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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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族,封建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及衍生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制度,都离不开农业型自然经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造就国民,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由西周"文明"为开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始终没有摆脱"泛宗族"的范型,宗法的血缘纽带未曾斩断,从而模塑出具有历史个性的国民性格及其社会心理.
【一】倾心于安居乐业,缺乏创业意识.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均分,所谓"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为法则无所争".③①家族中男性后代自其出生后,就意味着他将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从而在封闭的区域内,取资于土地,依赖于精耕细作,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程式化的劳作,以求自给与温饱.他们的人生历程大多是既定的,即与父祖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死于斯,葬于斯.这就使得传统乡村的一般男孩吝于迁出,而以固守家业为自足.儒家历来主张"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传统家庭以子继父业为常态,宗族内通常采取租佣制,使每个劳动者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的结果是使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倾心于安居乐业,习惯于知足常乐,以守成为通例.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农耕文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使古代中国人注重顺应自然节奏,固守家园,脚踏实地,安土重迁,祈求平安,以和为贵,而不愿冒险扩张,把重视亲情,和睦共处,安土乐天视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汉元帝曾概括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②汉语中"背井离乡"这句成语,就包含有生存绝望的特殊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因人口大迁徙而引发的生态,人种和文化的革命是少见的.在世代的绵延中,后辈通常与先辈一样,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劳作,走着相同的生活道路.
【二】是崇敬祖先.宗法制极为重视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的不是神仙鬼怪,而是亲亲,尊尊的规则;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视的是经验的因袭和知识的传承.本家族的前辈,显然代表着经验和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足令后辈顶礼膜拜.《礼记·冠义》说:"自卑而尊先祖",要求人们自我克制,学会容忍,以先祖为尊.因此,中国古代祭祖之风盛行不衰,上自天子,下及庶民,无不尊祖祭祖.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普遍建有祠堂宗庙,奉祀祖先牌位.科举掇名以耀祖荣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重视祖坟风水,将子孙祸福系之于祖宗荫德;不同职业的行会,大都有本行道的祖师供同业祭拜,如鲁班或公输班是木匠家俱行的祖师,而华佗或孙思邈则被医药行奉为祖师.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三】是尊重传统.父权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它强化了人们世代相续的认同意识.一般而言,前辈总是要求后辈因袭传统,固守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后辈对前辈的认同,亦即对传统的认同,由此极易形成国民保守安分,重古轻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在政治上迷信"正统",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政治家其心所尚的明君贤臣,即使是改革派从事变法,也要打出"先王"的旗号,所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①③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兴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兴立者也.……布衣改制,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②④在学术上尊崇"道统",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高,真理的确立似乎皆出于古代圣人的创设,人们的思维容易被限定在"诗云","子曰"一类的前人学说之中.对此,严复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的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在文学上,拟古之风盛行文坛.宋人主张诗须"无一字无来历",重视学习古人;明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尚;清代则"宗唐","宗宋"各有所执,这都体现了古代文学家趋同性的尚古意识.就古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言,咏史,怀古,史论数量之浩繁,也可见古代中国人好古,尊古的文化心理.
