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社会》 (2004年出版）《黑白宋庄》——断代青年的艺术追求与人生自白（2003年出版）《即将逝去的记忆》 (2003年出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赵铁林另类人生拍摄手记（2002年出版）《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2000年出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1999年出版）等10本图文著作，每部著作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和关注。赵铁林将镜头偏离这个时代的浮华光影，他对“看不见”的事物更有兴趣：那些“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城市”。他首先对准了“小姐”，这好像特别能够满足读者的窥视欲。但是不对，确切地说这并不重要。就像他还将镜头 对准了另一类底层生活，这里可没什么阅读快感，有的反倒是沉重。来自底层的沉重。对赵铁林来说，摄影是纪录、是叙事。那些在街头卧板钉、卧碎玻璃渣的儿童表演者，那些都市里的拾荒者，那些海湾里的艄公、海岔子里的捕蟹人以及琼州海峡的捕鱼人，不过都是些苦力生活的主角。同样的，那些从内陆来到海南的风尘女子，也不过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讨生活的形式，她们大概不需要也不会获得别人的同情。赵铁林在表达人道关怀、社会批判吗？似乎没必要对此作过度诠释。他以一个观察者加体验者的双重角色，介入到被公共视野忽略或干脆就是隐蔽的事件中，这使他的图片故事深具新闻“黑镜头”的冲击力。同情地理解被摄的人与事，这倒是作者显而易见的立场。这些镜头中的人物，一律漂泊在都市边缘。比如作者对都市拾荒者的拍摄，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调查意味，“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作业区域划分是怎样的？捡来的垃圾是如何脱手的？需不需要进行再加工？他们的收入状况到底如何……？”如此这般，一种生存状态通过镜头加文字得以揭示出来。“小姐”的故事显然要麻烦一些。作者以付费拍摄的形式取信于她们，并让她们事先签约认可发表。朋友式的互信既已达成，故事就有可能溯及她们来海南以前的生活，已经延伸到她们的未来生活。实际上，作者对某些“小姐”就作过回访式的追踪拍摄，镜头由海南转向全国各地。人物的命运向纵深展开，镜头的现场性也就赢得了历史感。她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中，“她们”并不是独异于“我们”的他者，更不是存在的缺席。赵铁林“想以一种极其平和无害的心情，用镜头把她们的生活公诸于世。如果万一能抵消尘世间对于某类事情不甚公允的批评，以及过分的喧嚣和浮躁，那将再好不过了。”不过，的确，鉴于“小姐”职业的隐蔽性和敏感性，作者的同情心乃至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难以拿捏。一方面赵铁林自己的边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对称于他的拍摄对象，这就可能避免悲悯被用于商业消费；另一方面，作者还讲述了他跟一位“小姐”的同居故事，这又不免使道德判断在此呈现出一种复杂性。真实地还原现场，强调作者介入后的体验性，无疑是这些“小姐”图片的价值所在。赵铁林并没打算做个社会病理学家，甚至也没打算对某些病变的社会细胞做消炎处理，他只是个用心良苦的记录者。在这个时代，“小姐”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实际上并无多少“隐蔽”可言———不惟海南，站街的“流鹦”怕是在哪都看得见，夜幕并不足以掩饰这种景观———作者不过是揭示、凸显了它的细节，因而使事实性存在经由镜头的见证功能被读者“看见”而已。也是因为“小姐”系列，赵铁林曾被《摄影之友》杂志评为“2000年中国最重要摄影人物（30位）”之一。镜头是直观世界的眼睛，它激励摄影家目击事件，并通过照片凝固放大公众视野。在摄影工业时代，对准底层生活的镜头更具自觉意义。赵铁林用图片和文字进行了双重讲述，讲述的也是双重故事：他所看见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及他介入这些故事的故事。这实质上是一个发现并进一步理解世界的真实故事：它与我们的时代变革、与我们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其间传递的历史意识。 1998年3月，十六岁的贵州姑娘阿V和男友来到海南。在坐台小姐云集的十庙村，他遇到了一个拿着相机的中年男人。这就是赵铁林。1994年，他在海南海口和河南郑州开设的两家公司相继倒闭，转眼间，那个由客户、银行、合伙人构成的生活空间土崩瓦解，他从一个商人沦为一个彻底的穷人。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经历了迅速的暴起暴落，许多人的海南梦像泡沫一样破碎，这同样殃及到一大批沦落“风尘”的女子——本指望着趁着年轻来海南捞一票的姑娘们。赵铁林以8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这是八间相连出租房中的一间。十六七个邻居中，大半是坐台小姐。赵铁林拿起相机，开始了拍摄生涯，最初的方式就是走街串巷地给人拍照，10元一张。而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里，这个消费群体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居住在周围的坐台小姐们。有时，她们还会花费心思地化好妆，让赵铁林到海边去为她们拍“艺术照”。长期生活在其中，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为了更深入接触拍摄对象，赵铁林从最初的收费拍照变成了 “付费拍照”——他经常掏钱请这些姑娘们吃饭，帮她们解决各种问题。他从不忌讳摆拍，只要姑娘们愿意，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入他的镜头。每次拍摄，他总要详细讲清楚自己的目的，如果拍系列照片，他还要让对方在拍摄书上签字。在姑娘们的眼里，赵铁林这样的落魄记者不过是个体面点的乞食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她们更弱势，与她们用青春换饭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这样，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赵铁林知道，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而阿V的想法是，通过发表照片很快出名，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自己变成女主角……除了阿V，前后四年间，共有100多个人进入赵铁林的镜头，除了坐台小姐，还有城市边缘的渔民、农夫、失学儿童、流浪汉、外来拾荒者、驼背摆渡人……他们都和赵铁林一样，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被压在最底层。在城市里，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从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将视角伸入他们的生活中，并且持续多年。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专拍小姐的摄影师”的帽子。“阿V的故事”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上左图）照片里，阿V的眼神没有丝毫弱势群体面对镜头的恐惧，有的是与全书基调一起弥漫开来的迷茫而无助。但阿V没有就此成名，没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或者搬上银幕。 《聚焦生存》出版之后，赵铁林的照片开始在国内媒体上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还有他的文字。他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和文字统称为图文纪实作品。