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法律确立明确的军官佐的职阶和官位对应关系。职阶是指该员所任军职的相应军衔，即该军职能叙任的最高军衔，而官位是指该员根据资历、功勋的条件所叙任的军衔。当然，在国军中把军衔称为阶级等词汇，称为军衔则是人民解放军的做法。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大体上国军的职务军衔和职务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做：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副营长，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副旅长，少将——旅长、副师长，中将——师长、副军长、军长、（集团军）路军正、副总指挥、正、副军团长、兵团正、副司令、绥靖公署正、副主任、方面军正、副司令，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二级上将——个别军长（一般需要兼任省政府主席之类的重要职务）、路军总指挥、正军团长、绥靖公署主任、方面军司令、战区正、副司令，一级上将——1935年授任在军界德高望重的九人，且采用定额制度，即退役或者除役一人则可择优从高级将领中晋任一人。在大陆期间只有程潜、陈诚、白崇禧三人获得晋任一级上将的殊荣。特级上将则从1935年设置直到1980年取消，自始至终只有蒋介石独有。 这种职务军衔实际是临时军衔，就是按照军官所任职务佩带军衔符号，任什么职就佩带什么职务所对应的军衔符号，职务下降或者取消军衔也随之降低或取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1936年2月29日发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中规定陆军中将军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上将衔(临时军衔)授予将来有可能正式晋升为该级军衔的军官，加衔者只是佩带二级上将军衔符号并享受二级上将的薪俸待遇。这一制度不适用于海军和空军的中将军官。而且，职务军衔的授任并不必然在国民政府公报上予以刊载，而正式叙任将官军衔则绝大部分都在国民政府公报上刊载。 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 第一条，陆军中将依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先加上将衔。 第二条，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 第三条，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 第四条，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 第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自条例施行起共授予四十多人中将加上将衔，此军衔到1958年正式废止。但是，对于陆军中将以下的各级军官以及海空军军官的加衔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实践中却又实际上实行了类似于加衔的职务军衔制度。实行职务军衔制度的初衷是，既可以在战时把更大的职责交给军官，又可以避免在战争结束后出现过多、过滥的高级军衔。而且按职务军衔佩带军衔符号，可以实现职务和军衔符号相一致，便于对部队的作战指挥和平时管理，有利于调整新老军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军官的积极性。 所以经常会出现，职务军衔比实际军衔高的情况。典型的如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生前穿着中将戎装照片随处可见到，可是他直到1945年3月8日才叙任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次年死于飞机失事后才追赠陆军中将。至于抗战期间屡建殊勋的张灵甫自从1937年由于抗战爆发而被特赦，担任第74军51师153旅305团上校团长，1938年的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以后，相继升任58师副师长、师长、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虽然战功赫赫，职务也一路飙升，职务军衔也早已经任少将军职，但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947年5月16日，时任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战死于孟良崮以后，1947年7月30日追晋陆军中将。张灵甫死前所佩带的中将军衔标志也是职务军衔。而张灵甫的老上级第74军的老军长王耀武虽然职务军衔早已经是中将，但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晋任陆军中将，时任第24集团军司令。不久，王耀武升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下辖：胡琏的第18军，辖第11、18、118师；韩璇的第73军，辖第15、17师；施中诚的第74军，辖第57、58、191、196师及暂编第6师；李天霞的第100军，辖第19、51、36师；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辖第14、新编22师。王耀武直到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后被俘也始终是中将军衔。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军的中将军衔是一个跨度很大、涵盖面很广的军衔。 至于，现在有些人认为张灵甫为了能够凭借自己的战功而晋任上将军衔，所以，轻敌冒进而在孟良崮被我军包围。笔者认为这实属主观臆测。因为，自从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以后，获得上将军衔（包括特级、一级、二级、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笔者经过统计分析注意到，在黄埔军校前七期的毕业生中，只有胡宗南在大陆期间于1945年10月3日获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1935年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一师师长，而且成为黄埔毕业生中第一个军长（1936年4月任职）、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远比张灵甫高得多的胡宗南也不过如此。职务与张灵甫基本相当的黄百韬1943年4月26日晋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在孟良崮战役期间，担任整编25师中将师长，1948年11月11日在碾庄兵败自杀，时任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月19日追晋陆军上将。而同样位列五大王牌之一的孙立人已担任新编第一军军长10个月之久，才于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而且，解放战争期间的国民党先后组建的22个兵团的司令官也都是中将军衔。对此，张灵甫自然也是了然于心。所以，说张灵甫急于争功、轻视同僚是对的，说他急于借此晋任上将则缺乏事实和理论根据。 国民党军队军衔制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把还在小学读书、只有12岁的儿子马继援，委派为青海省南北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更为荒唐的是，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竟然给予正式命令，发给了委任状。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一些地方军阀，手中不过万把人最多几万人，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 将官：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 校军：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海军士兵分八级，称谓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佐衔，最初等级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但改变了称谓，即在军官衔的前面冠以专业名称，如“军需少将”、“军医中校”、“军法上尉”等。1934年以后，军佐衔改用新称谓，将级军佐衔统称“监”，校级军佐衔统称“正”，尉级军佐衔统称“佐”。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现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在当时主要军事国家中是比较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比较复杂。除了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档次外，还有中将加上将衔和追赠上将几种。 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衔级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 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常服的军衔标志，抗战结束前都是金版领章上缀3颗三角星。抗战以后，常服的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因此，也分别被俗称为“三星上将”、“四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有人是死后才被追赠的，如张自忠、廖磊等；还有人生前死后都为正式晋升二级上将，如钱大钧、罗卓英等。 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对驻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地的武职官员，颁行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于清末的军官衔称：一等一级称都统、一等二级称副统、一等三级称协统，二等一级称都领、二等二级称副领、二等三级称协领，三等一级称都卫、三等二级称副卫、三等三级称协卫，此外还设有准卫一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