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萧关起战尘 -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率先在中国讲授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寻求真理的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钊所处的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他的恩师白毓昆因滦州起义而被杀。在中国革命的呼唤下，他慷慨悲思投笔写下了《隐忧篇》，指出新共和国“隐忧潜伏，危机万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后，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是新瓶子装旧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败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并深刻地揭露新专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人专制都督。”在揭露军阀愚民的同时，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并提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的救国之路。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高、惠工”。正是他“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护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
——反日倒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期中，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大钊直接感受到了辱国之耻和败国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出兵我国山东，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起反抗。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奔赴各地，组织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竖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日讨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强调侵占山东仅是日本妄想独霸中国的开始。“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之先声。”“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文章号召国人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战胜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国四万万国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担之。”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要救中国“亦惟中国人能之”这些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表达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反袁斗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涂烬，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丑类”。
——为创建“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钊留学回国，当时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识分子跃马挥戈，向封建主义进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甚至自杀。针对后者，他在担任《晨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中，撰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传科学民主，批判厌世的人生观。同时，着力创造和宣传其青春的宇宙观。青春，是革命，是战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奋斗目标。“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达于真理的精神。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国人在愚昧、迷信、谬误盛行、混浊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国情下，他号召：“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格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树立“真理之权威”的信念，“吾人生于今日知识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个过程，李大钊悟到了这个真理的辩证法，“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难就要追求，就要奋斗，就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坠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在黑暗、邪恶和专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着斗争和牺牲。“为其持城而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这就是说，他已明确认识到，坚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势力的“厌绝”，抛弃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势力的“优容”，即使如此，他也宁愿遭到“厌绝”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优容”。他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动政府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标志着他已找到了真理，并最终达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践行社会主义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李大钊不但探寻、宣传、坚持真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使敌人仇恨、胆寒，并置于死地而后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钊被捕，“闻李大钊受训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在死亡的威胁下，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大义，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样，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成为我国、我们党最早为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人、是学者。作为文人、学者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铁肩担道义中的“道义”，既是事物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钊找到真理，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以后，就承担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任务。在深刻认识十月革命性质和目的的基础，热情宣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从马克思阐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思想、政治变化都以社会革命在世界能取得胜利，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他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i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i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弘扬李大钊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李大钊逝世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80个春秋，社会主义阵营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的8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从高潮走向低谷。当代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从实际影响来看，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简单地概括“华盛顿共识”。