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叫外国人为鬼子？比如叫日本人为鬼子，其它如美国人叫洋鬼子？鬼子叫法是怎么来的？

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是个人喜好吧。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与剑桥没关吧。——《剑桥中国史》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垮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心理影响。《剑桥中国晚清史》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节日、饮食、音乐、语言，电影，心理等多个方面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剑桥中国晚清史》是美国费正清2007年12月出版的图书。

《剑桥中国史》是西方学者集体写作的一套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的大型学术著作，基本反映了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 　　　　　　粗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后，使人豁然开朗：晚清史与当今中国多么的相似，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轮回，但不能排除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所以，研究晚清历史对看清当今社会的发展走向仍有不小意义。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出现了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扩张、分化、重组、分裂，最终导致了晚清的灭亡。一方面，特权阶层的扩张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当于现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遭到沉重的压抑和打击，使更多手工业者、半手工业者等沦为无产者，加入了反政府力量的大军。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分化、分裂，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强势，使清政府的整体统治力量减弱。彼强此弱，两方面力量对比的翻盘，终于使清朝灭亡。 　　　　　　中国的，世界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历史的轮回，循环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义务协助中国走向民主化。在这个民主化协助过程中，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有绝对的长远眼光，不能图一时眼前利益让中国民企竞争垮掉，跨国公司应按国际分工、国际惯例运作。战术上，一方面扶持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兴倡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大力打压中国的特权势力，迫使中国精简官僚机构。官僚特权势力的扩展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b]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轮回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每次“改革开放”后的特权扩展。[/b] 　　　　　　中国地处亚洲腹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中国发展了、民主了，世界也就发展了、民主了。美国奉行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创造性发展模式，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模式。从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方面说，中国的明天，也是美国的明天……。中美两国人民终将走在一起。

《剑桥晚清中国史》百度网盘txt 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TSFw60bR5gJ4OapUA7EFQ 提取码: hw2t《剑桥中国晚清史》是 [美国] 费正清2007年12月出版的图书。 本书《剑桥中国史》第10卷和第11卷，叙述自清代道光年间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

C 试题分析：根据材料中“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判断，改革派指的是洋务派，洋务派反对西方侵略，故此题应选Ｃ项点评：代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1）19世纪40—60年代：①特征：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开始侵华。主要侵略者是英、法，其次是俄、美；侵略范围局限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主要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各种特权，加紧商品输出、掠夺原料。②影响：政治：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产生；思想：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外交：国门大开，清王朝被迫开放。（2）19世纪末20世纪初：①特征：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侵华逐步增强，德、日、意等加入；在继续发动军事侵略的同时，加紧资本输出；政治侵略从瓜分到实行“以华治华”。②影响：政治：民族危机加深，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经济：严重摧残了中国的民族经济，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思想：维新思想和民主共和思想对封建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新文化运动更是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外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反动政府成为列强侵华工具。（3） 20世纪三四十年代：①特征：美日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先是日本独霸中国，后美国逐步确立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侵华的主要手段都是扶植代理人。②影响：政治：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经济：民族工业发展陷入困境。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作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政治这一主旨。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广泛阅读儒家之外的哲学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方面知识的影响。大乘佛教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大乘佛教的菩萨作为受难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这使他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关心更为强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义加深了他的存在主义意识。当康有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学吸引时，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书籍。在此期间，因为他住在广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强烈地感觉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再三遭受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广州，亲身体会到迫在眉睫的外国袭击所造成的紧张和恐惧。对西方国家力量和好战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别迫切地要求学习西学。他对西学的特殊兴趣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世界。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有为已经在家传的理学之外受到多种知识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影响开始具体化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两个关注的中心，一是凭经验产生的对新世界的渴望，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到处看到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将为道德的和谐与心灵的愉快所代替。这种“普”渡众生的宏愿明显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典的影响，并促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致力于形成有时混乱、有时矛盾，但却始终是大胆而严肃的世界观，用以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义。除了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他还有一种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增长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关心。这从他对非宗教的西学，特别是对西方政府的形式所表现的强烈兴趣中可以看出来；1886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的书籍，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为的爱国心最终导致他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1888年秋末在北京应试时，他不顾朝廷禁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一份轰动一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除了这个大胆的请求之外，他对改革的具体方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该条陈中，一种国家完整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强烈感觉是情见乎词的。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没的威胁而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因此，处于危险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而且还有作为“教”的儒家。为了对付西方扩张的挑战，“保教”和“保国”同样重要。这双重目标终于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这纲领在他于1895年到1898年之间向光绪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条陈和政治著作中详细地提了出来。

A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灵活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题干材料，依据“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可知清政府改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以一个国家的心态走向世界，故A符合题意。

有这么多剑桥中国史-全11卷（点击阅读）

D 试题分析：由材料里的中国晚清、清政府、义和团可以知道此题考查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有关知识。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活动，维护和扩大侵华权益，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最终清政府被迫同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故选D 。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第2卷 尚未出版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第4卷 尚未出版第5卷 中文本尚未出版第6卷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 1368-1644年）第8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1368-1644年）第9卷 中文本正在翻译校订中，尚未出版第10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1800-1911年）第11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1800-1911年）第12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912-1949年）第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912-1949年）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第15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文名，美国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1.最为出名的，被大学教授多方推荐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是〈剑桥中国史〉系列的一部。2.〈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浙(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3.〈苍穹之昴 〉日本人写的4.〈全球通史〉斯塔夫阿诺斯其。这是文科历史常用来出题目的一本书。里面涉及晚清的内容也不少。5〈.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摄影集。6.〈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这是来自爱德华·V·吉利克 (Edward V.Gulick)的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7.1900年的北京 ~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翻译出版了11卷，包括：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第8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12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13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65年）》、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82年）》第9卷《剑桥中国清代前期史》正在翻译校订中，预计很快出书。前卷《剑桥中国上古史》、第5卷《剑桥中国宋代史》有英文版尚无中文版；而第2卷（应该是魏晋南北朝史）、第4卷（应该是五代史）目前还未写成。

《剑桥中国晚清史》：确实值得一看的书，我所有的导师都推荐一定要看《剑桥中国史》系列的书，写得很客观犀利，见解独到。费正清虽然有些时候还是带点偏颇，无视就好，总体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的书，确实很有名啊，这本书还原了很多清朝的历史真相，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官方历史，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看的一本书，作者不愧是陈旭麓教授的得意门生。我买了收藏了。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楼上有推荐陈旭麓的人没推荐这本书很奇怪啊，这本书实在是业界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啊，有图书馆的地方一定就有这本书，茅海建的老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做调查才写出这样的一本好书。各大网站都断货了啊，预定好久还没买到。　　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这个作者有点意思，本科学医，研究生学心理学，博士读的是历史学。这本书三联出的，品质保障。 也是个扎扎实实自己调查写文章的人啊~　　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个实在很专业啊，不晓得你看不看得下去，我是没看下去。　　至于抗日战争的书，不好意思，笔记丢了，不记得有哪些的，就不随便粘来误导你了，你可以参考其他的人的推荐，或者去网上查下看哪个高校抗日战争史或者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课程被评为了省级或者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一般里面都会有ppt，参考资料和教学用书之类的呢~~

1.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洋务运动史:作者夏东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中日战争:齐，中华书局，1996年。4.甲午战争与朝鲜:王汝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5.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张登德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6.甲午战争在威海:齐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7.甲午中日海战:苏晓东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8.甲午辽东鏖兵:王计华董金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9.甲午日谍秘史:齐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0.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王嘉健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1.甲午日军罪行录:苏晓东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2.反割台抗日运动:柯平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3.激荡的百年史——日本史:【周日】作者季天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辩证看甲午:齐著，海洋出版社，2005年。15.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16.中国近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作者王译林，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17.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周黄传辉，学苑出版社，2007。18.甲午海战:洪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19.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切尔建司，中华书局，2008年版。20.朝鲜人孙，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21.北洋海军甲午战史:陈，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2.北洋海军舰船志: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23.甲午战争新讲:齐，中华书局，2009年版。24.一本书读懂日本史:作者王广博，晋城出版社，2010年版。25.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王龙珠，中文出版社，2010年版。26.揭开甲午海战的黑匣子:邓著，出版社，2010年版。27.首败:石永刚、张凡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28.改变日本的五十年——明治维新:陕西人陈杰美国出版社，2011年版。29.日本的明治维新:樱雪丸，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30.第三只眼看日本:袁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31.一本书看透日本：在暧昧中挣扎的民族:风唤鸟，中国常安出版社，2011年。32.劝学篇:福泽谕吉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3.劝学篇:作者张志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34.日本通史:冯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35.沉没的甲午:陈悦，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36.前进，朝鲜:林秋珊著，三民出版社，2012年版。37.日清战争:宗亚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38.访与思:邱震海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39.中国近代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

