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英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什么？详细一点。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扩展资料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背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一）“华盛顿共识”为解决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危机，1989 年，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石。其主要内容是 “三化”，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稳定化，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二）“北京共识”2004 年 5 月 11 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 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中国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走向市场经济，成为既不认同计划经济， 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其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可贵参照 。雷默对北京共识的经验概括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坚持自主（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立场 、人民币升值、台湾问题等）；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 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参考文献：胡键. "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8(1):42-47.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④实施利率市场化；　　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针对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是在华盛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双方同意的一项政策建议。一般认为，威廉森的主张比较典型。他的10点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 这10点政策主张为：减少预算赤字，加强财务约束；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优先性；进行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降低利率；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市场决定利率；统一汇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取消外商进入的壁垒，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取消妨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法规，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法律体系应保护产权等。 在 建立使自由市场和政府目标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的过程中，自由市场的需要和政府的新目标都很重要。新观点呼吁，在剥离旧制度之前，应当采取渐进改革并等待经 济转轨的完成，而不是尽可能快地摧毁旧有的制度。 以波兰经验为例，这个并没有大规模拆毁旧制度的国家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其经济增长是稳固且可持续的。那些 期望市场可以带来必要的制度的国家已经落在了后面。改进的、扩展的政府目标是后华盛顿共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恰当地对政府目标进行定位。 政府的目标，特 别是转轨经济的政府目标应该加强，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主张，新自由主义除了主张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之外，就没有 对政府提出过什么建议。虽然政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都不能呆在一边。相反，应该呆在一边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理论。 政府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规模的大 小，而在于其是否有能力领导国家和制定正确的政策。因此，一个国家一定要常抓不懈地积极制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不是以资产所有者或国有企业管理人的身 份，而是作为制度改造的设计师、金融领域的守护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基础设施发展的融资人、全球一体化的管理者。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保持独立自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等特点。扩展资料“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在这些国家的改革初期，市场化和民主化，民主、民主化和民主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都被视为俄罗斯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和目标。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跟有关国家执政党代表的是什么样阶层的利益，也有着直接的根本的关系。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盛顿共识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共识

没有阻止。华盛顿共识提出是对国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发展并未产生影响，所以是没有阻止中国的发展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

东欧、俄罗斯地区，拉美地区。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华盛顿共识”向世界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全世界有两个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分别是东欧、俄罗斯地区，拉美地区，而历史事实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失败和极大危害。

　　近年来，关于华盛顿共识，被中国学术界抄得沸沸扬扬。特别有一些人出于个人的利益或政治目的，硬把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挷在一起来批，并一度占据发言权。由于2008年这次金融风暴起源于美国，而中国在这次风暴中表现突出。似乎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中国才冉冉升起于东方。在这种氛围下，华盛顿共识更名声狼籍。　　我们先弄清楚何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指一种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发展策略。最早由美国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提出。他在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为支持雷迪计划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随后于同年11月国际经济会议讨论上获得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具体来说，包括十方面的内容：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消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自由贸易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　　既然称之华盛顿共识，当然必有美国的印迹，也包含山姆大叔自身利益的企求。至于别国照搬照取，付诸于实践，不顾国情，又当别论。　　我国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无论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践造成的严重问题，还是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转型的重大挫折，都证明华盛顿共识没有世界普适意义。显然把华盛顿共识当作美国发展模式了。这就显现不学无术的肤浅了。　　(二)　　美国建国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殖民地国家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实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实际上美国的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大异夦趣。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首先要研究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源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郑重声明，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新的政府。　　事实上，美国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实现和不断完善这种诺言的历史。即自由和联邦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会灭亡的。这就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的坚实政治维度。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必须研究美国开国三杰的思想和对人生价值的体识。在此我们单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据《美国的缔造者》记载，富兰克林，1706--1790，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特别重视教育，创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都是为了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名言：“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　　我们要特别注意富兰克林一生的角色转换：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这三种角色是并列的，并没有尊卑之分。其实这也是美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即在美国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各有其人生价值的体认系统，并非政治家唯我独尊。这便是美国企业家精神旺盛不衰，科学创新力勃兴的原因之一。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是多元的，即名、利、权各成体系。这样就能避免社会成员人生追求的一致性，避免了独木桥的挤拥。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人生价值，教授有教授的人生价值，各行各业的成员都有独自的人生价值。那么这个社会是动态有序的，即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是官本位级层社会的，名和利归统于权力之上。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由权力系统赋值，离开权力系统的认可，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社会成员中有选择能力的都拥挤在追求权力的独木桥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权力博弈。　　（三）　　总而言之，美国的发展模式有三宝：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勃兴的创新创造力。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关于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上文已有论述。在此只补充一点。美国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社会，即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上升是有路径的。在公平的教育系统下，只要凭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努力，美国穷人的孩子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这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标志。　　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必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博弈的纳什均衡。这又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也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仰。如果实行文化专政和人为的族群割裂，那么便事与愿违。　　至于勃兴的创新创造力。笔者已在《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进行了探讨。总的来说，这根生于西方的文化和信仰。这也使美国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并确保了其强大的科学实力和军事实力，抢占国际产业链上微笑曲线的两端，致使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无法望其背项。

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又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采取性宽容政策的西欧国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们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的种类都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的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的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信号是唯一的信息指标。按照有效市场理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减缓、放大还是持续，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环境。经济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上千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危害更大。理性预期理论断言，公众可以精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丝毫作用。实践经验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却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线形供求理论否认多均衡与经济周期的存在，认为价格上涨会自动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产品供应增加，从而自动达到市场均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会转型期的动荡。预算硬约束的保守财政方针，更违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获得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面临严重失业的萧条时期，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大量裁员，使危机雪上加霜，根本动摇民众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治国能力的信心。

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引起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动荡。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减少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从“华盛顿共识”到世界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有着内在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困难，因而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而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撰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约翰·威廉姆森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所以这些主张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由于这些主张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许多人把它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则采用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在许多国家推行，甚至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 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华盛顿共识”。但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理论根源，却与“华盛顿共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华盛顿共识”的总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的高度崇拜，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进一步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纳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 这种所谓的“共识”，完全无视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主张所有国家都要采纳这种统一的模式，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困境、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要求原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还把实行这种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但事实证明，这种“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效果。实行这种模式的拉美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因而近年来遭到普遍唾弃。在其他各种转型国家，“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成效也都非常糟糕。 去年以来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把“华盛顿共识”基本理念的失败记录推向了顶峰。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连带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原因有：美国消费者受过于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驱使，大量超前消费，造成普遍的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从而使西方高度发达信用链的第一个环节首先断裂；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大亨和理财精英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收入，不仅冒着极大的风险，制造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产品，累积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消费者们透支消费，形成大规模的房市、楼市泡沫；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的合理性、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松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实际上是听任、放纵和鼓励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所有这一切，无疑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很多人已经从体制上寻找这场危机的原因和教训。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共同特点是加大了政府干预的力度，甚至将一批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有人甚至戏称西方国家正在用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对这类思考和观点需要继续研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定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当务之急，是迅速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和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扩大。但这场危机的发生，毫无疑问，已经使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人对于中国成功的奥秘、中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也就有了更大的兴趣。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道路 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很多人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并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他们试图寻找中国发展的奥秘，解释中国发展的原因。有些人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中发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经验，于是试图探讨和概括出这样那样的中国模式。其中，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曾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先生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莫先生对中国有较多了解，基于与中国专家学者的100多次非正式讨论，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于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个定理：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个定理：发展非对称力量，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拉莫认为，“北京共识”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 拉莫认为，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却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拉莫认为，“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北京共识”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的存在。从内容上来说，拉莫先生的“北京共识”有一定的符合事实的合理之处，如强调创新，求变、求新和创新是“北京共识”中的基本措辞，注意到中国已经越来越坚持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认为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渐进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对中国经验进行了适当的提炼。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中国自己来说，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时候，就更应该加强对自己经验的研究，认真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经验是什么。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就还是初步的，经验也还是初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妄自尊大。所以，我们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什么基本的模式，更不能希望别人都来学习和照搬这种模式。但是，如果通过研究和总结，把我们的经验归结为某种道路，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这条道路的内容，从而更加坚定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和决心，这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还是有益的。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十七大报告做了一个比较明确和集中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这个概括，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个界定，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揭示了我们党在实践中找到的这条道路的关键之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道路，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前进发展的道路，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中国30年来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找到了并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的结果。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转变，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活力；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抵御各种风险和灾害的能力；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和文明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着力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了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我们才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左右。我们也才有较大的力量来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我们也才有实际的可能来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御这场危机作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证明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证明我们选择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还要继续接受考验。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得更好更快。

