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一本书上找到答案，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舟教授，是著名的左翼学者，他在研究苏联为什么为什么变修这个问题上深有造诣。并且著有一本书，叫《红色工程师的崛起》，该书几乎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书中的大致内容是，各国战后的资产阶级都通过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教训得出了要给工程师和技术知识份子高待遇，让他们成为出谋划策但毫无决策权的高收入智囊的结论。 我们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都知道，生产资料所有者有两个决定性特征，一是对整个单位（资本主义下是公司）创造的财富具有分配权，分配到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成本的工资）之外的就是利润。第二个就是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决策权，决定你如何经营，至于选举官员那也是必须的。 而社会主义主张工人阶级的公有制，意思就是所有工人都有分配权和指导权。前者并不难，投票就行啊。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人就能采取不记名投票决定工厂下一阶段开工多久以及采取何种模式的提案，而且随着互联网信息流通发展，这在今天更为简单，阿连德就曾经构想过工人裁决的控制论民主生产机制。 但是后者就麻烦了，工人不知道怎么指导经营，尤其是随着社会化大分工。这需要专业知识培训，也就是俗称的工程师。而苏维埃由工人民主（苏维埃这个词在俄语里就是“自治民主议会”的意思）被特权窃取就是来自这里。因为苏联的前身沙俄，那是号称“帝国主义最拉胯的一员”。而战后美英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悬在头顶，要进行工业化，你让工人指导生产实在不行，培养这样的工人很费时间。所以只好启用沙俄时期的高级技术员，这些人就成了享受特供的智囊。 这是为了打赢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不得已的手段，但是代价也是高昂的。臭名昭著的乌克兰大饥荒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技术精英为了夸大自己的KPI当然得虚报了，地方特权也跟着合谋，斯大林本人肯定知道，可惜知道你还是得顺着做。除了这帮货，你也没办法进行工业化。工人长期以来只能投票在这些技术精英提供的方案之间做选择，很熟悉对不对？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比烂式选举。而渐渐地，工人丧失民主意识，技术精英便成功诱骗工人把民主权力交给了经理。 但是斯大林也不打算长久任用他们，他的确想过战后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战局已定时，斯大林就提出“布党以后就当个行政和策划组织，立法等权利彻底移交给苏维埃民主议会”。可惜，被否决了，很简单啊，特权集团想要继续把持权力，但是他们自己不懂如何指导，旧的技术精英不甘心自己旁落被新兴的技术工人取消特供，于是两边一拍即合，一个以特权份子掌握权力，旧技术精英出谋划策的集团成功吃掉了苏联。 然后，苏修时代，苏联一直鼓励“高学历高待遇”的神话，并且严格卡死高技术知识的获得，并给予他们十分优厚的待遇。目的就是把他们绑在自己的利益链条上，他们不断培养的技术精英没有权力却有十分优厚的待遇。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维持这套机制，和苏修时代一样的波拿巴机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在同时期很多右翼威权乃至极权国家都有这个套路。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的韩国，佛朗哥掌权的西班牙。虽然国家的要职都由军人集团包揽，但是他们都有一批经济学家作为智囊，“金在益帮全斗焕恶补经济学”这梗就是这么来的。而今天西方国家对技术人员的高待遇也源自于此，要把他们从工人中剥离出来，一旦他们进入工人群体并将知识广泛传播，指导权不再为自己所独有，那么，那个幽灵就在眼前。 实际上不仅极左，极右也被这个困扰。国社的军政府里掌握要职的是戈林的空军军官团，负责市级行政的是党卫军，这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贵族亲自操刀时德国军工生产跟挤牙膏一样。直到凯特尔把戈林从空军军官团挤走并启用施佩尔的智囊团（别问我为什么凯特尔一个陆军元帅成了空军军官团的头子），德国的军工才算进入状态。那么看以下信息：勃列日涅夫：冶金工程师 乌斯季诺夫：海军炮兵工程师 波德戈尔内：食品工艺工程师 苏斯洛夫：经济学研究员 葛罗米柯：经济学研究员 柯西金：纺织工程师看出共同点了吗？勃氏开始时，苏修的核心权力层被一大批技术精英所取代。我们知道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提过，托拉斯垄断组织其实已经给出了集中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虽然那是资本家主导的，但至少有了一个构想的初始模板。 那如果以此类比苏联，就更明确了。苏修的掌权集团是很微妙的存在，他们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存在有不同，但还是可以类比的。西方国家政府对标公司的智囊团，他们负责的是策划和执行但没有决定权，而那个夹杂反映了各个群体争吵的议会选票才是股东的声音，尽管劳工阶级时而让敌人退却，但是整体还是支配阶级主导。 苏修微妙在，策划的智囊和决策的掌权者是同一个存在。但这其实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的模式，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决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分配为利润和人工成本），也决定如何控制生产指导。而这，就是苏联变质的根本。 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鲜明地意识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巨大效能差异，因而他认为“按劳分配”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在苏联的变质上得以证明，苏联的前身是“帝国主义最薄弱一环”的沙俄帝国，占比80%的文盲乡村人口。