1、中国近代史内容简介民国史家写史，少了些意识形态的牵绊。少了些主观臆断。本书以详尽丰富的史料，比较真实地还原了那段历史。八十年后再版，证明了其价值。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2、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年～1911年）内容简介一些颠覆“常识”的史实以及晚清诸多改革失败原因的探究。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3、万历十五年内容简介这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4、中国大历史内容简介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本书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人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5、中国通史（1—7） 内容简介本书是由台湾人编纂的普及读本。简单明了，图文并茂。少说教。傅乐成撰写的《中国通史》一书，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中国通史》2010年在大陆首次出版，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序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 6、革命年代内容简介廓清历史，不忘使命。《革命年代》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7、读史求实 内容简介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一种是后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本书共收录了作者杨奎松12篇读史文字，分为三编，从“读史”、“讨论”、“评论”三个角度对中国现代史进行了分层式的解读。“读史”是作者对中国革命史中一些富有争议性的事件和过程的看法，“讨论”是作者回应其他学者对其的质疑，“评论”是作者对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著作”的个性评价。

风云变幻，英雄才子辈出。风华绝代

初学就看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史》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2 《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221-588年）》英文原版尚未出版 　　3 《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 　　4 《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预计2010年年底出版 　　5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 　　6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 1368-1644年）》 　　7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1368-1644年）》 　　8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 1645-1879年）》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预计5月份出版发行。 　　9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 1645-1879年）》英文版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 　　10《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1800-1911年）》 　　11《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1800-1911年）》 　　12《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912-1949年）》 　　1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912-1949年）》 　　1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 　　1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

　　江忠源 　　 太平天国 起义后，江忠源组建队伍到广西参战，后辗转多地，官至安徽巡抚，有人认为他才是“湘军鼻祖”“湘军创始人”，是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支持者。 　　江忠源湘军创始人 　　“湘军鼻祖”江忠源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称为“正统上层人物中投笔从戎的前驱”，是近代历史上汉臣大面积崛起的始作俑者，不仅为他们进入政坛准备了“入场卷”，还搭建了湘军将帅登上政治巅峰的第一道云梯，他是最早私募兵勇，兴办团练，重创太平军的湖南地方武装首领，是名副其实的“湘军之父”。 　　江忠源是湘军无可争辩的创始人，是湘军初期最重要的统帅，也是湘军中最早出任巡抚要职的将领。如果说曾国藩后来成为湘军的主要统帅，那么在1854年江忠源殉国前，他一直是湘军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还是曾国藩创办湘军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多次例举在湖南办团练的业绩，获得了朝廷对这支地方武装的认可与信任，等于为曾国藩以后不断扩军和湘军取得国家军队的合法地位填写了通行证。 　　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正丁忧在籍，他不顾守孝三年的陈规，在经世致用思想的驱使下，奉命在湖南新宁老家创办团练，招募乡勇500人进行强化训练，他选勇的标准是，以“胆气为上，质朴次之，技艺又次之”，训练方法也很有讲究，注重用传统文化武装官兵头脑，“每到月初集训，灌输忠孝礼义，教其兵法技勇”，这成为后来湘军的一个人文传统。新宁楚勇最初只有500人，但有鲜明的文化信仰和政治理念，后扩编为1500人，虽然装备简陋，军容欠整，甚至“衣履敝黯，形体短小，绿营官兵窃以为笑”，太平军也认为新募之勇不足为战，但勇猛无比，以一当十，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曾国藩的重要幕僚王定安在《湘军记》中所评价的：“江忠源初创楚勇，其时草昧缔构，实为湘军滥觞”；在《湘军志》中也认为“楚（湘）军起于江忠源”，是这支湖南地方武装的开山鼻祖。 　　如何评价江忠源 　　曾国藩：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 　　朱孔彰：自江忠烈以义声倡，志在灭贼，而同袍兄弟多将才，战功节烈之盛，永、宝间罕有匹焉。至诚恪年财二十余，辞黔抚而握兵符，以讨贼为急，不以开府为荣，观其所志，非有国士之风欤。 　　王定安：①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旅。②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 　　赵尔巽：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於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 　　《新宁县志》：江忠源善抚士卒，与同甘共蓼，其用兵也尤若有神，每临阵横槊马上，察山川形势，举鞭示部，将于某所诱敌，某所设伏，往往以偏师出奇制胜。 　　《咸同将相琐闻》：楚军之功勋，江公引之也，湘人之士气，江公作之也，江公种其因，后人食其果。薛氏言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胡曾相颉颃，谅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大战役》 《最长的一天》 《中国近代通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冀东行》 《西行漫记》等

高中历史老师告诉您：一楼的回答太复杂。你没必要记住那么多。您就从两个方面把握就行了。首先必须清醒看到的是侵略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政府（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屈膝求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将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近代一切灾难一切罪孽都是它造成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和军事技术传入中国，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值得一提的是，侵略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自主产生发展历程，但从客观上推动国人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嫁接”到中国，促使中国民族工业这一先进经济形态的产生。您就从这两个方面去把握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在《中国近现代史》(人教社2002上册)中，明确提出中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建立概况：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立行省；鉴于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省，在抗击法国侵略中作出贡献的刘铭传为台湾第一任巡抚。在学习过程中，有很多思维活跃、求知若渴的学生，如果教师不给学生指出，学生往往会形成错误的观念：“新疆的第一任巡抚是左宗棠”!而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 巡抚是清代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地位公次于总督(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官品为从二品。 在新疆筹备建省时，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后回京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新疆建立行省之际，左宗棠已任钦差大臣，督办福福建军务，1885年卒于福州。新疆的第一任巡抚是刘锦棠，他及其父亲都是左宗棠的老乡、老部下。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刘锦堂总理行营营务，立下赫赫战功。左宗棠进京任钦差大臣后，刘锦堂奏定新疆建省的方案。1884年10月，出任新疆第一任巡抚。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妨在讲到台湾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时，顺便提一下新疆第一任巡抚是刘锦堂，这样可以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现代史》，人教社，2000年版，2002年印刷， 《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P122页，233页

最真实客观的近代史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纲》——非常真实！客观！郭廷以简介：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强力推荐，绝对权威，绝对真实，绝对客观读完这本书就足够了！！！

　　鸦片战争1840-1842 中英《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 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中法战争 1883-1885 《中法新约》　　甲午中日战争 1894-1895 《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 1900-1901 《辛丑条约》　　1840年至1901年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多次受到西方的欺辱，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明朝的那些事》，青少年最缺乏的就是定性，你看古文的历史书我怀疑你够戗能看的下去。我推荐的这本书都是大白话，幽默搞笑，而作者历史的底子也非常好，很适合青少年。看历史书要循序渐进，你现在就看那么难的只会欲速则不达，古文追求精简，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往往说了很多是，所以不适合你。《百家讲坛》的书多看看也好，比较适合普通人。楼主不要以为古文很简单，那东西翻译起来比外语难，要求底子很好的。

我来帮您回答吧，本人在近代史方面还算可以---我不喜欢抄袭网络我给您推荐的书都是本人亲自读过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 李剑农---我刚入手，没有仔细读完，不过据说学术界比较有名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美)芮玛丽----这个很不错，不过作者的观点显然是为文化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美）孔飞力,谢亮生等译---考据很不错的一本书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这几部剑桥的都很经典希望以上对您有帮助，我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学术大作，中外皆有

