱元璋何以把这个，作为对蓝玉处以极刑的罪状之一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蓝玉的那些罪证，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罪证，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虽然朱元璋最终整理出了厚厚的一本《逆臣录》，但是真没有几件是值得拿出来说的。比如朱元璋封蓝玉为太子太傅，但是蓝玉却说：“我不堪太师耶”，也就是说他想做太师。这固然有要官的嫌疑，但他是明里说出来的，说明他没有暗中的阴谋。再说他讨伐北元回来，在喜峰关，因为守关的人没有及时开门，他就纵容士兵闯关。所有这些，都是骄横的表现，与造反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真正想造反，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行动。至于后来锦衣卫调查他造反的事情，也显得语焉不详。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只不过是他的部下被抓起来后，在锦衣卫的严刑拷打之下，交代出来的一些话。这些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从以上分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元璋处置蓝玉，明显的属于“有罪推论”，明显地努力寻找他造反的理由。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明白蓝玉调戏元主妃的事情了。如果朱元璋不想把蓝玉杀掉，蓝玉调戏元主妃的事，就不算什么事。而因为朱元璋想要杀蓝玉，因此，不管算不算事，它都是一件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在朱元璋杀蓝玉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事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最像朱元璋，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了，这里先不说他，后面自有专题介绍。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后，这位仁兄找到太子，对他说：“燕王不是一般人，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蓝玉算是够朋友，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只是希望太子小心，但他忘记了一句成语“疏不间亲”，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太子后来在闲聊时把蓝玉对他说的话告诉了燕王朱棣，于是朱棣便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下才对蓝玉动手。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在我看来，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无论如何，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了。既然决定要动手，先要给蓝玉一个罪名，毕竟程序还是要走的。总不能无缘无故就拉出去砍头，如果要告蓝玉小偷小摸，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而当时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似乎还是一种荣耀。看来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标题醒目，主题鲜明，且方便实用一看就懂，我们一直用它。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拉开了序幕。无数人头即将落地在锦衣卫告发后，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的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但谋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是不敢造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的，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地点，看来他在监狱中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既然蓝玉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如前面所说，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的，这就是线索，就要查下去，于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也是十分有经验的（具体操作过程及方法参见胡惟庸案件）。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呢，经查，蓝玉同党共一万五千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平时的人际关系还是不错的。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案被杀的共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也不过多活了十几年而已，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啊。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被编为《逆臣录》，我估计了一下，如果列出一万五千人的名字，列名至少是两个字，加上字就是五个字。这份《逆臣录》大概在三万字到七万五千字左右，赶得上一份硕士论文的字数。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写成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开始，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了，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是极富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历史并没有亏待他，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他最出风头的时候将他拉下马，难道这是天意吗？当然不是，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他性格缺陷的必然结果，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用赫赫战功证明了他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又是幸运的。

