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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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帝国开始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唐德刚《

D 试题分析:汉武帝完成社会政治大转型的举动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因此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故本题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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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将四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其中“从封建转

C 试题分析:分析题意,首先要理解“从封建转帝制”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封建是指分封制,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于封建这个历史概念,分封制是周朝实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特点是中央对地方没有实现集权,选项中推行县制的含义是全国分为若干县,由皇帝直接任免官吏,实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即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所以答案为C。点评:此题难度中等,主要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要准确理解“从封建转帝制”的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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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唐德刚

读唐德刚的人,一般印象是除去其恣肆汪洋的文风和戏谑调侃的笔触,剩下的“干货”没多少,也有人感叹,把历史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聊,我还要你唐德刚干吗?整体上,唐德刚最大的优势是文笔流畅,但是,流畅过头就成了油滑了。唐德刚到了晚年写文章有些洪老叫花子加周伯通的意思,这样他的文章的深度就很难说了。唐德刚自称为胡适的弟子,但凡为胡适写传的人,都为其“浅薄”的公共印象设立专门章节进行辩护,那后人如果做唐德刚传记,是不是也开了个章节,为他的“史学不严谨”,开辟章节呢?央视百家讲坛在神州大地火爆之后,很多人因此想到了唐德刚,都认为唐德刚才是“天才说书的”, “才是百家讲坛的真命天子”,如果他在世,也就轮不到易中天这样的说书人了。在海外,唐德刚是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的,比如他批评胡适:在抗日战争中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原因是当时的胡大使理应多为当局争取些国际援助才是,而他却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最后,大使当不成了。另外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系主任期间,就大刀阔斧地把原有的课程砍掉了一半,一口气开出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国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亚美文化冲突”、“亚美文学选读”等等,将那些洋人史学家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的、百年来华侨移民美洲的血泪史搬上了大学讲坛。这也是有历史贡献的。

