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出版五卷》最新txt全集下载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出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代表诗人，也是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并于10年后被判12年徒刑，1967年死于狱中，1980年获得平反。一生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阿垅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遂于1933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进入国民党第88师任少尉排长，不久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部队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后来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因对国民党部队中的种种现象十分失望，同时受少年时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的陈道生的影响，阿垅逐渐开始倾向革命和中共。1938年7月，阿垅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胡风，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向往。1939年，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拜访了当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为避人耳目，阿垅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进入他“梦想的王国”。之后，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亲身感受到了与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组织于是把他送到西安医治。但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进入了重庆的陆军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他为我党获取了不少军事情报，通过胡风——宋庆龄——廖梦醒（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女、共产党员）的渠道传往延安。后来，经黄埔同学介绍，他又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继续为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他的这段历史逐渐尘封于岁月。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增铎撰文回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让他转交给地下党。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是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于是，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便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又乘船离开，一路东去。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但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期间，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于是连夜跑到上海告知胡风。胡风随即将情报转给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冀的注意。直到当年5月，孟良崮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惊，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廖梦醒告诉胡风，阿垅送的消息“使解放军很赚了一笔”。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党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接下来，党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尽管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他仍会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等情报，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此二人后来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化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没想到，这两篇文章竟为他惹下塌天大祸。实际上，阿垅的观点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说他“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但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然而，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封私人间通信被查抄，在对胡风和阿垅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时，毛泽东亲笔写下：“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头上那块日本子弹留下的伤疤竟成了“替国民党卖命的铁证”。当年从阿垅处收取情报的中共地下联络员罗飞也被连累，成了“胡风骨干分子”。周恩来知道这是件冤案，便告诉有关人员说：“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当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廖梦醒都写了证明材料后，却没有了下文。拖到1965年时，阿垅便被判刑……正如他在《白色花》诗中所写：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 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胡风一案牵涉两千多人，是文艺界的斗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 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胡风案的材料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本文为王元化先生为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之序言摘选1955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1956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妻子张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当时我听了朋友的介绍，写信邀请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到新文艺来工作。他不大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道义上说，我不能对他的来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在当时的处境下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信件来往在胡风案件中曾构成严重问题，令人心有余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词，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为学习文件的小册子中，仍在重复这些说法。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1957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叱。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时朋友中只有一位还和我往来，他是我深深信赖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经过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声张好。我把信搁了下来。但是不久，中晓又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样经过如此剧烈的心灵交战?我在审查时期曾有好几次发生过这样的精神危机。也许勇者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的性格中蕴含着一些我所不愿有的怯懦成分，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但是应该承认，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这一步的。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到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敢深信，但后来证明他是真诚的。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 了。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只身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1966年或1967年，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来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 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晨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 晶。当编者把书稿交给我嘱我写序的时候，正是我束装南下的前夕。在几天内，我读了经过整理的书稿，又借来中晓那三本札记。一边读，一边心潮随着起伏、激荡。我还来不及细细消化，借来的书稿和札记都得交还了。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总觉得未能较深体会这些平凡文字的深意。从中我惊讶地发现，经过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痛定思痛，我们在许多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在那些年代里，中晓以旺盛的求知欲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书籍。在哲学方面，除了马恩原著外，主要是康德与黑格尔，他也是黑氏《小逻辑》一书的热心读者。他的札记中有《小逻辑》的大量摘录。札记中凡摘录黑氏著作，使用的都是贺译的名词术语。此外，他为了拓广视野，补足自己的知识不足，还读了不少古书。我发觉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予以特殊的注意，这显然是想要纠正过去用唯物唯心划线，轻视思辨哲学的偏颇。札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来摘录《周易》的文字，可惜很少据以引申出自己的看法。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不会没有想法，但我们不能悬揣。札记中也摘录了不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中的文字。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札记中曾摘录《旧约箴言》的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显然就是和他当时处境与心情相关联 的。

胡风，原名张光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才人，也是民国时期活得最坎坷的文人。幸运的是，在那段黑暗岁月里，胡风并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曾说：「 ”在父亲多灾多难的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是妻子梅志。” 图 | 胡风和小儿子 神经质的有为青年 1902年，胡风出生在湖北蕲春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同大多才子一样，胡风在国内读了几年书后便出国留学，于1929年赴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英文。 同年，胡风开始以笔名「 ”谷非”写评论文章。刚开始时，在日本的文化界里，胡风算是小有名气的。可于1933年，由于胡风同其他留日学生一同组织抗日团体而被日本 *** 驱逐出境，那一点名气也就慢慢消失殆尽了，胡风只好回到上海。 回国后，胡风有幸和他心中的文学界「 ”男神”鲁迅共事。初次相识时，鲁迅对胡风的印象算是好的，他特别欣赏胡风这样的人才，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 ”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文字不肯大众化，但是有为的青年……”正所谓先抑后扬，鲁迅对胡风的夸赞虽然褒贬皆有，可于情理上来说，鲁迅是极看好胡风的。 1933年8月，胡风先后担任了「 ”左联”的宣传部长和书记，主要负责与鲁迅联络。自接到这份工作开始，胡风就经常跑去鲁迅家做客。而鲁迅呢，一旦出了新刊物，就会立刻把胡风叫去，同他交流学术。由于鲁迅的日文刊物比较多，有的时候两人甚至全程用日语交流。 除此之外，鲁迅还曾出声帮胡风解决分歧。胡风在左联工作期间，由于他常和鲁迅往来，同事之间总有人看红了眼，其中有个名叫周扬的，他以为自己和鲁迅疏远是胡风故意从中挑拨导致的，因而他和胡风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而鲁迅在谈及这两人的矛盾时曾明确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他觉得周扬是个轻易诬人的青年，容易怀疑憎恶他人。虽然鲁迅这是为胡风好，可这也加深了周扬对胡风的怨恨。 图 | 鲁迅先生 人生的光芒 对于胡风来说，鲁迅是他人生中的挚友，也是他前进道路的光辉。1924年，胡风第一次见到鲁迅时便曾说过，看到鲁迅仿佛是「 ”看到了一道光”。他的女儿张晓凤也曾回忆道：「 ”每期《语丝》刊物拿到手，父亲都要抢先阅读鲁迅的文章。”而在胡风得知鲁迅为其仗义执言后，胡风对鲁迅的感激崇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得此消息的胡风当时痛不欲生，他的挚友兼导师悄悄地就离开了人世，这让他如何不痛苦？为了报答鲁迅生前对他的好，胡风和其他左翼文化运动的战友一道为鲁迅守灵抬棺。自那时以后，胡风深刻看清了自己未来的路，他接下来的人生使命便是走鲁迅未能走完的路。他人生的光芒虽已熄灭，可他可以做传承那道光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在《七月》杂志担任主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扶植新人上。同时，他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文章，形成了以「 ”主观战斗精神”和「 ”精神奴役的创伤”为特质的胡风文艺思想。因此胡风还曾被国外誉为「 ”中国的别林斯基”。 图 | 在鲁迅葬礼上，胡风是抬棺人之一 偶遇终生伴侣梅志 鲁迅虽不能指导胡风走完整个人生，可还有梅志能够陪伴胡风走完整个黑暗时期，就在「 ”左联”工作期间，胡风认识了他终生的伴侣梅志。两人虽然都曾互相听闻过对方的名号，但互相并不熟悉。直到参与营救盟友活动，这两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当时的胡风看见梅志一头短发，一身淡蓝色旗袍，那直率潇洒的背影，始终令他不能忘怀。 郎有情妾有意，同梅志多次接触后，两人都对对方有好感。一次，胡风在找房子时邀请梅志一同前往，房东误以为梅志是胡风妻子，胡风将错就错，直接默认梅志的妻子身份，当天晚上就向梅志告白。在胡风的真情告白下，梅志欣然同意交往，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于1933年成婚。 那一年，胡风31岁，梅志19岁，他们在那间租来的小屋里开启了长达51年的婚姻生活。 图 | 胡风与梅志 和胡风不同，梅志是一位颜值与才华并存的优秀作家，她主要写的是儿童故事，如《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等。然而，在和胡风结婚后，梅志放弃了自己在文学上的追求，她本是儿童文学创作领域里的一颗「 ”流星”，却自愿放下那支描绘童话世界的笔，转而当起胡风身边的「 ”全能助手”，不是帮他收集各种资料就是全身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53年，胡风在北京买了一所四合院，他想给梅志和自己的孩子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住进新家不到两年，他所期许的幸福家庭就因为自己被毁。 1955年，胡风被人诬陷是反革命份子，梅志同他一起被收押进看守所，两人开始迎来人生中最坎坷的时期。在监狱里，胡风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反抗的心，看着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胡风麻木了。可一想到自己家人会被他牵连，他又不由得担心起来，他不能放任自己颓废下去。于是，他开始在囚室中吟诗，以此来寄托对亲人的怀念。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胡风发觉自己依旧没有任何要被释放的迹象。故而，他只好借着冬天体寒的名义要求家人送冬衣。可最后他收到的却是妻子梅志的冬衣，由此他便知晓，梅志因他受了牵连，至今和他一样也没能解放。胡风无力替梅志做任何事，他只能将梅志的小毛衣穿在自己身上，自我安慰道：「 ”我又和妻子在一起了”。 图 | 胡风梅志一家 大难临头 十年囚禁十年苦，一朝关怀一丝光。就在胡风快崩溃时，有人给他送了一大包食物，里面全是他爱吃的。胡风不由得破涕而笑，因为他知道，只有梅志才了解自己爱吃什么，这一包吃的是梅志在传达她回家了的信号，是在鼓励胡风别放弃的信号。就在1965年年底，胡风终于获准回家吃团圆饭，并且能够和家人团聚三个月，这虽然只是一时的解放，可对于胡风来说，已经足够了。 1966年，胡风和梅志一同被押到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一年后，胡风又被押进监狱，这一次监狱生活，彻底让胡风失去生的希望。在那里，他不是被同监室的人打骂，就是被外界的言语攻击，再加上自身生病的折磨，胡风的精神开始崩溃，他自觉走投无路，多次尝试自杀未果。 图 | 曾经一家合影 1973年，梅志被调到胡风身边照顾他，在她看到胡风时，她彻底惊呆了。眼前的胡风已然不是她印象中的翩翩才子，而是一个像从破庙里出来的老和尚。梅志不由得失声痛哭，胡风立刻反应过来去捂住梅志的嘴，「 ”不能哭！干事听到了，要加罪的。”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胡风还不忘保护梅志，他虽然没有思想，但内心深处还存留着对梅志的爱。 看着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的胡风，梅志心生绝望，她本来也想和胡风一起自杀，可她又不甘心，她不能让胡风一直被冤枉下去，她还有孩子需要她，她不能就这样堕落绝望。抱着为胡风 *** 的信念，梅志一直咬牙坚持着。 1979年，梅志带着情绪渐渐稳定的胡风熬出了头，两人都被释放出狱。虽然胡风精神状态尚未恢复，可还好，两人还活着。而梅志自出狱后就一直带着子女为胡风 *** 而奔波，这一奔走便是15年。1988年，胡风早已逝世三年之久。这一年，是他被冤枉的第33年，在这第33个年头里，胡风终于获得了全面彻底的 ***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梅志的不放弃。 图 | 1980年12月30日,在北医三院,胡风与梅志 张晓风曾说：「 ”没有母亲梅志，就不会有活着走出监狱的胡风，也不会有胡风案的彻底 *** ”。可以说，梅志的不离不弃是胡风人生最大的幸运。胡风曾给梅志写过一首诗叫《我等着你》，这是胡风对梅志的爱。而梅志给过胡风的爱则是坚守，风雨无阻的陪伴。 文 | 千拾『原创』 图片参考来自网络 PS：我组建了一个圈子，欢迎朋友们加入哦~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姓 名： 牛汉笔 名： 谷风性 别： 男出生年月： 1923民 族： 蒙族原名史成汉。山西定襄人。中共党员。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外语系学俄语专业，1946年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二年，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1995年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目前创作简况著有诗集《彩色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温泉》、《爱与歌》、《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十余本，散文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等七本，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近几年日本、韩国汇编出版了牛汉的诗选集。获奖作品《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诗集简要鹰的诞生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毛竹的根干涸的荒山上，/发烫的土地/硬得像石头，/斫断的毛竹根/却沁出一丝清清的水。哦，毛竹根的水，/是从哪里吸吮来的？毛竹的根，/在深深的地下，/穿透坚硬的黄土，/绕过潜伏的岩石，/越过纠结如网的草根的世界，/迂回曲折，一直探索到了/远远的山岗下面……/哦，我真有点迷惑：/毛竹的根/怎么会晓得/干涸的山岗下面/有一个碧波荡漾的小湖？是不是/小湖听见了/毛竹根艰难地喘息，/用柔润的歌声/不停地召唤着/从四面八方/向它聚集而来的根？蛇蛋荒山坡上/我们开垦/挖出一个/弯弯曲曲的洞洞里/腥臭腥臭/堆积着羽毛/和细瘦的骨骼/还有十几枚/雪白的蛋/像蚕茧那么漂亮雪白的蛋/有皮肤似的弹性/然而摸上去/却冰冷冰冷/冰冷冰冷哦，蛇蛋我们挥起铁锹/拍烂了这些雪白的蛋/蛋壳里溅出了/鲜红的血汁/和已成形的小蛇巨大的根块村庄背后/起伏的山丘上/每年，每年/长满密密的灌木丛一到深秋时节/孩子们挥着柴刀/咔嚓，咔嚓/斫光了它们/只留下短秃秃的树桩灌木丛/年年长，年年斫/挣扎了几十年/没有长成一棵大树/灌木丛每年有半年的时光/只靠短秃秃的树桩呼吸/它虽然感到憋闷和痛苦/但却不甘心被闷死灌木丛顽强的生命/在深深的地底下/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根块/比大树的根/还要巨大/还要坚硬江南阴冷的冬夜/人们把珍贵的根块/架在火塘上面/一天一夜烧不完/根块是最耐久的燃料/因为它凝聚了几十年的热力/几十年的光焰华南虎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牛汉，现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因为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刘绪贻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一)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二）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三）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骗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夫复何言！

