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住了 -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芝华塔尼欧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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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哟耍ㄊ抡髡缴狈サ奈涫拷准冻晌持谓准丁W憷鹗嫌?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不白九百 -
所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不成文之法，是历代的武士们口耳相传下来的，或是由知名的武家人士记录下来，成为后来武士们的人生格言。
武士道不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是一个阴翳的民族,在偏狭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风雅，但当它发展开来后，它表现出来的是其极其残忍的一面，从而导致世界性灾难，二战就是极端的典型。
当前的形势是，日本人自傲于经济强国的身份，正在努力把一切成功根源归因于日本的传统。而日本的传统，最强盛的就是武士道。所以，了解日本，从武士道入手是一条捷径。
去看武士道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有必要去看看。二是、它的神秘感，我以前总感觉武士的高尚，武士的忠诚，是这两点，引导我走近武士道，但结果出乎意料。我所崇敬的武士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日本的发展，但它实质上毕竟不过是一种极端落后、狭隘的思想，它是束缚人类思想的枷锁。
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刀锈了，但笔却更加锋利。他的文法如同他手中的刀刃，华丽、任性、痛快淋漓，他可以惊人的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
传说，琵琶法师在晚年，为了磨练自己的刀，砍断了上百棵白桦。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
那时的琵琶法师未曾找到对手，决不是武士太少，而是他的刀术太高。在他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标志着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
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意识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五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
直到1221年，幕府通过平息承久之乱，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朝武士一元统治发展，其历史潮流势不可挡，由于对土地的支配使得武士成为统治的核心。
武士通过主仆关系维持地位。武士对上司尽力效忠，主人则赐于下属恩惠。通过主仆关系，武士终于超过了贵族，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
但武士最关心的是保家，所以，对主人的效忠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们这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壮大本家族。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导致了日本人特别善于竞争的特点。
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有其的精神支柱。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首先从佛教说起，佛教对武士道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武士认同命运的安排，对于无法避免的事情选择平静的服从，即便是死亡。
一流的剑术宗师柳生宗矩，觉得弟子已经学会了自己所有剑术的技巧，就对那弟子说：“我能教的到此为止，接下来你该去学禅了。”
禅指的是“凭借沉没思考，领悟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思想”。学习禅就是要冥思，但在冥思的背后可是包罗万象，原理就在于悟出“相对”。再将此“相对”与自己调和。
从这一方面来看，禅的修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在神社的灵庙当中既无月神的器物，亦无任何祭祀的用具，只是一面镜子。简单的解释，镜子是人类心灵的表象；当一个人的心境完全地安定下来而保持澄明时，便可以看见神的存在。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对武士道产生深远影响，对国民而言国土是可供采掘金矿，收获谷物的土地。这国土就是众神，亦即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对一般平民而言天皇不仅是国家权威的象征，更是精神文化的支柱。武士道认为，天皇本身是带有上天使命，而以肉体存在于地上的天神代言人。
严格的来讲，在道德约束方面，孔孟之道才是精神最丰富的源泉。孔孟所主张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成为武士最常规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力量，成为武士的经典之一。这种思想深深地埋在有一定知识的武士的心灵深处
佛教不能给武士道的部分则有神道补充。尤其是其他教养未提及的部分，如对君主的忠诚，最祖先的崇敬和孝心等，都可以由神道提供。
不论是佛教还是神道认清自己并非是肉体方面的知识或精神物理学的知识；而是道德方面的意义，即“自我反省”。但由于武士往往热衷于武功，对内省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
但我们可以发现武士道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只不过武士道起源与动乱的年代，在不安的环境因素下，如何保持镇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武士阶级保留了祖先们残暴而洗练的气质。这些武士终于创造了一个独特男子的 典范。
但这种思想是“只感化自己民族”的思想，对外则是残暴的一面，套用尼采的一句话：“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
第三章 魔鬼训练
先讲个故事： 1566年某日深夜，明月高悬，在日本江户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两个武士正进行一场决斗。只见寒光一闪，其中一人便倒下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但却都知道胜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武士，他就是木曾昌义----当时才六岁。
正是这次决斗给木曾昌义提供了锻炼勇气的机会。第二天深夜，木曾昌义就被父亲叫去，父亲用刀抵着木曾昌义幼小的背脊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
