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生活中有哪些新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两种极力书写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的小说潮流，这便是“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反腐败小说”因为对国家意识形态“反腐败”号召的积极响应和对民众呼声的热切表达，加之以大众传媒的着力推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与鼓励，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官场小说”虽然未能获此殊荣，它的社会处境有时还相当微妙，但却有着同样广泛的读者基础。虽然如此，它们却在学术界遭到了冷遇，文学研究界对于它们的学理性探讨，至今仍是难得一见。实际上，虽然它们在思想艺术的创新方面并无太大的推进，但却以对政治领域的丰富书写和对“权力”焦虑的切实表达而有着相当特别的研究价值，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背景上，中国的政治领域从省级机关的政治生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再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乡村选举，都在其中有着相当真切的反映。我们正可以通过对这两种小说潮流的研究，深入探讨在九十年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当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的变迁，并且对政治权力的主要焦虑——即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深入检讨，在此基础上，或许能对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以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益的思考。

政治伦理的严重关切

在“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当中，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准则（即祁智《陈宗辉的故事》中所说的“官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的“官场伦理”（即所谓的“不正之风”）已经对国家意识形态所积极倡导的“人民伦理”〔1〕和最为朴素的“民间伦理”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通过对这种威胁的真切书写和对“官场伦理”的严正批判，“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对当下中国的政治伦理表现了深切而又严峻的忧思。

中国共产党所积极倡导的“人民伦理”，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作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其与“官场伦理”间的严重冲突，在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李唯的《中华民谣》和《腐败分子潘长水》、祁智的《陈宗辉的故事》、田东照的《跑官》、《买官》和《卖官》，以及王跃文的《国画》等大量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当中，都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在《陈宗辉的故事》当中，初入官场的年轻大学生陈宗辉虽然奉持着“人民伦理”所积极倡导的伦理原则，本着全心全意地为离退休老干部们服务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勤勉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但在日常工作特别是在机关分流中，仍然不免有“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和危如累卵的感觉。他的全部的工作努力以及建立其上的自尊与优越，在“学生会副主席”林和平的后台与背景之前简直不堪一击：“他把林和平当对手，并且曾经认为这个对手不堪一击，实在是庸人自扰、不自量力。他垂头丧气，内心深处受了重伤似的……很久才从思想的深处浮出来。”遭受了现实重击的陈宗辉，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原所奉持的“人民伦理”，臣服于旋涡一般强劲有力的“官场伦理”之下，开始寻找自己的后台以保持和谋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陈宗辉的故事》充分揭示出“官场伦理”是怎样吞没和改造着一个奉行“人民伦理”的单纯而热情的年轻“干部”，将一出灵魂的悲剧令人震惊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李唯的《中华民谣》所着力书写的，实际上正是“人民伦理”的尴尬与“官场伦理”的凯旋。小说以老徐作为中心，形成了省委书记——老徐——机关群众这样的伦理关系。老徐的尴尬主要在于，他是以“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民伦理”处理其与上级领导以及机关群众间的伦理关系的。老徐是机关里“最没有权势”的政宣处长，这对机关里的人们不能带来丝毫的实际利益。“单位的人只有在发学习材料的时候才想到还有个政宣处”，所以，他这个“不值钱”且“含金量低”的处长，起初在机关里备受冷落，而其在后来被群众拥戴为书记，也出于机关在权益分配上的等级关系所导致的群众逆反心理。然而，老徐在担任了书记之后，奉行的却是“人民伦理”。他对单位纪律的整肃、他在人际关系上的缺乏变通以及他对集体财物的一尘不染，甚至他对群众疾苦的真诚关怀和他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共产党员意识”的自觉倡导，这些无疑属于“人民伦理”之表率的积极行动，竟都被群众讥讽为“三座大山”而敬而远之，并且被群众借机“推翻”。群众在后来对老徐的又一次推举，也无非认为他“代表大家到省委出头”，可以“为群众办事”，并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这里所奉持的，仍然是实利性的“官场伦理”。

虽然在《陈宗辉的故事》和《中华民谣》之中，“人民伦理”处境严峻，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领域当中，实利性的、不讲政治原则的“官场伦理”并不能够处处得逞。在向本贵《栗坡纪事》当中，我们所目睹的，就是这种令人振奋的政治局面。《栗坡纪事》的整个叙事进程，就是“人民伦理”的坚持和“官场伦理”的溃败。

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当中，诚实守信、知恩图报以及乡亲、血亲和友谊等最为基本的“民间伦理”，也与“官场伦理”间产生了严峻的冲突，从而也产生了“官场小说”

中一种特有的、正面书写这种冲突的叙事模式。何申的《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贾兴安的《一张白纸》和王梓夫的《死谜》等小说，集中书写了来自民间、奉行“民间伦理”的钱旺、国二辉和李小毛等人进入官场之后而与“官场伦理”间的严重冲突，表达了他们在冲突中的困惑与焦虑，以及对“民间伦理”的坚持。何申笔下的钱旺在“海选”中被选为葫芦裕村的民主理财领导小组组长后，极力以乡规民约作为自己的行事依据，奉行着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因此也与奉行着“官场伦理”的乡村领导不断叫板；而在《一张白纸》中，“民间伦理”