约翰·威廉姆森作为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把“华盛顿共识”定义为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美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善的制度，特别强调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发产物，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本职是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保守主义，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精英政治”。美国的所谓自由制度，其实质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主要流行世界的一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反对一元化，主张人道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主张第三条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避开两种祸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面对国际思潮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相互吸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期来。”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新的历史考验。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文化，在苏东进行“和平演变”成功之后，以此为契机，极力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于此同时，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基础，邓小平以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胸怀和胆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复杂的中国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之中；作为一种主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指南，已经成为国家政党发展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评判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得失的标准。
纪念李大钊就义80周年，继承李大钊精神，就是要担起时代的道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思想家的“历史经济理论”和“死亡论”，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从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历史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百折不挠、英勇不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又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昭示并将继续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走与自己历史选择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除社会主义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
三、弘扬李大钊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为之追求、探索和献身的社会主义国度，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李大钊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巨大文化遗产，是蕴涵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宝库。
第一，它给予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心。李大钊从走出家乡求学，直到日本留学；从反袁斗争到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都能让我们寻找我们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正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才支撑他不怕一切，克服艰难险阻，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今天，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兴旺发达，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大钊所为之探索、追求、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实现，但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使我们重新面临着社会环境带来的发展困惑、生存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惑和信仰选择困惑。理想的追求，价值的选择，信念的确立与坚定，再次成为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成长和发展中深层次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任何社会，信念的力量永远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根本力量，精神的满足永远是一个人的终极满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李大钊精神诠释的恰恰是一种不朽的永恒精神和价值。
第二，它给予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李大钊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后，就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和李大钊一样，前赴后继为理想而奋斗，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先辈而抗争，我们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者不分伯仲，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奋斗，要付出代价的。“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印象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李大钊对死亡的回答。这回答，是宣言书，宣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和伟大的人格。前辈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前赴后继，展示的是为追求理想而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们已历史地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勇挑重担，不辱使命，为之奋斗。
第三，它给予我们为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断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在李大钊生活的中国，开放和封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李大钊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他的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并把信仰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认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是我们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信心、奋斗和创新，李大钊精神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灵魂支撑和力量之源，永恒，不朽。
小菜G的建站之路 -
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
一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伟大思想产生之日，往往是社会危机深重之时。民国初年的中国，正处在地地道道的危机之中。被蔡元培称为“文艺复兴”的文学革命，无非是诞生在全民性危机时代的思想运动。其骨干主要是《新青年》杂志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常常很贴近现实，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地批判落后的社会。因此，正如Schwartz所说：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自身状况做真理的探讨，勿宁说是直接受现实问题逼迫使然①。在抽象思维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谓“近代思想”，都是以同传统旧思想决裂而作为其思维方法和理论思维前提的。这种思想的盲目发展，见于各种言论和政策中，但追根溯源，还可以发现一个主流，也只有在这个主流中，才能找到李大钊在文化革命思想史上的位置。
