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首先就是描述，描述既不是像科学解释那样寻找一些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像哲学的反思分析那样追问内在的原因和可能性条件，因为在这么做之前，在我们能对世界分析之前，世界已经给予了我们，因此，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不是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而是人总是已经在世界中了。现象学还原不应该还原到先验意识上去，相反，它应该切断我们对世界的习以为常，这么做是要让世界的矛盾性和无理由性得以显现出来，还原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把握本质”只是我们把握我们在世的一种手段，“探讨本质”就是捕捉我们生动的原始经验，显示前反思世界，本质还原是显示在重返我们之前的世界之所是的一种解决办法，旨在同等地看待反思和意识的非反思生活。意向性是作用意向性，它是形成世界和我们生活的自然的和前断言的统一性，它在我们的愿望、评价、景象中的显现比在客观认识中的显现更清晰，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原始世界本身，而不是在客观和精确知识中的世界。理性产生于经验本身，但理性不是主观理性，而是主体间理性，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对一个先行存在的阐明，而是存在的促成，即哲学不是一种先行真理的反映，而是哲学使真理实现，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但这种“看”不是无偏向的旁观者的静观的“看”，而是实践参与这个世界的“看”，是一种暴力行为。主体和客体一开始就处于一定的结构或格式塔中，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诉诸实存或直接投入生命过程，而一定是在这个中间领域开始我们的原始经验和活动。直觉就是是意义、结构、各个部分的自发排列，直觉不是完全的澄明，也不是完全的晦暗，而是若明若暗，世界就显现在结构中。 意识本身作为行为的一种结构化，是从行为发展而来的，行为是人与其世界互动的结果，这种行为就是实存，实存是前意识的行为，即自在与自为之间的转变。结构和格式塔具有中介的功能，它们不是对经验的被动反应，而是对经验主动的组织，它们形成一个境域把人和其周围世界包容在一起，这个境域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以超越的，结构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行为首先是生命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前意识活动, 它是自发完成的。 我们前意识的行为决不是随意乱来，而总是有章法的，即有一定结构，对结构的意识是后于结构的意识的，意识固然可以区分结构和它自己，但结构却不是它的产物，而是它的存在的条件，结构是一切事实和观念的条件，但它本身是存在，格式塔是世界的显现本身，而不是世界的可能性条件，格式塔是一个准则的形成，但本身不是按照一个准则实现的结构不是意识的产物，而是存在本身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不仅可以在生命领域和文化领域里找到，也可以在生物领域和物理领域里找到。 知觉是一种前科学的存在经验，它开启了一条通向一切能显现出来的东西的通道，它是一切体验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前提，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规律的客体，而是自然环境，是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知觉是这个世界的得以展示的基本方式。 身体就是主体，是前意识层面的，在我们具有反思意识之前，我们已经在这世界上存在，但在世存在并非是在一个物理空间中存在，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有一种互动或对话的关系，世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这些意义也决定了我们在世界的活动，在此意义上，世界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世界，即知觉世界，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实存预设的基础，在知觉世界中，还没有主体和客体，只有身体—主体与它的环境，这是一个辩证的互属关系，一方面，身体—主体给予事物意义，从而构成它的环境，另一方面，它的环境又是它存在的基础，因此，若无人给予世界意义，世界将是无，若无世界，人也将是无。 身体是我们每时每刻体验到或体验着的身体，身体不能被还原为意识，这个身体就是身体—主体，只有在身体—主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区分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这个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的身体，我总是已经在世的我，它已经筹划了意义结构，但还没有有意识的操纵，同时，身体也是文化和习惯的身体，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我自己的先行规定，我就是我的身体，身体的活动空间不是物理空间，而是生活空间，身体的运动是和知觉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它充满着意义，被构成的身体就在那里，这个空间是所有其他空间的起源，表达运动本身，是它把一个地点给予意义并把意义投射到外面，是它使意义作为物体在我们的手下、在我们的眼睛下开始存在，身体使我们的个人行为在稳定的个性中延伸，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方式。性也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因此，性行为体现了一种爱欲知觉，在这种知觉中，一个身体寻找另一个身体，性关系是人与人共存与相连的基本关系。 世界一开始并不呈现为我的世界，我与他人在这个世界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但也彼此关联在一起，存在首先是共存，他人是由于被我们的身体感知而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我的身体在感知他人身体时，在他人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从此以后，由于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所有他人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我的身体每时每刻是其痕迹的来源不明的生存，从此以后同时寓于这两个身体中，在我看来, 他人不再是我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他人看来，我也不再是他人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一种完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互为合作者，我们互通我们的看法，我们通过同一个世界共存。 身体通过语言开启了人类共存的文化世界，作为行为和能力的身体，首先就是语言行为和能力，没有语言的身体是无法想象的，身体在表现、在说话、在与世界和他人的对话中，世界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思想和语言却始终是一体的，言语是身体的一种姿态，它不仅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也指向整个世界，它是身体意向性的一个典型例子，语言所记录的不是“我思”而是“我能”，语言始终非使用语言的人所能控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毫无办法而只有服从，相反，就像人既为环境所决定又能改变环境一样，人既受制于语言又能对语言有所创造。言语是个人日常的语言活动，语言则是言语活动的准则，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总是个人的。虽然语言体现了人的社会存在，但言语往往能突破现成和给定的东西，创造出新的语言可能性，而言语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因为言语总是马上就变成一种交流，这是由身体的共存性所决定的，说话者和听者创造着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说和听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单向灌输过程，而是难分主动和被动的积极的交流过程和对话过程，在对话或交流中不是不同的心灵在发生关系，而是作为言语的我和作为言语的他人在交流，当我说话或理解的时候，他人在我之中，我也在他人之中，就我说的东西有意义而言，当我说话时，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他人，就我理解而言，我不再知道谁在说，谁在听。实际上，是语言在说，语言在听，语言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语言，语言只能从内部，通过它的操作被认识，它由沉默的声音唤起，继续着表达的努力，那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语言就是存在的展开和真理的产生过程，言语行为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证明了人的共存性，语言不但是交往的工具，也是创造的工具，语言对自身的超越就是新的意义的诞生，语言的改变就是世界的改变，人只有听从语言的召唤时他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