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ieVinne -
最早与 蔡登山先生结识，应该是去年三月，我正好在望京拜访社科院文学所的张炯教授，结果那天张教授误记了飞机航班，等我从东郊赶到望京时，他已经到了西安，我只好一个人闲逛望京的几家书店——这些书店在北京都是有大名的，但由于远，自己之前一直未曾来过。
闲逛中，我买了一本《民国的身影》，因为我也在写民国文人的系列散文，想通过这本书收获点什么，作者就是蔡登山先生，当时记得，蔡先生是台湾人，作家，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问家。书的封面淡雅素净，颇有一袭长衫、立地书橱的谦逊与儒雅。在我心目中，远在台湾的蔡先生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后因友人引荐，我得以在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专著，而接纳我的，正是公司总编蔡登山先生，我忽然想起了当时在书店里偶然邂逅的那本书，以及那淡雅、儒雅与谦逊的意象。
在蔡先生的亲自提携与关心下，我的两部专著均在台岛出版，自然地，我与蔡先生也熟悉起来，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逐渐立体起来——岂止是简简单单的谦逊儒雅？蔡先生的博学、求实与严谨的做派，早是名满天下。作为台湾知名电影人的蔡先生，不但是一位饮誉台岛的随笔作家，更是一位声播两岸的出版家与文学学者，而且蔡先生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术的敬畏，一直为大陆及海外学术界同仁所仰慕。 作为台北最著名的电影院——国宾戏院的经理之子，蔡登山似乎命中注定从小就与电影、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幼年的蔡登山，一直在台南乡下生活，而那时的台湾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缓慢期，城乡贫富差距大，乡下生活简单无趣。由于乡间没有电影院，孩子们对于电影的理解只有靠露天电影的播放。但这种简陋的电影设施，粗糙的画面与音质，加上乏善可陈的电影内容——那时正是文艺审查制度严格的年代，种种这些，自然无法吸引蔡登山少年时的兴趣。
所以，他万万也没想到，自己今后会与电影结缘。
等到蔡登山考上了远在台北市淡水县的淡江文理学院——即今天的淡江大学，处于十八岁的他，一下子因从南到北的迁徙，以及从南部乡村在北部都市的变化而打开了思路。尤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知名导演李翰祥的来台发展，以及邵氏影业公司在台湾的拓荒——邵氏集团的两位导演胡金铨与张彻所拍摄的大量精彩影片如《龙门客栈》等，都曾在当时风靡台岛。
可以这样说，年轻时蔡登山的理想，是与台湾的电影事业几乎同时起飞的。攻读大学期间的蔡登山，几乎台北所有的电影院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如国宾戏院、儿童戏院与大世界戏院等等，无论中片西片，华语片还是闽南语片，读大学的蔡登山必不放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到了“趋之若鹜、欲罢不能”的地步。
但是，淡水是台北市的郊区，去台北看电影就要去市中心的西门町，这对于正在读书的蔡登山来说，并不是很方便。好在蔡登山的父亲与朋友在淡水合伙经营了一家“淡水光复戏院”，这家电影院主要是“接映”从台北大电影院已经放过的片子。在自己家合股开的电影院看电影，自然是不收钱的。大学四年里，除了一些比较糟糕的烂片之外，几乎在台湾上映的所有好电影，蔡登山都一一看过。而且，因看电影他还结识了一帮朋友，有的是在电影院结识的，有的是自己班上或宿舍里的同学，甚至他还和一位郑姓的同学筹划着拍一部电影，意图去角逐台湾的“金穗电影奖”。
到了大四，同学们都忙着找工作，蔡登山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与今天的“考研族”一样，蔡登山决定选择汉语言文学系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结果，由于长期关注的是电影艺术，在考研时，两门国学必考科《楚辞》与《文字学》发挥的不理想，考了一个第七名，但是导师只录取前五名，言外之意，倘若前五名中有两人不来报到，那么蔡登山才有机会被“补录”——可惜的是，蔡登山并未等来这个机会。
就当时的台湾来说，大学应届毕业生，除了考研外，得马上去当兵，若考上研究生可在毕业后再服军官役。一般大学毕业生要服军官役，得通过考试。而当时的蔡登山却太自信自己可以考上研究生，结果事与愿违，且又错过了考军官的时间，迫不得已之下，他只得当二等兵，那时当军官在职称待遇都有天壤之别。因此彼此穿上军装之后，同学转眼成了长官，蔡登山对此非常不适应，“班上的男同学几乎都服军官役，而我却是一个二等大头兵。” 军中两年的日子并不好受，每日“稍息立正”的口号，如机器人一般的早操，将生性浪漫的蔡登山折磨的非常不堪。用他自己的话说，“把我念研究所的雄心壮志和美好的电影梦，完全摧毁殆尽。”