众所周知，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早已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他毕竟不赞同为政治需要而改写“五四”传统，不赞同文学为获得大众喜闻乐见而在价值和形式上全面迎合大众，也不赞同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复活“五四”所竭力抨击的旧传统。他的文艺思想不同于左翼文艺主流之处，说到底就是要保留一点儿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保留一点儿启蒙精神。所以，胡风与鲁迅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时代的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却完全不同：胡风被反复批判，最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鲁迅却依然大写在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上，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这一现象显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内容。考察胡风案中的鲁迅，不仅可以看到鲁迅在当时的真实处境，也可以发现时代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一些奥秘。

《悬崖边的树》——曾卓 曾卓，“七月派”的诗人，湖北人，1922年出生，40年代起在胡风的影响和提携下开始诗歌创作，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在牢狱里没有放弃诗歌写作，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涯后获得平反，恢复自由后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诗作。出版的诗集有《门》（1944）、《悬崖边的树》（1981）、《老水手的歌》（1983）。

曾卓，原名曾庆冠（1922-2002年 ）。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等，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说：“我希望朴实地唱出心中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糅造作，不是仅仅用华丽的语言将诗装饰起来，不是仅仅用智慧的语言将诗点缀起来。我知道，读者是不容易被欺骗的。”。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有赠》是赠给一位女性的诗。诗歌以饱含激情的语调，借对一位女性的深情倾诉，形象地抒写了对历尽苦难之后的人间温情的真切感受，赞美了给受难者带来巨大精神慰藉和生活勇气的宽容的理解、善良的同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人生劫难中真挚爱情的由衷的感激和歌颂。诗篇表达了一种既是爱情又超乎爱情的崇高情感，一种基于深切了解、信任的博大的爱，一种人间至情；同时也折射出对历史冤屈和现实不公的控诉。简析本诗所表达情感的复杂内涵及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这首诗作表达的是一种复合的情感，既有重获自由的庆幸，又有无法消除的创伤；既有光明的预示，又有难解的隐忧，它们交织着，一时难以理清，但作者却以一种沉静的态度出之，于平缓中有跃动，委婉中有激切，因而给予读者的美感也是多重的。 真切地袒露内心世界，细腻地抒写情感活动，也是本诗一个明显特点。在“战歌”风行，个人情感普遍受到漠视并为诗所摒弃的60年代，它的创作实属难能可贵。

七月诗人胡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及《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撰写了大量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介绍和评论了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大量作品。艾青、邹涤凡、阿龙、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下，“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悠久、探索精神丰富、悲剧命运沉重的进步文学流派。七月派的主要成就是诗歌。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他们是：阿龙、孙典、彭燕郊、嵇霸、钟珏、郑思、杜谷、绿源、陆典、徐芳、鲁美、华铁、朱健、朱家怀、罗洛。绿源(1922-2009)，原名刘仁福，曾译刘半久，湖北黄陂人。早期的诗《小时候》被列入台湾省教科书。抗战胜利前后，绿源的爱国战斗诗在进步学生和青年读者中广泛流传，是后期“七月诗派”的重要代表之一。1949年后，他在《长江日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因胡风案失去自由七年，在囚禁中自学掌握德语，获释后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胡风一案平反，退休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绿源主要作品：绿源一生艰辛，解放前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大学时期被通缉，不得不辍学逃亡。但他始终怀揣着与诗神相会的命运，一生作品有《童话》、《集合》、《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人之诗续篇》、《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向时间走去》、《绕指集》、《非花非雾集》、《苜蓿与葡萄》、《再谈幽默》、《寻芳草集》、《半九别集》等。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转发，点赞，多多支持我，多多关注我。如果有什么问题和请求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回复。

何满子（1919——2009），浙江富阳人。建国前曾任报纸编辑，并从事文学艺术理论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大众书店总编辑、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1955年胡风事件中受到株连。何满子治学领域较广，主要着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的理论探索，同时也研究历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文学呈臆编》《汲古说林》《文学对话》《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国爱情小说与两性关系》等。在学术论著之外，何满子也创作了不少杂文作品，出版有杂文集《画虎十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中古文人风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五杂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绿色呐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虫草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何满子杂文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人间风习碎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何满子说：“我写点即兴的往往是急就的杂感文字，始于40年代初当报纸副刊编辑时。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文字和学术论文与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不同，是作者诉之社会的对时代和人生问题的更直接的发言。不论读者是否认同，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不说违心的话，不阿时好。”〔语见何满子《何满子杂文自选集·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何满子具有对重大的社会人生现象抱有热忱、积极干预而不规避退让的性格，他目光如炬，用笔如刀，闲闲写来，而鞭策奇重，能使读者产生“舒愤懑”之快。《一张烛照力非凡的账页》，介绍了叶浅予“文革”中被抄的33项文物“去向”的清单：陈伯达共9项（10件）；康生、曹轶欧夫妇共8项（9件）；林彪共11项（16件）；李作鹏1项（1件）；江青3项（3件）；汪东兴1项（1件）。这张小小的清单虽只是十年浩劫中千千万万被劫夺的珍贵文物的冰山一角，但它的烛照力却不平凡，“有如禹鼎的一只小角，魑魅魍魉都铸在上面；也有如一片X光透视片，衮衮诸公的心肝脾肺都清晰呈现。必须记住：当时八亿中国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不，劫贼手里的呀”。《由一张旧报触动的……》，从张志新烈士被残害的旧事谈起，有感于烈士的痛史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文章揭示了一种处世哲学，追根溯源，并把它和佛家的“慈悲”、道家的“不争”、儒家的“恕道”、西方的“费厄泼赖”联系起来。但是，作者指出，对于胡风案、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四次“史无前例”的灾祸，如果不时时牢记，敲敲警钟，叫人永远警惕，深恶痛绝之，使历史永不重演，那么将会是非常危险，也许会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何满子的杂文也涉及学术思想史方面，他的《中古文人风采》，包括“汉末清议人物剪影”“魏晋清谈人物剪影”和“书影追形杂笺”。第一部分谈及东汉季世清议名士从李固到孔融二十余人，如《李固与太学诸生》《陈蕃之死》《大灾难及杜密的自杀》《范滂的人品》《郭泰现象》《名士薰莸》《清议的句号人物孔融》等，作者勾连史料笔记，勾勒这个动荡时代文人的遭逢举止、人生追求、儒家伦理信念和现实政治的碰击以及理想主义的破灭，描绘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士大夫心态底蕴。第二部分从正始名士写起到东晋的谢安为止，如《何晏的学问、清谈和服药》《嵇康的才高与“识寡”》《阮籍的悲剧深度》《刘伶的著作是喝酒》《谢安超人的镇定》等，知人论世，从中映射出中古时代的世态和风习。第三部分则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自抒己见，如《儒的两面：儒学以巧宦兴》《儒的两面：儒学以理想主义绌》《三教鼎立始于唐》等。这些文章笔锋犀利，于从容不迫中寓辛辣味道，吴小如称赞道：“创见新解，触目可见。如果以‘一言蔽之"，则属于大题小作。举重若轻，看似小品随笔，实有力度与深度。一部清谈发展史和对中古文人的品藻，却以轻松灵巧的深入浅出的文字出之，这就大大增加了可读性。我想，如果把满子先生所掌握的这些史料写成一部夹叙夹议的魏晋玄学史，数十万言的巨帙是不难的，而目前这本《中古文人风采》加上后面的‘附品"还不足20万字，却流畅如数家珍，不但娓娓似与读者促膝晤对，且谐谑尖新的快语妙论层出不穷，真不愧为以文学家之灵感来驾驭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能手。”　〔语见吴小如《何满子先生和他的〈风采〉》（《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7月16日）。〕何满子的杂文中不仅有像《中古文人风采》这样渊博精深的学术随笔，也有《人间风习碎片》系列短札式凝缩的杂文，“录下一点人生和历史的色相，诱发人思考”。这类文体类似鲁迅的《小杂感》和《无花的蔷薇》，何满子说：“我写的这些文字，开头倒并未想到要模仿鲁迅的这种文体，而是从黄永玉那里得到的启发。黄永玉每以短小的隽永之语，配他所作的画，似画题而又似讽世的杂感文字，很令我赏叹。”〔语见何满子《人间风习碎片·题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1985年他作《文星雕龙》时，副题就标明“仿黄永玉体”。1992年应《漫画世界》之邀，他又为该刊写作《拟〈无花的蔷薇〉》。《人间风习碎片》共收入419条札记，辐照世相，指摘时弊，少少许胜多多许。如《代表新解》：一歌星骤得大名，荣宠交集于身，被推举为人民代表候选人。选民熟知其人，居然膺选。评论者曰：此人只会唱唱，哪懂政治？怎能参政议政？反驳者曰：政治是众人的事，代表系为代表众人而设，众人中有懂政治的，也有不懂政治的，难道不许人家代表不懂政治的那些众人吗？评论者语塞。 （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记何满子先生,要从《百喻经故事选》谈起。 　　《百喻经故事选》是我编选的一本小书。《百喻经》原是佛经故事,后由印度传入中国。我们熟知的那个财主一心想盖三层楼却不让工匠从一楼开始盖起的寓言,就源于《百喻经》。 　　“*****”中闲读《百喻经》,有了把它改写成故事的想法。回忆来由,不只是鲁迅曾出资刻印过《百喻经》,让它广为流布;也不只是冯雪峰曾经将《百喻经》由文言译成白话,从而普及到一般读者。主要是幼时读林汉达先生写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白,口语化,特别适合朗读,印象极深。我很想一试。 　　三十年前正值盛年,办事有点莽撞。《百喻经》的故事如何写?是“印度版”,还是“中国化”?我曾请教茅盾先生,并请他为书题签。书的插图,请著名画家何韵兰女士精心绘制。书的序言,则由海燕出版社责任编辑代我约请何满子先生撰写。 　　我不认识满子先生,但他看了书稿就写了《序》。这篇《序》,从寓言的定义说到中国古代寓言、印度佛经,再说到《百喻经》的由来、汉译和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浅显平易的文字中挥洒的是学者的识见才情。这是1981年5月的事。由此,我与古典文学专家何满子先生结识。 　　何满子先生,原名孙承勋,“何满子”是他的笔名。我没有询问过先生何以起这样一个名字,但“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诗句所昭示的无疑是一个悲剧。先生与“五四”同龄,1919年生,九十年传奇般的经历可分为三段:前三十年,当过大学教授、报社总编辑,南北漂泊;中间三十年,运交华盖,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出狱,然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更是以“双料分子”身份被发配原籍劳动;“文革”之后进入最后三十年,重操编辑旧业,研究著述,壮心不已。 　　二十多年来,我与满子先生通信不多,他为《寻根》写的也是学术性文章。而回旋在我记忆里的则是杂文家何满子斗士的风采。 　　何满子特别崇敬鲁迅,一生以鲁迅为师。他始终关注现实,感时而发,不趋时,不媚俗,常与时风大唱反调: 　　当金庸武侠小说被文学史家奉为经典时,他指出,武侠小说之所以要批判的理由,是因为它是“一种诱导人忘记u2018全靠自己救自己u2019的逆时代的幻想”。 　　当张爱玲等受到肉麻的吹捧时,他说:“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 　　当“新儒学”“国学”愈来愈热时,他揭穿新儒学天人合一构架上烙着宗法印记,“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绝对催生不出现代文明来”。 　　满子先生议题广泛的杂文,集中了他的阅历、智慧和学养,表现了锐利的批判锋芒。下面一段是多为论者称引的醒世之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等重大灾祸共四次:胡风案,反右,“***”,“文革”。前三次也安得上“史无前例”的定语。至于内部的什么路线斗争,你整我我整你之类,虽也闹得很凶,权要失势、元戎落马的事也时有所闻,但老百姓管不着。而这四次“史无前例”的灾祸,却是延祸于老百姓,有的叫千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则闹得全民没饭吃,饿殍遍野;最后一次几乎是以民族为赌注,想起来至今犹有后怕的。(《由一张旧报触动的u2026u2026》) 　　 　　思想之敏锐,洞察之深刻,显示了人文关怀的大悲悯。 　　满子先生为文,的明矢疾,不留情面,一针见血,直指中心,因而招来“偏执”“守旧”的非议。即使尊敬何先生的人,也会在称赞他“独特个性”“才气横溢”“生气充满”的同时,说一句“火气难抑”。我觉得还是何先生的老友耿庸最了解他,耿先生说,尽管他待人总是温和乃至随和的,却受不了吸血前哼哼地发了一通议论的蚊子的挑衅,金头苍蝇落在饭菜上边舔边拉带菌的屎的刺激,会立时奋不顾身投入对此类邪恶的战斗。秉持良知,疾恶如仇,怎能没有火气? 　　2002年,我编选《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书中要配发学者的简历及照片。我给先生的信中说,最好能多寄几张,以备挑选。先生回信幽了我一默:“总是这副模样,又非时装模特,何必多寄几张。故只寄一张。”同时寄赠了他的杂文集《千年虫》:“聊供饭后催眠之用。” 　　我和何满子先生只见过一面。1993年7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徐家汇他的“一统楼”里拜见先生请益,听他快谈古今。一别多年,近两年每年我都去上海小住,多次想再去探望。但想到先生已九十高龄,就不忍打扰了。2009年5月又有上海之行,决心无论如何要去拜访一次,一了夙愿。我订的是20日的车票,行前一周看到报载满子先生于9日逝世u2026u2026 　　林贤治先生说,何满子先生“作为一位文章家、文艺理论家、古小说研究专家、教育家和编辑家,他的逝世,对于许多相关的领域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有一种损失是超乎一切之上的,那就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亡失”。(《纪念何满子先生》) 　　诚哉斯言!责编:思 源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作品欣赏鹰的诞生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华南虎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汗血马跑过一千里戈壁才有河流跑过一千里荒漠才有草原无风的七月八月天戈壁是火的领地只有飞奔四脚腾空的飞奔胸前才感觉有风才能穿过几百里闷热的浮尘汗水全被焦渴的尘砂舐光汗水结晶成马的白色的斑纹汗水流尽了胆汁流尽了向空旷冲刺的目光宽阔的抽搐的胸肌沉默地向自己生命的从肩脚和臀股沁出一粒一粒的血球世界上只有汗血马血管与汗腺相通肩脚上并没有翅翼四蹄也不会生风汗血马不知道人间美妙的神话它只向前飞奔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坂和凝冻的云天生命不停地自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汗血马扑倒在生命的顶点焚化成了一朵雪白的花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还有滴血的，巨大而破碎的趾爪！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选自《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解读牛汉的诗余 玮 “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牛汉 “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见证“苦难”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博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抒写一行诗。”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幸福不是享受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生命的动力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今天。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还显示着凛然巍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朝向人类诗歌圣境苦苦跋涉的平凡的老人而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动荡严酷的生涯之中，曾渴望为理想世界的创建，全身心地将自己燃烧干净:血浆、泪水、筋骨，还有不甘寂灭的灵魂，都无怨无悔地为之奉献。或许就是由于这点执着而且痴情的精神，才得到读者的理解和信任；也可以说正因为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不灭的信念息息相关，才熔铸成我的真实的人和诗的气质。”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最近《诗选刊》搜狐网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得到读者的认可，我很欣慰。” “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牛汉说:“我一生写过多少首诗，从未计算过，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诗绝大部分是沉重的，这的确是我的终生遗憾。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写一些甜蜜的柔和的诗篇，我苦苦地写诗也正是为了能尝到一滴从未尝到的蜜。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没有写过一首苦味的诗的诗人几乎没有。如果有谁自命为诗人，却从未写过一首苦味的诗，我绝对不信任这个诗人的品质，我更不会欣赏他或她的诗。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咂出一点未来的甜蜜。”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石缘 牛汉的书房不大，但整面墙是书架。书，横的、竖的，密密匝匝，大部分是诗集和文学作品。记者注意在案头和书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形态到色泽全是些未经洗磨打光的天然石，通体裸露着不驯的野性。牛汉与这些石头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谊。 诗人指着一个用精致的木盘托着的大石头谈开了——那是牛汉在湖北古云梦泽服劳役时，有一次在炎炎的阳光下翻土，面前突然出现一块鹅黄色的石头，他弯下腰身，捧起了它，它比一般石头重得多，牛汉用裸身的热汗擦净了它，它像被唤醒睁开眼睛似地闪射出凝重而深情的光芒。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把它接过手，掂了又掂，摩挲了又摩挲，还用舌尖舐舐，对牛汉说:“你找到块宝贝，多半是田黄，不过打磨起来极难。它在地下至少埋没了几万年了。”这位古典文学专家又说:“可以断成石料，打磨成最名贵的图章石。”牛汉心想:为什么要伤害它，把它肢解为图章？不能，决不能！应当保存它完美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经神圣的土地孕育而成的诗的意象。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偌大的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全是褚色的胶泥，为什么只发现这一块石头，它怎么能经受了几万年的深埋而没有化为泥土？”牛汉带回宿舍后，藏在枕边，夜里常常摩挲它，搁在额头，沁凉沁凉的，仿佛有一股清莹的泉水浸润着他燥热的肌体。“我曾试图写一首诗，但没有写成。只记得想写它3个高洁的品性:第一，它坚硬，经得住埋没，抗得住腐化；第二，它沉默，耐得住寂寞；第三，它心中聚着不灭的火，遇到打击，能灿然迸发出来。这块石头(就是托在木盘里的)给了我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从此学会了石头的沉默，发现沉默是最坚固的语言，沉默是最深远的境界，如卡夫卡所说，一个人或许能逃得过歌声(还有诅咒)，但绝逃不出捕捉不到的沉默，沉默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魁伟的身材，炯炯放亮的眼神，声如洪钟，稳健昂首的步伐，要不是一头华发，硬朗得你跟本无法与他80多岁的年龄相并联系——举止言谈精气神十足。采访的那天，没想到恰好是牛汉83岁的生日，中国作协和诗刊社的领导先后向他祝贺生日。“我腰板很直！不，我的脊梁很直。”牛汉的话幽默而有诗的味道。现在，每每有人称羡他身体健康时，他总说多亏了那20多年的劳动改造。一切的不幸被一句轻松的幽默带过，无数的磨难已化作斑斓的人生。 牛汉的夫人吴平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爷爷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是后期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吴平曾在河南洛阳一带和牛汉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吴平在晚年因为骨折而多年卧床不起，全凭牛汉一人照料。“现在，老伴走了，我已成了孤家寡人，也无家务琐事缠身，又可一心一意专事写作了。” “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闲人一个，粗茶淡饭，饭后无事看看书，看看电视，出去散散步，有时候跟年轻人谈谈心。现在我的人生到达了这样一个开阔、自在的境界，可以谈自己的心里话、真话，把心中的疙瘩、块垒吐出来，本身是一种舒畅的感觉，你说是幸福也可以。”牛汉这位山西汉子真有些口直心快。