　　胡锦涛应巴西总统卢拉邀请于4月15至16日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后，将继续访问委内瑞拉和智利。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增进、互利合作持续扩大、人文交流日益深化，在国际事务上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中拉关系呈现全面快速发展势头。胡锦涛的拉美之行势可扩展中国在此一地区的影响力，将其视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角力亦不为过。　　华盛顿共识式微　　《华盛顿共识》系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他系统地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华盛顿共识”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但后果引发起相当争议。在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去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宣告“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布什执政八年期间的反恐政策导致美国外交集中于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朝核，拉丁美洲相对被忽略。再者由于拉美多国陷入外债困境，导致左派政府上台后反美情绪更加高涨。而2008年起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不但重创欧美银行体系，也动摇了长期主导西方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观念。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在过去30年间主导着政策和政治的各种假定，突然间看上去就像革命社会主义一样过时。”对拉美而言，此一意识形态的具体呈现就是“华盛顿共识”。　　去年4月17至19日，上任未满3个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高峰会期间和布什的死对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互动良好，并曾三度握手。查韦斯则主动送给奥巴马一本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所写的《拉丁美洲: 被切开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尽管该书主要内容在揭露新、老殖民者对拉美的剥削和掠夺，奥巴马还是欣然接受赠书。如果用一句话说明该书的主要诉求应该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不足是其他地区发展长足造成的”。由此不难理解拉美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不满与无奈。　　北京共识崛起　　然而布什执政的8年也是中国和拉美关系突飞猛进的8年，“北京共识”因此也开始受到拉美国家的青睐。“北京共识”异于“华盛顿共识”者至少有以下三点：强调创新、永续发展与平等、自主与自力更生。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中国这一条独特的道路，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北京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甚至指出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不比以前，因此“‘北京共识"非常可能取代‘华盛顿共识"。”　　根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5年5月11日发表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尽管如此，也有人主张宜采“韬光养晦”态度。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就指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定型，国际社会上提出的“中国模式”应以“中国特色”代之，中国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难题，而“不是要向国外推销或输出我们的模式”。　　胡锦涛此番出访拉美，原定访问激进左派的委内瑞拉、温和左派的巴西、和右派刚上任的智利，不料却因青海玉树发生地震而在访问巴西后，就匆匆回国，把对委、智二国的访问延后。即便如此，中国最高领导人此次拉美行可能导致“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值得持续观察。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 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 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拉莫曾任美国《时代》杂志海外报道主编，最初研究的是拉美国 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背景， 使得拉莫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时，更多地是在对“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进行比较。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视角的教条式规定，经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及东南亚 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走的是一条向资本流动开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 济发展道路。但是，“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下的一个“全 球化陷阱”，它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权力，完全向 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链条上被动的一环。拉莫认为，“华盛顿 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混合之后，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 体。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 能保持独立自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 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最初采取硬的 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资本主义无法再以 武力扩张后，只好采取软的一手，在全球化的幌子下，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来 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再以信息化的金融手段快进快出搞垮其 经济，然后通过新一轮附加了更为苛刻条件的经济援助来控制其经济命脉。上世 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而发展中国家是否注意到保持 独立自主，则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后劲。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 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得不在消除南北差距方面做出一些让 步。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证明，独立自主，依照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盲从 于西方的某种“经典”理论，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拉莫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 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 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 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他在《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说，“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在中国影响深远，但是，中国 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也很重要，中国需要的是一只“绿猫”，即注重环境 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 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 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 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拉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 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 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 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拉莫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没有进一步解释 中国领导人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这一基本出发点 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 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跟有关国家执政党代表的是什么样阶层的利益，也有 着直接的根本的关系。

包括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各国等主要国家

北京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不包括（）。 A.私有化 B.自由化 C.稳定化 D.高速增长 正确答案：D

约翰·威廉姆森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威廉姆森也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首倡者。威廉姆森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其中包括：《目标与指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蓝图》(1987) 《拉美的调整》(1990) 《东欧货币的可兑换性》(1991) 《苏联解体的经济后果》(1993) 《均衡汇率评估》(1994) 《作为汇率机制的爬行波幅》(1996) 《新兴市场的汇率机制》(2000) 《后华盛顿共识：重振拉美经济增长与改革》(2003) 《美元调整：调整幅度及参照对象》(2005) 《抑制膨胀-破裂循环：稳定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2005) 《一个不仅适合中国而且适合整个东亚的货币篮子》(2005)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这会妨碍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是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经济在不同的条件下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干预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在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把公有资产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拍卖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认可劳动创造新价值，但不是全部价值，否定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贫富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可以从外国引进，也可以来自民营企业，比较赞赏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视角的教条式规定，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走的是一条向资本流动开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下的一个“全球化陷阱”，它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权力，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链条上被动的一环。拉莫认为，“华盛顿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混合之后，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舆论认为，“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不仅适合于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时值得效仿的榜样。

重商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区别：一、产生的年代不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19世纪后成长为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经济：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二、定义不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它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该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分歧很大，定义多种多样，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共识，它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在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集团相竞争，政府是个没有效率的管理人。

金融开放的根本目的，要服务于国家实力增长与人民生活富裕 　　多方关注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举行，这次对话的焦点之一，依然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金融是国家的命脉，近期越南出现金融危机的某些前兆，更加彰显出金融安全对国计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保护措施脆弱，更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 　　拉美、东欧、亚洲等国的教训 　　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阿根廷在发展中国家较早推行金融全面开放，允许外资控股本国银行，甚至主动出让银行国有股本。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加速金融自由化，1997年外国资本已控制了阿根廷银行的52%.接着阿根廷发生了金融危机，整个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短短一年内，阿根廷银行国有股本又下降到33%，西方资本控制67%，阿根廷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 　　在金融自由化之前的30年中，阿根廷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超过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外国资本控制阿根廷后，2001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阿根廷GDP下降到1997年的31%，减少2/3还多。 　　经济崩溃带来政治局势动荡，阿根廷曾在一个月内换了5位总统；社会*发生，到处是**，死在警察枪口下的动辄数十人。 　　当时，阿根廷中产阶级把钱存在外资银行以图保险，结果外资银行首先出逃和外移资金300多亿美元，大量中产阶级破产滑入贫困阶层，数百万人失业，贫困人口到2003年上升到总人口的60%。阿根廷本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崩溃，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均工资水平在拉美前列，但在成为“全球化楷模”之后，人均工资水平后来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松林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之后都出现了金融风暴，外资突然出逃，股市楼市崩溃。而当政府想要挽救经济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已无能为力，因为现代经济命脉已不是矿山和其他基础行业，而是金融。失去金融控制权，政府便缺少能力控制资本外逃以保障居民存款安全，也丧失了吸引外资、乞求外援的手段，因为在此前已经把国有资产卖个一干二净，如今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而所有外资银行这个时候都突然强调全额抵押制度。国内民族资本在经济崩溃中不仅流动资本损失严重，而且所有存款都没了效用。当整个经济陷入极度困境时，恰好又为西方资本彻底操控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提供了机会。 　　杨斌认为，国际资本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以其拥有的庞大资金量和高超的拉高打低技巧，任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杨斌分析说，20多年来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盲目开放而吃了大亏。金融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等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有利的改革。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采用了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等金融自由化的方法后，从1980年到2000年，105个国家平均年经济增长只有0.8%。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等经济改革，在杨斌看来，实际上是为配合美国利益而来的。拉美不少国家之所以左派政党能重新上台执政，正是因为人民饱受了灾难之后，才知道走美国指引的“华盛顿共识”之路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局面的复杂和不可预料，我国此时依然需要保护自我金融主权和利益，不能随意扩大外资渗入的比例。尤其是对照美国如此发达经济和健全的金融体系，仍对外资参股进行很多限制，我国的金融实力完全不能与美国比拟，我国的金融防火墙更是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更应慎之又慎。 　　即便是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的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不得不指出：“尽管金融自由化值得追求，但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伴随一定的限制措施。可以肯定的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如果迈得太快，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则指出：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是华盛顿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起诉、贸易制裁等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第一步是获得中国对美国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抢占滩头阵地。