张之洞是德国人的间谍，汉奸走狗。汉阳造的枪都是德国人造的98K

美国学者史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加入耶稣从来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在他身边没有聚集这样一小群门徒去向外邦人传扬他的福音，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这种对生命的观点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在信仰基督的国家里，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个地球上和中国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透过教会，耶稣了结了杀婴之事。在基督教影响之前，妇女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她们就是我们和母亲，姐妹和儿女。中国人是比较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但盖敬老院观念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是基督教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基督就没有人类的良善和文明可言。 近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但仍末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先行者们对基督福音的拒绝。他们不明白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根基乃是宗教信仰。中国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至赶走了上帝之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专制。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公义和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自由和平等。至少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基督教信仰，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参考资料：http://ruoqi.bokee.com/4656623.html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36.6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骗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骗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明治维新后其他旅日客家群体代表人物 明治维新后，形成了旅日客家群体。除了孙中山等前面已论述的外，其他代表人物主要有：廖仲恺、黄遵宪、胡汉民、邓仲元、何如璋、郭沫若、陈锐等。 廖仲恺，原名思熙，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客家人。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一个华侨家庭。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遭到惨重失败。之后，以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方法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广泛展开，他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在何香凝变卖妆奁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东京留学期间，结识黎仲实、未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其中大多数为客家人），受其影响，萌发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在东京结识孙中山。此后，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优秀的思想家、变法维新者。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1877年10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继而又写成《日本杂事诗》等。黄遵宪游历日本等国，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仍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其远见卓识令人肃然起敬。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原籍为江西吉安。原名衍鹳，字展堂。1899年中举，曾两度留学日本。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总统府总参议兼秘书长、政治部部长、广东省长兼大本营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邓仲元（1886—1922），又名邓铿，1886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和革命军，曾任起义军东江第一军参谋长、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粤军总部参谋长等职，是孙中山的得力军事将领。1905年，邓仲元考入清新军所办的广州将弁学堂，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和1919年3月黄花岗起义。邓仲元一生追随中山先生，服膺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以其在粤军中的威信和地位，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功勋卓著。1922年3月21日，遭歹徒暗杀。孙中山追授邓仲元为陆军上将，并将其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还亲自为其书墓碑文。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县人。31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编修、侍讲。1876年12月，被委任为第一任驻日公使，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以正式国书缔交的使节。何如璋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扩张采取了强硬态度，但对日本人民却表现得极为友好，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作为清廷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硫球问题上维护国家尊严，不辱使命。他的《使东述略》等书，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应占一席之地。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等诗篇。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 陈锐（1884—1977年），字秉忠，别号纯芳，赣州市人。1901年，陈锐东渡日本，先后考入日本成城、振武陆军中学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入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历任总统府参赞，护国讨袁军旅长、师长，广州大总统府少将参议，孙中山奉安委员会委员兼接待处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等职。 在动荡的20世纪初叶，旅日客家这一群体发挥客家人独立自主和历史的主动精神，在日本学习到西方先进文明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更学习到日本“学习他人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和未来命运的风云人物。这使得日本许多学者惊叹“客家是优秀民族，是可断言的”，“特别是在民国后的跃进和抬头，值得惊赞”。“客家非日本明治初年间的‘萨派"、‘长阀"，拥有强固的地盘，而是其先天、后天的坚忍不拔的独立自主精神，多年被压迫和被郁积的情感，自觉地、诱致成为强固的民族……”○ 参考文献： 1、周建华著《人文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2、（日）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应》。 3、（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美）刘广京编。 4、（日）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 5、（日）实藤惠秀《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6、（美）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 7、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出版。 8、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32年《关于客家人的研究报告》。 20世纪初叶旅日客家人与中国革命 周菲菲

　　剑桥中国史》是西方学者集体写作的一套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的大型学术著作，基本反映了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　　粗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后，使人豁然开朗：晚清史与当今中国多么的相似，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轮回，但不能排除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所以，研究晚清历史对看清当今社会的发展走向仍有不小意义。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出现了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扩张、分化、重组、分裂，最终导致了晚清的灭亡。一方面，特权阶层的扩张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当于现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遭到沉重的压抑和打击，使更多手工业者、半手工业者等沦为无产者，加入了反政府力量的大军。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分化、分裂，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强势，使清政府的整体统治力量减弱。彼强此弱，两方面力量对比的翻盘，终于使清朝灭亡。　　中国的，世界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历史的轮回，循环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义务协助中国走向民主化。在这个民主化协助过程中，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有绝对的长远眼光，不能图一时眼前利益让中国民企竞争垮掉，跨国公司应按国际分工、国际惯例运作。战术上，一方面扶持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兴倡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大力打压中国的特权势力，迫使中国精简官僚机构。官僚特权势力的扩展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轮回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每次“改革开放”后的特权扩展。　　中国地处亚洲腹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中国发展了、民主了，世界也就发展了、民主了。美国奉行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创造性发展模式，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模式。从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方面说，中国的明天，也是美国的明天……。中美两国人民终将走在一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美）费正清（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X6z2xhxnHXaSar-Tf9z9A 密码：uowe书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作者：（美）费正清（编）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豆瓣评分：8.9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6-12-01页数：1400内容简介：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1.最为出名的，被大学教授多方推荐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是〈剑桥中国史〉系列的一部。2.〈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浙(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3.〈苍穹之昴 〉日本人写的4.〈全球通史〉斯塔夫阿诺斯其。这是文科历史常用来出题目的一本书。里面涉及晚清的内容也不少。5〈.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摄影集。6.〈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这是来自爱德华·V·吉利克 (Edward V.Gulick)的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7.1900年的北京 ~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暂时只记得这些啦。

没有删节。但剑桥版中华民国史有少量删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有大量反驳性的注释。

《剑桥中国晚清史》：确实值得一看的书，我所有的导师都推荐一定要看《剑桥中国史》系列的书，写得很客观犀利，见解独到。费正清虽然有些时候还是带点偏颇，无视就好，总体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的书，确实很有名啊，这本书还原了很多清朝的历史真相，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官方历史，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看的一本书，作者不愧是陈旭麓教授的得意门生。我买了收藏了。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楼上有推荐陈旭麓的人没推荐这本书很奇怪啊，这本书实在是业界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啊，有图书馆的地方一定就有这本书，茅海建的老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做调查才写出这样的一本好书。各大网站都断货了啊，预定好久还没买到。　　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这个作者有点意思，本科学医，研究生学心理学，博士读的是历史学。这本书三联出的，品质保障。 也是个扎扎实实自己调查写文章的人啊~　　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个实在很专业啊，不晓得你看不看得下去，我是没看下去。　　至于抗日战争的书，不好意思，笔记丢了，不记得有哪些的，就不随便粘来误导你了，你可以参考其他的人的推荐，或者去网上查下看哪个高校抗日战争史或者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课程被评为了省级或者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一般里面都会有ppt，参考资料和教学用书之类的呢~~　　恩，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要是不明白可以hi我~

