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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u2022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因而接触到了农奴的实际生活。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契尔马克寄宿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该校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一年后,他自动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46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昼》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丘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流放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拿起笔进行创作。经过了长期身体和心灵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生活的反思更为深刻,思想也更为深邃。从1861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重要作品。
其中,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而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开创心理叙事的鼻祖,但他绝对是发展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一代宗师,其于身后影响巨大,西方的众多作家都将其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发现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来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归档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阙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影响,远远走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则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
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村上春树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
作家评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开首所引作家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讽的话实际已经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写“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却爱把地底下一切埋藏着的东西翻将出来”;第二是引发和刺激读者思考:“读了这些东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禁止他们写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们写作”,但即便人们暂时不被允许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于是人们终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动中爆发。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还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形象,他们的思想还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和永恒的内容,他们的思想还是片断的,或者是内容不清楚的,他们还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都还是在独自行进,而没有与其他作为人物的思想展开对话和交锋。在此,思想还是单数而不是复数,甚至经常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他们身上一些和后来思想者形象类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动,不易合群,似乎总是在他人的视线之下局促不安,紧张而富于变化,不断转折,提出一种想法之后又加以反诘,不敢自信,自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达到了濒临人格分裂的疯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暧昧性和问题性。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思想者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小说”类型,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和生长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深受果戈理风格的影响,并承继了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调只是怜悯,默默的、孤独的怜悯,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与时代、永恒对话的渴望。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丰富、感情细腻、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多端,但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才智,他们大都是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肠善良而又有时表现怪诞的小人物。他们有时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如《穷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过自己一些关于社会正义、公民德性的思考,但这些思想总的说来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倾诉的风格,是向对方倾诉,而不是与对方争论和对话,也不是把思想的过程或思考的结果告诉对方,不是发表哲理的议论,而主要是谈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确实,一个他人、一个对方总是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个可倾诉自己感情的对象,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总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辩解,不断说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试图掩盖。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具有一些后来思想者的特点,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问题的层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更高台阶。他早期的处女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当时(四十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
在《死屋手记》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是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死屋手记》的记述者“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个独白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个对话者,尚非一个叙说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诞生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来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点才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例如思想的转折性,不断跳跃,不断地意识到他人在场(那怕在这里他人是采取“潜在的在场“的方式);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性而有时又迅速、全盘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强调人的极其阴深的复杂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强调人的个性,向欧几米德的的理性挑战,向廉价的、蚁穴的幸福挑战。这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种“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约数十页完全是表达地下室人那相当混乱、阴郁,但仍有一条主线和一种隐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夹雪”则在回顾自己过去与人的交往,一次聚会对一个妓女的始救终弃、始善终恶的故事中继续阐述“我”的感觉与思想。
但是,将地下室人的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思想者虽然已经强烈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类型的形式特征,也还没有说出这一类型所欲说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还是攻击性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攻击工具理性、攻击功利主义,对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强调要超过对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强调,但正面的东西还没有在绝望的背景中显示出来。上帝的问题也还没有直接出现。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论,也可以引向无神论。这是夜的最深处,还看不见一点光亮,要看到光亮,还须再抬一点头。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新型的思想者确实可以说就此诞生了,以后我们在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一些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中将不会对这种思考者类型(如局外人,恶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者的类型却是极其新颖的。考夫曼在其所编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这部作品列为首篇确实显示出他的洞见。
我们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表述过思想的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令人憎厌的人物,例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极其庸俗和虚伪的卢辛,《群魔》中一个“革命小组”的头儿彼得u2022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 32 然而,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与其说是承担思想,不如说是拒绝思想;与其说是表现出思想的丰富和活跃,不如说是表现出思想的贫乏和死亡。他们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来为自己的利己行为辩护(如卢辛);或者是干脆拒绝对自己行为的任何反省,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无耻(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轻视思想理论,主要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出现(如彼得u2022韦尔霍文斯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可悲的盲目的,由于他们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们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处在黑暗之中。有时他们也有瞬间的怀疑的闪亮,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灭了。他们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形式概括,即一种露骨的或时髦的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机会主义,这些思想明显是作者所反对的思想,表达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说出了一种见解,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说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们所发表的见解有直接的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的含义,因此,当后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的一般特点时,他们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一类与之相对的思想性人物则可说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阿辽沙、佐西马长老。