1、当你在弥留之际，别人对你的看法造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2、唯一的不同是哪个问题我们最紧张，我们就会把它的概率给抛到九霄云外去。 3、两年内，房产热潮把金边黄金地段房价炒高10倍到5000美元/平方米，人民党就把过去的环境保护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 4、小华把妈妈的话抛到九霄云外，没做完功课就跑到同学家去玩，回家恐怕又得挨骂了。 5、然而，蓝宝书如此可笑，以至于我把所有的“公平原则”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6、但他在一封电邮中告诉我，一些人认为hcl已经“把纪律扔到九霄云外”的看法是错误的。 7、作者似乎也指出干预之所以变得更容易是因为华盛顿已经把干预可能为坏人倒台，更坏的人继位铺平道路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 8、贝卢斯科尼浮夸的民粹主义，对司法部门不合时宜的谩骂和性爱派对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9、今天既然出来郊游，且把工作抛入九霄云外，尽情玩乐吧！ 10、小明一觉醒来，就把昨天的不愉快通通抛到九霄云外，重现天真烂漫的笑容。 11、银行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只为了保增长并贷款给新建项目，而将各种警告抛于九霄云外。 12、愤世嫉俗的观察人士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美联储（fed）多年前就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 13、在群体当中，我们感到焦躁不安，在倾听他人意见时却把自己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4、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件不愉快的事我早已抛往九霄云外，哪里还会放在心上？ 15、妈妈很生气地说：“我跟你说了几次，玩具不可乱丢，你都把我的话丢到九霄云外。” 16、如果没有合适的潜在配偶，男性们就会推迟婚姻，或者将它抛到九霄云外。 17、政府军把政治和外交警告抛到九霄云外。 18、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和“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虚假事实被永远抛到了九霄云外。 19、他是个紧张大师，所以一上考场，就紧张得把书本内容都忘在九霄云外，当然名落孙山。 20、激烈的竞争让很多人把职业操守抛到了九霄云外。 九霄云外的语句摘抄_关于九霄云外的语句 每年一到春天，我就会大清仓，把一些我再也不会重读的书全丢掉，就像我也会把再也不穿的衣服扔了同样道理。倒是旁人都很惊讶，依我看，他们爱惜书本的方式才奇怪呢。他们买一堆新出版的畅销书，囫囵吞枣似的看完，我常想：他们也未读得太潦草了吧。然后呢，因为他们从不重读那些书，不小一年，书里头的内容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不过，当他们看见我一箱一箱地把书往外扔时，却又露出一副这怎么得了！的表情。要是照着他们的做法：买了一本书，好读过了，好上架，好没事了，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碰它第二回，可是呢，丢掉？万万使不得呀！为什么使不得？我个人坚信：一本不好的书哪怕它只是不够好，弃之毫不足惜！ ----海莲汉芙《查令十字街84号》 当独自一人的时候，什么在人前的快乐疯狂的一面早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剩下的只是自己的深思熟虑。这样的自己才是理智的自己，我从不在意这时候的自己有多痴傻 不管你是何等渺小、卑微．你同样可以在属于你的天地里，谱写生活的童话，创造生命的奇迹。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你，世界才增添了一份色彩，你要勇敢地时自己说：我很重要，我就是一道风景。*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眼泪，要为别人的悲伤而流；仁慈，要为善良的心灵而发；同情，给予穷人的贫苦；关怀，温暖鳏寡孤独的凄凉。*死亡、疾病、伤害、不公平这些早已存在。而且，以它们为名义的戏剧，正时时刻刻在这个世界上演。一些令人伤心或愤慨的故事，也曾经使我们悲哀落泪，但不久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一些丑恶的现象。也曾经让我们义愤填膺，但很快又让位于别的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有些事，在大人看来无关紧要，一笑而过之后便抛诸九霄云外了，然而在小孩子看来，那些事就是大事。 ----庞钠文《铁雪云烟》 你从别人那里讨来的经验，当时记住了，用上了，你可以少绕些路，后来，你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即使当时有用，之后，你所绕过的，生活将带你一一绕过。 兄弟，喜欢就要去争取，你不尝试永远不知道结果的滋味。 可是她早就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你想，你可以用余生让她回心转意。 我生命中令人愉悦的首先是泽尔达，其次是我的书中有种卓绝的东西，我想再度被夸赞到九霄云外。泽尔达和我有时会一连四天大吵大闹总是以饮酒派对开始但我们依然深陷爱情之中，差不多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对真正婚姻幸福的夫妇。 ----菲茨杰拉德《崩溃》 不是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你们，把我遗忘在九霄云外。 我把身上不讨自己喜欢的所有特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这正是我最爱他的一点，他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并非让我有了全新的感觉，而是让我变了一个人。 ----吉莉安弗琳《消失的爱人》 尧云扬.....什么是安然？像来自水的声音，又静又细。 尧云扬本还因为平局的结果心情舒畅，听见风悠这么问，愣了一下。回头，他心中跳漏一拍，那清癯的身影仿佛下一刻就会散在风里。当下自己愉快的心情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行至她跟前蹲下，尧云扬对上那双清亮的眸子。在无情的世界里有情的活着，更何况......这个世界还不是真正无情。纵然不解她为什么这么问，可尧云扬还是一脸正色的回答。（太长，见下） ----姚子悠《风悠落：悠》 我是爱情的向导，是精神的美酒，是心灵的佳肴。我是一朵玫瑰，迎着晨曦，敞开心扉，于是少女把我摘下枝头，吻着我，把我戴上她的胸口。 我是幸福的家园，是欢乐的源泉，是舒适的开端。我是姑娘樱唇上的嫣然一笑，小伙子见到我，霎时把疲劳和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而使自己的生活变成美好的梦想的舞台。 ----纪伯伦《美之歌》 其实女孩子生气了很简单 她们就是想看男的犯贱 要追上她叫你滚继续追叫你滚还继续追 要抱住她被推开继续抱被推开还继续抱 她们其实早就把事情本身抛到九霄云外 后面的脾气都是在考验你的认错态度. 学会遗忘烦恼，快乐就会多一点；学会遗忘苦闷，潇洒就会多一点；学会遗忘伤痛，喜悦就会多一点；学会遗忘磨难，幸福就会多一点，把人生中的忧愁烦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幸福就会伴随你的左右。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 忏悔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底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 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 心中无嗔无价宝不断不灭是真常三十三天天外天 九霄云外有神仙 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阿弥陀佛是法界一切诸佛本名！一切诸佛的名号是他的别号，阿弥陀佛是他的本名，所以叫法界藏身。 ----《佛经经典名句300句》 回忆就像美好的梦幻，是曾经发生过的美梦，它已经被遗落在昨天，就像记忆中的过家家，只是孩童时的梦一样成为过去。也许，在你念念不忘的时候，它已经被他抛在九霄云外。所以，别活在昨天，别生存在虚幻中。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昨日的回忆成为今日的点缀，不论是美好还是忧伤。 我在九霄云外，你在烟火人间，不是一路，所见不同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心中无嗔无价宝，不断不灭是真常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青白在人间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南无阿弥陀佛！ ----布袋和尚《插秧歌》 我的心是一颗不会说话的卫星，绕着你的星球孤独地盘旋于你无法显示的九霄云外。 人世十种人： 1、一生平安，好人；2、两面三刀，奸人；3、三思而行，仁人；5、四平八稳，贤人；5、五马分尸，恶人；6、六神无主，庸人；7、七步成章，文人；8、八面玲珑，小人；9、九霄云外，仙人；10、十恶不赦，罪人。 人生：死亡、疾病、伤害、不公平这些早已存在。而且，以它们为名义的戏剧，正时时刻刻在这个世界上演。一些令人伤心或愤慨的故事，也曾经使我们悲哀落泪，但不久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一些丑恶的现象。也曾经让我们义愤填膺，但很快又让位于别的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别人身上，离我的世界实在太远；我们的感情于是在空气中冷却．凝固，坠落！ 我本是女娇娥， 又不是男儿郎见人家夫妻们洒落，一对对着锦穿罗，啊呀天吓，不由人心热似火------嗓音拔尖，袅袅糯糯，凄凄迷迷。伤心的。像一根绣花针，连着线往上扯，往上扯，直至九霄云外。他的命运决定了。 ----李碧华《霸王别姬》 回忆就像美好的梦幻，是曾经发生过的美梦，它已经被遗落在昨天，就像记忆中的过家家，只是孩童时的梦一样成为过去。也许，在你念念不忘的时候，它已经被他抛在九霄云外。所以，别活在昨天，别生存在虚幻中。最深的孤独不是长久的一个人，而是心里没有了任何期望。 往事在脑海里进行着缩小处理，种种气氛走着捷径直冲空洞丰泽的九霄云外。 遇见你 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 双子星 我和你 天生就吸引我说上句 你说出的下句太默契不容易 两个人有共同的轨迹大宇宙 是谁安排我们在一起你最想 带我走遍整个银河系每一处 都要画上爱情的标记让星光把爱留到每个世纪一定是有一个规律 你走到哪我就在哪里双子星的感情的字典里 最大的秘密是形影不离有你的温暖真心 黑暗也不值一提变成最最闪亮的 只有我们的天际若不是留有距离 每天都心灵撞击下一刻九霄云外 上演起我们的华丽的四季Rap：遇见你 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双子星 我和你 天生就吸引我说上句 你说出的下句太默契不容易 两人有共同的轨迹 ----苏晴《双子星》 九霄云外天 平白无故事 琴心剑魄今何在？身躯破败，枯骨荒埋，千年等归来。 琴心剑魄今何在？九霄云外，画中蓬莱，千年待归来。琴心剑魄今何在？琴心可曾蒙尘埃？琴心剑魄今何在？剑魄可曾焚寂海？ 由于她的诗里有几首似为情诗，我对她说不妨去找个漂亮的小伙子好好谈恋爱。那会使她全神贯注，把写诗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的。 ----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世界美如斯》 江山怒，风云笑，九霄云外谁人枭。 ----豆娘《第一狂妃：废材三小姐》 春亮推拿酒中吟 我一辈子抽哈德门烟是为了纪念我死去的兄弟；我坚持推拿一生是为了我的高尚奶奶；我的学员无数，只为把民间推拿疗法发扬光大；看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这里独有一片绿洲；大丈夫理应报效国家，但世道让人寒；多少英雄豪杰被淹没，多少人杰志士屋檐做工；春亮推拿，天下无痛，一心为黎苦，但又有多少春亮被淹没；因果报应，付出回报，支出收入，万事不离其宗，活一辈子，才恍然大悟，但草木已枯；拨云见日，谁是主人，真理在哪，苦苦追寻，原来就是你的身边人；烟灰还热，人心滚烫，酒有半杯，思绪已经到了九霄云外；贪官蛀虫，邪不压正，提心吊胆，早晚是祸；何时还我孔孟之道，礼仪之邦，信仰之托，人生之真我；看华夏 友谊真是神圣无比的事物，不仅值得大书特书而且应该永远赞扬。友谊是慷慨忘我的贤母，仁慈和感恩的姊妹，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推己及人，不等别人提出要求，随时可以做出无私奉献。遗憾的是，这种神圣友谊的相濡以沫的事例如今极其少见，这是卑鄙贪婪造成的过错和耻辱，如今人们一事当前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把友情义气之类的崇高品质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薄伽丘《十日谈》 小学用九霄云外造句大全 1、今天既然出来郊游，且把工作抛入九霄云外，尽情玩乐吧！ 2、小明一觉醒来，就把昨天的不愉快通通抛到九霄云外，重现天真烂漫的笑容。 3、银行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只为了保增长并贷款给新建项目，而将各种警告抛于九霄云外。 4、愤世嫉俗的观察人士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美联储（fed）多年前就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 5.可是姑娘的兴趣被吸引住了，于是，她把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6.当时，师父您将我带离这个世界，我往上飞升到九霄云外，将世界远远地抛在底下。 7、愤世嫉俗的观察人士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美联储（fed）多年前就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 8、在群体当中，我们感到焦躁不安，在倾听他人意见时却把自己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9、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件不愉快的事我早已抛往九霄云外，哪里还会放在心上？ 10、妈妈很生气地说：我跟你说了几次，玩具不可乱丢，你都把我的话丢到九霄云外。 11、如果没有合适的潜在配偶，男性们就会推迟婚姻，或者将它抛到九霄云外。 12、政府军把政治和外交警告抛到九霄云外。 13.*避免把小心谨慎抛掷到九霄云外（译者：意思是得避免冲动鲁莽行事） ，因为你不需要透过这些方法来证明自己。 14.米盖尔,你会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你妈妈会替你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然后你会结婚,并且以后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15、这种九霄云外的事情我这种长期呆在寝室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16、如果你连这种九霄云外的事情都能打听得到就证明你确实有能力。 17、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不想再为这种九霄云外的事情操心了。 18、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拿这种九霄云外的事情来作为你请假的借口。 19.原来路路通在孟买闯的那个乱子，他们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今天竟会为这件事在加尔各答受审。 20、彼得海姆斯导演的《九霄云外》把《正午》的情节搬到了外太空。 21、他们甚至将舒尔茨和死在肮脏的加利福尼亚一个性变态手里的韦利侯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2、英国现任政府也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将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但尽管如此，我们却自夸我们的监管程度比布什掌权时的美国要轻。 23、爱情，当它到了它的绝对高度时，常搀和着一种使人莫名其妙把贞操观念抛向九霄云外只一味盲从的感情。 24、然而事实是，在残暴行为面前，任何党派的宣言都抛之九霄云外。 25.她一心只想着白天的遭遇，又要向她姐姐姐夫解释自己的工作，所以把杜洛埃可能来访的事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26.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纠缠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躲开他。 27.远游者归国返乡后，不可将曾游历过的国家抛到九霄云外，而应该与那些新结识且值得结识的友人保持通信。 28、在群体当中，我们感到焦躁不安，在倾听他人意见时却把自己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9、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件不愉快的事我早已抛往九霄云外，哪里还会放在心上？ 30、妈妈很生气地说：我跟你说了几次，玩具不可乱丢，你都把我的话丢到九霄云外。 31、如果没有合适的潜在配偶，男性们就会推迟婚姻，或者将它抛到九霄云外。 32、政府军把政治和外交警告抛到九霄云外。 九霄云外的意思和近义词反义词造句 【中文】：九霄云外 【读音】：jiǔ xiāo yn wi 【正音】：云；不能读成q。 【辨形】：云；不能写成去。 【九霄云外的意思】：九霄：天空的极高处。九重天外面。比喻极远的地方。 【出处】：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 【近义词】： 【反义词】：近在咫尺 【用法】：偏正式；作主语、宾语、补语；用于表消失意义动词之后 【九霄云外造句】 1、江山怒，风云笑，九霄云外谁人枭。豆娘《第一狂妃：废材三小姐》 2、不是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你们，把我遗忘在九霄云外。 3、任岁月改朝换代，唯有你无可替代，愿能携手同度九霄云外. 4、我在九霄云外，你在烟火人间，不是一路，所见不同。 5、你必须要把感情二字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成为坏人的第一步。坏人培训班 6、关于爱情，只是道听途说，谁爱我，问遍60亿人皆无音讯，原来我的爱远在九霄云外。 7、有些道理，明明知道，可一旦发生到自己身上，便抛到九霄云外了。 8、笑一笑，跳一跳，蹦一蹦！把烦恼踩到十八层地狱！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9、你到底是有多愚蠢，才会奢望那个把你抛弃到九霄云外的未亡人死而复生。 10、我的心是一颗不会说话的卫星，绕着你的星球孤独地盘旋于你无法看见的九霄云外。 11、有些事，在大人看来无关紧要，一笑而过之后便抛诸九霄云外了，然而在小孩子看来，那些事就是大事。庞钠文《铁雪云烟》 12、她永远都这样，戴着面具言语温柔，一转身所有承诺都在九霄云外，永远用最惑人的巧笑嫣然姿态，操刀对他。天下归元《凰权》 13、昨天答应我的事情，他居然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忘记了。

