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ugus I Ward，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毫无疑问，它是此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因而可以说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一度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可以肯定，对于这一事件前后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关键一环。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稍具体，却又较多地侧重于介绍美国政府的反映，对中共方面的政策考虑则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①A]，但愿本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中共中央派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同意安排见面，但应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②L]。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在这次接触中，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所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无疑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正如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③L]。 5月17日和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中共应信任和谅解司徒。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6月6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①M]。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继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②M]。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此时对司徒雷登已无信任可言，但仍在继续接触。这也就是当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的原因。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的信称：毛泽东已经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陆志韦的信是特意交给中共中央看过的，当然也是得到中共领导人赞同的。17日傅泾波再见黄华，特别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今后再以私人身分返回北平从旁赞助的情况后，虽没有再提司徒雷登希望返美前访问北平一事，毛泽东仍旧迅速做出批示：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③M]。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 6月27日，傅泾波携来陆志韦16日信，表示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④M]。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都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中共并无丝毫损害。从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7月1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来自然不了了之。9月，司徒雷登正式申请于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 六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政策确实相差太远，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为谈，对美国政策之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除历史因素外，还有现实因素，共产党人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政府在华人员的种种活动中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的可能。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政权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像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几乎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同时。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于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等情况，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相。这表明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中共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一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①N]。 中共中央采取的第二个强硬行动更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中共尝试采取某种策略，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根本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甚至根本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基调，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②N]。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③N]。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①O]。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②O]。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员[③O]。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