明清朝代以来，我国沿海一带都资到日本海盗的侵袭，当时就出现抗倭的民族英雄戚继光，那时我国人民都称日本海盗为“倭寇”，可是到了近代，国人统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何时开始，“倭寇”变成“鬼子”的呢，据说这称呼的改变，还是出于一副对联。甲午海战前夕，清廷一位大巨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国。记者云集后，日方突然提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个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这真是新鲜事。日本人亮出白绢上书写的上联：联曰：“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日本人这上联的意思是说：我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异的千里马，张的是长弓；文的也不简单，光“大王”有八个，他们都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陈之于武功，日本“单戈独战”可踏平中国。谁知清臣也不示弱，先要日方准备砚台磨好墨，再铺好白绢，然后大笔一挥写下联:联曰:“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众多记者们看了，个个叫好。下联的意思是：倭就是倭寇，来偷大清龙衣，“八大王”变成“四小鬼”，“琴瑟琵琶”变成“魑魅魍魉”，“并肩居头上”变成“屈膝跪身旁”“单戈独战”变成“合手擒拿”，从此大家不再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改而称为“鬼子”了。 （选自《文艺生活》）我们曾这样看“洋鬼子”(上下)首先必须声明：本文所指的“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18世纪。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乾隆时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一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提到欧洲当时的强国葡萄牙时，竟然说这个国家“近满刺加?马六甲　，奉佛教”。现在我们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欧国家，和马六甲海峡根本不在一个位置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在闭关锁国政策的笼罩下，广东省一度是清朝允许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一的中国省份。按理说，这个地方开风气之先，对于外面的世界的认识理应比较客观。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中，却连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纳米比亚　。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今分为南北。”从中可以看出来，编写这本通志的人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糨糊，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的。和对外洋世界的惊人无知相联系的是，在清朝官方的正式文件里，举凡提到“洋鬼子”，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一副趾高气扬的文化优越感蔑视地称呼人家为“夷”，如“英夷”、“法夷”等。在古汉语里，“夷”字最早用来指中国东部的一些部落，后来泛指那些在中国周边，典章器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蛮夷之邦。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显然表示清政府是把这些欧美国家当成和越南、朝鲜一样臣服于中国的附属国家了。这就难怪当年在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时，清政府要动用“理藩院”予以招待了。另外，在“夷”字之外，还要在这些国家的汉字名称上统统加上“口”字旁或者“犬”字旁，如“咪夷”（美国）等等。这样的称呼法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在“洋鬼子”们的严正交涉下正式从朝廷的官方文件里去除。不特对于欧美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国情等无知，对于“洋鬼子”的认识更是荒谬到可笑复可悲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那些以博学著名的学者和素有开明之称的官员也未能幸免。譬如，在晚清的道光年间有一位朝野公认的博学之士，他就是俞正燮。俞正燮博览群书，精于经史，卓然一代大家，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名著。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谈到洋人时，竟然认为：“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生理结构不一样，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中国人的肝在左边、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转引自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面对蜂拥而来的“洋鬼子”，中国的读书人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那些神话著作《山海经》和《淮南子》。还在乾隆盛世时，大学者纪晓岚就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按照这一逻辑，在那里生活的居民也就很难逃脱《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譬如，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诗人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就如此“妖魔化”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而和陆嵩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汪仲洋在描写英国人时，所用的也是这样一副笔墨：“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诗人所描写的英国人形象，明显就是活生生的“妖怪”或者说“非人类”。其实，有这样想法的非止一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社会上普遍流行一个说法，这就是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有当代学者考证，中国人之所以对英国人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滥觞于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愿意向乾隆皇帝下跪这个细节。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直接影响了禁烟派大臣林则徐等人。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声言：“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即使在开战之后，林则徐仍然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除此之外，这个被范文澜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爱国者，还根据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荒唐地认为英国人素来以肉食为主，因此中国产的茶叶和大黄等物品是他们的必需品，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他不仅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写在奏折里堂而皇之地昭告君上，还义正词严地以此威吓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真不知道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女王陛下，在读了中国的这名地方大员的文件后会作何感想！开明如林则徐者都是这样的见识，别人就不用说了。鸦片战争后期，英军在中国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南征北讨，所向披靡，战局明显对清廷不利。道光二十一年，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的道光皇帝决定背水一战，他迅速将此前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杨芳大人一到广州就演出了一场堪称奇异的闹剧：他命令广州士兵收集马桶和女人的内裤，将这些东西挂在广州的城墙上，对准英军的枪炮。他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杨芳将军的这些怪行，源于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巫术信仰，即对于邪门的东西必须以邪门制约邪门。而英国鬼子根本不是人，是妖怪之类的玩意儿，其使用的洋枪洋炮更是邪物，对于这样的妖魔和妖术只能采用马桶之类的脏物让它们的法术失灵。然而，杨芳将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挡住英军的“船坚炮利”，广东战事很快陷入全面的被动之中，和入侵者签订后来的“城下之盟”也在情理之中了。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很奇怪的是，即使和洋鬼子打了很长一个时期的交道，许多官员对于外洋的世界仍然是懵懵懂懂。有野史记载说，晚清时期的很多官员（如在庚子国变中强烈支持义和团大师兄的大学士徐桐等）并不认为世界上真有丹麦、葡萄牙等那么多的国家，这些名目其实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编出来要挟我们多出钱的。有的人甚至质问道：你们听说过世界上有葡萄长牙的事情吗？庙堂之上的情势大体如此，那么，民间的草根阶层是如何看待“洋鬼子”的呢？对此，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和英国立德夫人所写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书中都有大略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当时的民间对于“洋鬼子”的认识也是稀奇古怪，充满了想像力。譬如，有人认为“洋鬼子”身上有类似羊身上的膻味，所以肯定是羊变的，因此多杀羊就能杀掉洋鬼子。有的人看见洋鬼子用电灯泡，不能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臆想说：那是用中国小孩的眼睛做的。还有人说：洋人喝的白白的牛奶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做出来的，否则不可能那样白。晚清时期，欧美人已经发明了照相术，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带着相机。看到这些新鲜玩意儿，有的中国人便说：洋人洗相片用的那些药水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提炼出来的。恰好，外国传教士极为热衷于在中国开办孤儿院、医院、小学等慈善事业，而且往往喜欢收养无家的孤儿。这些纯粹源于宗教热忱而开办的事业，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简直恍如天方夜谭的童话。大家不免都要问自己：洋鬼子能这样好心吗？世界上有这样无缘无故的爱吗？这其中难道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吗？……显而易见的是，“洋鬼子”在慈善事业上的种种狂热举动，无疑坐实了以上的种种猜测。一有风吹草动，加上稍微的煽动，平日积累起来的民间的怒火就会集中爆发出来，烧向那些可恶的“洋鬼子”。晚清时期发生在山东、四川等地的所谓“教案”，很多都是在隔膜和误解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与其说是“教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众的自发抗争，毋宁说是一场文化上的冲突更为确切。正因为天下汹汹皆曰如是，所以一旦出了个不拘一格的龚自珍、魏默存、徐继畲、王韬、郭嵩焘之类的人物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先驱者的思想还是有许多幼稚的地方，但在那个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能够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能够勇于承认“洋鬼子”比我们先进，果断地开启西方大门的洋务派，诸如奕言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是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物，才让我们于漫漫长夜之间，看到一丝光芒，从而坚信，尽管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尚在“历史的三峡”中穿行，但它总有一天会冲出激流险滩，驶向那片蔚蓝色的辽阔的大洋……