　　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阿·阿·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1873—1936)：俄国儿童文学作家。提要：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是俄罗斯以及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俄罗斯等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这一转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这些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 [1] 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和做法，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而且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失败，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表现出的经济社会危机，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国际上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经济学家和一些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些分析与评述。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俄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休克”与危机　　迄今为止，国际上众多学者对俄罗斯等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及其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的重要原因。[2]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大幅下滑与陷入深刻衰退。从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看，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10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方式，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的资本积累。俄罗斯前10年的转轨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得非法掠夺成为可能。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一个数字，当时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　　(2) 强制性。也被称为“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无一地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被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权、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在俄罗斯社会，这种由暴富者与权利阶层所推进的改革，它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并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和利益阶层。因而，俄罗斯激进的改革政策一直受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中小企业界与一些政党的反对和抵制。　　（3）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 oligarch）经济，也称“垄断性”。随着俄罗斯快速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形成了各种官僚垄断集团。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作“强力阶级或强力集团”。伴随着这种官僚垄断集团的出现，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集团一方面与权势勾结；另一方面，其大型私人资本垄断的特征也很明显，私人资本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中的高利润产业，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其中，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新俄罗斯人”，他们主要是由行政官僚集团所构成的拥有来自权力财产的群体所构成。[3] 少数寡头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经济权力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寡头在投机和暴富的过程中，将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这种利益分割的极不公平性，使得大多数民众普遍贫困化。　　(4)政治性。俄罗斯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　　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乃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　　俄罗斯前10年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上述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在俄“休克疗法”的一般内容中，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在大多数转轨国家中，“转型”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首要目的的过程，它伴随着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变，首先包括要实现多党民主政体的做法。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在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开始，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等，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西方模式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之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 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由一些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的主张和派别。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中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这一派的看法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 “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不佳与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的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及其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三．“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说的负面作用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　　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学说。这样的转型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机构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既是一种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别提发展中国家”。[4] 国际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学者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当时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第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私有化，第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5]　　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论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即指要全面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不分先后、同时进行改革。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其市场经济所必循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重要原因。　　2，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联系。　　在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当时执政的民主派政府则主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调节经济，以此替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所导出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了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和非货币交易的盛行，这种长期紧缩货币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的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状况是：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6]。这导致俄政府在90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就其实质看，它是一种“政府危机”。　　3，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们、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个问题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约束条件”，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设计。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解释，当年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的论述，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目的的而是政治考虑，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外，其他任何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定。[7] 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使人们拥有企业股份。盖达尔和丘拜斯等试图通过这种加速的私有化方式，来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　　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未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出现私有经济带来的高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财政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8]（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时，在许多人看来，一旦市场放开后，私人经济基础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但是，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就会出现：腐败和犯罪对私有生产者的掠夺。私有化所造成的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推进改革的两个方面，都始终引发人们的担忧。与私有化的腐败相关的就是俄罗斯由政府官员中产生的所有者阶层。（3）俄罗斯的现实是：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9] 但是，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　　4，“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10] 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包括许多条文与规则也是这样。所以“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 特别是，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被简单化为仅从形式上参用西方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例如，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 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所以后来在普京时代, 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四．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传播的渠道：政策制定与推行是主渠道　　在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的 “休克疗法”转轨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得到推行和传播，其原因主要是俄政府接受、制定并推行了错误“休克疗法”的改革政策。在叶利钦时代，激进民主派政府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人。当时的叶利钦政府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其原因在于：由于俄罗斯市场改革几经失败，俄政府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因此积极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的经验。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其多方面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　　90年代之初，在俄罗斯等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如前所述，对于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12]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采取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得到了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中，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物，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的国家政府用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俄罗斯，一方面，当时，“休”式的激进转轨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丘拜斯和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 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迫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恶化、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接受西方价值观）。这使得俄能够顺从西方国家倡导的转轨政策，采纳并推行“休克疗法”，以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就成为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一种载体而能够迅速传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　　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就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被作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13]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和传播，是影响俄罗斯等国转轨政策的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早在1990年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约翰. 威廉姆逊在就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在本会议上已达成共识。[14] 这乃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由于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这种经典自由主义，原本是西方现代化社会革命的精神成果，但在20世纪末却被置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捷克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型政策的代表性国家。曾经被称为捷克转型的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捷克前总理克劳斯，他在1990年上半年率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使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剧变后，也都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主张采取激进的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中，政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政府所实行的失误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沉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执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五．“后共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英勇无敌 情