与“官场伦理”间的冲突，不仅是其基本的叙事模式，更是其最为突出的主题话语。《一张白纸》所书写的，主要是农民国二辉在“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村长进入官场后的尴尬与不适，文本的叙事进程，实际上就是像“一张白纸”般的奉行“民间伦理”的国二辉不断被“官场伦理”所涂抹的过程。在当选村长之前，国二辉与村民们之间不过是奉行着“民间伦理”的乡亲关系，而在其当选之后，这种关系却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其与村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之间，以及他与所有的乡亲甚至包括其兄嫂之间的关系，均都按照“官场伦理”建立了全新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的建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亲们对其态度的陡然变化：“个个见了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村长地叫”，“一贯势强霸道”、前一天还要与其争水的有财立即对其俯首帖耳，连他的兄嫂也是小心翼翼地将其奉若上宾、以礼相待，原来嫌弃他的小翠家也主动地来谈婚论嫁。更让其惊奇的，是他在原来为乡亲们所做的义务修理，也被后者换算成金钱；另一方面，是他与乡亲之间基于“民间伦理”之上所建立的辈分及长幼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方面，小说中有两段相当有趣的且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对话，一次发生于国二辉与村支书之间：

……刘支书一开口，就冲着国二辉发火。

国二辉吓得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解放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以后别叫我爷，昨夜里我都说你了，当村长，得有个村长的样子……”

另外一次，则是发生于其与村会计白双勇之间。那是国二辉当选村长后的翌日清晨：

刚出门，街东大远里便有人喊“村长村长”。国二辉四处望望，见除了村会计白双勇朝这边走外，并没有其他人，就拐个弯儿大步向西走。

“村长！村长！”白双勇从后边追了过来。

国二辉收住脚步，左顾右盼道：“双勇叔，村长没在这儿，你咋一直喊！”

白双勇笑着走过来说：“村长，你是成心跟我开玩笑，还是昨晚的酒没醒啊？”

“噢！”国二辉恍然大悟。这才忽然记起自己昨天被选上了村长，便连忙说：“双勇叔，找我有事？”

白双勇不好意思道：“村长，以后可不能再叫我叔了，喊老白就行。”

国二辉腼腆地说：“那不乱了辈儿。”

“咦，你姓国，我姓白，啥辈儿不辈儿？”白双勇嘘着嘴说，“从前，你啥都不是，这样叫着没啥，现在你是村长，再在人前这么喊我，既对你工作不利，也要折我的阳寿哩！”

“那呢也别叫我村长，我听着扎耳，浑身不舒服。刚才，你一直喊，我还真以为不是叫我咧。”

…………

国二辉笑笑说：“双勇叔，要是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哥还等着我浇地咧。”

“你先给我改口！”白双勇突然急了，正色道：“叫我老白！要不，以后我就不跟你说话了，也不给你这村长当会计了。”

国二辉吓了一跳连忙说：“好，好，你可别生气，也别为这点事撂挑子，我以后叫你老白，叫你老白”。

白双勇眉开眼笑，递过一支烟说：“村长，支书让你去开会。”

这样一个相当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其所隐藏的，却是“民间伦理”和“官场伦理”之间惊心动魄的交战。甫入官场的国二辉极力奉持“民间伦理”而将其与白双勇确定为“二辉”

与“双勇叔”这样的长幼关系，而谙熟“官场伦理”的白双勇却极力将这种关系扭转为“村长”和“会计”间的官阶关系。很显然，后者的胜利使得他们间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扭转，在此，也可见出白双勇的良苦用心。

权力建构的正当性检思

干部升迁是科层制政治领域中的正常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或组织路线一贯以“人民伦理”作为其基本的考核标准，或者说，只有依据“人民伦理”的干部升迁，才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大量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都曾书写了干部官职的升迁，但我们发现，反映其中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干部升迁，却有着严重的正当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权力建构中贿赂的盛行、资本力量的极力介入以及道德的沦丧，“反腐败”

及“官场小说”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集中书写，充分表现了严正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权力建构之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贿赂”是权力建构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国画》中朱怀镜的升迁，除了其对官场之道的娴熟把握和对官场心理的谙熟之外，其对皮市长及柳秘书长的贿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而《抉择》中“反腐败”战士李高成的市长职务，竟也吊诡地得之于郭中姚等人向省委副书记严阵的贿赂。史生荣的《空缺》、田东照的官场系列小说《跑官》、《买官》和《卖官》，则更是以此为主要的叙事内容。

