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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少轻狂差点被杀,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遇于洛阳,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
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等待杜甫的仍旧是失败。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
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
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严重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
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他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
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样正是这样吧。
2.杜甫小时候很贪玩,连板凳都坐不住,长到五六岁连一首诗都记不住。让爷爷很生气。在爷爷的严厉管教下,杜甫改掉了贪玩的习惯。发奋苦读,为了练好诗,他练习的习作装了整整一麻袋。杜甫成名以后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心得。那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晚年的杜甫开了一家药铺子,因为杜甫他做人很正直,做生意当然也是一样,他卖得药材都不贵,老百姓也都负担的起。所以药铺开了没多久镇上的人都知道了杜甫开的药铺,就都去他那里拿药材。所以镇上其他的药材老板就很眼红,打算联合起来欺负杜甫。
就在当地的衙门书吏那里去撒谎说杜甫看不起那个书吏。书吏就带着人去杜甫的店里找麻烦。那个书吏拿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药方去故意为难杜甫,说如果杜甫抓不出这几种药就把杜甫一家人赶出这个镇子。
可是杜甫的才学一看就知道药方上写的是什么,很快把药给了衙门书吏。书吏顿时对杜甫服气了。并警告镇上的人以后不能再找杜甫的麻烦。
4.相传杜甫小时候,因父母早逝和姑姑一同居住,后来一种传染病盛行,他和姑姑家的孩子得了一样的病,因为大夫说要躺在东边的床上才能好,可是在东边只有一张床。
所以他姑姑就让杜甫躺在那里,之后自己的儿子死了。这让杜甫深深感到自责,也是为他日后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5.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
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
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
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
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
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
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
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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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小时候很贪玩,连板凳都坐不住,长到五六岁连一首诗都记不住。让爷爷很生气。在爷爷的严厉管教下,杜甫改掉了贪玩的习惯。发奋苦读,为了练好诗,他练习的习作装了整整一麻袋。杜甫成名以后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心得。那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712-770),字子美,出生在河南巩县,唐代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别后人称为“诗圣”。他诗中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在朝廷做官,父亲曾任司马。杜甫从小就志向远大,最崇拜的是远祖杜预,他是晋代的名将,多彩善战,懂得法律、经济、工程,还曾注解过《左转》。
杜甫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幼小的杜甫寄居在姑母家里。姑母不光教孩子读书识字,对他的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和表弟每天在一起游戏玩耍,写字学画。可是一场大病把兄弟两人击倒了,姑母悉心照顾杜甫,把杜甫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表弟却病死了。这让董事后的杜甫难过了很长时间。在姑母的精心照顾下,杜甫涨到十几岁时,已经健壮得像头小牛犊,一天到晚欢蹦乱跳的。姑母家的院子里种着梨树和枣树,八月秋风送爽时,树上梨黄枣红,他简直像只顽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帮助姑母摘梨打枣,欢声笑语飞满庭院。
童年的岁月烂漫而朦胧,许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泯灭在记忆的长河中。但是杜甫6岁时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到晚年仍然记忆忧新。“剑器”是一种西域民族的戎装舞蹈,动作刚劲,节奏火爆。公孙大娘是当时最优秀的舞蹈家,伴随着有力的音乐,她忽而从天而弱落,光彩夺目: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舞。当时的情景是万人空巷,掌声雷动,矮小的杜甫剂在人群中,忘情地欢呼。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众着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多年后,杜甫特别赋诗纪念当时的情景。看来,舞蹈、书法、绘画、音乐、诗歌,是彼此相通的。据说,但是草书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之后,书法大有长进。这种激昂顿挫的舞姿,对以后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也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杜甫7岁时开始作诗。儿童作诗,往往以动物为题材,杜甫咏的是神鸟凤凰。在古人心目中,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这似乎是一个预兆。
因为杜甫一生心系国家,虽然他颠覆流离,但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困顿不堪,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光环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杜甫写“诗史” 安史之乱结束了。这对于饱受战乱痛苦、盼望安定的百姓来说,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时在梓州(今四川三台)过流亡生活的诗人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一样,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琯(音guǎn)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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