- 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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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古代中国层层递进的等级制度内,若以“家”为最小单位,必能形成一个无比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比如民与民的关系是“家”,官与民的关系亦是“家”,暂且不论现实与理想有所出入,所谓“爱民如子”、“衣食父母”乃是这种理想关系最好的佐证。据此推理,天地万物在中国人的眼里无不是以“家”作为一个宏观单位加以理解的。
关键词:宗法制度、家天下、国民性格、影响、8种性格
何为宗法?“宗”乃宗族,宗族乃是同血缘家族的集合体,是一个家庭最宽泛的概念;“法”乃法规、规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宗法制度简单说来就是一部集合所有家族共性的“中国式家规”。宗法制度不仅存在于古代,它的影响更是深入到国民的意识中,成为一种民族潜意识,一种生存本能而代代相传。宗法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古代,在现代,人们仍在它的影响下生活、成长。只要是中国人,莫不是感同身受。
宗法制度的核心概念,一言足以蔽之,曰“家天下”。对中国人而言,“家”是一切的核心,所谓“家和万事兴”。“家”的外延也无限广阔,从家庭、到家族、再到宗族,乃至国家,它们是全然一体的。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见,中国人把“家”作为一个基点,一个起点,它的意义可以抵达于无限辽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一个古代士子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而“国家”一词,是国民“家国一体”意识的最好表现,如果每个人能像“爱家”一样的“爱国”,那么这个王朝必是无坚不摧的,这或许是贵族为巩固统治的谋略,却也有其可取之处,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氛围下,才能出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言,才能留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壮语,若人人都有此等觉悟,那么社会一定安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那任何一个朝代都能“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虽然历史证明家族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性,但错不在宗法制度,而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混乱的人欲纠葛,完全打破了宗法制度所建立的平衡,而一步步走向灭亡。
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层层递进的等级制度内,若以“家”为最小单位,必能形成一个无比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比如民与民的关系是“家”,官与民的关系亦是“家”,暂且不论现实与理想的出入,所谓“爱民如子”、“衣食父母”乃是这种理想关系最好的佐证。以此推理,天地万物在中国人的眼里无不是以“家”作为一个宏观单位加以理解的。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性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①“家”就是连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一条纽带,一旦某人“出家”,便意味着切断了他与社会的联系,便意味着他作为社会人的决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受“家”的牵制,相反,人作为生物意义上的群居动物,他对“家”的背叛,从根本上是反人性的。所以,中国的孝道的提倡与对家庭的重视,从现代生物学、社会学上说也是先进、合理的。
千百年来,这种“家天下”意识在中国历朝历代传承延续,乃至今日,它已俨然融入中国人的民族血液中去,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法抹杀的性格特性和价值取向,比如对家庭的重视、对长幼尊卑原则的遵循,对乃至权威的崇拜等等,他们多多少少都带有宗法制度的烙印。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性格?宗法制度又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性格的呢?
中国人既尚礼,又“无礼”,中国人既谦虚,又骄傲,中国人既勤劳,又懒惰,中国人既团结,又爱“窝里斗”,中国人极复杂,又极相似,中国人性格玄妙如此,而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凡此林林总总可归为8类,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和因循守旧。②这里暂且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科学、是否严谨,我也并不想就这8点一一累述,但,我想说明的是,从这8种性格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宗法制度的影子,何以见得?
首先,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塑造的最大影响就是其对家庭意识的构建。
童年时期家庭关系和氛围的和睦与否,在塑造孩子性格中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孟母三迁就是极好的佐证。而中国古代的幼童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孝经》等,对家庭意识的塑造可谓功不可没,其中对“孝”的评价,甚至高于任何知识,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一个注重家庭的人必定会得到人格上的认可,像是孔融让梨、黄香扇席的故事,能流传到今日,可见家庭和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在常年累月的熏陶下,一个正常人必定会与其家庭产生深深的依恋。而一个人一旦隶属于一个家庭,便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集体的一份子,人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欲处理与集体中其他人的情感、利益关系,便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的轻重权衡的选择,便决定了他的性情、而这也是反作用于一个家庭的构建的。家与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而“忍”便是它的直接产物之一。
相传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但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这种家庭制度的不幸产物,相反,他们一直对它有着一种敬佩之情。这也是“百忍”、“和气生财”等等家训的由来。在这种宗法制度的阴影下,个人的价值并不被予以特别的重视,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称得上完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力被中国人看做一个崇高的美德。
