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啵呲嘚 -
欧洲一些国家称中国为“China”、“Chine”是源于
“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词则是由
“China”一词派生来的，而不是“China”是从“c
hina”派生的。说Chinese是“瓷人”完全是无中生
有，挑拨离间。随便问问你身边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就会得出答案。
Chinese硬译是“秦人”。就像早先的华人自称“唐人”，
绝不会有人说这其实是蔑称“糖人”。欧洲从罗马帝国时就知道
中国，那时中国是“大秦”。俄国知道中国比较晚，那时已经是
北宋。但和他们更临近的是辽。所以他们称中国“契丹”。把自
己称作“瓷人”的中国人是自取其辱，把中国人称作“瓷人”的
外国人是别有用心。问问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就知道，“瓷人”
在英语里叫“china dolls”。真正骂人的话是“C
hina－man”。听见别人这么称你再抗议不迟。至于称我
们“秦人”，虽然使巫婆、任丁他们显得更“正宗”，但没什么
不好。秦帝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皇朝，当时世
界上最强盛国家。如果欧洲也是和俄国人一样到了北宋才知道有
个中国，管咱们叫“宋人”，那才真叫人气得肝儿疼。
至于字尾，加州人、德州人这些“外来户”倒是“an”结尾了，
也不知为什么当年参与美利坚立国的“Marylander”、
“New Yorker”、“New Englander”
就楞把好名都留给他们了。就连当年最被歧视非洲人，也得了“
African”的好名字，实在是颠倒了耶！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
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
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
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梵文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
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
“至那”或“震旦”。根据对Cina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
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1．认为Cina在梵
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
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2．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
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
时期的中国的称呼；3．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
思；4．认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
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罗马传教士卫
匡国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China
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Cina〔din〕
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Cina向东方传播，
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
梵文Cina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译为“震旦
”，但Cina（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
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
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
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
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
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
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
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
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
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
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
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
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
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
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
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
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
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
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
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
称谓的争论。1908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
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
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1930年，
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
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
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
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
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
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
写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
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
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
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
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
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
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
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
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
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
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
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
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
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
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
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
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
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
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
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东方人把日本称呼
“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
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
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19
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
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
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
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
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
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
“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
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
”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
固定下来，1911年10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
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
bikbok -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曾经指出《诗经》中不少“中”字的“倒置”现象。例如《周南·兔四且（音沮，捕兽的网）》：“肃肃兔四且，施于中林”。“中林”为“林中”的倒文。《邶风·式微》：“胡为乎中露？”“中露”是“露中”的倒置（参见同诗下段的“胡为乎泥中？”）。《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庸阝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即河中，等等。最好的例子大概是《桧风·羊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这里的“中心”，只能解释为“心中”。总之，上面的例子说明“中某”结构在古代，代表“在某之中”。“中”字在此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in the middle of。如果要用单词比拟，则类于amid或amidst。毛泽东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倒置“下”字，与此颇为类似。但是毛是为了押韵。《诗经》中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中心是悼”，则不能以押韵解释。由此推之，“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古汉语中的“词序倒置”，决不止“中河”、“中原”、“中林”等例子。其他例子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称“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古代华夏先民的复杂成份。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虽然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国都，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古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的是：
1：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2：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
3：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4：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所以后来，通常会把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政权国家称为中国，《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契丹在和大宋王朝议和签订“潭渊之盟”，成为兄弟之邦后，契丹更是大力推行汉化。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在建国伊始就建孔庙，非常尊孔，而且还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直矣！”因此契丹自称中国不是没有的阿。而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特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呀，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呀！
金人自称汉人是从公元1141年南宋金和议后，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这以后金国就以中国正统自居,称自己为汉人,后来元朝也顺着叫原金国统治下的人为汉人.
中国作为国家概念的指代也许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正式作为国家的称呼是近代的事。而古人通常不会自称我是中国人，而是说我是某个朝代的人或是华夏人。以前的人的文章，没有几个人自称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称为“中华人”“华夏人”。虽然在清末，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当时人对国家名称“中国”的认同，还比不上对“支那”的认同，直到民国的建立，才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家代名词。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看出古人对国名的认同态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注意那个或字，也就是说95个人中认同中国这个名号的还不到7个。而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可见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这个词当作国家称呼。
再说一个历史里的事：藏文《于田国授记》记载，一位叫尉迟胜的于田国王娶了一个中国公主普尼亚斯瓦罗，这位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了于田。这位“中国”公主是楼兰人，欧罗巴人种。因楼兰臣服于汉，藏文史书把楼兰称为中国。西域并非中原，在藏族眼中，西域也是中国，可见“中国”也并非完全是汉人心理定势中的中原。更何况，象日本的广岛、冈山、山口等地也叫“中国地方”，广岛也有“中国广播公司”，都是取“中国”这个词的古义。
虽然“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最后说一个关于中国的外国发音的问题。
欧洲人最早是称呼中国为“契丹”，这是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按英文原名严格讲，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现在英文称呼中国为“CHINA”，是近代才开始改这个称呼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能带有歧视的意思，前一段时间好像闹的也满凶的，很多人建议改回Cathay。但是已经成了国际习惯，而且在今天也没有谁把它当作贬义词来看待，所以后来也就算了。
最后说一下支那的问题。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词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为“隋”，唐朝时称中国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词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为“汉字”，把中国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的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
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
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Chino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词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北营 -
chin是“秦”英语的发音。外国人之所以称呼中国为CHINA是因为我国的瓷器，瓷器的英文是china，因为中国盛产瓷器，所以称中国为CHINA。所以在英语中china小写的意思是瓷器，而大写CHINA是指中国。
真颛 -
中国最早出口物品中瓷器最为出名.而瓷器在英语中就是CHINA.所以以后一直就沿用了CHINA当作是中国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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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翻译"茶",中国在古代以出口茶丝绸等,所以是CHINA
阳光下的日耳曼尼亚 -
中国以瓷器闻名,瓷器即为CHINA,以之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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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