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快速工业化就是必须的。 而这个时候，脑体效能差异的结果体现出来了。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进行专业生产运营策划需要的知识强度也越来越高。传统劳工无法完成任务，最终斯大林决定启用沙俄时代的技术精英以培养劳工自己的知识份子。于是，苏联开始渐渐完成他真正的历史任务，但这也意味着苏联必然的毁灭。 新兴的技术精英，他们有专业知识，在生产投票中，体力劳工面临着和美国选举一样的两个下等方案里拔高个子的情况。但他们没有选择权，脑体劳动的效能差距使得技术精英轻视体力劳动。而随着技术精英慢慢以这种方式夺取了方案决定权和分配权，最终，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改变了。于是，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集决定，分配与策划三权于一身，兼备智囊和掌权者两重身份的新阶级，也就是特权阶级。 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传统西方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有这种现象。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已经难以有能力策划生产了。他们只能花钱雇佣技术精英作为智囊，但是依然依靠对财富分配和最终方案决定权将技术精英作为工人贵族。只要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资本主义体系就能继续维持。在苏联是另一种情况，工人贵族被培养出来，但是很快他们便不再是工人了，而是特权阶级。 这一套不仅在苏联，同时期右翼国家都遇见了这种问题。纳粹德国早期的大小政策从策划到决定都是掌权的空军军官团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贵族操刀，结果就是德国的各种行政极度低效。直到凯特尔挤走戈林，让空军军官只保留决定权，而具体策划陆续转交给施佩尔的专业智囊团，德国的军工生产才算步入正轨。 更早的墨索里尼的军政府早早就启用了经济智囊，这便是1920年代前期意大利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而这一套被后来几乎所有军政府沿袭了，全斗焕时期著名的经济设计师金在益，佛朗哥启用的经济专家，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和苏哈托的美国经济高材生。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消除这种差异导致的旧经济复辟呢？有，那就是体力劳动几乎被脑力劳动间接替代了，这种产物就是高强度自动化。一切都不用自己动手，靠智能机器人完成，自己只需要成为指令指定者，在那个境况下，脑体差异或许开始渐渐消亡了。 而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是应对战后左翼运动高潮的情况，为了扩大利润，但又要安抚工人一次又一次暴力反抗，新技术，新生产力必须被开发。事实上，新技术的诞生本身就是劳工不断反抗迫使资本家另寻他路的结果。反面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的微弱反抗导致资本家依然止步于廉价劳动力的利润。 而苏联的任务也仅仅在于这里，在彻底变质之前，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发展，继续朝资本主义走向临界发展。但是当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苏联本身也无法维持了。每一次劳动者反抗都促使一段生产力发展，但是当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就是旧利益群体畏惧权力被削弱。 科技的发展使得脑力劳动逐渐消亡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对劳动者的负荷更小，但效能更高。这意味着人工成本比之利润更小，这是资本家为了扩大利润又面对劳动者反抗而另辟蹊径的办法，但是代价就是脑力劳动者具备资本家不具备的策划能力，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们相比旧的体力劳动者的反抗能力更强，劳动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而苏修没有走上这一步，一方面是特权还止步于压榨体力劳动者（廉价劳动力数量足够的话，那整体效能还是压倒人工智能），且培养大量脑力劳动者，意味着旧特权会失去一些权力。从帝国主义威胁导致超工业化来看，红色一派变质是必然的，90年代其阵营全灭也是必然的，因为他只是第一阶段关键点的产物，新时代任务不由他来完成。 苏联与其说是变质，不如说是早产儿。无论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还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亦或是列宁早期预想的欧洲革命，面对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人工智能革命是二战之后爆发的，即使苏俄打下欧洲，那么在建设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出现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化，因为1960S出现的早期全数控技术才勉强能模糊二者的界限。 即使整个欧洲苏维埃真的培养出了超大量的高学识工人，在那种依然需要大量人工劳动的情况下，分化必然是要产生的。毕竟在那时手工制造工厂依然占多数的时代，解决办法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刺激机制的不同，专业分化下各人专司一职，都必然让技术员逐渐脱离并成为新特权。这一点列宁本人其实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毕竟内战时他的期望就是：活过巴黎公社就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