六岁的木曾昌义，在树林里接受了三天严酷的武士道训练，虽然他都成功地印上了血手印，但比起印在心灵上的残忍来说，这血手印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几乎所有的武士，都得接受类似的魔鬼训练。
在武士道鼎盛时期，武士的名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生下来就是武士。因此，他们生下来就得接受训练。
小武士的训练是艰苦的，比如要以后能在任何情况下，不拘姿势的睡觉，就必须在小孩时代把四肢帮在背上，用这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这种训练帮助小武士学会主动，即使在别人背上，也能获得最佳姿势，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
在训练过程中，爬是绝对禁止的，因为那有损武士尊严。当小武士会说话、会走路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揭去慈父的面目，取而代之的是血、刀、鬼故事等等。就像故事中木曾昌义的父亲一样。
其实这是魔鬼训练的准备，当小武士5、6岁时，已具备知性能力时，武士道的全面魔鬼训练才真正开始。
在武士道的魔鬼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术、射击、柔道、骑术、枪术、战略战术、书道、道德、文化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
在这些科目中有必要说明一下柔道和书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如若一个武士能写的一手好字的话，将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那时的武士对此特别重视。柔道的定义简单的说，就是把解破学的知识应用在攻击和防守上。柔道与相扑不同，靠的不是腕力。此外，他和其他的攻击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用任何武器。柔道的目的不是致人于死地，而是让对方暂时不能行动而已。
脑力的训练也相当的重要，但武士最不行的就是脑力训练。如在军事中必备的算术，但正是武士所欠缺的。因为武士道的训练，根本上就不利于算术的培养。武士道重于不计较得失，反而主张知足。这就想唐吉珂德以他那把生锈的枪为荣。
在武士道的训练里，有一项是克制满腹牢骚而训练不屈不挠的勇气。此外还有“礼”的训练。这些训练目的就是：禁欲。这种喜怒哀乐都不行于色，以避免因自己情绪而影响他人。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流露于外表，简直就不是男子汉的作风，要成为一个受别人称赞的大人物，就必须做到“喜怒不行于色”，因此必须要克制最自然的情感。
而且还要做到沉默，因为言多必失，借着言语而来表达思想，对武士来说未必太肤浅了，他们要的是行动。如果你有机会去拜访一个十分不幸的武士，你会看到他那红着双眼而泪水未干的脸上，依然一如往昔地绽放着笑容来欢迎你。事实上，武士道即使被他人踩得痛脚，依然能够保持笑容。
由于这种抑制情感的功夫必须时时存在，所以他们会借着其他的方法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比如诗歌、文章等，但也有微笑着突然拔刀杀人的武士。
魔鬼训练是不被常人所理解的，认为何必如此。但武士认为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他们强调这个过程，无论有没有用都得训练。这就是武士道与一般训练的不同了，武士道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由于训练后的武士的思想在长期的作用下，变的阴翳、寡欢，导致了日本民族的现有思想的狭隘性，也暴露出武士思想的残暴性。
第四章 刀与武士
说起武士，定让你想象出一个手拿大刀的人物形象来。不错，刀是武士的象征，没有刀的武士也就不叫武士了。
在武士道里，到是力量和武勇的象征。
身为武士之家的子弟，必定是自幼开始学习舞刀弄剑，到了五岁那年，才开始身着武士服装，奠定日后基础。这个时候，他们所使的是真正的刀，这样才表示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武士。而这一天对一个武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经过了“武士入门”仪式后，就象征着已经具备了武士的身份，不需要家长为其行为负责。通常，在孩提时代会一涂上银漆的木刀代替真刀。不久之后，便以比较纯的真刀训练。等到成为一个使用锋利真刀的新手时，年轻武士往往会带着喜悦的心情以身边的木石试刀。到了十五岁时，就等于是已经成年，可以自由行动。但带着危险武器的同时，就表示自尊心和责任感也随之而来。
腰上佩带着刀就象征了此人心中已有武士道精神。武士刀共有大小两把，大的称“刀”，小的称“肋差”，这两把刀是武士寸步不离的身份象征。如果在室内，定要放在书房或起居室里明显易见的地方。夜间，就放在随手可取之处，通常是枕头边。
但由于武士对刀的热爱，到最后演化为收藏好刀的虚荣心，武士刀成了艺术品。渐渐的刀变成了身份高低的象征，刀也失去了原来的杀气，多了一份亲和！
武士对刀的感情是一种拜物教的情感。正是对刀的无限崇拜，催生了许多以刀剑鉴赏、研磨作为家业的武士世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本阿弥家族。
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放下了刀，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的那把易被腐蚀的刀保持清洁。从武士道角度而言，刀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能保存的象征。
如果，刀是武士的灵魂，那么，勇敢就是包裹刀的表面的表示武士身份的刀鞘，刀和勇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武士虽然喜欢用刀，但谴责不正当的用刀，甚至嫌弃之。任意地乱挥刀剑的武士，大多不是卑怯者即使虚张声势者。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物什么时候才是用刀剑的最佳时机。但是，真正恰当的时机是很少见的。
武士不能逞“匹夫之勇”就像手中的刀剑 ，是时机是才出鞘。但不是说遇事就 退缩。相反，武士道注重“勇气”的培养。威猛、忍耐、勇敢、豪迈、勇气，这些是最容易打动年轻人的心弦，只要再加上实践要领，便可以很容易地训练年轻人。所以，这些武士从年少时便开始竞技比赛，以君子之争来培养勇气。
但武士道认为，不是一味的向前，一味的牺牲，就是勇气。
“武士若不重视自己的生命而任意地牺牲性命，这种血气之勇与盗贼有何区别？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与他知道退一步以成全忠节；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与他知道战死沙场以成全忠节。应死时决不偷生，应活时决不轻生。”
勇气的另一面就是沉着。也就是说，勇气必须借稳定的心情冷静的表现出来。所谓冷静就是指静止状态的勇气。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就是勇气的静态表现。一个真正的武士一定会常保持稳定的心情，决不惊慌失措，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冷静。
十一世纪后半，在衣川堤上发生了一场日本最典型的战役。东国军战败溃逃，统师安倍贞任也随军逃亡。但敌将欲将他俘虏，于是对他大叫：“下马免死！”
但安倍贞任掉转马头，与敌将说道：“忠义乃武士天职，岂可背弃？”
此时，敌方大将义家示意放贞任离去，别人问义家为何放走敌方大将，他说道：“在我军强攻溃败的情况下，仍能如此沉静，我实在不忍心让这样的武士受辱！”
尼采说：“能以敌人而自豪者，便能视敌人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这正表现出武士的矛盾心情。
身为武士者，与平日就重视勇气与名誉的人为友，战时也要求与这样的人为敌。