洪武海蓝玉案建安二十六年是继胡明初案。偶然在微博看到一篇文章大明第一名将，受猜忌被朱元璋剥皮填草，在城门挂了200年的文章，里面描写了蓝玉因谋反被朱元璋杀死，被剥了皮灌了草。200多年后，张入侵蜀国。朱元璋处死他时，剥草塞草，做成稻草人，周游列国以威慑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当他到达春竹蜀王的府邸，春竹是蓝玉的女婿，他的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让蓝玉毛皮人获准留在蜀国200多年。出于对这件事真实性的好奇，我开始求证。首先，明史蓝玉传中没有记载蓝玉被杀死、剥皮、种植，送给淑贤公主石兰。蓝玉，定远土产。开平王常遇春媳妇也。李玉他在春天统治时，面对敌人表现得很勇敢，他在各个方向都取得了胜利。春天，它叫毛，镇帮他建功的大都督的办公室。武四年，从傅友德、绵州伐蜀。五年，从徐达北上，先出雁门，乱山败元兵，后败河。七年，一个帅兵升任和平，包括他在国公岗位上的米池在内，共五十九人，都得了嘉奖。十一年随西平侯进行西征，俘虏了李世民的三个使臣酋，并收获了十万。明年老师会还的。封永昌侯，食鲁二千五百石，赐天下。监字：余同治传侯曹真，何张毅，侯，东关荣，官部尚书詹辉，侍郎，密谋改变局面，派皇帝出外勤采取行动。监狱，宗族在它上面。坐在党内破坏下面队伍的人不计其数。全世界都有手书诏书出版，信数明史卷一百三十二。九月，圣旨颁布，曰：蓝贼大乱，谋逃，有一万五千人被宗族所杀。今天，胡党和蓝党不会请求原谅。总理胡惟庸也是。因此，元恭美国的老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筋疲力尽。名字在逆臣录的地方，有一个男的，十三个侯，两个博。他在叶盛面前坐下，胡雨和其他侯耀宗人没有看见他。曹真、张仪、张文、陈欢、朱寿、曹兴附在左。其次，还有没有兰玉女在公元逆臣录年向蜀国献公主的记载，甚至兰玉女有没有女儿也是个问题。子兰兰太平、兰脑儿、我侄子蓝田和我哥哥兰荣都有招供记录，但没有石兰。什么奇怪的是，石兰死于洪武二十七年。我不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结束或死亡，但我不知道。不要写它。:毛的第十一个儿子在洪武十一年被授予。凤阳十八年。成都二十三年。性孝善良，经学丰富，儒雅于，被皇帝称为蜀中秀才。他在凤阳时，开西塘，延请李淑静、苏伯衡讨论文史。他一到蜀中，就立方孝孺为太子傅，说明他住在薛，是蜀中士人。一说县学，就知道医生穷，分等级，一个月一石，然后定制。造车，给陈楠斌长史。当我在义乌听说王慎贤的时候，我被雇佣了再次，兰玉女献公主于蜀的记载出现在明史诸王传一蜀王椿和明史卷一百一十七，都是王世贞写的。没有其他历史可以相互佐证美国的声明，这可以被视为孤立的证据，值得怀疑的参考，但它与蓝玉的剥皮无关。和明皇盛事述卷一:蓝玉女公，献蜀公主。吴鸿于18年9月16日被追封，27年2月23日被追封。第三，余本明皇盛事述卷一和_山堂别集卷一两部野史被频繁引用，中间还有从其他历史中抄来的琐事。很多地方避重就轻，断章取义诋毁朱元璋，矛盾和破绽太多。最后，明皇盛事述年出现了蓝玉被剥皮种草的小说记述：谋反罪一般在短时间内执行。考虑到蓝玉和她自己的孩子是公婆，老朱的心是柔软宽大的：劈砍变剥皮。就这样，刽子手剥下了兰的全尾，被当作全尸，把皮送给他的女儿蜀王，蜀王下令季华失势留作纪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宫，在宫中纪念馆发现了这件文物。，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年，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问题：一是200年后，蜀人把皮肤说成是海蓝玉，缺乏考证和文献。第二，如果真的有蓝家，那应该是被杀了，所以送去给女儿做纪念也不真实。第三，蓝玉和人皮的全国巡展，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如果纪事录笺证的记录属实，那么兰洪武二十七年，s家亡。第四，春竹能在洪武、永乐两朝安然无恙，他洞察蛰伏的能力并不差。他怎么能为有罪的公主的父亲求情呢？总而言之，它编译它是可能的。以上仅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海蓝玉的阴谋不是真的，而且它影射胡有点牵强的情况。然而，蓝玉杀人可以不能和岳飞相比南