两年时间在煎熬与磨难中慢慢过去了，因为退伍后的蔡登山没有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所以他亦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在一所中学里任教，而蔡登山的父亲在当时正好和朋友一起投资了一部武侠电影，一时人手不够，于是让待业在家的蔡登山前来帮忙。
看电影是一回事，策划电影又是另一回事，身份的转变，让蔡登山有些不习惯，于是他从影片资料库的管理员做起，每天周旋于发放剧照、张贴海报、与各大电影院沟通以及刊登广告等事宜之中，这也为他今后成为一名卓越的评论家与出版家奠定了别人所不具备的功底，只有这样事无巨细地了解每一个环节，才能对自己所研究、批评的领域有着更为精深独到的见解。
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蔡登山陷入了对问题的思考之中。他敏锐地认识到对于一部影片而言，宣传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常常一部精彩的影片却没有可观的票房，甚至遭遇惨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宣传策划团队不到位。当时台湾并没有一家专业且成规模的策划公司来做此事，大量类型不同的办法，却走相同的宣传策略，结果导致台湾导演拍出的好片子无法推广出去，而大陆与欧美的好片子，又在台湾没有票房——无疑，相对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策划团队来说，台湾的文化宣传产业仍很薄弱。
出身中文系的蔡登山这时有了“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室”的想法，第一个赞同他的想法并与他合作的，便是读大学时两人想一起拍一部电影的室友郑同学。在工作室刚刚营业的时候，却遭遇了纷至沓来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和当局的抗争。
当时的台湾，电影审查制度严格，对于影片的片名、内容都有着非常严格甚至极端的管理办法，要么乱剪影片，把一部好端端的片子弄得支离破碎，要么干脆不让电影上映，一部好电影常常因为一切莫须有的原因，而让导演的心血成为泡影，蔡登山不但忙于影片的宣传工作，还时常奔走于电影公司与电影管理部门之间，为一部电影的上市而奔走。
一九九三年，澳大利亚女导演简·坎皮恩导演的电影《钢琴课》风靡全球，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在台湾影迷们的热切期望下，蔡登山的春晖电影公司买获了这个电影的台湾播放权，但是当局非要针对影片里的一个镜头提出剪切——男主人公哈维·凯托光着身子遛鸟，这个镜头在影片中不但恰到好处，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旦剪切了，片子也就不完整了。
蔡登山无法接受这一无理要求，于是他动员了媒体与社会贤达人士一起，与不讲道理的审查部门据理力争。最后在双方共同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蔡登山等人以一票胜出，审查部门只好为此修改电影审查条款——增设了“今后凡是有奥斯卡、康城、柏林、东京与威尼斯这五大影展的获奖影片，准许有艺术性的裸体”的新规定。在此之后，台湾的电影交流事业真正地逐渐地得以繁荣起来，大量的优秀影片开始在台湾站住脚跟，而这必然又是与蔡登山当年执拗的努力与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分不开的。 一九九三年，蔡登山的经营事业到达了巅峰，电影审查部门因为他修改了电影审查条款，他本人所策划、宣传的几部影片也在台岛获得了较高声誉与不错的票房，蔡登山终于向电影公司提出，他想拍一部现代作家们的纪录片。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对于一批留在大陆的作家，采取了“封杀”的办法——既不许介绍，更不许研究，因此包括蔡登山在内的一批学者，在读大学时对于“五四”之后尤其是对岸大陆的文学，是茫然无知的，但是大陆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台湾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两岸同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学哪能因为狭隘的政治斗争而无视历史？
读大学时的蔡登山，感受到了文学研究资料上的贫乏与饥渴，于是便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偷偷地读到一些来自大陆或关于大陆文学的介绍资料。尽管七十年代末以后，台湾当局对于大陆不断“解严”，但是年轻一代对于对岸的文学状况，仍是陌生的。因此，作为一名学者的蔡登山，勇敢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大陆拍摄文学纪录片，访谈健在的大陆作家，然后带回台湾播放，这也许是让当代台湾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两岸文学、唤起文化共鸣的最好方式。