鸦片战争时，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大天朝发明了很多神奇的战术，显示了天朝人绝世的智慧。1841年3月，英军攻进广州城的时候，清朝大将杨芳用女人的马桶御敌。这件事在上一篇介绍过了。没多久，英军又沿海北上，打到了浙江。很快，定海（今天属于舟山群岛）、镇海（今天属于宁波）很快就被攻陷。满朝文武都开始给道光上表，分析失败原因。有的说南方士兵胆子小，被英国人吓傻了，要派北方士兵才行。有的说天朝没有做好层层防备，不然英军打不进来。有的说天朝部队应该集中兵力跟踪围剿洋鬼，等等。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科技文明的差距。道光也是个傻皇帝，一直被天朝官员的谎报战果蒙在鼓里。道光认为，我们不能这样老被洋人欺负，我们要来一次大反扑，来一次雄起！道光把自己的反扑梦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名叫奕经。奕经是乾隆的重孙，道光的侄子，当时是吏部尚书，相当于大清的中组部部长。奕经这个人书法写得不错，但治国用兵上还是小学生。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奕经是这么点评的：“此人是个卓越的书法家，也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打猎场。”费先生还是很幽默的。奕经这种人，管管花草鸟兽还是可以的，让他真正来战场上带兵打仗……我们可以坐看好戏了。道光给奕经加上了“扬威将军”的封号，派他到浙江统领战事，按理来说时间紧迫。但奕经到了苏州，立马被江南的温柔富贵迷住了。据民间记载，奕经在苏州呆了几十天，每日找女人淫乐，喝酒抽烟打牌，贪财受贿。当时的吴县县令每天要办八十桌酒席才能招待好奕经，花费巨大，而且只要哪里让奕经稍微不爽了，立马砸桌子踹凳子，辱骂县令，吴县县令最后就这样被奕经的淫威给逼死了。可见，奕经也是个彻彻底底的官僚，虽然无德无能，但会贪会玩。各路人马都催他赶紧到浙江，直到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2月，奕经才到了杭州。奕经到了杭州，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备，训练士兵，而是办了一场作文比赛。办作文比赛干嘛呢？奕经跟参赛者说：“我这次来，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胜利。我们这次的作文比赛，不命题，你们就写写我这场即将到来的胜利，看看谁的胜利报告写得好！”奕经最后选了一篇把交战情况描述得最精彩、对带兵官员表扬最到位的文章，奖为第一。不要惊讶，这些愚蠢自大到让人发指的人和事，仅仅发生在150年前。奕经作文都选好了，真正打起来怎么办呢。那天，毫无军事才能的奕经突然做了个梦，梦见海上刮了一场飓风，把英国人的战船都刮倒了，英夷都掉到海里，全军覆没。奕经醒来，非常相信这是老天在助我，这是老天在传授自己锦囊妙计。奕经心想，海上有飓风，必是龙虎相斗的结果。龙王就在海里，只要丢个老虎到海里，让龙王虎王打起来，飓风就来了。奕经找了好几天，终于在湖州的一个老猎户家里找到了一副老虎头骨，派人拿走，丢到钱塘江口的海里，等着龙虎相斗，斗出飓风。结果呢，奕经一天天等，飓风也没来。奕经听说西湖关帝庙很灵，跑到关帝庙来求了一签。签上是一句诗：“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奕经和一帮人开始揣摩这句话啥意思呢。有人说，虎吃羊，羊就是洋，只要我们扮成老虎，就能打败洋人。奕经大喜，行，那就让士兵都变成虎头吧。奕经找人做了一批虎头帽，每个士兵都戴一顶，清兵就这样扮成了老虎。英国人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写了他见到的清兵尸体的样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成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奕经求的一个签，间接害死了多少老虎啊。好了，装备搞好了，何时反击呢。中国人讲究天时，求一个最吉利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这个时间定在了1842年3月10日的夜里4更。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二地支里，寅属虎。1842年是壬寅年，3月是戊寅月，这一天是阴历的正月29日，29是戊寅日，4更时分是甲寅时。一句话概括，这一天正是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奕经还嫌不保险，命虎年出生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领兵马。这一天的夜里4更时，奕经率军进攻英军。一路人马准备收复宁波，结果途中遭遇英军反击，一路败退，回来了。另一路人马准备收复镇海，城门怎么冲也冲不进去，一路败退，回来了。水路上的人马准备收复舟山。结果呢，船上很多兵根本就没坐过船，船刚启航，一个个都上吐下泻，晃了20多天什么都没搞，也回来了。奕经没想到，他辛苦组建的这支虎牌部队，比三脚猫死得还惨。奕经眼看虎没用，怎么办呢，他又发挥了天朝人的战术创造力，想到了另一种动物——猴子。奕经手下有个人叫张应云，当时驻扎在曹娥江。张帅认为，英国人的火药质量好，硝磺含量是中国的N倍，非常猛烈，这些火药都是藏在英军的船舱底，如果想办法能直接在英人的船舱里引爆就好了。用什么办法呢。有个人说，很好办啊，我们用猴子，在猴子的背上绑上花炮，点燃之后把猴子扔到英军船上。猴子乱跑，火星四溅，只要一颗火星碰到火药，瞬间引爆，英军就化为灰烬了。奕经和张帅纷纷点赞。于是张帅赶紧派人买来了19只猴子，还真给每个猴子身上都背了鞭炮，还带到了宁波的骆驼桥，准备引爆英军的火药。但是，猴子准备好了，一个新的问题也来了：怎么才能让这些猴子跑到英军的船上？奕经和张大人都忘了这个问题，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诱人，但具体怎么操作呢，谁能把这19只猴子送到英军船上呢。奕经一伙人自始至终也没想到办法，但是英军不等人，直接带兵打退了奕经，奕经的反攻彻底失败。最可怜的是这19只猴子，因为所有人都逃跑了，没人照顾，最后都饿死了。有位美国历史学者，在《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里点评这段猴子突击队时说：“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那简直就是《绿野仙踪》的再现。”奕经小时候听过一首歌，“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以为猴子神通广大，一个跟头能翻到英国人船上，最后才发现，就算是猴哥也救不了愚昧自大的他，更救不了那个愚昧自大的大清

一、历史哲学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2、（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3、（英）爱德华·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4、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5、（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补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 二、中国古代史 1、张荫麟：《中国史纲》新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版2、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4、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5、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宋、明、清）三、中国近现代史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2、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4、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3．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两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应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因无如之何也……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材料二：如铜铁、羽呢、洋布等类，皆关民生日用，洋船转运迅捷，输纳又仅半税……国税则载在和约，无可议加，以至彼此轻重悬殊，商民交困，财用极绌，丛爵渊鱼之喻，何堪设想!……臣近于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议开煤铁，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匠，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若南省滨江近海等处，皆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材料三：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材料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国家富强，当时一种观点(洋务派)认为，中国之所以有外患，是因为贫穷，只要我们富强，外患就自然解决了。 ——《中国革命论》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指出李鸿章从日本的发展中得到什么认识？有何局限性？ (2)根据材料二指出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有何作用？ (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洋务派在抵抗外来侵略方面的指导思想。(4)根据材料三和材料四，分析洋务派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并说明其主要意图。对此你有何认识？ (5)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洋务派在寻求富强的指导思想上有哪些致命的弱点？洋务运动部分复习训练题参考答案 33． ①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摆脱外来侵略。没有认识到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 ② 原因：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导致政府水手减少。目的：解决财政困难，辅助军事工业。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地址外国经济势力的侵略。 ③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壮大军事力量；夺洋人之利，办近代企业与洋人进行商战。 ④ 外交政策：以妥协卖国来求和局。主要意图：维持与列强的友好关系，来为中国的富强和发展创造机会。认识：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只有首先取得民族独立，才能真正富强起来。 ⑤ 首先是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能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次是对西方列强妥协投降，而没有坚决反侵略的精神。