从美国白宫南门出来，步行10分钟就到了华盛顿的“k街”，美国政府的许多内外决策都源自这里，因为“k街”智库云集，号称“智库一条街”。 　　智库是指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研究机构。作为各国政府的“参谋”，智库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甚至许多智库的专家还出任了政府官员，制定国家政策。如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基辛格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职等。 　　目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也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与挑战。在我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需快速调整，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也要转型。作为探索，今年3月，我国新成立了一家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并将邀请世界各国智库专家于7月份在北京举行“全球智库峰会”，共同研讨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之策。同时，国外成熟的智库经验，也值得我国智库体系借鉴。 　　美国：重视与成熟 　　美国的智库兴起于20世纪初，二战后随着冷战到来和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入转折期，美国的智库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尤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机构最为有名。在当代美国，智库左右着美国的各项重大决策，成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舆论一起号称美国政治的“第四权力”，又被称为“影子内阁”、“影子政府”和“美国的大脑”。 　　说起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不得不提，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被誉为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 　　成立于1948 年11月的兰德公司，从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智库，是美国的研究机构之一。它对美国军事科技的发展、防务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兰德公司的声誉鹊起是凭借他们对朝鲜战争的预测。当时，兰德公司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五角大楼却认为新中国的人力和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最终，准确言中战争发展和结局的兰德公司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刮目相看。1957 年，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间的准确推断，让兰德公司确立了它的地位。而后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也使兰德公司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与兰德公司相比，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则以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严谨的研究功底、自由的思想学风、内外兼备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学会于1924年由罗伯特·S·布鲁金斯创立，致力于对经济、外交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育。 　　20世纪20年代哈丁任总统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就开始帮联邦政府拟定预算草案，制订战争中的债务政策和改革税务制度方案。胡佛时期，学会又成功地说服政府取消了建设圣劳伦斯航道的计划。1932年， 学会则对罗斯福新政进行猛烈抨击并颇有影响，成为当时反对新政的重要堡垒之一。二战期间，学会还帮助政府建立和管理各种战时机构，实施价格控制，并逐渐走向兴盛。二战后，学会扶植共和党人制定“马歇尔计划”，受国会委托拟订折中方案，使两党意见得到统一。战后学会还增设国际研究小组，并于1955年合并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其他研究项目，形成今天经济研究、政府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三个分支。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会为每届新政府都提供一份执政中面临主要问题的综合概述报告。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学会研究人员还参加了制订“新边疆”构想的特别工作小组，从空间研究计划到制订经济政策等，向肯尼迪政府提供意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学会协助约翰逊政府拟订“伟大社会”计划方案，并支持凯恩斯经济学，从此与民主党关系日益密切。 　　在美国为世人所熟知的智库还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中。1989年，拉美国家急需进行经济改革。国际经济研究所就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10条措施，并得到了与会各方的支持，这也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英国：隶属于政党 　　英国的智库只有隶属于政党或具有党派倾向，才能借助政党的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英国，有些问题，明知不大加改革对国家前途极为不利，但出于害怕失去选票，几乎没有哪个政党敢于放言疾呼，于是畅所欲言、力陈利弊的重任便落到了智库的身上。中左派智库的代表是公共政策研究会、费边社；中右派的智库主要有亚当·斯密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等。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它是英国最古老的智库。在中左派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方面一个多世纪的的发展过程中，费边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88 年的公共政策研究会是、最有影响的中左派智库，它与布莱尔等新一代工党领导人关系密切。在工党上台前后曾大肆鼓吹、宣扬布莱尔和吉登斯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主张。 　　德国：“五贤人”报告 　　德国政府内部最的智库是“五贤人会”，正式名称为“鉴定总体经济发展的专家委员会”，它是根据联邦法律于1963 年8 月14 日建立的。它由五位在国内享有极高知名度的经济学家组成，因此也享有“五贤人委员会”的雅号，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特别的经济学知识，且对国民经济的运作有经验。 　　该专家委员会的任务分三个方面：分析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诊断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问题和趋势；揭示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外贸平衡四大总体经济目标的有效途径。他们要在每年11月中旬之前就德国总体经济发展形势编制出一份鉴定报告，并提交联邦政府。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德国权威的经济预测报告之一。 　　在1966~1967年德国发生第一次较大衰退的时期，经济界对有关经济政策取向的信息需求变大。专家委员会在当时争论十分激烈的汇率问题上的鉴定意见与政府唱反调。专家委员会还指出，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转向货币数量控制等方面，主张国家应转向推行一种面向供给的经济政策，要求改善供给条件。这些主张适应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联邦德国当时的基本经济政策也主要是遵循了委员会的鉴定和咨询方案