他们所表述的思想看来是作者所赞成的思想。梅诗金的许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辽沙的话语不多,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我们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也反映出一种心灵斗争的历程,但它们还是作为定论出现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是否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思想者类型,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战胜或凌驾了其他思想而占据了一种支配地位?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此愿,他说他在《白痴》中是想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33 许多评论者指出在梅诗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稣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诚而又十分软弱,充满怜悯等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怎样引起嘲笑的一个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许在现时代,他就是这样的,只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时,他的思想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归“白痴”状态这一点极其意味深长,但这里有些东西还是我们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总之,就事实而言,这一思想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它本身还极其柔弱。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也曾想以阿辽沙为主人公,他在给当时重臣波别尔诺斯采夫的信中说自己写作“赞成与反对”一卷的主旨,是要通过后一卷“俄罗斯教士”佐西马长老的话来反驳这一卷中伊凡否认上帝的创造的渎神思想,34 但这一反驳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够有力呢?许多评论者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别尔嘉耶夫说: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积极理论的佐西马与阿辽沙并不是他笔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强得太多,说服力要高得太多。35 毛姆也明确地说反驳没有成功。“赞成与反对”那一卷是写得那样强劲有力,而驳斥的一卷却显得枯燥无味,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对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应。36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一篇新小说的素材,又打算接着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写阿辽沙走向人间,乃至成为一个革命者,最后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经历。37 但这些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一类人物及其思想相对来说还显得单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还是不能完成这一计划。一个人不可能预先完成时代所提出来的任务,甚至这永远不是时代所能提出的任务。
最后一类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处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的人物,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之为“问题人物”。他们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他们不仅在作者的意愿上,也在事实上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的主角,有时甚至是违反作者的意愿而成为主角,例如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罪与罚》的主角,多尔戈鲁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罗金等新一代虚无主义者渐渐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义的老一代成为《群魔》的主角,伊凡渐渐超过阿辽沙而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实际主角。那新的一代在《白痴》中也咄咄逼人。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赞成的,又有他反对的思想。在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与伊凡。我们可以援引别尔嘉耶夫的一个比喻,把前一种正面人物称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诗金,阿辽沙趋向其他的人们;而把后一种被别人趋向的 “问题人物”称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别人想去探测的人物,他们象一个谜,他们身上有浓重的阴影,但又有一束强光在他们身上打过,他们不像那些完全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剧情趋向于他们,他们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继续吸引着光芒投向他们,如果说这两种人真正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类型,那么,这后一种思想者则更为突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构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类型。
我们也许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独特的一个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为提问者的主要思想者类型,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雏形,但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小说而构成另一种独特的类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的意义。38 富于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在妻子濒死的病床前写出了《地下室手记》,然后又失去了与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业的长兄米哈伊尔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托马斯u2022曼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转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突破。”39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属于思想者类型的人物了。40 这些思想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看来首先是他们的非功利性,他们不计算利害,不考虑得失,愿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愿为之受苦,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诚然,《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杀死女高利贷者的一个直接动因是金钱的压力,是想发财而且马上发财,而《少年》的主人公多尔戈鲁基的思想也是一种发财的思想,而且是要发大财,即要成为一个象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发财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杀人劫来的钱财后几乎立即就丢弃了,而且把自己的钱送给玛尔美拉陀夫一家;多尔戈鲁基在陈述了他的发财思想之后,在他后来的全部行动中不再见对如何实现他的发财梦有任何的实际举措。而在他的陈述中,他也声明他的要成为罗特希尔德决非是为了物质享受,说如果那样的话,“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将会消失,41 伊凡u2022卡拉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他们实际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远比它们要给自己带来的效果、好处更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后来承认他实际上只是想“试一试”他的理论,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但却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自我主义者,他仍是为了自己,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验证自己的思想,他说:
“……我干那件事时,索尼亚,我想的并不是钱。我与其说是想钱,还不如说是想别的东西……现在我全晓得了……了解我吧!或许我决不会再犯谋杀罪了。我想弄清楚别的事情,正是别的事情在引诱我。那时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别人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过障碍,究竟我敢不敢弯腰拾起来,究竟我是不是个发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没有权利……”
“……听着:我那时往那个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试一试……你可以相信这句话!”42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几乎全是如此,全是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为了思想所带来的利益而思考,这里且不谈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诗金、阿辽沙、佐西马长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也是一样,甚至他们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牟利,不如说是戕害自己。欧洲的评论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茨威格曾经写道:在欧洲每年要出五万部的书,都是教人怎样发财,怎样成功,怎样得到快乐,怎样赢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全不类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 43 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者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败者。44 他们是罪人、囚犯、自杀者、发疯者、病人、白痴……甚至连几被视作圣人的佐西马长老的尸体也没有出现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烂发臭。
巴赫金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作为思想者的人物的“绝对无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非利己的,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领域,“思想性”和“无私”在此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绝对无私的;妓女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凡是绝对无私的。还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为罗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绝对无私的。45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经常被置身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节之中,浮沉于一个凶险的世界中,处在一种边缘处中接受考验。伊万诺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之为“悲剧小说”,格罗斯曼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惊险小说的联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体裁与古代狂欢式的梅尼普体的渊源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往往都导向一个大灾难,导向一个悲惨的结局,导向凶杀或者自杀。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就决不从容,决不诗情画意,而是常常被逼着尖锐、坦率地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在濒临罪恶、疯狂或死亡的边缘说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危机,隐含杀气,气氛凶险,随时有可能发生最不可预测、最残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这种罪孽、悲剧的气氛中也就有了一种深深的痛苦、紧张和不安。