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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到18世纪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文艺复兴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这就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免有一些缺陷。首先，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虽然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是他们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和豢养，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而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其次，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等。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2-03 11:06 伏尔泰对于宗教神秘主义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他攻击教堂，对于那些自称为基督代表的人骂得痛快淋漓。他又反对教堂所附会的教义，以为《圣经》如果是来自上帝，那上帝太无知识了。第一他就不知道物理，第二他对地理同样地不知道，第三他也不知道年代学。”伏尔泰又认为，《圣经》并不是上帝做的。“实在说起来，只是一个有疯狂病的无知者在一个极坏的地方写的著作。”“要把这些荒唐的故事当作自然的事来相信，一定要有一种与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理性相反的理性，否则是不可能。”（283页，《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 他宣扬理性的宗教，认为人类道德是天赋的，但不是与无神论相联系，是神授的，但是这种神并非基督教神学的那种神。作为攻击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神学这种“无知”和“疯狂”的思想武器，伏尔泰举起了中国文化的大旗。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国家的治理足以证明这种宗教神秘主义和专制的不合理。他了解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依靠神启的宗教，不需要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灵。“他们（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８６页，《风俗论》，同前） 在当时宗教专制的欧洲，人们乍听起来很难相信，一个国家没有宗教的指引也可以治理有序。但是因为来华传教士的介绍，欧洲终于发现了东方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毫无疑问给了已经试图摆脱宗教压制的欧洲人巨大的思想支持。 正如赫德逊所说：“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勇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所培植起来的对中国的赞美转用于反击教会，他们以中国为例证明法国可以有道德而治理良好，无须一个教士阶层掌握着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２７０页，《欧洲与中国》，赫德逊著） 需要一提的是，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他的局限性。他认为不能把中国文化完全归于无神论。他并以中国庙宇中一幅对联作为中国人信神的证明。对联说：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横批：万有真元 实际上，这幅对联不能证明中国文化是有神论。这里所谓的主宰，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神。如果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就知道无论是儒释道，其核心精神恰恰不承认这种有人格的主宰。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勉强来说是“道”的思想，承认世界有它本来的自然规则，生生不息。中国禅宗就说到：“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的“性”以及“道”，并不等同基督教的上帝。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伏尔泰看到的中国的“神”却与当时欧洲宗教势力所主张的绝然不同。他的眼里，中国虽然有宗教，但是没有神秘主义，中国人信的神是理性的神，跟自然相一致。所以也可以说，伏尔泰在中国文化中看出了“自然神”。这也是许多其他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共同之处。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提到中国与法国的宗教比较时说：“当他们已经有了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高卢人所信奉的最高的神灵：译者注）还没有出现哩！”（88页，《风俗论》上）也可看到他认为中国有宗教，不过没有如同当时欧洲那种“迷信”和“野蛮”的宗教。他也正是以他所认为的这种理性的“宗教”来抨击欧洲的专制和神秘主义的宗教。 伏尔泰看到中国戏剧的劝善惩恶的内涵，根据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了戏剧《中国孤儿》，讽刺欧洲的道德败坏的情形。他还表示，“这部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的。”他的这部戏1755年8月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在把欧洲正在流行的“中国热”推向高潮的同时，也把他的中国文化观广泛传播到欧洲。 在剧本中，他假托剧中人物赞扬中国文化和中国的道德，也表达了对孔子的仰慕，所以剧名下又加了副题《五幕孔子的伦理》。他希望通过对中国文化和道德的赞美，来触动当时的法国。 第一幕第一场有这样的段落：“在当初我也曾经私下转过一个念头，想用我们中国文化的力量，把这一只野心勃勃的狮子收服过来，用我们的礼教道德感化这个野蛮的鞑子，叫他归化中国。……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以来，有的是高尚的艺术，有的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净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世代代可以夸耀世界的立国之宝。”第四幕第二场借成吉思汗的口说：“尽管我不愿意，我还是崇拜他们，却又为他们带上了桎梏，我发现其著作教育了全天下。我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手艺精巧和人数众多的民族。其国王以智慧为其势力的基础，以其已归附邻居为幸运的立法者，不用征服而统治和由风俗习惯行使政权。……我的心在暗中嫉妒他们的道德，作为胜利者，我想与失败者齐身。”第四幕第四场又借剧中人说：“我们的国朝（宋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换一句话，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用不会灭亡的。”剧中末了成吉思汗借主角易达迷（IDAME）来赞美中国文化：“你把大宋朝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宣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王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３）受理学思想的影响 伏尔泰所论述的理性道德的许多重要方面，比较明显受了宋儒理学的影响。朱谦之先生引证了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在《支那思想与法兰西》一书中的分析。伏尔泰在《自然法赋》序言中借出版者的口气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关于从一切启示宗教乃至最高存在性质的一切议论里独立出来，确立了普遍的道德之存在”。在这里，他强调了从宗教专制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也是普遍的道德的新道德。另外，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顺从理性的实践行为，这简直就是所谓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方法的翻版。儒门强调的“克己复礼”、“吾日三省吾身”、“学而时习之”等无不在揭示这种修养。 在序言里，伏尔泰还强调羞耻之心与理性同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在《自然法赋》的初篇末尾，他说到自然法的普遍性，说“吾人与生俱来之悠久的存在，一切人之心中同样有其萌芽。从天所授的德性，由人来表现，人却为私欲或迷误蒙蔽了它”。这里和宋儒强调的“天理人欲”和“存天理去人欲”同出一辙。伏尔泰也认为罪恶是暂时的，“无论人欲如何兴盛，在内心深处常有法则和道德俨然存在。” 更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和中国宋朝的程朱一样，把自然法即“理”不只看作是道德的原则，也认作是宇宙万物的原理。星辰运行，风雷变化，草木生育、鸟飞兽走，都不出于这个普遍的“理”。结合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赞叹，很难说这种思想不是受了宋儒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自然法是政治的基本，尊崇自然法是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由他看来，国王是“自然法之勤勉的执行者”；只要人人明白自然法的大道理，努力去做，就可以使国家太平。（２９０页，《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可以看到，他主张以中国人所推崇的理性道德和中国的自然思想来挽救欧洲的种种弊端。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10-02-03 11:30 少点啊 考试抄 捡重点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2-03 16:10 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这就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