委内瑞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世界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有五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标志是共产党执政，而且往往是采用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且是共产党执政，因此在世界上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扩展资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转变之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还表明，我们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不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实践第一标准和社会生产力标准。苏东国家转轨以来，已经少则26年多则28年了，整个说来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出现严重滑坡，迄今尚未见全面恢复态势，俄罗斯又面临新一轮经济衰退的险境，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轨道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将重新审视如何结合本国实际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践第一标准和社会生产力标准，废弃生产关系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所有这些需要我们几代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不息！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中国崛起论”不断持续与升温，近来有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论述日益增多。国内舆论近乎是“清一色”的轻松笔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片面重商主义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学者也不失时机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清晰认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实属必要。　　“软体”变化比“实体”增长更可贵　　中国自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00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6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6位。经济年均增长9．4％，比世界均速快了6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目前的第3位。利用外资连续12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外有学者计量研究显示，1975～2000年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2．14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　　相对于国民经济“实体”的增长，国民意识观念、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管理体制等“软体”变化更大、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更久远。制度经济学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使中国有了“后发优势”，大大节约了中国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曾经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统治、百余年殖民经济掠夺、数十年计划经济控制的经济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　　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　　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自由化，因为始作俑者与积极倡导者主要是美国，因此有关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自由化是有选择的，即资本、商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化，劳动力与人员的流动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后进国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走获得相应收益。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誉为“北京共识”。概括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两类：　　一是既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强政府、人口众多与大国优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顺利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能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并能够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冲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人口众多使中国一直保持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这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中国幅员辽阔，生产率自东向西呈梯次分布，这为缓冲全球化冲击、延续改革开放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二是新生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规模与范围经济。中国除了不断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外，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取得长足进步，并将这些进步迅速不断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变现为收益。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了地区的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区等不仅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确立起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方圆200公里内可以实现同一商品生产所需的全部采购，这便是美国《商业周刊》所惊呼的“中国价格”之重要秘密所在。　　中国的净收益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据，并非都是从全球化中得来。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同样取得较快增长，只是被不恰当的政治运动所终止；从横向来看，与中国国情非常相似的印度，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形下，也取得了国际称誉的成绩。在津津乐道中国从全球化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与面临的风险。　　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集中在：地区、城乡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污染加剧、人民的健康状况堪忧。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GDP分别占全国GDP的50％、30％、20％，到2003年分别为58％、25％和17％。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1980～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提高到53％，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70％下降到75％和59％。　　此外，由于大量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使中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重大矿难事故不断，并迅速增加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据中国科学院专家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已经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还将使中国面临巨大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国家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显示：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但是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开放。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国吸收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201亿美元。　　国内有些学者以此来炫耀中国开放的成就，但是一些国际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目前已严重受损，制造业中主要行业、产品品牌为外资所控制，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而并非世界工厂；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形成了众多利益集团，它们凭借其掌握的雄厚的经济资源、强大的政治资源，以各种方式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以确保其商业利益。　　因此，中国参与全球化，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巨大收益。西方“反全球化”人士所宣扬的惨痛代价，只不过是部分结构性调整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而已。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反对自由化、抵制“华盛顿共识”。从全球化的净收益角度来考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宣扬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有意混淆视听。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1、新自由主义把所谓个人自由作为基本前提去构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把没有管制的市场当成拯救全球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手段，把“华盛顿共识”当成全球共识，将它作为医治世界各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指导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激发人们对西方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强有力的信仰。其他国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义，就必然会对少数西方国家形成依附关系，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全球霸权。从实践上看，“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一些国家形成了对美元的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建议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竞争化、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外资放任化”以及“降低边际税率、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政府支出重点在经济效益高的领域”等9项内容，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接受“华盛顿共识”，自然就会把新自由主义奉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行为准则，进而使其日益西方化。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使世界从属于西方的理论，是西方霸权主义在理论领域的集中反映。2、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幻景建立在政治与社会价值幻景基础之上，通过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及对外政策悄无声息地传递着，只要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及生活方式，迟早会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效率等信条深信不疑。这样，新自由主义本身就实现了经济思潮与社会思潮的整合，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输出经济政治价值观念、使其他国家走上西式道路的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也由此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理论。3、其实，不仅发展中国家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实际上，依靠新自由主义构建起来的“新帝国”（美国与欧盟）并不牢固，美国政府的国债已经超过16兆亿，人均超过5万美元，而2013年欧盟的失业率达到10.9%。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它只是切合一些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国别性理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获得了部分话语权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既要借鉴其注重效率等合理成分，更要警惕其隐藏在经济理论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念，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侵袭，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道路。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总计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从Nasdaq股票市场夺路而逃，同时“9·11”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2006年为3100亿美元，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其他一些重点城市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把大批制造业转移出本地，将腾出的空间作业态转换，重点发展金融、通信和设计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此刻，如何避免美国经济所走的弯路，避免经济过度虚拟化后形成泡沫经济，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眼下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