　　诗作于1973年6月，正是“十年动乱”期间。作者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一次去桂林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只被囚禁的老虎，回到干校后，他就写下了这首《华南虎》。　　华南虎是这首诗表现的主要形象。它有着“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美丽的容貌和强健的形体，但它被囚于人类的牢笼中，远离了广袤的山林——它的精神家园。　　它“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它骨子里蕴藏的那股涌动的威严，反而压迫着、威逼着囚困它的人们。“安详”地“卧”，透露出华南虎对“观众”以及“观众”所代表的生存形式的轻蔑。无论是“用石块砸”“厉声呵斥”，还是“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壮阔、博大的“苍苍莽莽的山林”才是它灵魂和力量的家园。华南虎的“心灵”感到“屈辱”的原因，在于它从此永别了自由的土地，隐身于龌龊的人世间，它深味这世界的苦难、凄凉与无望，内心感到的是无尽的孤独和忧愤。　　人们可以在肉体上折磨它，可以囚它驰骋四方的“健壮的腿”于斗室，可以“活活地铰掉”它充满战斗力的“趾爪”，可以用“钢锯锯掉”它坚强的“牙齿”，但是法西斯般的残忍，终究禁锢不住“不羁的灵魂”。“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暗示着它为自由做过怎样勇士般无畏但却徒劳的反抗。可是，华南虎仍然会不屈不挠不悔地抗争下去，因为抗争是它活下去的全部寄托和现实意义，是它高贵灵魂的有力呈现。这抗争使得作为观众一员的“我”感到“耀眼刺目”，感到“羞愧”，感到灵魂的阵痛。于是，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既是“我”对华南虎不屈灵魂的膜拜，也是“我”的屈辱灵魂的觉醒。　　“我”也和其他人一样，隔着铁栅栏来“观赏”华南虎。但是，“我”毕竟良知未泯，从老虎“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的“血淋淋”的“悲愤”中，“我”感到了沉寂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感到了现世众生的人格堕落。“我终于明白”，“我羞愧”，“我”“离开”，“我”“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这声音来自“我”的灵魂，它代表了有良知、有思想的人灵魂的觉醒。　　这首诗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象征，就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间接地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被囚在牢笼中的华南虎，代表着不屈的生命，执著的灵魂；与之相对的是禁锢自由、代表邪恶的铁笼。通过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表现了诗人对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极度渴望。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从张的散文中才知道苏青。从张的俏皮文字里，我对苏青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一个不爱张扬、性格也温和一些、为别人考虑得很多的、普通又不普通的女子。普通，是因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赖；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的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 *** ”（《我看苏青》）。不普通，是因为一向心性极高的张爱玲还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苏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张爱玲一样凭手中一支笔而走红文坛，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找到她的作品并不容易。我从张爱玲、胡兰成的文中得知她的代表作是《结婚十年》，但完完整整读到它是在1995年，当时在长沙教育街有一个私营书店卖的书都很有特色，我是那里的常客。书店老板为我弄到了当年6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青小说选》，书里收入了她的三部小说，其中就有《结婚十年》。 苏青的真名是冯允庄（1914—1982），浙江宁波人。曾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因结婚、怀孕而中途退学。1935年，以“冯和仪”名投稿《产女》给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从此开始了创作。四十年代初因婚变而成为职业作家，以文为生。1943年，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开始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到1948年底，该书已有十八版之多，苏青也名声大噪。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苏青还进入出版界，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苏青因在沦陷区写作活动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建国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的专职编剧，后因被诬为“胡风分子”而被关进提篮桥一年多，她的创作生涯也就这样进入低谷。“文革”中她在劫难逃，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于清贫潦倒中，一代才女就这样在人生舞台上寂寞地谢幕。 苏青和张爱玲有许多相似处，因此我们今天回看她们的友情和相互理解，总会想到“惺惺惜惺惺”这句配她们似乎有点嫌俗了的老话。二人几乎同时走红，都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奇女子——靠文字和才气赢得了一份可贵的独立生活和独立人格。但福慧不能双修又似乎是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的命运梦魇，她们在情感生活上都不如在文坛上那样幸运，她们是投入了高成本获得自己职业成就的。而苏青尤为辛苦，由于她生活的担子更重（因为她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离婚后有两个是跟在她身边由她一人抚养的），她不得不做许多于传统文人不屑的事，如亲自与出版社讨价还价，甚至自己背着书去卖，等等。因为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她甚至受到同时代许多男性文人的抨击中伤。在这些中伤过她的先生们看来，苏青身为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女文人，自然应该有才气又有温情，最好是还能在男性的文人面前顺从、恭敬、惶恐。锱铢必较，不免显得犹太人气了，有失清高。可是他们很难体会一个单身女文人的过分谦让和不计得失是要有丰富的人脉或经济才撑得住的，而这两者对苏青都堪称稀缺资源。 苏张二人因着先天和后天的差异注定走的不是一条路。张爱玲对人性看得透，透到玲珑透明，丝毫不漏，所以她选择出走大陆，以后的生活虽然也有些紧张波折，但她还能始终以她既赖以为生又赖以慰心的文字生涯厮守。去国四十多年后，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苏青留在了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为越剧团编戏，穿上了列宁装、黑布鞋。她是真心想低下姿势来的，但她没能如愿。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据说苏青的晚景凄凉，贫病缠身，但求速死。苏青死后三年，女儿和外孙将她的骨灰带到了大洋彼岸。苏青历经挫折却还保持一种对生活的纯真，还持有一份对世俗生活的信念和向往、乃至追求，所以不走张的路。据说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造化弄人，她最终还不得不和张爱玲一样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在生前，她在身后。 张爱玲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张力，也不只是惊艳，还有一种冷峻，所以读她的东西时，你往往会患失语症，就像看一个着装绮丽的女子一脸从容在水上滑过，云淡风轻地。你心中叫奇，却被镇住了，说不出话来。放下书，往往会叫你兀的生出一些自卑——怎么你只敢在心里想的、而且想到了也说不出的她就一下点得这么透？苏青的文字则不然，是那种热闹平常的人间柴米油盐，就是写夫妻吵架也是热闹的，是很具有烟火气的那种，所以读苏青的文字，你常常会不由自主进入书中的人物角色，因为那些人物的软弱、庸俗、狭隘、嫌隙和善良、希冀也是我们都有的。苏青也很聪明，但她本质是入世的，所以她想过一种平常生活，她后来没有走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因出版各种版本的周作人和张爱玲而赚了大量码洋，但苏青一直寂寞着。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苦索得不到。还是友人蔚明先生到处打听，找到一本花钱复印了一册送给了她。 张爱玲身前身后都一直是热热闹闹的，就连她在美国的最后那些年，也还有台湾一些报刊的记者蹲守在她住所前，想得到点有关她的新闻满足真伪张迷们，甚至有记者还去翻捡张扔的垃圾袋，想从中扒出点什么炒作。苏青则在她写作生涯本应进入辉煌的时候哑然，沉入在寂寞中。 也许，这种寂寞也合了苏青的意，她本来就是想过平常人家日子的，恰如她的文字惊艳不足，平实倒不乏。所以读过她的小说后，人们会觉得犹如看了一部反映市井人家的生活剧，有感动，记得那些细节真实的故事（如小孩长牙、出麻疹，夫妻为生活小事斗嘴、和好），却不会觉得有什么可供引用的语录或真言值得记下。苏青是你我身边的那种许许多多的妇人，她们甘心把机锋藏起，在家庭和婚姻中消磨自己，只为一家团圆，儿女平安。这样的人太多，也就失去了传奇意义，也就落得寂寞。 话是这样说了，可心里放不下。这些年来，每每看到评论张爱玲的文章，甚至还有高谈阔论胡兰成的文字也屡屡见于一些读书类专栏或刊物，就想起苏青。想起她身前身后的寂寞，从我第一次读到《结婚十年》，我就感到这种寂寞的沉重。就像今天人们说到巴黎和会只谈顾维钧，不谈陆征祥一样，造成这种无视真实的寂寞不可能是资讯短缺，只能说是乡愿。 二人都——终——归于落寞！ 参考网址有一篇比较论，你可以参考一二。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等诗广为传诵。