获得公司同意后，蔡登山邀请著名导演雷骧一道，为他的系列纪录片《作家身影》掌舵护航，这部系列纪录片共耗资八千万台币，分为四辑完成，蔡登山本人则出任编剧与制作人，第一辑选择了十二位传主：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沉从文、巴金、曹禺、萧乾与张爱玲。除了翻阅大量资料、进行大量采访、求证之外，两年中，摄制组“像一群游动的捕猎团”一般，足迹遍布大陆到港台、日韩，再到欧美、东南亚。凡是作家居停过的地方，作品故事的发生地，文献记载的行迹处所，皆成为镜头捕捉猎取的对象。并且在蔡登山的力邀下，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余光中、陈子善、许子东、赵园、钱理群、陈平原与汪晖等数十位海内外现当代文学研究顶级学者均成为了这组节目的评点嘉宾，这在之前任何一种文学史料中，都是未曾见过的，为此，蔡登山自豪地说：“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绝对没有办法将近百位顶尖的师资齐聚一堂，但这套影集中我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节目有着更强的史料意义与文学价值，蔡登山还亲自自费多次往返大陆拜访或函访曹禺、巴金、夏衍与张爱玲等前辈文学大师，以便为后人留下珍贵影像——当时两岸未能实现“三通”，可知这要忍受多么大的困难与不可想象的艰辛。在采访曹禺先生时，曹老被蔡登山的执着与热情所感动，在病榻上强忍着病痛接受了蔡登山的访谈，并热情地称赞“这类没有商业立足点的节目，竟然由民间公司不计盈亏的投下心力，这份心怎么说我们都该好好配合！”
这套节目在台湾的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台岛的强烈反响，精致的画面、动人的情节加上珍贵的史料，唤起了两岸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价值，一九九九年，该片荣获台湾广播电视文化教育电视最高奖“金钟奖”——这既是对于蔡登山辛勤耕耘多年的肯定，更是对于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呼应。 二零零六年，已经五十二岁的蔡登山就任台湾秀威出版公司总编辑。
提到秀威出版公司，多数大陆人文社科学者均对其赞誉有加，并极其钦佩。确实，在这个学术书“自费出版”成为明规则的当下，秀威公司敢于以付稿酬的方式，欢迎大陆人文社科学者投稿，短短四年内，秀威出版公司在蔡登山的领导下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大陆人文学者——部分甚至是顶尖学者如陈子善、雷颐、谢泳、程光炜等人，秀威出版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将自己学术主张推广到海峡对岸的平台。
同样，蔡登山仍然关注于一批年轻学者——高玉、眉睫、严泉等年轻学者甚至八零后学者，亦都成为了秀威出版公司的作者。在出版业萎靡不振的大气候下，在“出书难，出好书更难”的当代，蔡登山积极地为优秀的学术著作、文学创作成果寻找出路，譬如秀威出版公司的新模式——BOD出版即随需列印、不留库存的印刷，既大大节省了印刷成本，且开辟了出版业的新天地，使得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再因为资金、销量而变得非常困难。
当然，这并不只是蔡登山的纯粹目的，毕竟秀威出版公司仍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台湾本地学者与本土作家。他的目的更在于，利用秀威出版公司这个发行量广、影响力大的专业学术社科出版平台，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对话提供一个更加广阔、具体的空间。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纪录片《作家身影》是审视历史，唤起两岸文化共识的话，那么在海峡两岸走向和平共荣的今天，蔡登山所做的一切，更是身体力行地“活在当下”，切实、务实地为两岸文化交流做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贸文化往来的增加，蔡登山每年亦是多次往返两岸三地，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与文化活动，从当年做着电影梦、无忧无虑的台南少年，到今年已经年近花甲、两鬓斑白的知名学者、作家与出版家的蔡登山，虽然历经挫折，但也不断享受着成功的喜悦，毕竟他一直在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而不懈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一个“知识的推手”——但这却需要强大的力量与动力才能推动。
而且我相信，能够把两岸的文化与知识推动往来的人，他一定拥有强大的信念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