勇气表现到极至时，便近乎“仁”。
第五章 没落与复兴
武士道虽然看上去远离了当代的日本人，但其实武士道已深入日本人的灵魂，是日本人思维方式的必然部分。形式上的没落，并且永远不可能从形式上复活了，但是，作为一种流毒，它在日本人的行为中依旧清晰可见。今天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从武士道中找到久远的根源或较为可靠的解释。特别是武士道披着经济的外衣，进行出色的商业运作，更显出惊人一面。
如果认为，日本作为“商人国”跟以往的“武士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就错了。日本是一个最善于保留和发展传统的国家，从日本可以将原始的巫术文化发展为国家神道文化、并使它至今盛行之至，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位叫天谷直弘的右翼份子就有这样的结论：如果日本作为“商人国”所付出的努力不能增强日本的利益，那就该从“商人国”摇身一变成“武士国”。
日本很聪明的保留了武士道传统，并应用到现代的工作场所，他们能在和平时期，唤起战时才有的武士道民族主义和牺牲奉献的武士道精神。以日本这么一个强烈武士道民族主义的国家，日本人想到的总是他们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日本经济是一种由国家指导的武士道资本主义。武士道却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成功了。
武士道不但重视教育，还强调武士道的魔鬼训练。日本不鼓励个人表现，反而设法尽量让每一个学子都能获得必要的语文和数学能力。教师地位崇高、社会尊师重道。
但由于过分强调合作性，个人的思想极端压抑，不鼓励创新，教育则强调死背与“集体思考”。导致了现代日本人过于注重团队，而缺乏个人能力。
个人认为，武士道的思想带给日本的好处就是，整个民族的团结一气。在最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思想，不断的发展自己。可是，武士道思想的落后性，也可从上文略知，所以这样的思想对日本的周遍国家带来了灾难，也扼杀了许多人的个性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低下。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家，日本的女性深受武士道思想的迫害，注重男权的武士道，使得女性到现在还没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西柚不是西游 -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 “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
回答者：lygjfjy - 试用期 一级 7-26 19:06
现在人们提起日本的武士道，常常会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是对武士道的一种误解。其实武士道本身并不宣扬战争，更不宣扬侵略扩张，与军国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传统的武士道来宣扬忠君爱国，给武士道抹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
现在有人利用伊斯兰教搞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也多数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伊斯兰教是宣扬恐怖主义的宗教。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日本近代有人利用武士道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就认定武士道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邪说。
那麽武士道究竟是什麽呢？这要从日本历史上的职业武士谈起。日本中世纪以来，长期处於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政局，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并不直接统治全国。那时日本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称“ 大名”，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徵税权力。各藩国大名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 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因此日本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靠职业军人为生的武士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介於“ 官”与“ 民”之间。不太严格地说，武士道就是武士的职业道德，其核心是绝对忠於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的身份等级，职业武士的特殊身份也被废除，此后武士在日本消失。
武士虽然消失，但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思想，却仍然对日本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武士道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其思想起源却与中国的儒学思想渊源很深。武士道的“ 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认为“道”是作人的道德标准，孟子的“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有人以为武士道轻视生命，其实武士道并不提倡随便拼命的愚勇，而是：“应该死的时候决不偷生，应该活的时候决不轻生”。
武士道要求武士严格自身的修养，不但要精通武艺，更重要的是在道德上表现出武士应有的“ 忠义廉耻”，为一般民众（即农、工、渔、商）做出道德行为上的典范。由於武士的道德戒律严格，武士在一般民众中的威信较高，民众也不知不觉地模仿武士的忠义行为，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团结效忠性格。另外介於“ 官”“ 民”之间武士阶层的道德表率作用，使江户时代的日本官员收敛，人民本分，江户时的政府廉洁程度和社会治安状况甚至好过现在的日本。
西方国家靠民主监督解决了政府的腐败。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出我们一个例外：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的克己奉公武士道精神。有人甚至说：日本近代化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武士道精神。
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 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 日本之魂》（《Bushido,The Soul 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言的译本。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二战后日本普遍采用西化教育，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已越来越淡薄。因此不少日本人（特别是老人）对此忧心忡忡，以为下一代日本人没有了武士道精神，就会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不管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新一代日本年轻人越来越远离武士道精神，大概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趋势。