人教版四年级下期数学期末测试卷(答卷时间：80分钟) 班别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 计分__________一、填空。（每题2分，共20分）1．65＋360÷（20－5），先算（　　　　　），再算（　　　　　），最后算（　　　　　）,得数是( )。2．72＋68＋132= ＋ ( ○ ) 35×92＋35×8= × ( ○ )3．0.057读作：　　　　　　；四百零五点七六　写作： 。4．23．853精确到百分位约是 ，保留一位小数约是 。5．24572600000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是 。6．6.02米=（ ）厘米 3千米10米=（ ）千米6.05千克=（ ）千克（ ）克7．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下面各数。0.7 0.706 0.76 0.67 0.076 8．三角形按角分可分为（ ）三角形、（ ）三角形和（ ）三角形。9．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角是80°,它的顶角是( )。10．把一根木头锯成两段要用4分钟，如果锯成8段要用（ ）分钟。二、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4分）1．3个一，4个百分之一，5个千分之一组成的数是（　　　）。(1)0.345 (2)3.045(3)3.4005 (4)3.4052．大于0.2，小于0.4的小数有（ ）。 （1）1个 （2）10个 （3）100个 （4）无数个3．拼成一个 至少要用（ ）个等边三角形。 （1） 1 （2） 2 （3） 3 （4） 44．在长90米的跑道一侧插上10面彩旗（两端都插），每相邻两面彩旗之间相距（ ）米。 （1）9 （2）10 （3）16 （4）8三、判断。（4分）1．4.5和4.50的大小相等，计数单位也相同。　　　　　（ ）2．钝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的和小于90°。　　　　　　　（ ）3．任何两个三角形都可以拼成一个四边形。　　　　　　（ ）4．计算小数加、减法时，小数的末尾要对齐。　　　　　（ ）四、计算。（36分）1．口算：25×4＝ 360÷36＝ 0.3÷100＝ 120×6＝58－58＝ 1000×0.013＝ 48＋32＝ 84÷4＝480÷60＝ 3－1.4＝ 0÷78＝ 2.5＋0.9＝8.76－4.27＝ 45×20＝ 420＋28＝ 101×28＝8×9＋8＝ 125×7×8＝ 7×5÷7×5＝ 10―2.3―2.7＝2．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并验算。（4分）10－3.06 11.36＋8.54 3．用小数计算。（4分） 5米23厘米＋3米5分米 10千克－3千克600克4．计算下面各题，能简算的要简算。（18分）（125＋7）×8 3200÷25×4 3.27＋6.4＋2.73＋4.625×44 6.45－0.58－1.42 12×（324－285）÷26六、操作。（10分）1．在格子里画一个等腰三角形和一个直角三角形并画出它们的高。（4分）2、填一填，画一画。（6分）七、解决问题。（26分）1．修路队修一条公路，第一天修了3.4千米，比第二天多修了0.6千米，两天共修了多少千米？（4分）2、一辆汽车从某城去省城，走高速公路的速度是90千米/小时，用了2小时，返回时走普通公路的速度是70千米/小时，用了3小时，走普通公路比走高速公路多走多少千米？（5分）3．5名同学去参观航天展览，共付门票费60元，每人乘车用2元。平均每人花了多少钱？（5分）4．24个同学在操场上围成一个圆圈做游戏，每相邻两名同学之间都是2米。这个圆圈的周长是多少米？（5分）5、李红家近几年的旅游支出如下表。（7分）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金额/元 1600 2000 2500 3100 3800 4500（1） 根据上面数据制成折线统计图。　 　 　 　 　 　 　　 　 　 　 　 　 　　 　 　 　 　 　 　　 　 　 　 　 　 　　 　 　 　 　 　 　　 　 　 　 　 　 　　 　 　 　 　 　 　　 　 　 　 　 　 　 　 　 　 　 　 　（2） 观察统计图，你发现李红家每年的旅游支出有什么变化？（3） 估计一下，李红家今年的旅游支出是多少？（4） 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请列式解答。

牛汉（1923年10月23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汀”，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中国现代诗人，七月派成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牛汉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后来回到家乡，在定襄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父亲告诉牛汉，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汉族地区，生活安定，不愿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汉的本名“史承汉”即根据该意思所起，意为承认汉文化。牛汉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共党员。长大成人后，牛汉身高达到1.91米，肩宽体壮。扩展资料：1946年春，大学尚未毕业的牛汉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参与国立西北大学的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将校长刘季洪赶下台。最后牛汉被国民党抓进汉中的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两个月后，牛汉出狱，随即到河南开封任中共地下党的学运组组长，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8月到华北解放区之后，牛汉在正定的华北大学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牛汉潜入北平，充任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学生开展护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时，天安门城楼十分脏乱，牛汉率100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垃圾拉走几大车。当时天安门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牛汉亲手砸开。他们还在城楼里举办了一个历史展览，挂有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牛汉率学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钊默哀。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牛汉

阿垅阿垅（1907年—1967年3月15日），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写有《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67年患骨髓炎死于狱中，1980年获平反。著有《南京》（《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中文名：陈守梅别名：阿垅，陈亦门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杭州出生日期：1907年2月逝世日期：1967年3月15日职业：文艺理论家，诗人毕业院校：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代表作品：《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人物生平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感染。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垅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大晚报》特聘记者曹聚仁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但他只能在88师师长孙元良的司令部根据地图、战报和消息写作。“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阿垅不仅写到了爱国的热情，也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真实的人性。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阿垅）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部队中的种种情况使阿垅失望。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他的影响，阿垅逐渐倾向革命和共产党。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胡风记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坚毅、真诚，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垅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共产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着他，他赞美窑洞像蜂巢，而这里的人似酿蜜的蜜蜂。在诗歌《哨》中，他写道：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在西安与日本友人聊天时，阿垅听说一位日本通信兵写了部关于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尽管是歌颂战争的，但从作者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作者所不及的。阿垅深受触动，他不能接受“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在不断遭到日军空袭的西安，开始写作《南京》。阿垅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士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他说，南京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海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地照着中国的军旗了。正是由于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南京》在解放后没有任何出版机会。阿垅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胡风曾这样形容阿垅：“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这段历史也逐渐湮灭。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如今已经退休的王增铎撰文回忆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他转交给地下党。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乘船离开，一路东下。作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众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与人接触交谈。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由于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中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动，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部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他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中就已查明，但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尽管当时刚入中年，他的双鬓已经斑白了。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阿垅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拍摄过讲述右派群体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说，阿垅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鲁迅逝世后，胡风以及他身边的一批作者，以鲁迅精神为楷模。”彭小莲说，“在他们看来，鲁迅代表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垅不断遭到批判。他的入党申请支部早就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又被压了下来。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独子陈沛由公安局托管。陈沛当时只有10岁，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月15日，来了很多人搜查我父亲的手稿和书信。当时我爸爸说，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就把我带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长万晓棠找我爸爸谈话。我爸爸说，我一辈子追随共产党，我想不到说我是反革命，说胡风是反革命。”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如此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详细解释：“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实际上，早在办案初期公安部门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也对把阿垅定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既然最高领导早已定下了调子，阿垅的命运最终便未能改变。1955年，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垅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垅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他从未在“原则”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在审判中，林希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的林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对阿垅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到法庭。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他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这时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检察院的人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最后判决阿垅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垅的公开表态，等待着阿垅最后的申辩。“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由4名法警押着走出法庭。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时那样。“文化大革命”爆发，阿垅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他每天忍着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一封遗书。他仍然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1967年3月15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位姓刘的公安干警。他将阿垅的尸体送到了火化场。按照规定，这类没亲属认领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还是在火化场工人协助下找到一只木箱存放阿垅的骨灰。在一间骨灰盒停放室的墙外，他深深地挖了一个坑，将木箱埋了进去。陈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时间整理父亲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写出一部父亲的传记。父亲被捕时，他只有10岁。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拒绝去监狱探望。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1963年，阿垅第一次获准与他通信。然而，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他却不敢与父亲联系，来信被退回监狱。这对阿垅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甚至阿垅病重时，陈沛也未敢去看望父亲。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垅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他最后的想法。陈沛向本刊记者出示了这份遗书的复印件。审讯员，并请转达：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予以彻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举行追悼会。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个人作品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底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底地球着火了啊！”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孙郁还说，自己特别喜欢阿垅的诗，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阿垅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从阿垅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orion（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S·M、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

答：七月诗派主要是受艾青、田间创作的影响，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形成了一个青年诗人群。他们的重要的诗论家是著有巜诗与现实》、巜人与诗》.巜诗是什么》等相关知识点。

——我的一点看法 　　一，为两位先生补充两则史料 　　看到曾子炳先生与胡文辉先生有关胡适在雷震案上的相关讨论，很有一些感想，因此写下我的看法跟两位先生讨教求益。关于胡适在雷震案中的变现，曾子炳质疑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认同周弃子的看法。胡文辉则认为胡适的行为无可非议。我是认同胡文辉先生的观点的，胡文辉先生大多是就事论事，每每有议论，都有具体的史料作为证据。曾子炳先生则多是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在史料的论述上似稍显不足。 　　首先我要为胡文辉先生补充一则史料，胡文辉先生认为： 　　胡适仍然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政治上的妥协，不过证明他是一个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不曾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乌托邦里，他们不能不依附在一个最低限度的理性政府之下，哪怕是国民党那样的政府。——而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是在专制与自由之间选择，而是在专制与更大的专制之间选择，只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胡文辉先生的这种论断是无可挑剔的，可算是真知胡适的学者。为了加强胡文辉先生的论据，我还要为他补充一则史料，有了这胡适的原话，这论据就更加无懈可击了。在《钱昌照回忆录》中，钱昌照有一番回忆胡适的文字，涉及这个问题，钱昌照的回忆如下： 　　1948年，胡适到南京，我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我还告诉他陈布雷告诫我的话。胡适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留在蒋的这一边。”（《钱昌照回忆录》143页） 　　第二则史料则是董桥写的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曾子炳相对认同周弃子的看法，在当时，与周弃子有相似看法的是聂华苓，这看法在聂华苓的回忆录中体现得很明显。这方面，聂华苓一直对胡适持保留态度。针对聂华苓对于胡适的看法，董桥曾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写得极好的，对于我们理解胡适当时的处境与心态，很有帮助，因此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董桥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雷震案》中写道： 　　我在那篇《抄录聂华苓的不平》说，这四十年来我倾听为胡适发出的掌声和私语之际，始终摸不清楚的是胡适在雷震一案的心思和举措；我说聂华苓的文章是幽谷的一窗灯火。那篇稿子收进我刚出版的《白描》，高雄郭际冈前两天读了来信说了些他对胡适的看法，说胡先生虽然受西方教育，中国传统思想其实很深很浓，对朋友对部属礼数周到，跟他交往的人都觉得如沐春风。雷震案发那年我和我的同学天天追看报纸，校园老师学生都在细声议论，有的说雷震必死无疑，有的说《自由中国》背后是胡适，国民党不会不给胡先生面子，有的说连苏雪林老师都担心雷案会给胡先生带来天大的麻烦。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此外，胡适一定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台湾不可能走美式民主；韩战爆发后老美支持老蒋去抵抗中共，老美不可能支持任何要推翻老蒋的人，没有老美的支持，争取民主只是口号而已，不会有成效。” 　　郭际冈的推断符合胡适的性情和智慧。我起初不很明白胡先生为什么不让聂华苓他们知道他的顾虑；往深一想，就算胡先生说了，聂大姐他们也不见得会同意：他们毕竟比胡适年轻得多，相信的是黑白分明的抗争，不是顾全大局的忍让。胡适当初反对蒋介石要修宪连任总统，蒋先生对他说：“我不连任，六十万大军怎么办？军心一乱，中共就有机可乘！”胡适听了也忍下来了。 　　二，我们今日还不配嘲笑胡适 　　我的第二个看法则是我觉得我们还不配嘲笑胡适。在雷震案中，我觉得最够格批评胡适的是雷震自己，但雷震恰恰是不仅没有批评，有的只是感激。殷海光与聂华苓固然可以批评胡适，但他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倘使没有胡适，哪里会有《自由中国》？倘使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中国》的灵魂与保护神胡适，殷海光还能不能在《自由中国》放言无忌呢？至少可以说，倘使没有胡适创办的《自由中国》的平台，殷海光还是殷海光吗？而我们大陆知识分子，对于胡适没去看雷震也讽刺嘲笑一番，仿佛这就是胡适与专制者关系暧昧的证据。我想说的是：与雷震案堪堪相比的是胡风案。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台湾有雷震案，大陆则有胡风案。大陆的知识分子固然可以嘲笑胡适不去看雷震，但在嘲笑之前，恕我孤陋寡闻，我实在不知道当胡风被捕的时候，有哪个知识分子去看过胡风？胡适至少为雷震说了很多话，在道义上胡适还是站在雷震这一边，还曾为他写诗祝寿，表示慰问。当胡风被捕的时候，有谁在道义上支持过胡风吗？在当时，面对胡风案，落井下石者有之，保持沉默者有之。除了吕荧为胡风说了句话之外，谁还说话了？吕荧因为说了这话，被我们赞美，杂文家何满子曾写了《六亿一人》来赞美他。吕荧的行为自然值得起这份赞美。但是，既然我们可以赞美说真话的吕荧，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赞美为雷震说话的胡适呢？与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相比，大陆知识分子的表现如何呢？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好好反思我们自己的表现，而是拿表现较好的胡适说事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胡适在这件事表现不够完美，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又有谁比胡适做得更好？在一些事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而又去苛责比我们做得好的先贤，也未免有些不合情理吧。