起因----骄横跋扈蓝玉不仅身材高大，满面红光，富于勇气和谋略，有大将的才华。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死后，蓝玉屡次统帅大军作战，多次立功。太祖待他十分优厚。蓝玉渐渐地骄傲自满，畜养了很多庄奴，这些人都仗着蓝玉的威势暴虐凶横。蓝玉曾经抢占了东昌的民田，御史查究追问此事，蓝玉大怒，赶走了御史。蓝玉北征元军回来时，半夜敲击喜峰关关门，关吏没有及时开门接纳，蓝玉纵容士兵打破关门长驱直入。太祖听说这件事很不高兴。先前，太祖想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犯错改封凉地，还把他的过错刻在铁券上。蓝玉仍然不知悔改，在侍奉皇上的宴会上出语傲慢。蓝玉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皇帝多次责备他。他西征回朝，太祖让他做太子太傅。蓝玉对位居宋、颍两公之下感到不高兴，说：“难道我不能胜任太师一职吗?”等到他入朝上奏。太祖往往不听他的，他更加不高兴。案件经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后续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评价蓝玉自恃有功，专恣横暴，所为多不法，举止傲慢，无人臣礼。 而蓝玉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合称为“洪武四大案”。“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

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蓝玉也是定远人，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后来，他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重要将领。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参加西征后，他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

　　1、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朱棣造反时建文无大将可用，导致建文的失败，朱棣的成功　　2、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　　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　　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1、徐达（1332年－1385年），汉族，字天德。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元末明初名将，明朝开国元勋。 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友谅。次年，被任命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麾师攻取淮东，并于两年后攻克平江，灭张士诚。旋即出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 胡惟庸当丞相时，想结交徐达，徐达不予理睬，胡惟庸便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让他对徐达图谋不轨，福寿揭发了他，徐达也不予追究，只是时时向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不能胜任丞相之职。后来胡惟庸果然被处死，朱元璋为此更加重视徐达。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朱元璋为此停止临朝听政，发丧时悲恸不已。随后朱元璋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其子孙三世都为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又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 2、蓝玉，明朝开国名将。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汉族，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 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 再加上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甚至降职。 朱元璋给儿子朱标组建当时明朝超一流的武人集团班底，作为儿子继承大统彻底清除北元的预备。然太子死皇孙幼，朱标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全部被屠戮干净，最后落了个周亚夫的下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明太祖朱元璋甚至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3、李如松，是明朝著名将领，字子茂，号仰城，生于公元1549年，去世于公元1598年，父亲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祖上是内附民，辽东铁岭卫人。李如松的祖先在洪武年间，渡江归附明朝，归附后“授总旗”，高祖李英，授世铁岭指挥佥事。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李如松父亲一带，因为世袭官职，族亲旺盛，成了明清以来铁岭着名的大户。 李如松的父亲李成梁也是明朝着名将领，先后俘虏斩杀、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子阿台部，数次大败插汉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计杀海西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更是在整个明朝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情况下，镇守辽东30年，威名赫赫。 李如松从小就跟随在自己父亲身边，年少时就已经熟悉军事谋略，后来中了武进士后，承父荫授部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后因屡立战功，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 万历十一年，李如松任山西总兵官，后因给书中黄道瞻等人上疏，被召佥书右府提督京城抚。万历十五年复总兵职，镇守宣府，再召佥书中府。 万历二十六年，升任辽东总兵官的李如松。在鞑靼土蛮犯辽东时，率轻骑追击，与数万鞑靼骑兵遭遇，李如松率所部三千余人浴血奋战，阵亡于抚顺浑河一带，卒年五十岁。明神宗追赠他为少保、宁远伯，赐谥号“忠烈”，并为其立祠祭祀。

明朝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野蛮杀戮功臣，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大功臣蓝玉骄傲恣肆埋祸端 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爆发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杀死了数万人，其中多为开国功勋宿将。 蓝玉也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本是明朝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 后来，蓝玉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 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最重要将领之一。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 参加西征后，蓝玉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蓝党株连被诛杀数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 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杀了1.5万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 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之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15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当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明太祖为孱弱皇孙再开杀戒 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唯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炆则更为孱弱，更令他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15岁的孩子，没有政治经验，将来怎么保证能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 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剩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 胡蓝之狱让人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赵翼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 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年已60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炆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 摘自《细解明朝十七帝》毛佩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