判定一个国家有多么强大，就会从GDP上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在2019年时候，我国的GDP总量将近100万亿。通过每年的平均汇率来算，人均GDP大约在10276美元；2021年我国的人民平均总收入将增长到10410美元，成功的突破10000美元大关。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中，其人均GDP收入只要达到12536美元以上的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离高收入国家不远了。经济强劲显而易见，人均收入的提高，背后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强劲作为支撑。以前我们的农民们收入都是靠种地，可以说几乎是零收入，但是现在农民已经不再只是依靠种地靠天吃饭，而是会积极的开展多种种植，积极的迎合市场上需求的农作物，农民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农民从贫困户一跃变成了富足的大户，这是农村的真实写照。农村的交通发达了，运输不愁了，农民的发展就上来了，并且以让人惊讶的速度在稳步的发展，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农村。现在的农村，村民们以是农村人为骄傲为自豪。经济强劲，农村城市并头齐发展，让很多的人觉得现在生活富足了精神生活也让人心满意足。还差一点显而易见，我们离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差距在2000美元左右，这个差距还是不小的，但是我们的发展已经让全世界瞩目了。人均已经达到了一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八万左右人民币，月收入达到了七八千，由此可见，现在的人们生活有多么的惬意。相信我们会尽快赶上着2000多美元的差距，切实的成为高收入的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这个收入水平在国际上还差二千美元就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了。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率先在中国讲授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寻求真理的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钊所处的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他的恩师白毓昆因滦州起义而被杀。在中国革命的呼唤下，他慷慨悲思投笔写下了《隐忧篇》，指出新共和国“隐忧潜伏，危机万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后，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是新瓶子装旧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败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并深刻地揭露新专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人专制都督。”在揭露军阀愚民的同时，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并提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的救国之路。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高、惠工”。正是他“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护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反日倒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期中，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大钊直接感受到了辱国之耻和败国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出兵我国山东，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起反抗。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奔赴各地，组织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竖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日讨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强调侵占山东仅是日本妄想独霸中国的开始。“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之先声。”“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文章号召国人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战胜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国四万万国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担之。”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要救中国“亦惟中国人能之”这些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表达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反袁斗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涂烬，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丑类”。——为创建“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钊留学回国，当时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识分子跃马挥戈，向封建主义进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甚至自杀。针对后者，他在担任《晨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中，撰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传科学民主，批判厌世的人生观。同时，着力创造和宣传其青春的宇宙观。青春，是革命，是战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奋斗目标。“青春之气，万古长青”。——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达于真理的精神。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国人在愚昧、迷信、谬误盛行、混浊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国情下，他号召：“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格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树立“真理之权威”的信念，“吾人生于今日知识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个过程，李大钊悟到了这个真理的辩证法，“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难就要追求，就要奋斗，就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坠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在黑暗、邪恶和专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着斗争和牺牲。“为其持城而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这就是说，他已明确认识到，坚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势力的“厌绝”，抛弃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势力的“优容”，即使如此，他也宁愿遭到“厌绝”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优容”。他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动政府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标志着他已找到了真理，并最终达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践行社会主义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李大钊不但探寻、宣传、坚持真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使敌人仇恨、胆寒，并置于死地而后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钊被捕，“闻李大钊受训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在死亡的威胁下，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大义，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样，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成为我国、我们党最早为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人、是学者。作为文人、学者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铁肩担道义中的“道义”，既是事物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钊找到真理，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以后，就承担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任务。在深刻认识十月革命性质和目的的基础，热情宣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从马克思阐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思想、政治变化都以社会革命在世界能取得胜利，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他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i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i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二、弘扬李大钊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李大钊逝世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80个春秋，社会主义阵营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的8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从高潮走向低谷。当代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从实际影响来看，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简单地概括“华盛顿共识”。约翰·威廉姆森作为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把“华盛顿共识”定义为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美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善的制度，特别强调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发产物，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本职是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保守主义，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精英政治”。美国的所谓自由制度，其实质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主要流行世界的一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反对一元化，主张人道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主张第三条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避开两种祸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工具。面对国际思潮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相互吸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期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新的历史考验。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文化，在苏东进行“和平演变”成功之后，以此为契机，极力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于此同时，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基础，邓小平以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胸怀和胆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复杂的中国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之中；作为一种主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指南，已经成为国家政党发展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评判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得失的标准。纪念李大钊就义80周年，继承李大钊精神，就是要担起时代的道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思想家的“历史经济理论”和“死亡论”，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从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历史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百折不挠、英勇不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又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昭示并将继续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走与自己历史选择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除社会主义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三、弘扬李大钊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为之追求、探索和献身的社会主义国度，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李大钊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巨大文化遗产，是蕴涵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宝库。第一，它给予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心。李大钊从走出家乡求学，直到日本留学；从反袁斗争到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都能让我们寻找我们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正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才支撑他不怕一切，克服艰难险阻，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今天，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兴旺发达，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大钊所为之探索、追求、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实现，但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使我们重新面临着社会环境带来的发展困惑、生存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惑和信仰选择困惑。理想的追求，价值的选择，信念的确立与坚定，再次成为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成长和发展中深层次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任何社会，信念的力量永远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根本力量，精神的满足永远是一个人的终极满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李大钊精神诠释的恰恰是一种不朽的永恒精神和价值。第二，它给予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李大钊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后，就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和李大钊一样，前赴后继为理想而奋斗，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先辈而抗争，我们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者不分伯仲，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奋斗，要付出代价的。“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印象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李大钊对死亡的回答。这回答，是宣言书，宣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和伟大的人格。前辈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前赴后继，展示的是为追求理想而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们已历史地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勇挑重担，不辱使命，为之奋斗。第三，它给予我们为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断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在李大钊生活的中国，开放和封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李大钊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他的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并把信仰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认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是我们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信心、奋斗和创新，李大钊精神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灵魂支撑和力量之源，永恒，不朽。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相配套的经济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加速，经济增长的停滞已不再是导致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定值过高的汇率、经常项目巨额赤字、出口下降和经济活动放缓等都是发生货币危机的先兆。就实际运行来看，货币危机通常由泡沫经济破灭、银行呆坏账增多、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债过于庞大、财政危机、政治动荡、对政府的不信任等引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存在造成或者至少是加剧了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依据与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向要求遭受危机、等待救援的国家硬性推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三大政策建议。原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等，猛烈抨击：IMF的“华盛顿共识”，认为IMF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多，该组织迫使受危机打击的国家提高利率，从而加深了衰退，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由此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一个“各国政府被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决定压倒”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IMF更深刻的批评涉及到IMF的救援行动会引起道德风险，即对陷入危机国家的救助，会引起投资者和一些国家不理智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在遇到麻烦时总会得到国际救助。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先后肆虐于西欧（1992年—1993年）、墨西哥（1994年—1995年）、东亚（1997年—1998年）、俄罗斯（1998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1年—2002年）等国家或地区。大多数遭受危机侵袭的国家几乎走过了同样的道路，最后尝到了同样的苦果。这一历程可概括为：固定汇率一快速增长一币值高估一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持续恶化一货币贬值、金融危机、经济直至社会危机一全面衰退一被迫作休克性调整，最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十分痛苦漫长的恢复期。

金砖四国的重要影响来自于它们自身的经济重量。它们是除了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成员国之外的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他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的生产总值只有约5000亿美元）。除俄罗斯以外，它们在经济萧条期都保持了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全球产出会经历更大缩水。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同时，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增加：中印贸易正迅速膨胀，今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达600亿美元。对那些经历快速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来说，中国也成为了它们最大的市场。而令人不快的是，中国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08年排放量达65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2%。俄罗斯和印度在这份不太光彩的名单上分列第三和第四。然而，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他们的外汇储备。四个国家都跻身世界十大储备国，总共拥有世界40%的外汇储备。中国以其惊人的2.4万亿美元储备轻易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些钱用来收购三分之二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都绰绰有余。中国位居日本之后，为世界第二大债权国（债权考虑了资产和债务）。俄罗斯1992年开始市场改革时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如今已经拥有4200亿美元储备。假设金砖四国拿出其外汇储备总额的六分之一，它们就能成立一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等规模的基金。创记录的预算赤字和高筑的债台让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苦苦挣扎，而金砖四国的公债却大多维持在稳定的中等水平（印度是一个部分的例外）。大多数投资银行都愿意向金砖四国注入资金。世界最大的两家银行都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成就渗透影响到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无形的——声誉。在某些方面，金砖四国拥有它们自己独特的共识。这些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贫困人口众多，因此相比于西方国家，它们的首要任务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消除贫困（即便俄罗斯亦是如此，尽管它的任务要轻一些）。金砖四国都在努力使经济多样化。它们在不断革新和挑战人们对全球化的现有认识。（尽管俄罗斯在制造军火方面远胜于生产民用物资。）金砖四国没有推行“华盛顿共识”所拥护的完全市场自由化，却依然成功实现了市场开放。在大萧条的余波中，那些想知道金砖四国成功原因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鉴这种杂合式的立场。“金砖四国的模式准确来说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者，”巴西Getulio Vargas基金会的Mathias Spektor说，“但他们提供了效仿华盛顿共识的其他模式，而且在经济事务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成效。”