　　1、作者简介：　　牛汉（1923 10~2013 9 29），原名史成汉，现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曾用笔名谷风。1923 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他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55年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牛汉在“文革”期间，被关入牛棚，从事强制性劳动，于是，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写下了不少诗作。他的诗中比较著名的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已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爱与歌》、《温泉》、《海上蝴蝶》及自选集《蚯蚓和羽毛》等。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2、《华南虎》原文：　　在桂林　　小小的动物园里　　我见到一只老虎。　　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　　隔着两道铁栅栏　　向笼里的老虎　　张望了许久许久，　　但一直没有瞧见　　老虎斑斓的面孔　　和火焰似的眼睛。　　笼里的老虎　　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　　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　　有人用石块砸它　　有人向它厉声呵斥　　有人还苦苦劝诱　　它都一概不理!　　又长又粗的尾巴　　悠悠地在拂动，　　哦，老虎，笼中的老虎，　　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　　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　　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　　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　　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　　全都是破碎的，　　凝结着浓浓的鲜血!　　你的趾爪　　是被人捆绑着　　活活地铰掉的吗?　　还是由于悲愤　　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　　(听说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　　把它们和着热血咬掉……　　我看见铁笼里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我终于明白……　　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恍惚之中听见一声　　石破天惊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　　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和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1973年6月　　3、《华南虎》赏析：　　这首诗作于1973年6月，正是“十年动乱”期间。诗人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一次，他去桂林，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这只老虎的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回到干校后，他就写下了这首《华南虎》。诗人以华南虎作为象征，表现的是自己在困境中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1）．华南虎的形象及其象征意义　　华南虎是这首诗表现的主要形象。它有着“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美丽的容貌和强健的形体，但它被囚于人类的牢笼中，远离了广袤的山林——它的精神家园。　　它“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它骨子里蕴藏的那股涌动的威严，反而压迫着、威逼着囚困它的人们。“安详”地“卧”，透露出华南虎对“观众”以及“观众”所代表的生存形式的轻蔑。无论是“用石块砸”“厉声呵斥”，还是“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高傲的灵魂怎么会向尘俗低头？——壮阔、博大的“苍苍莽莽的山林”才是它灵魂和力量的家园。“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虽然将它的肉体囚困在囹圄中，但是又怎能使它从精神上屈服呢？华南虎的“心灵”感到“屈辱”的原因，不在于观众对它的欺凌，而在于它从此永别了自由的土地，隐身于龌龊的人世间，它深味这世界的苦难、凄凉与无望，内心感到的是无尽的孤独和忧愤。　　人们可以在肉体上折磨它，可以囚它驰骋四方的“健壮的腿”于斗室，可以“活活地铰掉”它充满战斗力的“趾爪”，可以用“钢锯锯掉”它坚强的“牙齿”，但是法西斯般的残忍，终究禁锢不住“不羁的灵魂”。“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暗示着它为自由做过怎样勇士般无畏但却徒劳的反抗。可是，华南虎仍然会不屈不挠不悔地抗争下去，因为抗争是它活下去的全部寄托和现实意义，是它高贵灵魂的有力呈现。这抗争使得作为观众一员的“我”感到“耀眼刺目”，感到“羞愧”，感到灵魂的阵痛。于是，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既是“我”对华南虎不屈灵魂的膜拜，也是“我”的屈辱灵魂的觉醒。精神的高尚终究会战胜世俗的卑劣。——从那掠过的身影中我们似乎依稀可以看到人类的希望。　　2）．“观众”“铁笼”和“我”　　“观众”“叽叽喳喳”“胆怯而绝望”“可怜而可笑”——这是一个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意识的群体。在诗中他们只是一群苍白、概念化的符号。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耻，反而用“砸”“呵斥”“劝诱”的方式来对待高贵的华南虎；他们卑微，即便是面对华南虎威严的背影也会感到“胆怯”；他们无聊，竟会因为从生活中找不到“谈资”和“好戏”而“绝望”。在他们看来，老虎“悲愤”的抗争，显得那么可笑、愚蠢。有吃有喝，不比风餐露宿要强得多？他们自以为是，对自己的“悲哀”却不自知。这首诗中的“观众”是冷漠、市侩，有时还会助纣为虐的群体的真实写照。　　作为对华南虎“专政”的工具，“铁栅栏”“铁笼”“灰灰的水泥墙壁”，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色彩阴暗（与华南虎的“斑斓的面孔”相对）、冰冷无情（与华南虎的“热血”相对）的囚具。愚昧的大众蔑视老虎向往的“苍苍莽莽的山林”，他们不但对自己囚牢一样的生活境况不自知，而且还想用同样的牢笼囚住一切生灵。精神的独立，往往被众生当成洪水猛兽，“两道铁栅栏”形象地表现了他们懦弱的心理。　　“我”也和其他人一样，隔着铁栅栏来“观赏”华南虎。但是，“我”毕竟良知未泯，从老虎“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的“血淋淋”的“悲愤”中，“我”感到了沉寂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感到了现世众生的人格堕落。“我终于明白”，“我羞愧”，“我”“离开”，“我”“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这声音来自“我”的灵魂，它代表了有良知、有思想的人灵魂的觉醒。　　这首诗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象征，就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间接地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被囚在牢笼中的华南虎，代表着不屈的生命，执著的灵魂；与之相对的是禁锢自由、代表邪恶的铁笼。通过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表现了诗人对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极度渴望。

作文标题： 输和没赢 关键词： 小学三年级 本文适合： 小学三年级 作文来源： https://zw.liuxue86.com 本日记是关于小学三年级的日记，题目为：《输和没赢》，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输 和 没 赢 一个输了的人，如果继续努力，打算赢回来，他今天的输就不是真输，只是没赢。 -------- 题记 曾看过刘墉的一篇文章《只是没赢》，刘墉的孩子参加纽约市演讲比赛，没能进入决赛，回家路上刘墉问孩子；“你是输了，还是没赢”？他的孩子不解，刘墉便接着问：“下周在史泰登上的另一场比赛你还要参加吗？”孩子坚决地说，“要！”刘墉说，那么这场比赛你不是真输，而是没赢。 有这样一位饱受肺病折磨的民间思想家，在一次急性肺病发作后被据断了五根肋骨，可他还顽强地又活下来10年。这10年简直是一场大劫难，命运不断折磨着他。他因胡风案含冤入狱，在狱中不断咳血，当局怕他死在狱中，获准他保外就医，病的奄奄一息的他挣扎着回到了绍兴老家。没想到他刚出狱，就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的供应量是定量150克，一个番薯能使他免遭断炊之苦，能吃蔬菜对他来说已是奢望，在饭中放一点点盐，那顿饭便算得上有滋有味了。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咳血后……”可是，在命运给他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后，他没有放弃，还在拼搏着。他一句句的在札记中写出他要说的话，力透纸背，泪湿双颊，一字一痛，这一切化作他的遗稿《无梦楼随笔》。他死后20年，这部遗稿得以结集出版，其文笔才气让思想界震惊不已。他的名字叫张中晓。在人生的比赛中，他没有输。 被人们定以“硬汉”形象，写过《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在生活中也多坎坷，他一生离过三次婚，在与第四位妻子打猎时，俩人乘坐的小型飞机在尼罗河源头附近不幸坠落。他们又换乘飞机飞往乌干达首都，飞机只飞了片刻就栽落到一个种植园中，几秒后引起爆炸。他们从飞机残骸和火焰中爬了出来，又帮当地农民扑灭大火，才赶往医院。妻子玛丽的伤势并不重，伤势严重的是海明威本人，他的病例卡上写了长长的一串：关节粘连、肾挫伤、肝损伤、二度和三度烧伤、肠道机能紊乱…… 到了晚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的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皮癌、精神抑郁症等一大串疾病，使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终于在1961年7月2日清晨，这个硬汉将心爱的双筒猎枪扣动了扳机。 还看过一个故事，一个教练所领导的球队马上要输了，队友们都想放弃，这是教练问：“如果乔丹是这场球赛的队员，他会放弃吗？”队友们回答：“不会。”教练又问：“如果是发明家爱迪生打这场球赛，他会放弃吗？”队友们回答：“也不会。”教练接着问道：“如果是拳王在这时候被打的满地找牙，鼻青脸肿，他放不放弃？”队友回答：“不放弃！”这时教练又问：“米勒放不放弃？”队友沉默了半晌，疑惑的问道：“谁是米勒？”教练微微一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正因为米勒放弃了，所以大家才不知道他的名字。” 《老人与海》这部著作的隽语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体现了英雄的本色。英雄的肉体也许会被毁灭，但英雄的精神是永存的！ 失败后放弃是输，坎坷中拼搏是赢。这次虽是没赢，可拼下去总有赢的那天。英雄总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条信念——永不放弃！自评：看了刘墉的《只是没赢》，有些感触，就写了下来。将刘墉的《只是没赢》附录于此。 只是没赢 今天你参加纽约市的演讲比赛，没能进入决赛，我和你的母亲一起去地下铁车站接你，不是为了安慰，而是为了鼓励！ 　　记得你上车时，我问你的第一句话吗？ 　　我问：“你是输了？还是没有赢？” 　　你当时不解他说：“这有什么分别？” 　　我没回答，只是再问你，下礼拜在史泰登岛（staten lsland）的另一场比赛，你还打算参加吗？ 　　你十分坚决他说：“要！” 　　于是我说：“那么你今天是没有赢，而不是输了！” 　　一个输了的人，如果继续努力，打算赢回来，那么他今天的输，就不是真输，而是“没有赢”。相反地，如果他失去了再战斗的勇气，那就是真输了！ 　　小时候，我读海明咸的《老人与海》，里面说“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击败”：当时只觉得那是一句很有哲理的活，却不太了解其中的意思。 　　后来我又读尼采的作品，其中有一句名言：“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也不太懂，心想，已经受苦了，为什么还要被剥夺悲观的权利呢？ 　　直到自己经过这几十年的奋斗争战，不断地跌倒，再爬起来，才渐渐体会那两段话的道理：英雄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是精神和斗志不能被击败。受苦的人，因为要克服困境，所以不但不能悲观，而且要比别人更积极！ 　　据说徒步穿过沙漠，唯一可能的办法，是等待夜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有荫庇的下一站，中途不论多么疲劳，也不能倒下，否则第二天烈日升起，加上沙上炙人的辐射，只有死路一条。 　 在冰天雪地中历险的人，也都知道，凡是在中途说“我撑不下去了，让我躺下来喘口气”的同伴，必然很快就会死亡，因为当他不再走、不再动，他的体温迅速降低，跟着就被冻死。 　　记得陈光霖伯伯吗？他曾经自己请愿当战斗蛙人，是一个浑身是胆、充满斗志的人。他说过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 　　“当你的左眼被打到时，右眼还得瞪得大大的，才能看清敌人，也才能有机会还手。如果右眼同时闭上，那么不但右眼也要挨拳，只怕命都难保。” 　　可不是吗？在人生的战场上，我们不但要有跌倒之后再爬起的毅力，拾起武器再战的勇气，而且从被击败的一刻，就要开始下一波的奋斗，甚至不允许自己倒下，不准许自己悲观。那么，我们就不是彻底输，只是暂时地“没有赢”了！

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来自“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1949--1978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在当时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在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实现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设想；在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这些文艺思想和政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规范上得到解释。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观念，自然给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讴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劫难，以往的文学史都将“文革”单独列为一个阶段。如果以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为依据，这样的分期是可以的。但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进了“潜在创作”的概念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创作，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用笔表达内心的理想之歌和感情世界，如五六十年代绿原、曾卓、牛汉、穆旦、唐湜等的诗歌、张中晓的随笔、丰子恺的散文、沈从文和傅雷等人的家书等等，尽管他们的个人遭遇、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仍然保持了一种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这些创作文本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发表的，但仍然保留了一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声音，至于它们是在“文革”之前还是在“文革”期间创作，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的话，那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文学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大的文学史阶段。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从1978年算起而不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因为就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当时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文学史发展上比较有意义的是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词，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尽管这一次作代会的路线后来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但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起，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文革”结束后，历尽灌难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反思几十年来国家、民族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们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在“文革”后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中，仍然有不少作家在这一领域开拓出新的成果，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这一“五四”传统的复活。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在“文革”后重新焕发出写作热情以外，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趋向。复苏的“五四”传统中还有一条“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在“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文学理论上有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等问题的讨论，虽然不成熟，却推动了理论界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相比之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许多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起先对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渐渐地圆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叙事话语的改变和个人立场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腑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地发生了调整，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最为活跃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客观上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在主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在启蒙文化受到质疑的时代里，一种新的因素却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等。“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词的阐述，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其创作的作品都可能被时代认可。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竿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共名”状态。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无名”的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30年代的“京派”文人圈文学、南京官方“民族主义”文学、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互相对立的文学思潮并立的格局，这些文学思潮之间虽然也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始终不能使文坛统一成一种共同声音，这种格局似乎有点接近“无名”文化状态。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也可以说，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更为稳固。因为“无名”文化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相对的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90年代有许多作家的社会历史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干脆表示要去认同市场腑济发展中的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在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多么陌生，多么混乱，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也是本世纪文学舞台上的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原先是长留山弟子，本为女娲石碎片之一，为帮助花千骨救治白子画而消散。在墨冰仙的和花千骨的努力下重新汇聚，在番外中转世成为流火。

牛汉原名史成汉1955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天才得以平反，他的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他的人生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歌就是这种生命痛痛感的真实记录。