唐德刚对胡适政治思想的分析

这篇《胡适口述自传》中的一个注解。可说是唐德刚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大快淋漓。很客观地分析了胡适所崇尚的安吉尔和杜威之思想,批判了胡适思想的历史和个人局限性。唐德刚果真敢说能说,符合我的口味。 胡适之先生这篇有关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一篇。这里所谈的虽是他青年时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一篇对他幼年思想重新估价、从头核准、初无丝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笔者二十年前为他英文自述作导言时,也就根据这几篇而强调说,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置。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适之先生一生反对“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在这篇自述里,我们不也是看到那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胡适,一旦碰到安吉尔、杜威二大师,便“尽弃所学而学焉”,让他两位“牵着鼻子走”吗?适之当然不承认他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不自觉自己的鼻子被牵了。这并不表示他老人家没有被牵。相反的,这正表示牵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强罢了。 安吉尔、杜威能在东方碰到个诚实无欺、信仰坚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就不能呢?一个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后,被侵入的新兴思想所洗脑——所谓启蒙期——并赖之而复苏,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脑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这个老大民族就脑脉硬化,没有进步了。 记得幼年读《左传》,读到一个小故事说:“公嚼带,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齿。”在胡先生这篇自述里,我们也看到,胡适嚼带,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齿。 当然在近代中国启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传家之中“折其二齿”的,正所在多有,并不只胡老师一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胡适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们怎样能使我们那样有才学的胡老师,来“俯首甘为孺子牛”! 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样长法的呢?让我们先来逐条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种人。他们的文化传统白得像一条被单。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从欧洲白种人的文化传统出发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扩张主义极盛时代、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们是上述这个社会内的“开明分子”、“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自命为有教无类的大学者、教育家。他们的人品都是极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对战争,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贾宝玉同情刘姥姥的孙子板儿一样。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适之先生、张君劢先生一样,无拳无勇无钱,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专门欢喜“谈政治”的“白面书生”。现在美国的费正清先生等等的社会贤达,还是属于这一类。 有了这四条框框,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所讨论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质之所在了。所谓“力”也者,在他们看来,就是英国的“力”碰到了德国的“力”。他们二力相销,两败俱伤,所以胜者也就不能发“胜利财”了。他们就未看到一旦英国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国的“力”碰到中国的“力”,二力不相销,则胜利者就要发“胜利财”了。他们如果不发胜利财,胡适之先生也就没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谈近三百年来的世界问题(包括今日美、苏争霸的问题),如果抹杀“帝国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则一切理论也就不值一驳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谈的“和平”罢! 他们的“和平”的定义,事实上是:“全世界在休战状态下,维持现状(status quo)。”第一次大战(乃至第二次大战)前后,想“维持现状”最力的国家便是“日不没”的大英帝国。她在“现状”之下,已日不没矣;不维持现状,难道还要征服火星吗? 那时想打破现状,使世界大乱,好浑水摸鱼的是德、意、日等几个小强盗。大强盗要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小强盗要打破垄断,向大强盗分赃,才搞起了所谓“世界大战”,其理甚明。 在这情况之下,安、杜二大师要全世界休兵息战,维持现状,这不但小强盗不肯;这现状对我们这些历经大小强盗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发生什么意义呢?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参战”的理论基础(我强调的是“理论”二字),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安吉尔、杜威这两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杜威对“法律”所作的那两条解说,事实上和我国汉朝许慎所说的“触不直者去之”,同样没有太大的反驳价值,因为他忽略了“法律”的从属性而以偏概全。 “法律”就像一头猎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数理逻辑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学派上说盖可归之于“数理派”(mathematical metrical)。他这个调节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组织地更经济有效地使用这一公式,有个大前提——使用这一公式的人,必须全是“主人”。这样则一条公路上两位驾驶员,各自靠右边开车,各自经济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于“浪费”。 可是就在胡适之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是杜威完成这个公式之时,美国加州却有一条管理该州公路的“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在公路驾马车而过的小贩,不收费,或收费甚轻;步行挑担的小贩,则付重税,重于马车数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里的人都是乘马车的。那些“挑担”的广东小贩,站都站“不直”,所以这匹野兽“廌”便“触而去之”了!笔者在50年代的中期,为着应付考试也曾熟读杜威之书。讲到“不疑处有疑”之时,我就把他一段段地开了天窗,虽然我在三重口试的考场上不敢对这个杜家店说半个不字。 后来我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绝顶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的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笔者叙述这段小事,并不是说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斗胆批杜,而胡大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非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辈分”问题。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笔者这一论断,周策纵先生是一向反对的),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大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这不但是实验主义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如此。 我们这后一辈就有点不同了,我们第一个怀疑是那些“留学归国”在大学里教过我们的洋老师。对老师的怀疑,因而对老师的老师也就不太信任了。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辈分问题”,倒不是后一辈胆子大,“不知轻重”。 再者,胡适之先生原是个十分标准的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士大夫现代化了,因而他与英美的士大夫——英国的张君劢、美国的胡适之……也就一拍即合。后一辈的知识分子去古已远,他们的士大夫气息已经很淡薄,加以他们都是抗战、革命等空气喂大的,对洋人也就没有像老一辈子那样说一不二了。

张爱玲与唐德刚的关系

张爱玲与唐德刚没有关系。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原名张煐,祖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生于上海,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中国现代女作家。唐德刚(1933年7月-1957年3月),男,四川省达县人,1954年2月参加革命,生前为志愿军7师20团通讯员,1957年3月在朝鲜因公牺牲。所以张爱玲与唐德刚没有关系。

如何评价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史学贡献?

这两位都是历史学界很著名的人物,这样的两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史学界的巨匠,但是要评价的话,这两个人还是要分开评价的。首先谈谈黄仁宇,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毕竟《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还是非常畅销的,黄仁宇先生专注于明史的研究,曾有《明代的漕运》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这两本书,非常专业的阐述了明代的很多方面的事。甚至可以说,黄仁宇先生对于明代财政的梳理是对于史学界最大的贡献,黄仁宇先生甚至还提出了大历史观,即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再加上黄仁宇先生的文风很柔和,能引起很多人的阅读兴趣,所以说,黄仁宇先生的成绩还是非常大的。再说到唐德刚先生,唐德刚先生的文笔有些许幽默的感觉,对于自己的理论说的十分清楚,唐德刚先生是拥有大智慧的人,历史最难得不是解读,而是预测,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理论还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意义的,他专注于清史和近代史,唐德刚先生也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发展,著作也有很多,如《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等等,也是非常有名的学界泰斗。对于唐德刚和黄仁宇这两位先生,他们都是各自方向的大学问家,拥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也找来了的非议,总体来说,这两位还是非常好的历史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