李大钊是文化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人，也可以说是《新青年》执笔者中惟一有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中心人物。本文旨在探索李大钊何以能够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思想史的课题，成为开辟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先驱。对此，绝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
任何一种思想，在其有限的自身中，都包含了带有普遍性倾向的因素。无论何时，面对现实的权宜之计，不一定必然地反映其思想实质。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中寻找李大钊对不同历史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上升为抽象思维，还有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确切地说，我们要把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为，与他自身的变化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活跃。有人称之为“百花齐放”，有人则称之为迷乱中的摸索。其主要原因，从现象上看是西方思想潮水般的涌入。本来，近代西方思想是历史悠久、流派纷呈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带着同样的时代印记一齐登场了，因而也产生了西方思想的异化。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全部志向几乎只有一点，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那么，他们在清末以来缓步前进的近代思想史上，又留下了什么课题呢?
虽然凭来自外部的冲击可以颠覆旧社会，但中国近代的一大特点却是肩负建设新时代使命的阶级尚很弱小。鸦片战争以后，官僚封建主义的中国急速走向崩溃。中世纪停滞僵化的思想基础渐渐失去，代表新时代的资产阶级现在还只是与旧社会相对抗的成长中的阶级，还无力用自己的世界观向旧思想挑战。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也遇到了内部现代思维不很成熟的矛盾，在建立有自己特点的抽象思维之前接触了西方思想，并为我所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角逐场。列强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在贫困的重压下，也无暇进行抽象的理论探索。本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洋务派的政策中，萌发了实现中国富强的希望。然而他们憎恶传统的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对建立西方化的新社会抱有强烈的希望。历宋、明、清三代，900多年的朱子思想传统，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对它进行批判，必定触及一切传统观念的根基，因此，必须从具体的现实问题入手，例如：康有为用公车上书的行动将自己的公羊学付诸实践。对正统思想的批判总是要借助于具体的政治问题。对中国追求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已有的传统上披上近代西方思想的外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伴随着他们的是又一次失望。回顾清末历史，最明显的现象是改革运动反复受挫。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惠州事件，1904年黄兴长沙起义，1908年安徽新军事件，以及1910年广东新军事件……全被清朝保守势力所扼杀。此后，知识分子被迫思考有关革命主体问题。实际上，上述一系列失败给予他们思想上的最大影响，是认识到了对改革主力军采取漠不关心的做法是错误的。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1904)中发表了与改革现存制度相比，造就新一代民众更为重要的观点。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进入了辛亥之年。李大钊的政治活动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二 初期思想的发展
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最大难题，是李大钊初期怎样从唯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或曰什么是两者结合的内部契机。马克思主义视唯心论为首要敌人，李大钊却自己实践唯心论；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自己的行动原理，而李大钊在此后论述过“阶级调和论”。以上种种，说明李大钊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显然存在着鲜明的差距。因此，要把李大钊置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之上，关键在于了解他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要研究他的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李大钊思想体系，大约形成于1916——1918年间，即创作《青春》、《今》的时期，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研究唯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两篇文章的性质。这两篇文章，贯穿了独特的思考，充满现实感，认真研究它，对正确认识李大钊思想形成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918年前李大钊的思想，大体可分为《言治》时代、留日时代和归国后三个时期。下面将分别考察这几个阶段中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脉络。
1．李大钊于1913年任北洋法政学会机关杂志《言治》的编辑部长。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从当时的政论(如《言治》、《独立周报》等)来看，大体上都认为现实的丑恶是枝节问题，社会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受某些人的操纵支配误入了歧途而已。这种回避彻底否定社会的看法虽很通行，但现实的发展却很快。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人们被迫重新思考“革命”的问题。李大钊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对社会进行本质的批判。憧憬着“民权”之光的李大钊当时感叹道：“于此时，每一闻‘民权"之语，如由衷之隐痛，不忍再听。然耳犹此耳，声犹此声，为何今日相遇竟是如此悲喜”(《论民权之旁落》)。与此同时，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败坏革命的元凶——军人(都督)和暴党(国民党)：
“一时棼棼攘攘，竟进以鼓荡政治恶潮者，不为武断蛮野之军人，则为豪横骄喧之暴党。政权争握，不归甲则必归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以政争之故，兵争或因之以起，民生益沦于涂炭。汗血编氓，大旱霓云之望，忽绝于风摧电掣之后，乃不得不瞠目咋舌……(同上)
这些辞句几乎集中表现了《言治》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全貌。从革命的绝望中转向攻击党人和都督，几乎贯穿了所有论文。而且，他又性急地发表了拥护袁世凯中央政府的言论。这种追求共和又拥护袁政府的矛盾从何而来呢?这还须首先理解他的“共和”观。极其奇怪的是，李大钊未能提出明确的“共和”、“民权”概念。他首先摒弃了“共和=小民的幸福”的图示式观念。共和既成，何以民生仍遭涂炭之苦?与“共和”相比。“民生”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贯穿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在他看来，共和只是争取民生的手段。
当袁世凯政府的反动面目一旦显露之时，上面单纯的理论便破绽百出了。李大钊开始提出革命的“主体”问题。在此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此时李大钊还没有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确实，他一贯坚持“小民”立场，但我们所说的阶级观，不是指人的社会身份而是社会的阶级构成而言，不是他所说的“小民”、“黔首”与统治阶级的对立。他虽也亲身反对二院制，但却以“中国没有欧美式的阶级”回避了阶级问题。这种缺少阶级观念的理论，就是以后将要论及的李大钊的“调和论”的基础。
以上是《言治》所反映的李大钊的思想概况。1913年底，李大钊满怀疑虑赴日本留学。他留学的目的，显然是在寻求对社会本质和革命主体的认识。
2．李大钊在其早期的哲学论文《风俗》中，论述了社会与个人，社会与精神等问题。他在那里提出了“群”的概念：
“盖群云者，不仅人体之集合，乃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这个“群”不等于“国家”；
“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