清朝为什么在1912年，选择了退位而不是退出关外，建立北清政权呢？当年清军入关以后，夺得了天下，这个时候清朝的统治者实际上已经给自己留好后路了。那就是清朝对自己的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阻止关内的人移民到关外。目的也是有朝一日清廷失去了天下，还能够退守关外。不得不说清朝的统治者真是私心重，这使得东北地区人口增长极为缓慢。以吉林为例，从康熙五十年到乾隆三十六年，整整六十年的时间，吉林地区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64.6人，共计5.49万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关外的军队不断调入关内，这使得东北兵力严重不足，这给了俄罗斯可趁之机。俄罗斯在这时期，通过各种条约，在东北抢走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言：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裹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当然了清政府肯定是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否则不会这么多年来一直阻止关内的人进入关外。虽然封禁政策可以阻止国内的老百姓，但是对外国列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开始入侵东北。为此，日本和俄罗斯两大列强还在东北进行过战争。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清朝必定会失去东北。这也是清朝统治者不愿意退回东北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落入外国列强手中。没有办法，清朝统治者只好放让关内的老百姓移民到关外，这使得关外人口剧增。当然，这也意味着清朝没有办法退守关外，因为移民的增多使得清朝在东北的旗民管理体制解体。实行封禁的时候，在东北是以八旗驻防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依附在旗地上发展起来。清朝给每一个八旗兵土地，旗人对土地有使用权，没有支配权，更不能转让和买卖。不过到了清朝中后期，贫富差距增大，旗地开始转化为私有土地。特别是清朝开禁东北以后，光绪末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到2700多万，出现了大量新兴城市，这和清朝之前的旗官军事统治完全不同。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 ，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 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的世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众所周知，西方人大航海时代的大部分时间，运回欧洲的，也只是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而漫长的距离，让这些异国风味，价等于黄金白银。这正是《白银资本》一书中所总结的，只是由于“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白银，才得以参与到中国和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之中。这个时代里，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冒险家和掠夺者，他们占领贸易据点，驱使文明程度还在原始阶段的土人为他们提供香料。幸运的是，他们的盖伦船足够坚固，可以远涉重洋，在一个个贸易据点建立之后，就开始寻求在东方的“全球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来到东方的荷兰人并不满足于香料种植园中的鞭子，他们操着大船来到了东亚，用大炮和火枪同中国本土的海盗、海商们分润从日本平户到台湾再到福建的生丝贸易线。同样，依靠他们的武力和中国海盗争夺马尼拉和巴达威亚的白银之路。此时，他们还只是海洋的车夫，满足于点对点的贸易差价。以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将工业革命视为英国崛起的根源，事实上，他们在海洋上的扩张远比这个更早，取得霸权还要早于工业革命100年，甚至我们应该说，工业革命只是这个漂浮在军舰上的帝国的造船造炮的副产品罢了。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以年为单位的跨大洲航行，事实上闲置着贸易品的种类，那些刚刚起步的工业品，在高额的运费的重压下，并不能显示出摧毁一切传统经济的威力。-当然，蒸汽机的出现本身也不是为了纺纱织布，而是为了英国的钢铁。英国在中国和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当中，并不甘于荷兰曾经担任的角色，这个帝国更关心对于占领地的管理和重塑，更关心将自身习惯的商业规则进行推广，更关心对于任何他认为的“野蛮民族”的开化，而这一切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英帝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对于英国非常幸运的是，以东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自始至终只埋头于生产和区域性的交流，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海船，最活跃的地区一直没有跨出波斯湾和东南亚，面对勃勃而来的西方商船，更是节节败退。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世纪，曾经的世界工厂印度已经大半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80%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完全掌握在英国商人的手中，与之对应的十三行行商和诸多华人买办，则始终处于被动的中间商的地位。伦敦签发的汇票已经可以在广州和加尔各答畅通无阻的使用，唯一的缺憾，只是中国磅礴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被广州口岸遮蔽在身后，令新的“世界经济”无法染指。这个时代，从新世界运回的商品，也变成了茶、叶、糖、咖啡，先是贵族们的享受，逐步变成曼彻斯特女工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舶来品所产生的消费和税收，又为大英帝国的大炮提供了足够的炮弹。这种经济与社会的正向循环促进，才是大英帝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随着西方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长途航运的成本越来越低，贸易的范围也开始扩大，英国人对于中国生产的生丝和棉花，都表现出十足的兴趣，这些能够滋养工业的廉价原料，成为新时代的游戏主角。同时，软弱无力的清王朝并不足以抵挡英法列强的武力威胁，只能将它的市场一步步开放。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开放并不是英国商人遍地开花，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窗帘和刀叉，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描述的：外国货在内地的销售基本上是由华商控制和通过传统的贸易渠道进行的，出口货的收购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轻而已……在进口和销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说在华的洋行逐渐变成了设在上海和香港为当时已有的中国商业体系服务的代理商，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换言之，西方经济体系并没有主动摧毁中国旧有的经济体系，而是通过买办群体寻求与传统经济体系的对接，这种格局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后果。一方面，在晚清中国的外国商人实质上在为中国的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上海和香港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几乎完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最终执掌一切的上帝，变成了金融资本。更进一步说，与外贸相关的金融和工业加工、服务事业，也在外国商人的控制之下，比如外国银行通过垄断对外贸提供资金，也控制了外汇市场。它们还是白银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渠道，并且决定白银的黄金价格的涨跌。直到1935年，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都是根据汇丰银行当天的行情作出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经济体系的存在，其对接点上存在着无数的漏洞和缺口，为中外商人们都创造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867年4月16日报道一位普鲁士商人的见闻：“186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的中国和西方商人进行丝茶投机，主要由于每年旺季初到时，外国市场的大量需求所致。”同样的情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1869年4月20日的报告中也有触及：“本国市场对每季最初运到的丝茶所付异乎寻常的价格，对诱发这里不顾一切的投机精神自然有影响，首批到达产品投放市场时……造成了价格上涨。”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说：“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毫无疑问，胡雪岩在1881年开始对生丝行业的投资，也是上述投机行为的一部分，而他的金融帝国，在承办海关银号汇兑业务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和西方贸易体系之间的中间人。大量发行钱票的钱庄服务着传统中国的商人和民众，并在银钱兑换等业务中与洋商建立联系；而承办清政府地方海关汇兑业务的银号、票号，主要面向外国外贸商人收取关税，并将之汇兑至清政府手中，又担当了清政府与洋商之间的桥梁。一般意义上讲，胡雪岩的角色应该左右逢源，然而，在19世纪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任何稳固的东西都可能一夜间动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作为生丝主产地的中国大商人们，一直以上文中所说的投机方式来追逐伦敦市场的价格变动，并通过短期的囤积牟取价差暴利。而且，由于中国到英国之间漫长的海路，实际上是由英国贸易商独立走完的，中国的投机商人只需要在上海这个物资集散地等待当地价格的变动即可出手，而英国接盘侠们却要承担紧俏商品旬月之后抵达伦敦的价格风险，这才是真正的赌博。只不过这种赌博在西方商人遍布亚欧大陆的金融体系、保险体系和航运体系支撑下，输得起，而中国商人却没有这样优良的融资、避险的工具，所有的风险都需要自己无限责任地扛下去。很快，技术的进步将西方商人这道风险也降到了最低。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日本长崎到上海的海底电缆拉到了吴淞口外，并与英租界的电报局连接，有线电报将伦敦消费市场的价格和上海的供货市场的价格无限拉近。在此条件下，胡雪岩通过主产地囤积抬价获取定价权的游戏已经注定失败，同样，晚清依靠海量出口所创造的经济繁荣和白银净流入，也因为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变动而流失殆尽。国际市场的银价变化，一方面使得上海滩的“实银”流入减少，重创整个需要白银的中国经济；而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数量却没有带来出口货值的对应增长，正如一位英国商人在1890年所说的，同样品质的生丝，20年前同样的价格可以购买1磅，而今天，却可以买到1.5磅，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前后……这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愈演愈烈，而晚清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每况愈下，曾经充裕的民间产业资本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机危机中蒸发，前有1883年的股灾，后有1910年的橡胶股票危机，前者葬送了中国金融自主的机会和中法战争的胜利，后者则直接将大清王朝扫进了垃圾堆。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19世纪中国经济的结构缺陷，只能依附于国际市场，换句话说，只能依附于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不过就是洪杨之乱后，湘淮军在江南的肆虐，将此地沉淀了600年的民间财富发掘出来，投入到流通领域之中，进而形成的自有金融体系的资本繁荣，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李鸿章，他们的洋务尝试的财源，实际上均发轫于此，然而，颟顸的大清朝，甚至洋务派官吏们并没有如此的慧眼看穿历史的迷雾，对于这个机会和危机都是不闻不问，甚至落井下石。所以，在胡雪岩们的最后时刻，本质上仍是“以一人敌一国”，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面对的形势别无二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诞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王朝，按照规律，一个政权走向终结，理由也无非是以下几点，要么是国内爆发了重大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比如唐），要么就是外界的强力干预（比如宋），更惨的莫过于两者一起来（比如明）。然而近代的清朝，颇值得让人感到疑惑，这个经常被称为落后腐朽的王朝，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中途经历了大量的巨变，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太平天国和捻军左冲右突，却依然硬撑了70年，一直到191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这又是为什么呢？抛开国内民生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不谈，不妨让我们从军事上来分析，清廷为何能够支持这么久的原因。在1856年到186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清廷与西方差距最大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广州城战役、八里桥战役等惨败，装备的劣势被无穷的放大，当时英法军队已经装备有世界先进的单发膛击发枪，后膛火炮，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式战舰，而清军依然是大刀配合鸟枪，抬枪，弓箭，前膛火炮，效果可想而知正是这一次战役，以及后续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所产生的威力，最终让清廷下定决心，开始大幅度引进西方技术，采购先进的装备和火力，事实证明，只要清朝廷想做，钱还是有的，当日本的明治天皇还在为了购买军舰而节衣缩食的时候，慈禧太后一声令下，李鸿章便带着顾问团，频繁出席欧洲，向英国德国的军火公司，定制了大量的订单，比如在1871年，李鸿章就向德国的克虏伯买下了328门先进大炮，其中100门，就一口气组成了淮军19个炮兵营。随着装备差距的缩小，战争的天平也不会倾斜的那么离谱了，这三场战役，让洋人不敢小觑。第一场，便是左宗棠收复新疆。1865年，趁着清廷内部依然困于陕甘回乱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盘踞在中亚的阿古柏势力乘机反清，并且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一直到1875年，此时清廷内部，已经初步完成了军队的近现代化的改良，洋务运动也起到了很大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在这种前提下，左宗棠率领湘军出发了。在这次作战当中，清军以2-3万人的规模，对抗阿古柏方所率领4-5万优势兵力，却一改对外的疲惫，除去阿古柏在当地不得人心，缺乏战略意识之外，升级的清军装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次作战当中，装备在湘军身上的，包括当时最先进的后膛七响洋枪（斯宾塞步骑枪），克虏伯的后膛炮以及加特林的重机枪。两年时间过后，随着清廷收复和田，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次行动，也让在二次鸦片战争中野心勃勃的沙俄，受到了震慑，而《剑桥中国晚清史》更是评价：“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第二场，中法战争如果是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读者，心里都会有印象，法军获得了最终胜利，签订了《中法新约》。然而为什么说这一场争夺宗主权，抵御侵略的战争，却也让国际改变了对清军的形象呢？在初期的交锋当中，法国海陆双军占据了优势和上风，但是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观清军在战争后期，却逐渐扳回了劣势，甚至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等著名战役，对法国人造成了沉重伤亡。如果不是慈禧执意退兵，最终鹿死谁手尚且难以知之。而在《中法新约》当中，也有学者认为，比较之前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款，这次清廷损失要小得多，并没有支付战争赔款以及割地赔款。反观法军损失惨重，最终这起事件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内阁集体辞职。除此之外，战争当中还发生了一则现象，在战争期间，清军装备了9000支李氏公司购买的m1882步枪，火力甚至一度超过法国，一名法国军官也在后来的回忆录回忆，他们失败一部分缘由，竟然是装填子弹的速度比不过清军。当时的法国，虽然刚刚败于普鲁士，依然号称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国，清军能够有如此战绩，就不难理解为何让众多列强侧目了。第三场、镇压甲申政变中法战争进行期间，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同样也没有闲着，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帮助和鼓励下，朝鲜开化担任决定发动政变，目的包括结束和清朝的宗藩关系，改革朝鲜内政。最终开化党暗杀了7名守旧派大臣，勾结日军劫持国王。此时清廷在朝鲜，也同样有着一定规模的驻军。在朝鲜王妃闵妃的请求清廷出兵平乱，当时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留潘属国朝鲜的袁世凯正在帮助训练新军，在获得请求后，一些僚属并不支持这次行动，认为其中有日本人的参与，应该向上层汇报才是，但是雷厉风行的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已经无法等朝廷的回信，决定立刻展开行动，他带领自己亲自训练的朝鲜亲军左、右营密谋入宫，营救出朝鲜国王，随后和开化党人以及驻扎在此地的日军展开了激战。最终凭借袁世凯果断的决策，清军大获全胜，击碎了日本企图以这次事件控制朝鲜的阴谋，清军方面，则只损失了10人，也正是袁世凯这一次行动，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逐渐为他一步步在北洋集团高升所埋下了伏笔。从上述的战争，并不难看出，清廷末期，并不是谁也打不过的态势，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如同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般，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余温。可惜的是，清廷的延续，并不是大炮巨舰所能够解决的事情，而最终它也没有结束在始终提防的列强手里，足以说明一切。