他们深深地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为自己杀人感到痛苦,伊凡则为一种“思想的弑父罪”感到痛苦,梅诗金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马预感到可能发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种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恶感到的绝望和悲伤。这种极度紧张不安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已见端倪,而在他后期小说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有一种生长性,或者说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性。有时好象达到了一个终点,但这终点很快又变为新的起点。这一特点甚至具体表现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龄上,他们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点孩子气,连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气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亚类: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他们也不计功利,不计牺牲,极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些“问题少年”,当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少年”。他们也都极其珍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来的流行意见。这类“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见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常常把思想的逻辑推到极端,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纯粹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经过了长久的、甚至十分冷静的思考,他觉得不能够同时存有两种不相容的思想,为了思想逻辑的彻底性,他必须自杀,这里容不得半点的妥协、怯懦、温情和留恋。
这些思想者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反省性,是他们与活动家形成的鲜明对照。他们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人,不是那种看准了就直奔目标、一无反顾的人,活动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将这种思考迅速变为结论,又用这种结论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释自己行动的籍口。他们要把思想作为行动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为制胜的法宝,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理论、主义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总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疑惑、犹豫、惶惑、忏悔、自责、反省……他们常常不仅为思想痛苦,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们的思想变成理论,可能会成为别人手里杀人的利器,如波费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能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径直运用了伊凡u2022卡拉马佐夫的理论来杀人,而他们自己却杀不了人,他们或者下不了手,或相当偶然地杀了人立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会因这些思想伤害或杀死自己。
而且,这些思想者有时不仅似乎失去了行动或者说坚持行动的能力,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是有意地无所事事。当然,这里的一个现成理由是他们要腾出时间来进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们唯一值得尝试的事业,而不管其成败利害。他们中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其生活来源,有些坦然接受别人的施惠,有些无疑是在穷困中,却仍然在饿着肚子思考。他们似乎只是靠思想活着,生计及其发达问题对他们不是重要的,发财成为他们思想的内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迹,提供给他们思考的材料,如若换一个时代,换一些问题,他们也仍然会紧张地思考,会通过这些问题直溯根本。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思想者,少年多尔戈鲁基如此说到思想对于他的意义,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时把他拖入恶行,并且肯定会拖入孤独: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着一些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让任何人去解决它们。最近两年来我甚至不再看书,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会使我感到震惊的篇幅。……
思想差不多总是要在隐蔽与孤独状态中成长,尽管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诉说和对话,但它们必须先在孤独中孕育。在思想者看来,思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意义。同样是这位抱有发财梦的少年说:“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51 思想常常带来苦恼,也带来匮乏,那不是给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使人在尘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们眼里仍然至为重要,它高于快乐,高于温饱。但伟大的思想却使人苦恼了。
“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恼,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活得始终很愉快。”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类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一是区别于不去想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区别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动家。他们都暗暗怀着某种伟大的孤独的痛苦,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他们,而他们自身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甚至不断地在和自己争论,毫不计较功利和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效果,包括产生负面的后果。
这些思想不仅不能给思想者带来好处,甚至可说是极其伤人的。常常还是致人死命的。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看见死亡,总是看见谋杀和自杀,思想真是要命的东西。《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情节上都是围绕着几个
- 大鱼炖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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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罪与罚》是他的一部卓越的社会哲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他艺术风格的成熟。小说成功地反映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探讨了贫穷与犯罪等社会哲理问题,但小说也暴露了作者世界观的全部矛盾。小说于1866年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
《罪与罚》是一本好书,但不是一道好菜。它会让幸福单纯者突然间笑容冻结,吃不下、睡不好。《罪与罚》所传达的是一种空前的紧张和极度的痛苦,即使是相隔百年,那字里行间的意境,也仍会随着书页的翻动将脆弱的心再度揪紧。
- 北境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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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因而接触到了农奴的实际生活。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契尔马克寄宿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该校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一年后,他自动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曾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院士。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穷人》、《白夜》等作品反映了小人物的遭遇和痛苦,作家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的悲剧。小说《穷人》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穷人的痛苦生活,揭示了穷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受的种种委屈。继《穷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推出他的第二部作品《双重人格》,这部作品存在着不着力去揭示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热衷于描写主人公近乎疯狂、病态的内心分裂等问题,遭到别林斯基的批评。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疏远,直至停止交往。而靠拢了彼得拉舍夫斯基。184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后改为苦役刑,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刑满后他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常备兵营当兵。1859年底他被获准退伍并返回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役回来后发表了两部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契科沃村》,同样受到好评。继这两部中篇小说之后,他又发表了两部大型的作品《死屋手记》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这两部作品使他蜚声世界文坛。前者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揭露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后者描写沙皇制度下俄国平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展示了一幅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斗争的真实画面。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于1866年问世。小说描绘了一幅城市贫民生活的悲惨图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同年他还写了长篇小说《赌徒》。后来他到国外旅行,于1868年在旅行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小说对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对资本主义的金钱万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广泛反映了19世纪后期俄国不同阶层的生活和心理状态。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真实地描写了社会上种种不平,以及鲜明而别具一格的俄罗斯式性格的冲突,竭力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一致。他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他给人类留下了极丰富、极珍贵的艺术遗产。他的国际声誉几乎与列夫·托尔斯泰并驾齐驱。
- 阿啵呲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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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描写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是个超人,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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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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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