他所说的“群”是没有阶级性的民族，这个“群”的概念恐怕是受梁启超《说群十篇》的启发。梁启超认为“群”与“民众”同义，主张以群治代替独治，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梁认为“亿兆京人之集合而为群”，哲学价值并不很高。李大钊将“群”上升到“社会存在”的高度，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那么，“群”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呢?
群与己之关系，盖互为因果者也。有如何之人群，斯产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物……平心论之，亡群之罪，不必全尸于助长之人群之自身，亦实有自作之业……
在此还须回顾一下李大钊在《言治》时期对国民基础的看法，这个问题也包括在“群”的概念之下：
时至今日……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哲学是以“群”为社会基础的、实践的哲学。
李大钊的“实践”究竟是什么内涵呢?“昌学之责”集中表现了他唯心论的性质和特点。他首先针对作为存在的“群”提出了作为精神的“风俗”概念：
(群)实积有暗示力与暗示于他人者之层级而结合者。结合之容愈扩，暗示之力愈强。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此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
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人心之所向，风俗之所由成也。人心死于势力，则群之所以亡也。故曰：“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
这篇论文充满了传统哲学语言而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术语。这种思维方法，无疑脱胎于道德的或规范先验化的中世纪思维方式。但若以此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辩证法思想，则又颇感牵强。“群”最后成为超时代的“社会存在”，是一形而上学范畴，风俗的标准是由“道义”、“势力”来衡量的。因此说到“形”、“神”、“质”、“力”等等，常常是后者理所当然地被当作重点，即“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
但这种“群”生风俗，“人心”又左右风俗的唯心论是需要注意的。从宇宙之理至高无上的唯心论出发，是不应忌讳人为的观念的，但李大钊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人为”的、所谓“实践观念论”。他的实践当然是指“风俗，攘政又未必使学正”，“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这种来自精神方面的东西。但在此，李大钊对实践的重视显然已超过了对观念的重视。
还应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普通绝望之中，李大钊却更执着地追求革命真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因绝望而急于摆脱政治，连陈独秀也在此时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李大钊说其中颇多“厌世之辞”，并针对陈文而作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其中鲜明表现了他准备投身革命实践的气魄：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赫胥黎之“创造进化论”尚矣。
这些思想，正是贯穿于《青春》、《今》中“于现在充实自我”的思想根源。
以上我们已围绕《青春》、《今》全面分析了李大钊思想的大略。贯穿其思想主流的，是与近代的科学的社会观毫不相干的唯心论，其转向社会实践的志向和支持这种志向的信念，是“国家尚未灭亡……”。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究竟学习了哪些东西呢?《风俗》一文显然没有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和辞句，只是在传统的思想范围内思考；但《厌世心与自觉心》已开始引用西方思想，可以看出此时李大钊在勤奋学习西方思想。但他的学习内容却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他此时受安部矶雄影响至深，有人认为他已经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认为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其实，在缺少关键性史料的情况下，仅凭对《青春》、《今》的分析来判断李大钊思想的来源是很危险的。但说李大钊只受一种思想的影响也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李大钊确曾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想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在他的论文中，多处引用柏格森、格拉依鲁(音译)、巴以伦(音译)、米鲁(音译)、埃马逊(音译)等人的言论，这些斑驳的思想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李大钊从这些热情的思想家那里汲取了化绝望为力量的勇气，这力量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对李大钊留日间的行动几乎无从可知。据贾芝《先烈李大钊的故事片断》(《中国青年》63期，1951，4．21)，在1915年21条签订之后，李大钊作为留日同学总会的干事曾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国耻纪念录》等。一旦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服务于他的革命实践，思想与实践交流之窗拉开，他的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必然的了。
3．郭湛波认为，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青春》和《今》已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它们所表现的思想，与“动的，矛盾的连贯的宇宙观”或“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唯物史观是完全相通的(《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全面分析李大钊的思想，我们不能全然接受这个说法。诚然，“刻刻流动”与辩证法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但用来类比马克思主义未免失于简单。
另一种在中国已成为公式化的见解是：以1918年为里程碑，李大钊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宣传者。将思想深处180度的大转变归结为外来影响，是难于让人相信的。仔细分析《青春》、《今》，一定会发现李大钊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青春》是一种世界观。确实，《青春》是从宇宙的无限性和流动性这一认识论开始的。正如，“一成一毁天之道，一阴一阳易之道”所说，他的思路是以天道与人道合一为基础而倾斜于传统思想的。但我们已看到，他的思想又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但他也并非将“宇宙”与“社会”做简单类比。
在《青春》和《今》中所表现的李大钊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社会变革的主体如何行动，个人如何参予变革等，他把这些包括在“永远的今”这一概念之下。
“青春”是包含无限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今”的机能的表现，“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这就是创造未来的“回天再造之精神”。而且李大钊认为：是使民族兴旺的“青春”的民族，还是使民族衰老的“白首”民族，完全取决于青年的自觉程度。至今阻碍中国的“青春”的障碍是什么呢?是“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今》的结尾，他简明扼要地说出了他的思想：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印宇宙”之究竟。
综上所述，贯穿李大钊哲学的，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使命感。他不满并反抗中国社会的现状，将刷新和充实自我置于根本地位，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全部力量所在。李大钊哲学既不是“宇宙观”，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更不是“生的哲学”。尽管他也采用过赫胥黎的创造进化学说，但最终还是从眼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中汲取了有益成分。无论如何，全面看李大钊哲学，它带有一种可称之为“生的哲学”的色彩，这与其思想的本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李大钊在对既往全部绝望以后，认为民众是惟一可信赖的基础。实践的方向就是“国民教育”，“改变风俗”等等，从这种辛亥年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试图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明显地带有观念性，带有“永远的今”这种“生的哲学”的印记。
如果说李大钊思想的基本性质是面向中国现实的认识和实践，那么一旦将其升华为抽象思维，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就会独立、自觉地发展下去。他提出的“今”的概念，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不仅有更新自我之力，而且常常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由这一认识导引出的世界历史课题，即“再生”问题：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青春》)