中国近代史上总共割让了多少土地，赔了多少款？ 没有看到官方的具体统计数字。 因为这和近代共签定了多少不平等条约有关，但现在说这一点也不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据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条约1182件。《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补充了王书所遗漏的，新增了174个，总数1356件，但未说明有多少是不平等的。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条约内容侵犯了、损害了我国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具体权益。 有学者估计：历届政府于22个国家签定了745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从1841年5月——1912年2月共70年，签定411个；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7年5月，签定243个；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9月——1949年6月，签定91个。 “不平等条约制度”是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来的，也就是把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之所以称“制度”，包括二层含义：①这些条约所提供的法规和各项权利，使列强在华特权得到了保护；②它打破了“天朝体制”，通过它，列强在中国建立了皇权之外的“准统治权”。 不平等条约制度形成于19世纪40——6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真正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定了一批不平等条约，确定了后来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割地、赔款、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地造屋、五口通商地传教等，这些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准备了前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列强的特权得到扩大，并增加的新的特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权、内河航运权、鸦片贸易权、苦力贸易权、内地传教等。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内地、北方，实现了马戛尔尼来华时提出的要求，意味着列强消除了对华进行殖民侵略的障碍，中国则被全面地置于条约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最主要的几个: 1、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始沦为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始丧失。 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步地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加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美英法和英法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在政治上，中国总共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主权；以1861年总理衙门设置、辛酉政变和1862年清政府向英法“借师助剿”为标志，清朝统治者公开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国沿海各省，并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大大方便了西方列强进行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冲击，正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3、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 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台湾、澎湖列岛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这是日本继俄国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严重掠夺。它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强占租借地，“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其次，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就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无力偿还，只有大借外债，便利了西方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再次，四个内陆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 最后，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在中国开设工厂，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步伐的加快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加快。因此，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沦为 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再次战败，被迫与英、俄、德、法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其一、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中国人民，使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其二、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为“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并通过外务部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京津地区“门户洞开”，从而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其三、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它们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其四、改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以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在华的代理人。慈禧太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其卖国嘴脸。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记得采纳啊