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记者+学者”。他坦诚地对媒体宣称，他的照片只是为了真实的文献性记录，他希望若干年后，有人从这里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他所记录的边缘群体的真实场景。而自己所关注的和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照片背后的故事。《聚焦生存》之后的《另类人生》，和经过重新编辑而成的 《看不见的城市》、《看不见的人》、《她们》等等，延续了一脉相承的视线，并且展现了更多的照片，以完善那些照片以外的故事。2003年，记录北京郊区艺术家部落生活的《黑白宋庄》出版。赵铁林把视角拉回北京。褪去艺术的光环后，赵铁林以一贯的平行视角和叙述手段，呈现了体制之外的年轻艺术家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挣扎状态。同年，一部自传式小说《即将逝去的记忆》问世。这圆了赵铁林从十几岁时就想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做传的梦想。出版人桑海的手里仍有一份未出版的书稿，这是赵铁林尚未完成的一个纪实作品集，书名为《老北京话城南》。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的生命有一大半是在南城度过的，每天早上都会像上班一样，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大栅栏或者八大胡同。他不停地拍照片，寻找新的可以进入故事的人物和题材。“如果不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将来可能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很快，推土机会无情地碾过。可以说，在《聚焦生存》出版之前，赵铁林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身份可以支撑他的拍摄。他于1948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的一个干部家庭，高中毕业正逢 “文革”，母亲自杀，父亲被关。1968年，他在河南新乡“插队”，1970年在新乡市前进机械厂做工人，1977年调入北京首钢继续工人的职业。197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离开大学进入研究所工作。1990年下海经商，如前所述，先后在郑州及海口设立两家公司，直到1994年公司倒闭。 经常有人质疑赵铁林照片中的艺术性，“毫无美感可言”，“和一般的留影照片无异”……的确，刚看到赵铁林的照片会惊异于他的赤裸直白，不经任何修饰的影像语言，如何登得大雅之堂？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正是惟形式感独尊的年代。当时中国的主流作品是解海龙表现失学儿童的《我要上学》、侯登科表现农业社会的《麦客》、姜健表现中国农村生存空间的《场景》、陆元敏以后现代主义视角表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等，他们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有着严谨的构图、用光。而且，在将作品集结前，这些摄影者都是拥有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专业摄影师。1996年，山东的李楠获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PP)举办的第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艺术类桂冠；1996-1998年，云南的吴家林、北京的韩磊和四川的黎朗分别获得美国“母亲琼斯纪实摄影奖”(MotherJonesDocumentaryAward)。随着中国摄影师走向世界，也把纪实摄影的国际标准带回中国，刚刚明白纪实摄影是怎么回事的国内摄影师纷纷调转镜头，从构图、用光、组照的搭配等各个方面向国际标准看齐。而面对着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更多端着相机觉得该拍点什么的人却因为找不到好的题材而无从下手，只能在有限的影像空间里探讨技术能达到的各种可能性。此时，美国的女摄影师南·戈尔丁(NanGoldin)早已行动起来，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影像标准，她把摄影视角延伸到自己私生活的各个细节，成为“私人纪实摄影”的开山鼻祖。更早的是玛丽·艾伦·马克(MaryEllenMark)的作品《福克兰路》，后来被赵铁林推崇备至。福克兰路正是一条位于印度孟买的妓女站街之路。赵铁林的出现无疑给这个原本规范的格局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从事摄影三四年的资历，大部分照片使用相同的焦距段，全部使用黑白胶片，自己冲洗的工作方式。一部入门级单反相机——尼康F801加一个35毫米镜头就是他的全部器材。而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方式，悄悄伸入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却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从未有过的新体验，被社会学家称为“参与性观察”。它超越了同类作品的窥私情节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进入到一种单纯而真诚的叙述层面。他不断地叩问摄影作为媒介可以观看的底线，也不断地纠正拍摄者对于拍摄对象的判断尺度。这些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形式感摄影的框架。时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的黄平在为《即将逝去的记忆》一书所作序言中这样评述赵铁林的照片——“这些照片，从艺术摄影的角度说，也属于江湖上的野路子。后来，他们都结集出版了。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一个会用镜头讲述故事的人”。2000年，中国权威的摄影杂志《摄影之友》评选2000年中国最重要摄影人物，赵铁林名列其中。2002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任影像室主任。200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赵铁林“建国以来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 2009年5月20日，赵铁林的遗体告别仪式。东直门中医院狭小的告别厅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大多随身携带着相机。这一天，向来惜版如金的《中国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赵铁林的经典作品。其中那幅最为知名的阿V从后面环抱男友的照片足足占了版面的三分之二。这组照片的标题是 《一个摄影师的路到底有多长》，导语写道——中国当代“新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赵铁林因病在京去世。赵铁林病危的消息传出后，摄影圈的朋友们帮助他拍卖作品，赵铁林拍摄的少量经典照片被重新加工后，以每张2000元的价格出售，收入所得全部用来为赵铁林治病。对于欧美动辄标价数万美元的纪实摄影作品，这样的价格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对于家徒四壁的赵铁林来说，每张售出的作品都在维持着他的生命。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纪实摄影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东四十条老筒子楼里的两居室，几千卷底片，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国纪实摄影师的全部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