张闻天,陈云. 陆机,陆绩,黄道婆,陆龟蒙,徐光启,徐寿,黄炎培,董其昌,王圻,徐渭仁 宋庆龄.刘翔,姚明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明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一种用来与神沟通的文体，嘉靖帝信神）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时，严嵩当政为首辅，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倭寇蹂躏东南，侵扰松江，力主发兵平乱。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徐阶则取代严嵩而为首辅。嘉靖帝相信方士，服食“金丹”致病。户部主事海瑞力陈其失。帝怒，要立杀海瑞。徐阶力救，海瑞得缓死，囚系狱中。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帝死，徐阶草遗诏，立穆宗朱载垕为帝，停止一切斋醮、土木、珠宝、织作，凡因言事而得罪的官员一律赦宥，以收拾人心。因事先未和同列阁臣高拱、郭朴一起商量，二人怀恨于心，唆使御史参劾，迫使徐阶于隆庆二年（1568年）致仕回家。因任宰相多年，为两朝元老，人都称为“徐阁老”。借“投献”为名，大量兼并土地。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任应天巡抚，被徐阶政敌高拱利用，勒令地方强豪退出多占土地。险遭杀身之祸，逃至他乡。

　　《诗歌：研究与品鉴》　　【内容提要】本文从美学品格方面对牛汉诗歌进行探讨。牛汉是崇高诗美的创造者。崇高美的真谛在于“从苦难中升起力量”。牛汉诗歌的美学品格总的说来是“崇高”，但具体到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特点。其早期诗作是崇高诗美基调的确立，可用“沉郁”二字概括；其文革时期诗作是崇高诗美的坚持与深化，可用“悲慨”二字概括；其晚近诗作是崇高诗美的超越与升华，可概括为“雄浑、劲健、旷达”六字，亦可据牛汉诗句概括为“浩瀚和肃穆空灵”七字。本书∷来自∷读 a41 书 t18 频 t51 道 阅读无限 z95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f44 书 y36 频 f26 道 阅读无限 z79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n26 书 a53 频 h66 道 阅读无限 q15 赢在TOM读书！　　牛汉的名字与牛汉诗的美学品格本书∷来自∷读 p36 书 o86 频 d87 道 阅读无限 z23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f76 书 g96 频 f31 道 阅读无限 x46 赢在TOM读书！　　牛汉原名史成汉。史成汉这个名字，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而作为笔名的牛汉，却早已烙印在广大读者的记忆里。我这里不是要在牛汉的名字上费口舌，而是实实在在感觉到牛汉这一名字与其人其诗之间具有一种吻合的恰切的关系。早期的牛汉，曾用“谷风”等笔名发表作品，牛汉一名是后来改的，并最终锁定。这是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他从自己的本名“史成汉”中借用一个“汉”字，又取母亲的姓氏——牛，这样既与本名有一定联系，同时更简洁上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字组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应。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人取名字都有一定的讲究。名字不仅仅是代号，还有一定的内含。许多人的名字被人称奇称妙便说明了这一点。“牛汉”这一名字，既有外在的美，又有内在的合理性。“汉”，就其直观的意义讲，可解释为硬汉、铮铮铁汉；它与“牛”字搭配，又增添一种执着、倔强、坚韧的品性。再者，“汉”可解释为汉族、汉人，而“牛”令人想到游牧民族（“风吹草低见牛羊”之类），从而与牛汉具有蒙古血统相联系。这些是“牛汉”这一名字的外在美，而其内在的合理性，表现在它与牛汉其人其诗之间的相像。牛汉身躯高大、挺拔，诗人自己说：“我的身高一米九零，像我家乡的一棵高粱。”①而牛汉创造的诗，又闪耀着硬汉般的力度美，显示出强烈的生命的跃动和“力的舞蹈”（郭沫若句）。诗论家杨匡汉也对牛汉先生做过这样的描绘：“倘若从直观和印象的角度去谈论牛汉，那么，他那身高一米九零的大块头显示男子汉的伟岸魅力，……而他那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尝遍酸甜苦辣而乐观爽朗的气度，会给你一种坚韧不屈性格的感染。”②十多年前的一天，我曾叩开牛汉先生在八里庄寓所的门户，领略了牛汉先生的高大挺拔，也感受到了他对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本书∷来自∷读 q87 书 s84 频 b72 道 阅读无限 p61 赢在TOM读书！　　19**年，牛汉发表了他晚近时期比较重要的一首诗：《空旷在远方》。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本书∷来自∷读 w66 书 b26 频 g71 道 阅读无限 g88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z84 书 s20 频 r73 道 阅读无限 g91 赢在TOM读书！　　他们是距我们很近本书∷来自∷读 l56 书 w66 频 t79 道 阅读无限 b43 赢在TOM读书！　　能清楚地望见的本书∷来自∷读 q77 书 f69 频 l82 道 阅读无限 g38 赢在TOM读书！　　神圣的诗人和发现者本书∷来自∷读 l36 书 n72 频 z78 道 阅读无限 o95 赢在TOM读书！　　不仅望见他们石柱一般矗立的背影本书∷来自∷读 p35 书 b33 频 z40 道 阅读无限 e48 赢在TOM读书！　　还看清了他们海一样岸一样的使人魅惑的姿态和面孔本书∷来自∷读 w13 书 b** 频 u19 道 阅读无限 z48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w25 书 c35 频 z40 道 阅读无限 p47 赢在TOM读书！　　这是歌唱惠特曼和哥仑布的诗句。其中的“诗人”指惠特曼，而“发现者”指的是哥仑布。这两人不仅有着“石柱一般”的高大外形，而且具有“海一样岸一样的”伟大人格魅力。而我觉得，以上诗句，又何尝不是对牛汉本人形象的一种描绘和展示呢？本书∷来自∷读 q19 书 c63 频 w70 道 阅读无限 o50 赢在TOM读书！　　当然，这里不单纯是要在牛汉的高大身躯上做文章，身躯高大的人是可以写出大气魄的诗，但也不全是这样；而身材不高甚至矮小的诗人照样可以写出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诗，这在我们的诗人队伍里也不难找到例子。我们称赞牛汉的高大身材，不过是想说明，读着牛汉的诗，再联系他本人的外在形象，我们会更有一种确确实实的“文如其人”的感受。本书∷来自∷读 y65 书 s95 频 y** 道 阅读无限 j81 赢在TOM读书！　　牛汉是当年“七月”派的一员骁将，至今已有60年诗龄。数十年来，他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最可贵的是，他的诗歌写作能够一直坚持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姿态，他那风格化个性化的歌唱一以贯之，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洪流。牛汉在新诗史中的位置已不可取代，他塑造了中国新诗的硬汉形象。崇高之美已构成牛汉诗歌的美学品格，也是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发展、愈益深化的一种境界。本书∷来自∷读 x48 书 k75 频 n42 道 阅读无限 e44 赢在TOM读书！　　牛汉的诗没有因为抒写崇高之美而使人敬而远之，而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说明他的诗具有一股征服人心的力量。牛汉诗歌的魅力是如何产生的？我觉得来自他一颗真挚自由的心灵。牛汉在1942年曾写下一首短诗《山城和鹰》，其中有这样一句：“自由飞翔才是生活呵！”这是借鹰的口吻喊出的一句箴言。我很欣赏这句诗。牛汉以他多年的创作，实践了这句箴言。保持心灵的自由，永不放弃，这就是牛汉成功的秘诀。本书∷来自∷读 n33 书 r55 频 p34 道 阅读无限 x29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j12 书 v32 频 s42 道 阅读无限 s69 赢在TOM读书！　　崇高美的真谛：于苦难中升起力量本书∷来自∷读 z46 书 p93 频 h97 道 阅读无限 s29 赢在TOM读书！　　本书∷来自∷读 k20 书 y94 频 m18 道 阅读无限 i11 赢在TOM读书！　　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早已为中国美学文艺学界所接受。王国维曾说：“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博克及康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③王国维的话，说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及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关于崇高的理论已传入中国。实际上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早有类似崇高的说法。从先秦时期的“大美”、“浩然之气”，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慷慨”、“风骨”、“风力”，到司空图的“雄浑”、“悲慨”、“豪放”、“劲健”等，再到姚鼐的“如霆、如电，如......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1923年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禾、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抗战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55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1980年秋得到平反。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的生活》（1951）、《爱与歌》（1954）、《温泉》（1984）、《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最为人知的诗作有《鹰的诞生》、《 汗血马 》、《 华南虎》、《 根》、《 悼念一棵树 》、《 巨大的根块》、《伤疤》、《爱》等。 　1940年冬，我想去延安鲁艺学木刻，对绘画很入迷，不仅仅是为学写诗。当时，我相信到了延安一定能写好诗。 　1941至1943年我写了大量高昂的、追求理想境界的诗，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壮志，个人的悲伤写得极少。高中时，我狂热地爱恋着一个女同学，却没有写一首情诗。1946年夏，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郗潭封专程到开封看我，他叮嘱我应该写现实斗争，实际的战斗生活，我写了不少，但没有早年的艺术境界高远，缺乏《鄂尔多斯草原》那样有完整的构思和开阔的艺术境界，宁静，辽阔，纯净，全身心投入。写《鄂尔多斯草原》时，只有十八岁。现在回想，做梦一样，全靠青春的梦想。 　我一生写诗早年受父亲（旧体诗）的影响，追求永恒的宁静，清明的心灵感受，没有外加的，诗外的，有功利目的的宣传理念。我从不空洞地歌颂革命。 　抗美援朝回到北京后写的诗，写得不算好。如《北京的西郊》。但不是概念的，只是没有年轻时那么跃动，纯净。 　1955年后，在干校为什么写诗？到干校后，我这个令人触目的“分子”，杂在各色人等之中，面目渐渐不那么特殊，而且干校后期，留下来的人很少，管制比过去松一些，有了一间独居的陋室，我取名叫“汗血斋”。我与两条狗住在一起，又脏又臭，狗都比我干净。对我来说，“汗血”是最神圣的东西。鹰有汗血鹰，马有汗血马，人有汗血人。我重体力劳动十多年，流了不知多少汗，身上到处都是血口子。我就这么一身血汗，像牲口似的不停地奔跑。这样，有了汗血斋，也慢慢有了写诗的境况与心绪。在那样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回北京了，我已经完全绝望，或者说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时候，是诗拯救了我。下干校时，我借了古典文学编辑室周绍良的《全唐诗》，还有我最喜欢的戴望舒译、施蛰存编的《洛尔迦诗钞》（1975年回京后北岛借去了），还有李贺的《歌诗集》。李贺的诗我很喜欢，他的奇思令我痴迷。杜牧给李贺写序说他的诗中有“牛鬼蛇神”。我当时正是“牛鬼蛇神”。在诗的语言，尤其在节奏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洛尔迦。没有事的时候，除了读诗，就是在干校的山野里转。 　刚刚到干校，住地附近的灌木丛里有一株山茶，正开着白色的花朵，十分显眼，还散发出清香。雨天时，那香气特别浓。沉默无语的“五七战士”经过那里时，禁不住都要看一看，但谁也不说一句话。 　向阳湖对岸有个小镇叫尧嘴，那里人家的围墙多是用野玫瑰编的。春天，到处是绚丽的香喷喷的墙，招引来蝴蝶与蜜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妙的墙。 　我知道干校一带的山野上，什么地方有最美的花，我常常去采摘。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干校连队假日，我“死鬼作乐”，一个人去采花。秋天的山野上，千百种花已经凋谢了，幸而还有不下几十种的野菊花。我走向一个不常有人去的荒寂的山丘，在开始显出败相的灌木丛中，看见了繁星似的菊花。我深深地垂下头，越瞅越多，蓝的，黄的，绿的，紫的，五光十色，像满天明亮的星星。 　在几个山丘上，我踏遍了丛莽，手掌被荆棘划了许多伤痕，冒出了血珠。我采了几种蓝色的野菊，有深蓝如湖水的，有淡蓝如晴天的；还采了几株金黄色的黄菊。花正像人一样，都有各自的风度和性格。当我在一片灌木林里寻觅，突然远远地望见了一穗一穗的红玛瑙般的珠子。我狂欢地奔向它，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它的花可能是非常平凡的，并不引人注目，可是，这种花，往往能默默地结出非常珍贵的果实。 　在咸宁时，我曾经很执著地找兰花。说到处有，我就是找不到。找不到美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反映。在向阳湖的那五年间，我感到一切似乎都在下沉，对大地之中的草木的根发生了异常的感情。平凡的根给予我的喜悦和力量远胜过叶与花朵。我把艰难地扎入地层的根，看作是默默地为永恒的大自然献身的崇高形象。为什么我会被这些潜隐于地下的根所吸引，而且又那么强烈，当然与我那时屈辱的处境、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境界有关系。每当在山丘上、小路边、村前村后，看见那些裸露在地面变成了坚硬木质的扭曲的树根，它们支撑着参天大树，我的心就禁不住紧缩与战栗起来。谁能相信，这些枯干的近乎化石的根里，仍然默默地流着液汁。可我完全相信。 　我在窗下栽了一株青桐，几年之间脱尽了密密匝匝宽大的叶片和细弱的冻僵了的枝条，剩下的树枝都是很粗壮的，尖端呈拳头状，它们紧紧地攒着一丛丛青嫩的春芽。呼啸的寒风摇撼着它们，拳头似的树枝不屈地挥动着，发出嗡嗡的声响。每当静夜，我听着久久不能入睡。 　黎明前后，常常听到嗖嗖的声音，划过静穆的天空。出门仰望，就会看见一只只雪白的长颈鹤急速地从远方飞回来，村边几棵枫树上有它们的家。雏鹤呱呱叫个不停，天空急飞的白颈鹤一声不叫，只顾奋飞。我最初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一声不叫，沉默地飞多么寂寞，后来晓得它们的嘴里都噙着小鱼，还有几滴湖水。 　在小村里还见过天空飞过一大片（几千只）云雀——就像会唱歌的云彩，还有单飞的老鹰。一直想写云雀，但没有做到。我在泥泞的路上走，云雀在天空飞，感受很深。云雀在我心灵里飞翔，歌唱。 　一天，我发现了云雀的窝。万万没有想到，云雀的窝在麦地里，在密密的草丛里。我将云雀的窝（泥与枯草）端在手心，带回住室。云雀这名字起得太准确，一大片会飞的云，会唱歌的云。我应该是这会唱歌的一分子，但我是地上的云雀，只能在地上跋涉，很苦，想飞却飞不起来！我只能让诗像云雀飞向天空。《鹰的诞生》。有一次和炊事员崔成全到沈家湾去挑鱼，他采购付钱，我挑着沉重的鱼担走。沈家湾畔一片湖水。我在树下休息，见地上有天蓝色的蛋壳，而树上面有鹰的窝。很高大的树。我抚摩着一个个蛋壳，感触很多。天蓝色，令我激动不已。我想这是蛋壳里未诞生的鸟的梦的色彩浸染出来的。 　在干校跟小年青一块儿劳动时，捡到一只掉下来的鹰，以为能吃。烤熟了，却没肉，咬不动，全是骨头，像汗血马一样最后倾倒之后全身没有一点血肉。剥开以后，看那身架，飞翔把它的血肉都消耗掉了。他的全部精血都耗光了。汗血马——汗血鹰——汗血人……——汗血斋，在干校后期，我便将自己的住室命名为汗血斋。 　牛八哥我也喜欢。耕地时，牛八哥特别多。牛耕地时，翻出许多蚯蚓。牛八哥与牛相依为命，天然相合，天然的，非人为的，牛八哥还为牛啄食皮毛里的牛虱子，很让我感动。牛耕地，牛八哥在牛背上为牛歌唱，让我感动。 　还有知了（蝉）。在墙上看见一条一条白色的线，顶上有趴着的蝉。唱了一辈子，爬到墙顶上死了。平时飞行，唱歌，最后留下一条白色的发亮的痕迹，死了！死也要死在高处。这种从下向上的原生态的生命欲求感动了我。 　生活中的感悟，云雀、老鹰、蚯蚓的血，我还想写蝉、云雀、一草一木，我觉得一草一木都和我的生命相连，相通。我狂喜，爆发的狂喜！没人管我，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这是天地人间给我的启迪，与为什么服务根本不沾边！ 　我的生命有再生之感。 　我当然不是鹰、云雀、蝉，但它们给了我深深的感触。天上的云雀只在麦地、草丛，在山野里生出来。有一年5月，我在麦地里拾到一只受伤的小云雀，带回来养，几天后还是死了，养不活。这种原始的、自然界的种种生命形态，都很令我感动，一生难以忘怀。人与大自然有着许多相似的命运与习性，这些相似的本性，是永远不会全部泯灭的。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情完整地只属于自己，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后获得的解脱。 　我这一生，84个年头，最让我怀念的有三个地方： 　山西定襄县，滹沱河。《童年牧歌》里写的我家的五棵枣树，每棵树的枣子味道不同。 　天水：1938年4月到1943年2月离开，这是我成长的地方，从1.6米长到1.9米。开始写诗。记得天水每个山谷，万寿庵，玉泉观，都记得很清楚。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中一个石桌子上写诗，写了上百首诗。 　咸宁：沼泽地带。桂花树，湖，鹰，云雀，温泉 　咸宁是我诗的又一个故乡。诗是我的生命，所以咸宁也是我的故乡。咸宁写的诗是我的全部生命；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这是我的性格。每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灌注着我全部的生命力。咸宁让我受难，但1972年、1973年以后，我解脱了，有再生的感觉。就像在天水从1.6米长到1.9米，精神上我从被囚禁、被侮辱到这时才得到一些解脱，所以和早年在西北大学写的诗不同。早年写的诗很单纯，咸宁写的诗每一首都有再生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境界，也写不出《童年牧歌》——回忆童年是重新成长。不仅仅是回忆，没有几十年的大灾大难，就没有这一回的解脱，没有精神的伤疤就没有我的再生。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很鲜活的人，感慨不已。 　天水的诗纯净得像天上掉下的水，一眼看到底。咸宁的诗是大彻大悟后的生命感悟，不概念。如《巨大的根块》，一到咸宁第一天就有感觉，但后来才写得出来。每首诗的萌生与生长，都记得。有些没写出来，我感到抱歉。特别是云雀，蝉，蝉的归宿（在最高处告别人间），还没有完成。想起把蛇蛋砸烂，也很对不起，一群生命嘛！我从小就很少骂牲口、动物。好几次早晨鞋里盘着一条蛇。在山野大便时看到一窝褐色的小蛇，探头探脑的，多可爱。 　我的诗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人和环境就很难理解。咸宁的山丘上到处都是灌木。上面的树枝给砍伐了，下面的根还在生长，血泪的凝结，而形式上尽力平易。每首诗写得很沉重，但也写得清澈。这和洛尔迦一样——他被迫害逃到南美。我和北岛都喜欢洛尔迦的诗。他的诗开发了我，点拨了我。我历经两三年写了二三十首，发表了十几首，数量比天水的少。在天水写得多，但选得少。这不是成熟两个字所能表达的，就是一种再生的感觉。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有人说它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它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我只是想与我生命相通的一棵枫树，是我实实在在在的感触，是这棵枫树的命运。 　在干校时，无论是初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是后期较自由的时候，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都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靠着这棵枫树坐着。它在一座小山丘的顶端。它的伟岸令我敬仰与感念。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 　可是，一天清晨，我听到一阵“啦啦”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都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凭直觉感到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到那片丛林。枫树直挺挺地躺着。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起来。村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几天，我写下了《悼念一棵枫树》。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 　伐倒三天之后 　树叶还在微风中 　簌簌地摇动 　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 　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 　向大自然告别 　（哦，湖边的白鹤 　哦，远方来的老鹰 　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呃） 　有一天，在连队里真的在远处看见三四只麂子在奔跑，非常漂亮，棕红色的。第二天就有农民来卖麂子肉，还有皮 　我很难过。1974年初夏写于咸宁干校的《麂子》是写的干校的实际感受。我写得冷静，含意深：五七干校，不是好地方。一回忆五七干校，令大家很气愤，诅咒那个地方。我的处境，我内心的悲哀写在其中。好漂亮的麂子。悼念？复活？如果知道我当年的背景，就知道决不是简单的艺术概括

