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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阿·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73—1936)：俄国儿童文学作家。提要：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是俄罗斯以及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这一转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 [1] 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和做法，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而且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危机，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国际上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经济学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些分析与评述。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俄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休克”与危机
迄今为止，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俄罗斯等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及其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2]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大幅下滑与陷入深刻衰退。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的资本积累。俄罗斯前10年的转轨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得非法掠夺成为可能。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一个数字，当时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
(2) 强制性。也被称为“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无一地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被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权、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在俄罗斯社会，这种由暴富者与权利阶层所推进的改革，它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并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和利益阶层。因而，俄罗斯激进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中小企业界与一些政党的反对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 oligarch）经济，也称“垄断性”。随着俄罗斯快速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官僚垄断集团。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作“强力阶级或强力集团”。伴随着这种官僚垄断集团的出现，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集团一方面与权势勾结；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资本垄断的特征也很明显，私人资本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中的高利润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其中，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罗斯人”，他们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团所构成的拥有来自权力财产的群体所构成。[3] 少数寡头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经济权力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寡头在投机和暴富的过程中，将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割的极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数民众普遍贫困化。
(4)政治性。俄罗斯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
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
俄罗斯前10年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疗法”的一般内容中，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在大多数转轨国家中，“转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首要目的的过程，它伴随着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包括要实现多党民主政体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在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开始，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之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 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由一些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的主张和派别。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中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这一派的看法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不佳与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的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及其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三．“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说的负面作用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
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学说。这样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一种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别提发展中国家”。[4] 国际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学者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当时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5]
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论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即指要全面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改革。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其市场经济所必循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联系。
在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当时执政的民主派政府则主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调节经济，以此替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所导出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了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和非货币交易的盛行，这种长期紧缩货币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的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状况是：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6]。这导致俄政府在90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就其实质看，它是一种“政府危机”。
3，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们、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8]（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9] 但是，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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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阿·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73—1936)：俄国儿童文学作家。提要：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是俄罗斯以及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这一转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 [1] 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和做法，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而且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危机，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国际上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经济学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些分析与评述。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俄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休克”与危机
迄今为止，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俄罗斯等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及其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2]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大幅下滑与陷入深刻衰退。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的资本积累。俄罗斯前10年的转轨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得非法掠夺成为可能。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一个数字，当时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
(2) 强制性。也被称为“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无一地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被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权、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在俄罗斯社会，这种由暴富者与权利阶层所推进的改革，它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并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和利益阶层。因而，俄罗斯激进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中小企业界与一些政党的反对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 oligarch）经济，也称“垄断性”。随着俄罗斯快速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官僚垄断集团。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作“强力阶级或强力集团”。伴随着这种官僚垄断集团的出现，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集团一方面与权势勾结；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资本垄断的特征也很明显，私人资本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中的高利润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其中，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罗斯人”，他们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团所构成的拥有来自权力财产的群体所构成。[3] 少数寡头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经济权力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寡头在投机和暴富的过程中，将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割的极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数民众普遍贫困化。
(4)政治性。俄罗斯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
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
俄罗斯前10年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疗法”的一般内容中，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在大多数转轨国家中，“转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首要目的的过程，它伴随着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包括要实现多党民主政体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在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开始，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之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 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由一些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的主张和派别。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中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这一派的看法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不佳与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的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及其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三．“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说的负面作用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
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学说。这样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一种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别提发展中国家”。[4] 国际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学者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当时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5]
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论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即指要全面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改革。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其市场经济所必循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联系。
在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当时执政的民主派政府则主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调节经济，以此替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所导出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了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和非货币交易的盛行，这种长期紧缩货币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的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状况是：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6]。这导致俄政府在90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就其实质看，它是一种“政府危机”。
3，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们、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8]（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9] 但是，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
LuckySXyd -
费奥多罗夫（1802—1855）
瓦西里·弗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俄国天文学家。1827年毕业于杰尔普特大学（今塔尔图大学）。1837年起任基辅大学教授，1843—1847年任校长。曾创建该校天文台并任第一任台长。1855年3月24日逝世。1832—1837年测定了西西伯利亚一些地方的地理坐标。曾参加1842年和1851年日全蚀的观测。
苏萦 -
补充一下，干吗的？作家？哲学家？
阿啵呲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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