CPS小天才 -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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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 “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
回答者：lygjfjy - 试用期 一级 7-26 19:06
现在人们提起日本的武士道，常常会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是对武士道的一种误解。其实武士道本身并不宣扬战争，更不宣扬侵略扩张，与军国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传统的武士道来宣扬忠君爱国，给武士道抹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
现在有人利用伊斯兰教搞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也多数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伊斯兰教是宣扬恐怖主义的宗教。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日本近代有人利用武士道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就认定武士道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邪说。
那麽武士道究竟是什麽呢？这要从日本历史上的职业武士谈起。日本中世纪以来，长期处於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政局，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并不直接统治全国。那时日本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称“ 大名”，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徵税权力。各藩国大名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 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因此日本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靠职业军人为生的武士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介於“ 官”与“ 民”之间。不太严格地说，武士道就是武士的职业道德，其核心是绝对忠於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的身份等级，职业武士的特殊身份也被废除，此后武士在日本消失。
武士虽然消失，但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思想，却仍然对日本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武士道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其思想起源却与中国的儒学思想渊源很深。武士道的“ 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认为“道”是作人的道德标准，孟子的“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有人以为武士道轻视生命，其实武士道并不提倡随便拼命的愚勇，而是：“应该死的时候决不偷生，应该活的时候决不轻生”。
武士道要求武士严格自身的修养，不但要精通武艺，更重要的是在道德上表现出武士应有的“ 忠义廉耻”，为一般民众（即农、工、渔、商）做出道德行为上的典范。由於武士的道德戒律严格，武士在一般民众中的威信较高，民众也不知不觉地模仿武士的忠义行为，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团结效忠性格。另外介於“ 官”“ 民”之间武士阶层的道德表率作用，使江户时代的日本官员收敛，人民本分，江户时的政府廉洁程度和社会治安状况甚至好过现在的日本。
西方国家靠民主监督解决了政府的腐败。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出我们一个例外：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的克己奉公武士道精神。有人甚至说：日本近代化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武士道精神。
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 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 日本之魂》（《Bushido,The Soul 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言的译本。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二战后日本普遍采用西化教育，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已越来越淡薄。因此不少日本人（特别是老人）对此忧心忡忡，以为下一代日本人没有了武士道精神，就会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不管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新一代日本年轻人越来越远离武士道精神，大概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趋势。
陶小凡 -
武士道是得川幕府统治时期（1603—1868）为了在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对武士和人民的控制，而大力宣扬的一种精神。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内容有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忙忍等。目的在于使武士忠实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武士腰间常佩利刀，作为勇武的象征。明治维新后，武士等级在法律上废除，但在学校中仍常期灌输“武士道精神”。此外，幕府还把朱子学（宋儒朱焉创立）定为官学，朱子学宣扬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礼、义、智、信）。“信忠邦节义”、“安分知足”等儒家思想，也成为用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武士道一直影响着后来日本的文化。现代日本社会中仍存在着武士道精神。
安徽路人假 -
一种战士精神
决不服输的民族气概
再也不做站长了 -
宁死不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