李大钊把“回春再造”作为历史课题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提出，并非偶然。对他来说，十月革命正是“新精神的诞生”。
4．与《青春》、《今》同时，李大钊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他自称为“调和论”。调和论本是章士钊等政学派的主张，与他们长期接触的李大钊深受其影响。
调和论的特征是主张放弃主义，让新、旧势力在同一舞台上扮演竞争角色，期待社会自然而然进步的一种乐观主义，其根源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希望保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心态。但1917年以来局势的发展，彻底粉碎了调和论的梦想，其内部化分为两派，一是章士钊的与军阀调和论，二是李大钊提倡的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说。如果通读《太平洋杂志》，就会了解后者在现实的严酷打击下，如何变调和而为直接唤起“国民”的全过程。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与章士钊告别，投入后者的怀抱。②
李大钊主张调和论的目的，无疑是不使用暴力实现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在他看来，保守与进步这两种力量的并存，对世界进化来说是必要的，它批判用暴力扼杀新势力的专制政府，但同时又不赞成视旧为“恶”并给予彻底推翻的做法。
总之，我们不能要求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勿宁说，他的适用于现实的哲学，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调和论。我们必须抛弃所谓李大钊哲学的发展必须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之发现马克思主义，还须通过一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三 与马克思主义相遇
1．《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但它们在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价值自然是不同的。这两篇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作为光辉的历史文献，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的传播，是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但若系统地看待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就会发现，他把握俄国十月革命的基调，他的“回春再造”的哲学，他对现实问题的立场等等，都还是民主主义的，如：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和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将布尔什维的胜利，看作世界变革的潮流，它不外乎是一场扫除腐败的“历史残余物”的“积尘重压”而获得再生的实践。面对这种新潮，他呼吁群众“创造新纪元是非常困难的，恐惧不行，逃避也不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坚决反对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对全世界劳动阶级大声疾呼，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一大功绩。如前文所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变革的理论”提出来的，变革是必然的，但不是自然的。中国的变革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进行，首先还要让变革的主体即所有国民，自觉地坚强起来。
如上所述，李大钊思想的主调，是重视变革社会的实践及变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被有机地吸收进他的哲学体系，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具备科学的社会观的李大钊，从马克思那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所缺乏的经济理论。
给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的理论如“宇宙进化大道，乃天行健自强不息之一长流，在此只能前进，不许反顾”是从“永远流转的实在”推理而来。正如王毓铨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最初的辩证法研究》中所评价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同时李大钊认为人民群众有力量创造历史，并对人民参予历史的创造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引进自己哲学的尝试。
令人为难的是，我们既已认定李大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又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给中国革命以极大影响，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为解答这一疑问，我们还须回到他所生长的中国的现实中去，因为这与他的思想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关系。
2．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大熔炉。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投身其中，其意义异乎寻常。过去，贯穿于《新青年》的基调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主义，这当然是中国近代思想成长的必经阶段。但在中国现实还不允许受理性支配的时候，合理主义的历史生命也就此终结了。21条和凡尔赛议和会议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西方列强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在此时，用以西方为典范的“民主”与“科学”之外的理论，确实更能抓住民众。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靠理性来解决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宣告了所谓“文化革命期”的结束。这场争论后，胡适创办《努力周刊》，主张建立由理性支配的“好人政府”，急速地失去了现实意义。一种理论能否拥有民众，并不意味民众是否完全理解了这种理论，而决定于它所产生的实效能否与大众产生共鸣，并有益于群众的斗争。这正是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课题。摸索这个“实践的结论”，是李大钊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全的，但他思想的强烈的实践性，正是与上述中国的课题相呼应的。纵观李大钊几经变动的全部思想过程，就会发现“变革中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李大钊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金科玉律，他把实践和现实提高到了更重要的地位。鲁迅评价他为“革命史上的伟大纪念碑”，无疑是很恰当的。
李大钊建党后的论文，我们现已无从看到。但他后半生专心致力于献身革命事业，这是远比其思想更丰富的活动。李大钊正是其不断发展的思想的实践者。
在我所能读到的李大钊的最后一篇论文《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他这样描述新社会的诞生：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能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在此一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目前的中国所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实现了李大钊的预言。
结束语
以上是我通读《李大钊文集》后，就所得印象而写的论文。既然是印象，就难免带有局限性，姑称作“试论”而已。
但在当今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惟一的变革理论的做法很盛行，另外，说李大钊介绍社会主义=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反“21条”运动后就已在日本学习了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应予以否定。
注：
①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cmel the Rise of Mao.
② 《僻伪调和》中记述了李大钊与缓进派毅然决裂，并对缓进派提出由衷劝告而没有被接受的事实。《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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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封建礼教和尊孔复辟思潮
2、倡导“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结合
3、实现个人独立自由和妇女解放
4、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将社会理想转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