清朝的国家治理模式近来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尤其是关于清朝的满洲特性，正日益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但对于郡县制下尤其是内地十八省包括部分边疆府州县的治理，仍然应是清朝国家治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不应有所忽视，无论是考虑到疆土分布或是人口结构都应如此。清朝对于郡县制区域的治理，一直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疑团，即清朝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疆域规模，人口增长的迅速又是显而易见，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充满疑惑地写道“中华帝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清朝的官僚队伍确实是非常精简的，根据《大清会典》和《缙绅录》的记录，文官规模基本维持在一万四千人上下，到了晚清，由于有了诸多新式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置，文官数量稍有扩充，但也未超过两万人，这一规模较明代尚有减少。清朝是怎样利用这区区不到两万名的文官管控如此广袤的疆土，就成为认识清朝国家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基督教运动与《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在东亚历史学习中，由于受到语言条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为毕竟有许多传教士们留下的英文传教资料可资参考。1957年，柯文在《中国论文》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不同传教方式进行了比较。1962年，柯文又在《中国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了清末以来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资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情绪的增长》这本完成于1957-1958著作，该著是柯文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本著作的撰写原因，柯文说，首先是便于利用资料来研究中国。因为传教士的资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国，利用这样的研究机会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这是柯文自己对早年研究经历的解说。在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在被选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则更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起源、历史和发展情况。在《中国与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着“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和“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运动”这一思路，来论述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他特别强调了传教过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绅士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认为“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看，人们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譬如：当时中国许多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张”所以，他们面对传教事业的扩展，为了维护旧有的思想传统就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总之，在柯文看来，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传教士与代表“中国的”、“旧的”、“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一个远为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误解上。柯文观察问题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就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其他。包括从另一方面，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他说，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这是柯文在他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道路。柯文说，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他酝酿研究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问题。王韬研究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从1964年着手写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十年。这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 世纪19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书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柯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学家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因为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并不是正好符合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就王韬来说，尽管他对受“西方”影响的各种变革十分赞同，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但他思想深处的认同仍是“传统”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书中被转化为沿海对内地的挑战。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一代知识分子作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柯文在是著中所阐述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学术转化时期的中国史观。柯文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在著书的十年中受到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使他对以前的研究模式产生了怀疑，开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国史观。此书对“从中国发现历史”虽然有所强调，但根据后来柯文自己的反思，当时的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问题上，还是比较多地重视西方影响的因素。尽管如此 ，柯文自己没有忽略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说 ，70 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 ，已经“标志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发现历史《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柯文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刚出版不久就着手于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撰写工作，力图通过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史著的整理，解决久已积压在内心的思想矛盾和理论问题。该著在全面批判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柯文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从史学家的任务与写作前提入手，结合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群体派别，介绍了本书是探讨了美国史界研究中国的情况与演绎了一位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时刻的状态两方面的相关写作主题情况，同时也以早期的著作为线索简单地阐述了写作此书的背景经历心理思想变化，特别强调指出了写作时所持的批评公正性态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柯文在序言中点明了写作本书的主题，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译者代序第7页）即对普遍影响美国史的三种模式前提假设进行界说、分析与批判，分析了产生的原因，说明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侧入角的探讨的问题，概括介绍了这些问题的相关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趋势，并逐一阐述了自己对三种模式进行批判的思路、理解与创新性的见解。本书的写作特色是先“破”后“立”。作者以四章篇幅从正反面阐述 “中国中心观”这一主题，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第四章正面阐述“中国中心观”的涵义。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主要阐述了“冲击—回映”模式；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依据的前提假设，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等，这些著作都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作者以晚清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叛逆运动、改革运动、抗外运动）入手反驳该模式。他提出了从事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的观点。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该章通过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国及在近代命运》，费正清等《东亚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等论点，提出“传统—近代”模式并得出相关联的论点：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激；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接着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问题的症结：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象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任何中间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认为在一定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变的；它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最后通过重新界说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立对传统的“传统与近代”提出挑战。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主要阐述了帝国主义模式；开头简单介绍了帝国主义这一词语的相关来历与含义，从而指出帝国主义取向与反对派（赞成帝国主义在政治领域曾起过某种限度的作用）两种派别。接着分别从帝国主义的新版：世界经济论、大象和跳蚤；壮志未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存在等方面进行逐一分析，旁征博引，指出其优点与缺点。同时认为此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实质上都同属“西方中心模式”，仍是强调西方的影响。总之，这三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确实促进了当时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但它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柯文认为前三种模式实质上同属于－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译者代序第8页）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该章是作者观点的集中体现。作者重申三种模式的弊端及共性：认为都是认识论的问题。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并例举了70年代以来，美国思潮的转变，及一些代表作，并对这些代表作进行全面评价。认为只要从中国内部来观察 19 世纪、20世纪的历史，才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图景。柯文把“中国中心观”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⑴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⑵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研究； ⑶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⑷运用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柯文对于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化”是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的执著追求。该书首先是一部学术史的回顾，作为方法论上的反思，是一部规范性的学术研究，该书不厚，便学理脉络非常清楚。其次，该书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及趋向，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学学者125 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让我们有幸在一本书中结识了100多位学者及思想代表作，并倾听他们的对话。同时每章附有详细注释，共319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个案的研究，就“历史学家究竟干什么?怎样干?”这一史学界千百年来的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了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各种经历：思想、感受和行动等，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柯文在书中，旨在借义和团这一“典型”事件来说明一个历史认知方式。他指出：“‘我"并不是对历史任何方面都感兴趣，而只对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感兴趣。”这就暗示了《历史三调》关注的重点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所谓的“历史三调”，实际上就是关于历史学的三个认知层面。第一个认知层面是“事件”，它是由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以叙事为主，描述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发展序列的义和团运动，有明确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第二个认知层面是“经历”，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参与。在义和团运动中，参与者包括外国传教士、清朝官员、华北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等各种不同的人。他们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日记、书信、笔记、口述史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亢奋、不安、恐惧等个人感受的义和团运动。第三个认知层面是“神话”，是由神话制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根据现实需要而构筑的历史，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三个层面的认知主体各有其特点。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结果，因而他们具有历史参与者所不具备的广阔视野。但是，历史学家旨在发掘所谓的“历史真实”，着重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则是为了寻找思想资源，常常会用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特点、特性和模式，把他们当作历史的本质。因此，这两者在处理史料时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相对后者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参与者无法超越时空局限，在对历史过程进行认知时不够全面，但历史参与者却拥有前两者所不具备的体验和感受，他们所留下的资料为历史注入丰富的内容。柯文认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不同的方式来唤醒过去，都是建立在历史史料的不同体验上。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描绘”，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经历”（experience）是指“各个不同层面的人们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觉和行动。例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过，并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的长时期旱灾、外国妖魔的壮大、地方军事化运动的扩展，以及人们对魔法、谣言、狂热、早死或暴死轻信，都是一种“经历”。柯文认为“经历”作为已经过去了的事实不可能在现实生活空间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那些掺杂在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就象任何经历过过去各个阶段的经历一样是唯一的和不会重复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的形式，这样的神话便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三调》为我们展示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剑桥中国秦汉史》（(英)崔瑞德）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5-zFkfkqSp1wUCZcLydrw 提取码: mac5书名：剑桥中国秦汉史作者：(英)崔瑞德译者：杨品泉豆瓣评分：8.3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份：1992-2-1页数：919内容简介：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不是官员 更像官员的私人助理。清代是师爷的全盛时代，也是师爷活动的主要时代。清代地方主管官吏，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一般都要聘请若干位师爷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以州县而论，清代全国共有1500多个州县，绝大多数州县都聘有师爷。每一州县的师爷多则十数人，少则二三人，合计全国州县师爷不下万人。如果再加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门中的师爷，数量就更可观了。费正清(美国学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说法是:"随着官员在省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18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7500人。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因此，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谚语:无幕不成衙。清人李伯元所著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写道:"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作幕就是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文明小史》所说的情形反映了清代师爷兴盛的景况。清代师爷极为活跃，在清代官场和社会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他们是幕主的亲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将他们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离。他们本身虽然不是官，但是所办的都是重要的官府公事。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虽说是佐官以治，实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这首《狱中题壁》，始见于梁任公著述，曾传诵一时，脍炙人口，但同时代的王照，却又在他的《小航文存》里提到，谭嗣同的原诗应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柬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曾有人怀疑此诗为梁任公篡改过。不过，根据戊戌年刑部主事的日记——《留庵日记》，日记中记载的《狱中题壁》与任公所录基本吻合，只是误将“杜根”作“树根”而已。《狱中题壁》的这三个版本，目前史学界都无定论，真伪或定稿、草稿之说，我们只有存而不论。不过，就诗而言诗，虽然梁任公所传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一联，慷慨激昂，脍炙人口，但是，如果此诗确为谭嗣同的定稿，那么，“我自横刀向天笑”一句，却只能说他是借用，而非原创了。手披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这一首《秋霄独坐》，是曾割据淮河流域、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定义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的苗沛霖，而立之年馆于六安，以教蒙学谋生，却“不足自赡”时所作的一首怨诗。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费正清称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在清廷、太平天国、捻军之间左右摇摆，天国英王陈玉成，正是被之出卖，落入苗沛霖预设的网罗，才就擒就义的。而为了个人势的扩张，他早在咸丰十一年，便以“寿州擅杀案”为借口，与太平军、捻军连和，攻清廷寿州地界。同台元年，又与太平军、捻军联合进攻颍州。同治二年，又发动蒙城围城战，形成其抗清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同年12月14日，其私人武装的最后一个据点正阳关丧失，苗沛霖才正式退出了清末的政治舞台。其时，距光绪二十四年9月（1898年）谭嗣同书《壁中题诗》，仅30年。苗沛霖素工诗，有文名，比如他曾在捻军首领张乐行帐下做过一段时间的“红笔师爷”，但却抑抑不得志，于是赋《画石》诗自况：星精耿耿列三台，误堕人间亦可哀。知己纵邀颠米拜，摩挲终屈补天才。位置豪家白玉栏，终嫌格调太孤寒。何如飞去投榛莽，留与将军作虎看。总之，虽然他流传下来的诗并不多，但均有气势，而以其在晚清的影响，如果说他的诗在当时会完全淆灭无闻，毫无影响，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梁任公所传的《壁中题诗》确系谭嗣同的定本，那么这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则只能与毛诗中借用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相类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