其次,从小被灌输的强烈的家庭意识,对家长的言听计从的惯性,转嫁于社会关系,便是对传统的尊重,对权威的服从。
所谓传统的中国人,便是“老成温厚”的代名词,也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老成温厚”是农耕为主的社会里人们的理想人格。“老成温厚”意味着镇静和抗御,意味着成熟和稳重、意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睿智、意味着“丢一卒而胜全局”的胸襟,意味着宁静的文明。而“因循守旧”则是它物极必反的另一面。
同样,对权威的服从也可能领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消极避世、另一个是超脱老滑。在乱世,消极避世的多,在治世,超脱老滑的多。前者以道家为楷模,后者,以儒家为鼻祖。一退一进、一弛一张,中国人的性情就在当中作着拉锯战。而有时,两个极端并非就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个超脱老滑的人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也能隐居在山林快乐逍遥;相反,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能在山水田园中安贫乐道、自由自在,也能大隐隐于市,洞悉瞬息万变的风起云涌,并适时的保护自己。
最后,权威通常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权力,而对权威的顺从也会很自然地转为对权力的膜拜,而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便是利于这种权力的统治而生的。
权力,通常与财富、地位,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西方人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来探讨如何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而中国人或许天生就是政治家,历朝历代,没有一部作品不是为君王而写,或是吹、或是捧、或是哀、或是怨,从来就是“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官场的浮世绘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丰富、最浓墨重彩的一章了吧。所谓,不在官场上变坏,就在官场上变态,其反映的中国人性格的丰富性早已超出“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和“幽默滑稽”所能描述的范畴了。而“公务员”在现代的受到的热捧或许也是另一种“权力崇拜”的延续吧。
有人云,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而宗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决定了中国人行为的无形的大手,于是也成为了操纵着无数命运的幕后黑手。不能说中国人无数的悲剧命运就是宗法制度导致的,虽然无数文学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其不合理性和对人性的摧残,但我们无法剔除这种制度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为什么中国人愿意把老人养在家里,而西方人则不耻于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为什么中国人会因为家人的生病住院而向单位请假,照看家人,而外国老板无法理解家人生病与你不来上班何干?为什么中国父母会为孩子设计人生轨迹,而美国家长则在孩子一成人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为什么华侨移民总是觉得“月是故乡圆”,如此期盼落叶归根,而真正的中国同胞却总对社会、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不满?宗法制度或许不是唯一的解释,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答案。
到底宗法制度是好是坏?是否在现在所谓文明的西方有与之对应的制度或模式可以参照比对?而这两者之间又到底孰优孰劣?这一切的一切或许并不重要,所谓“公道自在人心”,重要的是能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一个明明白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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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闲话中国人》,第六章,易中天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②.《中国人》,第二章,林语堂著,学林出版社,2000
- 小菜G的建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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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伦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第一,以伦理制度及其具体的形式规范(“礼”)为工具而结构庞大统一、高度层序化的宗法制度和宗法国家、并且维系这一制度的平衡和规范其运行;第二,以每一宗法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对宗法共同体的眷恋皈依之情(亲亲),做为不断地维持共同体内在亲和力的动力源泉(张光直,1983:18-19;1988:6)。如果承认上述原则在几千年中始终是传统社会正面价值准则的话,那么很显然,本文要讨论的明代中后期横行无忌的社会欺诈和流氓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反文化”。不言而喻,这种反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破坏、腐蚀和消解一切正面的社会价值准则。但是,正如政治社会学家指出的,“反文化”并非只有与主流文化相互矛盾的一面,相反,它往往是与社会体系的正面价值相反相成、彼此支撑的:
(“反文化”是)一种文化体系内部的某个集团抛弃了本体系的根本价值观,用别的价值观来与之对抗。但是这两种概念并不象表面看来差别那么大。……因此,某种反文化实质上是某种亚文化,它激烈地摒弃包括它在内的文化价值,激烈地嘲弄或反对这些文化价值,但与此同时,又部分地依靠它们。(莫里斯·迪韦尔热,1987:76-78)
这一判断对于理解明代中后期的流氓文化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看到,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急遽膨胀,恰恰是从明代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基本走向中发源的;这种“反文化”对皇权及其控制下的整个宗法体制的瓦解,其实也早已孕育在明代皇权对专制集权体制高度强化的趋向本身之中。
- 阳光下的日耳曼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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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