美国“抑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企图 2008-05-06 08:59 前言：“抑制”中国发展，是时下的美国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虽然我们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或者推翻这一命题，但至少通过探讨这一命题，常常能够引发对诸如全球一体化等对于中国发展的挑战，以及各种发展思路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取舍问题的深层次思考。美国“抑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企图（上）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中心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当美国逐步转向遏制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地调整国家战略。美国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思路利益博弈是国家关系的基础。而国家博弈的根本在于对于资源与成长空间的争夺，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作为其最佳的注释。1978年的“布热津斯基原则”——抑制发展中国家发展以保持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确立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材料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地的地位。八十年代，美国开始了在拉美国家的实验，据此在1990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试图通过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为美国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旗帜下，美国资本与私人资本在拉美国家恣意泛滥，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铁路、电信、矿山、银行等经济命脉，并突破国家对于价格的管理，带来剧烈通胀、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动荡，导致国内资本外逃美国。自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危机频仍，政权频繁更迭。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当然是“拉美化”，就是通过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来推进“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来看，美国通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获得了产业资本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就业，利益基本相当，可以说是双赢。从金融一体化来看，美国可以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是美国绝对的利益。发展中国家最佳的方法是战略防守，德日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就是最好的防守模式。从政治一体化看，政治是一个国家的规则环境，所谓的美国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的民主，为资本逐利提供最大的便利。发展中国家金融、政治自主性是最重要的防火墙。在陷入“反恐战争”不能自拔的情况下，美国智库迅速回到了“华盛顿共识”的立场上，以佐立克、保尔森为代表的“知华派”占了上风。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保持和中国的良好接触以诱导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上转变。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注意到从中国台湾，到中国西藏，再到奥运会，都有美国的黑手，但美国一直都让别人打头阵，反映了美国通过掣肘来诱导我国对其让渡利益的策略。中美博弈的优势与劣势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本质上是处于“一体化”哪个阶段的判定。目前我国处在“经济一体化”阶段，准备迈入“金融一体化”，并最终有可能到达“政治一体化”。1、中国优势——产品价格由于内部以及外部的因素，我们处于“经济一体化”阶段足够长，从78年算起是30年，从1992年算起是16年，我国积累了强大的加工与制造能力，在产品市场上处于独特优势。如果不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未来15年时间里，不会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形成实质性的替代，反映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而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高企背景下取得的。说明我国加工、制造业能够承受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常了不起。由于我国商品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我们拥有提高价格的空间。2、美国优势——资本收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面，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的资本利益，目前美国在海外拥有11万亿美元的资产，主要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而存在的，其收益以一篮子货币来计价的资本收益在15%以上。世界其他国家虽然在美国有16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的10万亿资产是以证券的形式存在，总的年收益率平均估计在5%以下，考虑到美元贬值，所得根本不成比例。以此估计，美国资本方面的年收益实际顺差在8000亿规模，与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基本相当。3、中国劣势——资本收益我国优势的民族产业是加工、制造产业，是市场化的、贸易型的，传统制造业的毛利润率6%，高科技加工制造毛利润率只有3%。毛利润率的平均大致是5%，净利润率是3%。造成中国上市公司利润率太低，与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有关。长期以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城市化，而就业，而投资，造成投资过度，利润率低下，是那个时代的战略要求。目前，初级层次劳动力就业压力已大大缓解，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资源耗费、国际市场瓶颈显现，中央“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战略决策已经出台，重要的是落到实处。4、美国劣势——产品价格“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美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同时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表面上看起来美国逆差庞大，实际上美国壮大了资本力量。这一模式的最大弱点是通货膨胀。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大，如果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缓冲美国的通胀率将急剧上升。而由于美国的产业已转移到海外，居民将无法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无法冲销通胀的损失，美国将不得不提高利率，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美国资产收益率上升，而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将难以平衡，最终必然导致美国衰落。（作者沈思玮，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略有删节）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　　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倡导个人主义　　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主张私有化　　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东亚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经济的飞速成长。这些都使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极大的鼓舞，并逐步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自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影响　　新自由主义属于当代资产阶级学术流派，从根本上为大资产阶级服务。新自由主义的结果造成当代资本精英掠夺世界人民的局面，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很臭。

相同点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大国（超过1亿），面积大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

政府俘获问题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学术界重视的问题。所谓政府俘获是指“企业通过公职人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家法律、政策和规章的企图”。政府俘获实际上是公权私用－即公共权力为少数利益集团而不是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问题。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和苏联、东欧等国家改革传统经济模式向西方式市场经济过渡中，受“华盛顿共识” 的指导，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同程度出现了企业控制政府、企业和政府官员勾结瓜分公共财产，最后为维护既得利益，设置垄断，以牺牲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代价，牟取个别集团利益现象。

美国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探讨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从改善穷苦大众生活水平的立意看，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也证明了在当时的环境中十分有效，罗斯福的新政就是最好的实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凯恩斯主义认为生产的驱动力是总需求--消费的欲望，这可以通过可支配收入的金额来衡量。凯恩斯认为，政府只要谨慎地提高每个人的收入，便可以刺激总需求，进而提高生产，增加支出，增加GDP。总需求决定生产水平的观点是不完全对的。就个人而言，无法通过增加消费来增加财富。事实上，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如果鲁滨逊在荒岛上增加需求，并增加消费量，他将踏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整体，而不管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如何。美国人在二战及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在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贸易赤字逐年增加，他们的产能在逐渐下降，而消费却逐年增加，这就是凯恩斯的总需求驱动生产力的理论还在被积极的实践着。这就为今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理论上的隐患。911事件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大量的直接投资没有了，外国的钱不再像以前往美国流了，而美国人的消费观念还没有变，自己产能不足，又没有热钱流入，可见美国的资产被严重高估。随着时间积累，危及一触即发。另外美国政府金融部门掌门人一些错误的货币政策也是推波助澜的，更不用说对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缺少监管了。反过来，如果没有华尔街，危及只是会来得更晚，但会更大。另外，更加本质的根源是美国人口周期导致的经济规模由扩张型转化为收缩型，加之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逐渐消退，这些人口周期和技术革命周期是经济危机的真正本源。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扩展资料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背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盛顿共识

贸易经济自由化、完全的市场机制、全盘私有化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财政及物价的稳定化。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华盛顿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北京共识”包含三个原理：1、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2、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径。3、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扩展资料：华盛顿共识简介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 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 拉美国家 和 东欧 转轨国家 的 新自由主义 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蠨现出失败， 宏观经济 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 北京共识 。　　来源　　1989年 陷于 债务危机 的 拉美国家 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邀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美洲开发银行 和 美国 财政部 的研究人员以及 拉美国家 代表在 华盛顿 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 拉美国家 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 国际经济研究所 的 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 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在拉莫那里，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 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北京共识”包含三个原理：1、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2、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径。3、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扩展资料：华盛顿共识简介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华盛顿共识

自由主义思想最初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它是在古希腊等古代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现代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也称为旧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典之作”。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学派。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分歧很大，定义多种多样，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共识，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政府是个没有效率的管理人。”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 　　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二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 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 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典之作”。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学派。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分歧很大，定义多种多样，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共识，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政府是个没有效率的管理人。”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