如果说，《国画》中的朱怀镜、《空缺》中的游小二和《跑官》及《买官》中的郭明瑞、陈晓南等人的“执意买官”，还多是“年龄、体制等因素”使他们“做出违心之举”，从而也使作家及读者不免对他们“表现了一种很深的理解和同情”〔2〕的话，那么，权力建构中资本力量的侵入，却应引起高度注意。前者的正当性危机，只是贿赂者个人出于仕途的考虑而采取的个体行为，这种行为在实施中的无奈以及道德上的游移与羞愧也在小说中多有体现。作为一种严重的不良仕风，其对整个权力体系、特别是不断建构中的新的权力结构体系的正当性，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与此相比，资本力量的侵入，却表明一种日益强大的社会性力量正在萌生自己的政治要求并且试图将资本的力量转换为政治力量，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之下，其最初策略，便是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寻找或培育自己的代理人，甚至是直接进入权力机构，阿宁的小说《无根令》便是以此作为基本的叙事内容的。

《无根令》的叙事模式主要是县委书记李智和小辛庄乡副乡长贡存义围绕着权力而发生的较量。小说题名中的所谓“根”，实际上就是官场中的权力背景。虽然“老百姓的日子”

一直是李智的重要关切，但是，正如小说所写的，“可惜老百姓决定不了他的命运，他的升迁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如果他当不成这个官，这些老百姓就不归他负责了。他就一边歇着去了”。而李智所缺乏的，恰恰是上面的权力背景，所以，他在皮县就被认为是摇摇欲坠甚至是朝不保夕的“无根县令”。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成了他相当重要的精神关切。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小辛庄乃至于皮县先富起来的大户贡天华家。贡家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省、市、县各级均有着牢固的权力“根基”。李智的“无根”与贡家的“有根”

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这也充分显示了资本力量在当今社会的肆虐。正如小说中的赵亚雄所说的：“你们皮县难就难在那些大户身上，个个通天，比你根子还硬”，他们“都想利用政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对贡家来说，就是依持雄厚的经济资本及其在上面的权力根基，首先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即乡镇政府中发挥影响，这便如小说中的人物所曾激愤地指出的：“我们这个乡，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嘛”，现在“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如今他们不光要钱，还要权”。由于“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贡家已“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这也就是贡天华千方百计地要其子贡存义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根本原因。贡家的权力建构虽然在最后未能得逞，但是作品所提出的严峻问题却发人深省，这也让我们对一些资本力量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产生了警惕。

当然，除了贿赂及资本力量的侵入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之外，“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还表现于权力建构中道德的沦丧，其如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及王跃文的《夏秋冬》中潘长水和关隐达的“捉奸”与“告密”，即属此端。

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

任何时代的政治权力都有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权力者需要相信并且也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相信，“他们掌握的权力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他们是更大集体目标或价值观体系的公仆”〔3〕，这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所写的九十年代以来政治伦理及权力建构中的严重问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权力基础的合法性。正因如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才一直强调“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为“主旋律”写作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揭示九十年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且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重新建立、加强和召唤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成了它们相当突出的主题话语。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对于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以“党”、“国家”、“改革”和“老百姓”（“人民”）等主流话语来拯救面临危机的合法性。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主流话语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于小说的叙事人语言中。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上述话语往往在小说正面人物的思想意识中多有体现，这也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相当突出的话语策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老百姓”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最为常用也是最容易与读者亲和的主流话语，所以在《无根令》中的李智、《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以及《抉择》中的李高成等人的思想意识中，底层百姓的生活与命运，才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也是这些小说最为朴质动人的地方。张平的《抉择》是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要高出同类许多。小说的整个叙事，不仅是李高成与腐败力量的交战过程，更重要也更加深刻的方面在于，小说以大量的篇幅书写了李高成的内心焦虑，而在本质上，李高成的内心焦虑也正是对其权利基础的合法性及意识形态的焦虑。正是在经过漫长的理性思考和内心逼问之后，李高成才断然作出了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反对腐败的生死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和“老百姓”等等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而省委书记万永年的总结性讲话，才是小说主题话语最为明确的宣示：“目前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腐败，不仅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社会，腐蚀着我们的人心，而且正在腐蚀着我们的权力，腐蚀着我们的政党”，“只有彻底地清除腐败，搞好廉政建设，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富强！……”小说中万书记的两千余字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长时间热烈的”，或者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几达十八次之多。

这些掌声，无疑是对万书记的坚定热烈的话语支持，这也正如万书记自己所认为的：“大家的掌声，是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拥护和欢迎！也同样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李高成和万永年的话语表达，都是在小说的故事最后，这是不是暗示出，李高成的生死抉择实际上是发生于他理性思考或者是灵魂交战的“告于完成”之后，而李高成与万永年所表达的主流话语，正是现有权力永远存在、臻于万年的合法性基础。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以乡村民主作为题材的小说中出现了另一种状况。从《一张白纸》、《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等不多的此类作品来看，乡村民主中选举出来的村级官员因为其充分的民意基础而有着强大的合法性支持；但在另一方面，民选干部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自己以及选举者们大多只是满足在实际事务及实际利益方面代表民众，意识形态方面的关切尚未被注意。

注释：

〔1〕关于“人民伦理”的论述，请参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段崇轩：《官场：诱人的文学领域》，《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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