　　摘自 “告密”文化是什么心态？　　南汉大宝二年（公元959年）秋，17岁的荒淫皇帝刘长（左金右长）正在宫中与赐名“媚猪”的波斯女及嫔妃宫女玩耍嘻乐，突然，宦官许彦真神色紧张地跑进来，他跪伏于地，声称尚书右丞参政事（副宰相）钟允章在外谋反。　　原来南汉重用宦官，有“太监王朝”之称，钟允章秉政后肃整纲纪，几次奏请诛除几个声名狼藉的宦官，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天，钟允章去南郊巡视祀天的祭坛，他与礼官登坛后，四顾指挥摆设神位，许彦真望见，大呼：“这是谋反！”于是拔剑升坛，钟允章迎头喝叱，许彦真驰走进宫。刘长闻报后，不辨真假，下令将钟允章逮捕入狱，并派礼部尚书薛用丕负责审讯。钟允章与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便泣不成声地对他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没想到薛用丕竟将此话告诉了许彦真，“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尔子报仇邪？"复入白长，并捕二子系狱，遂族诛之”（《新五代史u2022南汉世家》），钟允章因朋友的出卖而遭灭门之灾。三年后许彦真也被宦官龚澄枢使人告发“谋反”，全族被诛。　　一、“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u2022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怀宏图大略，被囚七年里忍辱负重，甚至在长子伯邑被纣王杀死、作成肉羹时，“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记》注引《帝王世纪》）以麻痹纣王，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时，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闳夭素、姜子牙等人四处活动，“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史记u2022周本纪》），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美人计”。纣王大喜过望，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命令放掉西伯，并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纣王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告诉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这小子！”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因为专制者内心也鄙视告密邀宠者。姬昌后来找了个机会讨伐崇侯虎，将其灭掉。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u2022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采取严厉镇压、无情打击的方法，效果显著，当初的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纣王、周历王开始的“钳制民口”、打压“言论自由”的铁血政策发挥到极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害人到头终害己，商鞅最后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u2022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u2022五蠹》）。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u2022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u2022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u2022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u2022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u2022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　　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u2022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u2022食货志第四下》）。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卷七十u2022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换代，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u2022酷吏传上》）。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u2022百官志二》）。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u2022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u2022酷吏传》）。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u2022酷吏传》）。这个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u2022酷吏传上》）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朝野佥载》，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u2022无赖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他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谤，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u2022刑法志二》），告密成为“晋身”的捷径。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u2022刑法志三》）。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华，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u2022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赵申乔身为都御史，疏参本为职责所在，但此事仍仍遭到指责，“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进入二十世纪，推翻了皇权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谁承想血雨腥风仍弥漫神州，如仅因“舒芜献书（信）”一事而最终酿成的胡风案，遭难者便达一千多人，“大革文化命”更是史无前例，现在血仍未凝，风犹在耳，不需我来多言。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据史载，“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u2022文苑传中》），他在诗律方面成就尤大，“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新唐书u2022文艺传中》）。俗话说“文如其人”，但宋之问却是个例外。他曾给武则天当面首，为张易之持溺器（即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因为他们把宋之问视为知己，疏于戒备，被宋之问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逊的儿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导致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睿宗即位，以“狯险盈恶”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死到临头吓得屁滚尿流，不知所措。就是这么一个无耻无行的家伙，居然还曾作诗自诩说：”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题张老松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引起后世统治者的警觉，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u2022刑法志》），之后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到汉文帝时，更废除连坐、肉刑等，贾谊屡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汉书u2022贾谊传》），这代表了多数朝臣的看法和主张，“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书u2022刑法志》）。　　在唐太宗时期，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讦而得到唐太宗的宠信，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一针见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后两句话说得很重，太宗不以为杵，认为言之有理，赏赐魏征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三u2022唐纪九》）。　　宋王朝虽然没有统一中国，而且在军事上疲惫无力，但它铲除了贵族门阀制度，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儒者受到礼遇和重用，宋朝几乎成了中国知识群体的乐园。翻检史书可以发现，宋代是对“告密”行为打击最力的时代。　　皇佑元年（1049年），监察御史陈旭等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仁宗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u2022宋纪五十》）。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指斥缴纳私人往来信件、并以之定罪，而且严禁此类行为。皇佑四年（1052年）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告知皇帝，但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三u2022宋纪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佑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u2022宋纪五十九》）。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卷一三0u2022宋纪一三0》）次日三省枢密院令刑部开具告讦者姓名，议加黜罚：“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十二天后，刑部开具出一个九人名单，这些人均被革职惩处。　　即使在满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列传九十三u2022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如古代中国的儒家体系，现代社会的人权理念；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u2022管晏列传》）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论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分类: 地区 >> 上海 问题描述: 要上海的 解析: 《巴金简历》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了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2年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奖。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王元化——学者一九二零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 *** 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 *** 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 *** 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起，被评为上海市文艺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被评为国家图书奖。 王安忆，上海人， 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后调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等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理解”与“爱”是她的创作宗旨。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

何满子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著名杂文家。解放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汲古说林》、《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杂文随笔集共三十余种。2009年5月8日晚上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中文名：何满子别名：孙承勋国籍：中国出生地：浙江富阳出生日期：1919年逝世日期：2009年5月8日职业：作家、编辑代表作品：《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等简介何满子7岁读《西游记》，10岁以文言文开笔写故事。在年少时，在大家族长大的何满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当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师，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数理化和外语的都是剑桥留学生。其中一位先生说，我的水平早够得上剑桥毕业生了。”在何满子18岁起，抗战、解放战争、反“右”、“文革”一个个运动接二连三，这位生于1919年的老先生一个都没落下，“我出生于1919年，那年五四运动，18岁成年正好又是抗战。”何满子后来到上海投入抗日洪流，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从上海到武汉，又到延安，“我在延安待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一离开延安就被国民党扣留，被送入战干团。”在原洛阳《阵中日报》主编程仲文帮助下才脱离战干团，一路流浪到成都，从此开始报纸副刊的编辑写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何满子来到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却被牵入胡风案中。1955年5月17日，何满子刚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铐，囚犯代号“1046”，“可我根本不认识胡风，且胡风问题只是文学学术问题。和我关在一起的人当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贾植芳、梅林、耿庸。”后来专案组跑遍全国，找不出一点毛病。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归自由。但在反“右”运动中，何满子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文革”中，何满子被遣送回富阳老家种地，直到1978年才又回沪。作品自1978年落实政策之后，何满子真正进入了写作高峰。何满子常常说，他的生命是从60岁开始的。30年间，他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中古文人风采》、《图品三国》等一系列杂文集。晚年何满子先生于2009年5月8日22时36分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1岁。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 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胡风案的材料　　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此后，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说明批判胡风的运动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势头，超出了当局所预期的范围。它从党有条有理的方式变成了恐怖统治，在知识分子中尤其如此。一位观察家在谈到压力之大的情况时说，文化部门经常发生自杀。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最后精神崩溃。　　编辑本段平反　　第一次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 胡风与友人合影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 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胡风案的材料x0dx0a　　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x0dx0a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x0dx0a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此后，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说明批判胡风的运动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势头，超出了当局所预期的范围。它从党有条有理的方式变成了恐怖统治，在知识分子中尤其如此。一位观察家在谈到压力之大的情况时说，文化部门经常发生自杀。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最后精神崩溃。x0dx0a　　编辑本段平反x0dx0a　　第一次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 胡风与友人合影x0dx0a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根牛汉我是根。一生一世在地下默默地生长，向下，向下……我相信地心有一个太阳。听不见枝头鸟鸣，感觉不到柔软的微风，但是我坦然并不觉得委屈烦闷。开花的季节，我跟枝叶同样幸福沉甸甸的果实，注满了我的全部心血。[1]赏析诗人拿根和枝叶作比较，枝叶在地表作贡献，根在地底做贡献，枝叶可以听见鸟鸣，可以感觉微风，然而根不能。诗人通过根这个意象赞颂那些为了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心甘情愿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图享受不辞劳苦，坦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不求名利，只在共同辛勤努力所得的成果上得到完全的心满意足和慰藉的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社会不仅需要“红花”，更需要像“根”那样默默工作、无私奉献的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根》这首诗中，诗人牛汉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坚守者、承受者和奉献者形象。根是理想的坚守者。“我是根”，诗的开头以根自喻，交待了自己的身份，一位不卑不亢、勇于承担的形象跃然纸上。与世俗的向上不同，根“一生一世在地下，默默的生长，向下，向下……”，因为“我相信地心有一个太阳”。甘于生在“地下”，一直“向下”，是源于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对理想的坚守。是啊，岁月给我们白天的同时，还有那可怕的黑夜。在黑夜中摸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信念的灯塔沉没海底。道路可以更曲折，黑夜可以更漫长，但只要把太阳种在心底，生命就会变得明媚而亮丽。根是苦难的承受者。与枝叶相比，根的生活是孤寂的，代表着一种苦难。“听不见枝头鸟鸣，感觉不到柔软的微风”，一切阳光的抚慰、雨露的滋养和美丽的风景都发生在他人身上，上天赐予自己的只有泥土和黑暗!在枯燥、单调、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下，根只是“觉得坦然，并不觉得委屈烦闷”。坦然，来自于对名利的淡泊，对荣誉的漠视，更来自于对苦难的消解，对自己默默承受的豁达与自信!根是幸福的奉献者。正是有了根的坚守和承受，才有了“开花的季节”，才有了“沉甸甸的果实”。我们可以想象，每当花繁叶茂，别人啧啧称赞之时；每当果实累累，人们欢歌笑语之时，根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些什么呢?“注满了我的全部心血”，这是对自己尽了一份责任的满足和幸福，是作为无名英雄的崇高与伟大。默默无闻，忠于职责，不懈追求，因奉献而自豪，这是根的生命价值的内涵。本诗的语言近乎白话。初读全诗，如同听陌生人自我介绍：“我是根……”；再读全诗，心灵却感到阵阵悸动，这分明是一个勇者在诉说自己在厄运面前的沉着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汉”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分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作品欣赏 鹰的诞生 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 华南虎 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隔着两道铁栅栏/向笼里的老虎/张望了许久许久/但一直没有瞧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宠里的老虎/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又长又粗的尾巴/悠悠地在拂动，/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绑着/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老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姓 名： 牛汉 笔 名： 谷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23 民 族： 蒙族 原名史成汉。山西定襄人。中共党员。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外语系学俄语专业，1946年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二年，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1995年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名誉委员。 著有诗集《彩色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温泉》、《爱与歌》、《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十余本，散文集《童年牧歌》、《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等七本，诗话集《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2本。近几年日本、韩国汇编出版了牛汉的诗选集。 《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有 赠 曾卓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我轻轻地叩门，如同心跳。 你为我开门。 你默默地凝望我， 那闪耀的是泪光么？ 你为我引路，掌灯。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 我赤脚，走得很慢，很轻， 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 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 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 我眯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 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 眼睛 。 我的 行囊 很小， 但我背负的东西却很重，很重， 你看我的头发斑白了，我的背脊 佝偻 了， 虽然我还年青。 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 口渴 ， 一口酒就使我醉了， 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 那么，我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 我全身战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我的， 我忍不住 啜泣 ，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 你愿这样握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 你敢这样握我的手穿过 蔑视 的人群么？ 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 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 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 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你的含泪微笑的眼睛是一座 炼狱 ， 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我的灵魂， 我将在 彩云 般的烈焰中飞腾， 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 赏析：曾卓，“七月派”诗人,剧作家,原名曾庆冠,1922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而被捕入狱，在创作他的代表作《有赠》时，已经历了一段囚徒生涯。1961年末经受多年牢狱之苦的曾卓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家里一位平凡朴实的伟大女性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对于一个在孤寂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来说，这样的重逢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有赠》是赠给一位女性的诗。诗歌以饱含激情的语调，借对一位女性的深情倾诉，形象地抒写了对历尽苦难之后的人间温情的真切感受，赞美了给受难者带来巨大精神慰藉和生活勇气的宽容的理解、善良的同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人生劫难中真挚爱情的由衷的感激和歌颂。诗篇表达了一种既是爱情又超乎爱情的崇高情感，一种基于深切了解、信任的博大的爱，一种人间至情；同时也折射出对历史冤屈和现实不公的控诉。 简析本诗所表达情感的复杂内涵及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这首诗作表达的是一种复合的情感，既有重获自由的庆幸，又有无法消除的创伤；既有光明的预示，又有难解的隐忧，它们交织着，一时难以理清，但作者却以一种沉静的态度出之，于平缓中有跃动，委婉中有激切，因而给予读者的美感也是多重的。 真切地袒露内心世界，细腻地抒写情感活动，也是本诗一个明显特点。在“战歌”风行，个人情感普遍受到漠视并为诗所摒弃的60年代，它的创作实属难能可贵。

牛汉的故事：牛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 “承”字写错，被父亲改为史成汉（在文章《我的第一本书》中提到过），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原名叫“承汉”的原因不明。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36年冬在家乡读初中时，13岁的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毫不含糊。1937年10月，14岁的我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家乡。1938年冬天，15岁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加入共产党。”牛汉说，“1938年一二月份，当时父亲在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靠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个名。教画的先生里有一位诗人艾青，不过当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尽管跟他学画画。没有想到，艾青后来既是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和《绵绵土》一样都是寄托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2013年9月29日，90岁高龄的牛汉因肺心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去世。2013年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文学界、诗歌界学者，牛汉生前好友以及家属等80余人出席。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后其父因“承”字不好写而将其姓名改为“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同时，他被《诗垦地》一群年轻诗人邹荻帆、阿垅、曾卓、冀汸、绿原等清新的诗作强烈吸引。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华南虎》作者牛汉，原名史成汉，1923年生，山西定襄县人。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已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祖国》、《爱与歌》、《温泉》、《海上蝴蝶》及自选集《蚯蚓和羽毛》等。牛汉在“文革”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写下了不少诗作。这些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牛汉诗作虽为数不多，却能“写出一点生气”，构思亦很精巧。 《华南虎》一诗写于1973年6月，展示的是“十年动乱”的特定时空。这是一个囚禁生命、戕害牲灵的年代。诗人以一颗敏感的心，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悲怆和苦难，同时也感受到了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屈的灵魂和挣脱禁锢、向往自由的顽强斗争精神。在诗作中，诗人把这苦难和血性赋予了一个有生命的肌体枣被囚禁的华南虎。 牛汉擅于写在生命的扭曲中那不屈的灵魂。《华南虎》为华南虎构筑的，也是一个扭曲生命的环境。它本属于大山与森林，属于大自然的自由的儿子，却被囚禁在铁笼里，供人观看、呵斥、捉弄。这既是现实性的描述，又是超现实的喻指。诗人把环境典型化，把虎人化，以此来写一个不屈的生命，来展示一个执着的灵魂。虎，在这里成了生命与灵魂的符号，铁笼恰是邪恶与困厄的象征，正是它扭曲了原本属于旷野、属于深山、属于野性的生命；也正是在这扭曲中，这生命才爆发出更大的能量，显示出更顽强的意志，更崇高的灵魂。生命之火在暗夜中显示出更加灿烂的光彩；灵魂之光在苦难中得到令人惊异的升华。诗人把充满哲理的思索和充满激情的想象，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影印到处于困厄之中的华南虎身上，控诉了制造苦难历史的十年浩动，嘲讽了冷漠与麻木的“围观者”，颂赞了顽强的生命，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炽热的情感。

曾卓，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等，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02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他临终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

　　你可以只看前面　　牛汉，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父亲为他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和《绵绵土》一样都是寄托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个人简介 牛汗牛汉，现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因为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编辑本段]作品欣赏 鹰的诞生 啊，谁见过，/鹰怎样诞生？在高山峡谷，/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仰望着鹰窠，/像瞅着夜天上渺茫的星星。/虎豹望着它叹息，/毒蛇休想爬上去，/猎人的枪火也射不了那么高！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在哪棵上）/树尖刺破天，/风暴刮不弯。鹰的窠，/简简单单，/十分粗陋，/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还夹杂了许多荆棘芒刺。/不挡风，不遮雨，/没一点儿温暖和安适！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它们在鹰窠里闪闪发光。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啊，有谁看见过，/雏鹰在旷野上学步？/又有谁看见过，/雏鹰在屋檐下面歇翅？雏鹰不是在平地和草丛里行走的禽类，/它们的翅羽还很短小的时候，/就扇动着，鸣叫着/钻进高空密云里学飞。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啊，鹰就是这样诞生的。 华南虎（选自《诗刊》1982年2月号。） 在桂林 小小的动物园里 我见到一只老虎。 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 隔着两道铁栅栏 向笼里的老虎 张望了许久许久 但一直没有瞧见 老虎斑斓的面孔 和火焰似的眼睛。 笼里的老虎 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 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 有人用石头砸它 有人向它厉声呵斥 有人还苦苦劝诱 它都一概不理！ 又长又粗的尾巴 悠悠地在拂动， 哦，老虎，笼中的老虎， 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 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 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 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 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 全都是破碎的， 凝结着浓浓的鲜血！ 你的趾爪 是被人捆绑着 活活地铰掉的吗？ 还是由于悲愤 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 （听说你的牙齿是钢锯锯掉的） 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 我看见铁笼里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我终于明白…… 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恍惚之中听见一声 石破天惊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 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汗血马 跑过一千里戈壁才有河流 跑过一千里荒漠才有草原 无风的七月八月天 戈壁是火的领地 只有飞奔 四脚腾空的飞奔 胸前才感觉有风 才能穿过几百里闷热的浮尘 汗水全被焦渴的尘砂舐光 汗水结晶成马的白色的斑纹 汗水流尽了 胆汁流尽了 向空旷冲刺的目光 宽阔的抽搐的胸肌 沉默地向自己生命的 从肩脚和臀股 沁出一粒一粒的血球 世界上 只有汗血马 血管与汗腺相通 肩脚上并没有翅翼 四蹄也不会生风 汗血马不知道人间美妙的神话 它只向前飞奔 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 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坂 和凝冻的云天 生命不停地自燃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 汗血马 扑倒在生命的顶点 焚化成了一朵 雪白的花 《汗血马》描写了汗血马极尽奔驰之耗尽汗与血,从飞奔到自燃到扑倒的过程,悲壮而奇美，赞颂了它顽强不息、倔强的奋斗精神[编辑本段]《华南虎》背后的故事 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 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选自《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滹沱河和我 从我三四岁时起，祖母常两眼定定的，对着我叹气，说：“你这脾气，真是个小滹沱河。”每当我淘气得出了奇，母亲和姐姐也这么说我。但从她们的话音里，我听不出是在骂我，似乎还带着一点赞美之情；可她们那严正的眼神和口气，明明有着告诫的意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和滹沱河一块说。 滹沱河和我们村庄只一里路光景，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滹沱河。什么是河，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概念。只晓得这个滹沱河很野，很难管束。真想去见见它，看我究竟和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我想它多半也是一个人，比我长得强大，或许只有它能管住我。 …… 当我们走向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旷野时，宝大娘指着前面说：“那就是滹沱河。”但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哪里有滹沱河呀？那里什么都没有。那是灰灰的沙滩，无知无觉的躺在那里，除去沙土之外，竟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我感到异常的失望，滹沱河啊，你丢尽我的脸了！我怎么会像眼前这个喊不应打不醒的滹沱河？ 姐姐和宝大娘说说笑笑地在岸上的树林子里低着头挑野菜，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向她们说的滹沱河走去。我找寻我那个失落的梦，在滹沱河那里寻找我心中的滹沱河。 …… 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那颤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编辑本段]解读牛汉的诗 余 玮 “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牛汉 “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见证“苦难”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博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抒写一行诗。”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 幸福不是享受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 生命的动力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今天。2003年5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还显示着凛然巍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朝向人类诗歌圣境苦苦跋涉的平凡的老人而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动荡严酷的生涯之中，曾渴望为理想世界的创建，全身心地将自己燃烧干净:血浆、泪水、筋骨，还有不甘寂灭的灵魂，都无怨无悔地为之奉献。或许就是由于这点执着而且痴情的精神，才得到读者的理解和信任；也可以说正因为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不灭的信念息息相关，才熔铸成我的真实的人和诗的气质。” 在现当代诗坛，牛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中学生中间，更因为他的不下10篇诗文入选了人教版教材及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学生课本，而有着无数的粉丝。在最近《诗选刊》搜狐网举办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中，68万读者投了他的票。在评出的十大受喜爱的诗人中，牛汉排第5位。“得到读者的认可，我很欣慰。” “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牛汉说:“我一生写过多少首诗，从未计算过，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诗绝大部分是沉重的，这的确是我的终生遗憾。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写一些甜蜜的柔和的诗篇，我苦苦地写诗也正是为了能尝到一滴从未尝到的蜜。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没有写过一首苦味的诗的诗人几乎没有。如果有谁自命为诗人，却从未写过一首苦味的诗，我绝对不信任这个诗人的品质，我更不会欣赏他或她的诗。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诗能让读者咂出一点未来的甜蜜。” “并不是因专家鉴定这块石头才突然变得珍贵起来，我从地下遇到它的那个瞬间就感到它的灵性。” 石缘 牛汉的书房不大，但整面墙是书架。书，横的、竖的，密密匝匝，大部分是诗集和文学作品。记者注意在案头和书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形态到色泽全是些未经洗磨打光的天然石，通体裸露着不驯的野性。牛汉与这些石头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谊。

牛汉，现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因为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