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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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它使人们不是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采取了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类似乎游戏方式，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的感受，显示着不断的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在这里，“庆节（任何庆节）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欢节的笑本身的特征，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是它包罗万象，以万事万物取笑；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这种笑的里面，“存在着远古玩乐性仪式对神灵的嘲笑。在这里，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留下来”，它追求着一种“最高目标的精神”。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复调小说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巴赫金把对话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和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且和其他“言谈”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及其结构之中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阐释对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间变化不定的功能和关系，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逻辑主线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对作者决定权的逐渐削弱到结构主义的写作主体的完全出场也存在着一条合理的逻辑线条。巴赫金和结构主义都反对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经验的表现或社会生活的简单反映，在复调小说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体，他有自己自主的声音而不会沦为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在结构主义那里，作家的地位和功能仅仅体现在为文本中的意识和声音提供发言和交汇的场地。这种作者的消隐过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结构主义一样的反对话语独白的立场，独白话语在唯一的作者内心或社会生活中寻求文本的语义空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意义的复调性，没有谁独自占有意义，意义体现为对话的过程，而结构主义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意义，从而不为任何独语策略留下余地。后结构主义影响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后期结构主义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给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对前期的结构主义明显是一种有意识的突破。未完成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而正因为不可完成，突出了审美活动的“事件性”特征，作者不是创造文本而是参与文本这一事件，因此审美的意义是不断生成的，没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垄断。“未完成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成了文本的开放性，文学是一种设问活动，没有谁包括作者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作家只能给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就是这样循环地自我实现的，它的意义的不是静态的而具有了动力学和发生学的特征，未完成性的和动力学性质的美学都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地位。小结以上几条线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结构主义在理论观念上某种程度的亲近性，其实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必定带有其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不能说是巴赫金的理论完全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变化和特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和后结构主义在哲学和美学上很多时候面对了同一问题，并且呈现了相似的理论思路，还有不能忽视的也正如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确实实借鉴了巴赫金的许多思想资源，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广博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巴赫金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后期的一些突出的变化。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和后期结构主义的努力表明了一种把文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结合起来的理论方向，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它的中心视点，这是理论创新和独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语言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一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心视点以外的东西，文论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期一些有益的变化对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一点重要的启示。 巴赫金诗学研究相关评论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苏联出版，被认为是“苏联和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说这部专著“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罕见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声望奠定了基础”。 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论阐述了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巴赫金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第一，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各个领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整体诗学研究。对巴赫金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3] 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对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无本之木，它继承了俄罗斯哲学、诗学的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哲学、诗学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俄罗斯的哲学、诗学和西方的哲学、诗学，他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和原创性。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这是对生活、思维、语言和艺术一种崭新的理解，这也是巴赫金诗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以对话为基础，他独创地提出了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由于他的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因此对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诗学研究和世界诗学研究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但它又是独树一帜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对苏联诗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诗学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现，对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认识。从世界范围看，世界诗学的发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结构不重历史文化语境的结构主义，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纪诗学发展的种种片面性中，体现了诗学研究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诗学研究十分关注体裁、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脱离文化语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来说，它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也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学诗学（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已有一段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达尔夫人、丹纳和普列汉诺夫。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社会学，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这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一种是形式主义，它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性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现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他把形式主义的诗学称为“非社会学的诗学”。显然，巴赫金是在反对苏联诗学研究中的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和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诗学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特性，建立社会学诗学。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的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历史诗学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都涉及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在前一本书中，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还力求对这种小说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巴赫金在谈到他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时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巴赫金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第一，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第二，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创精神。第三，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的恢宏气度。 西方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关各种理论当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两方面的依据，在史实上，因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发现实际上是由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人物来完成的，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罗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对话和小说理论作为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都承认受到过巴赫金的影响。在逻辑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结构主义者都面对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以来的同一问题——语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后期发展，后期的结构主义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现出和前期的结构主义的不同的理论面貌。中国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80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当然到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已经比较全面，也有很不错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局限于巴赫金的理论本身，没有更多的顾及到巴赫金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力量，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尚待发掘。同时反过来看，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结构主义，在关注重点和理论视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何在，是一个可以值得开掘的话题。巴赫金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据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她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而得来的。当然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不止在这个方面。意义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把时间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斗争形式研究,并且结合空间的隐喻意义对文学时间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巴赫金是比较早的一个。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一种价值观念,在时空体的范畴体系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时间是心灵体验的形式化,而空间也是时间体验的一种否定的形式,即时间形式的空间化。这种时间形式的空间化是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危机意识相关的时间体验。而“门坎时空体”正是时间空间化的典型范例。一“门坎时空体”:时间形式的空间化“门坎时空体”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间形式的总结性述语。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的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此时的一瞬间,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换言之,是不再受到时间的局限,空间他实际上同样也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弗洛伊德主义》（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年《论行为哲学》、《道德主体与权力主体》 1918-1924年《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1924年未能如期发表，1975年发表《小说理论》1939-1940年《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67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弗洛伊德主义》（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年《论行为哲学》、《道德主体与权力主体》 1918-1924年《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1924年未能如期发表，1975年发表《小说理论》1939-1940年《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67

巴赫金出生于1895年，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应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

多年未再碰哲学，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很想出来与你探讨一二： 请原谅我用条目性的段落来叙述，实在是以前的好习惯已经所剩无几。 一、你的提问使用了几个字眼，解释、后现代文本、能指、所指，如果你在学习后现代的哲学，你应该能理解，解释这个字眼用在这里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荒诞性，任何人对你讲述的符号学里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都是唯一的，是不“正确”的，所以建立在你的话语语境和哲学体系里的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所谓的答案，不是么？而后现代文本本身也实堪商榷，文本是一直存在的，后现代文本仅仅是一个特征词，它的分类依据既是由于它的语境又与它的语境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文本的确可以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游离（暂且这么说，下一条我想试着推翻它），但实在是与后现代与否无关。 二、能指与所指的游离，这个说法没错，但是从文本本身来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所指都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荣格）之上对能指的一个认识，这些认识在荣格的手里是祖先生命的残留，但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残留也是经过历史的梳理和编纂的，这很可怕不是么？所以能指与所指在大的时间跨度上本身就一直在游离，从没有静止，而游离这个词本身在我们理解的所指里就带有偏离标准和正确的一段距离的含义，这一点希望你在思考的时候能慎重，当然，这一条有点吹毛求疵，权当一笑。 三、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福柯的考古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这些理论或者主义都带有一些很统一的论调： 巴赫金的狂欢节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节日（其实把笑换成利比多，我们甚至能发现他与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有那么多的神似），个人认为他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论局限与否，要做到转化，做到戏谑，就必须将能指与所指剥离，将一体的两者分给节日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自由地去创造； 利奥塔的理论是建立解构主义里的，个人认为他是在带着我们用最合适的管子窥一下解构这只豹，所以既然最后要说说德里达，我们现在可以把他老人家请到一边儿先喝茶去了……； 福柯的考古学为我们所熟知的依旧是对主体哲学的解构，他的理论中强调没有所谓的作为理性本源的先验主体，这就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出发论调就是要将符号放入一个循环中，这可能也是从施莱尔马赫开始不论是狄尔泰还是海德格尔或者伽达默尔都一直对解释学循环这个字眼进行修正的一个侧证吧； 德里达的理论是我当年看的最多的也是最说不出来的，他的logos就像被尼采弄死的上帝一样，都是一种对单元化的秩序的反抗，实际上尼采对权力的论调对以上四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个人觉得当权力下放的一刻也就是能指与所指重生并且开始变得各不相同的新生。 写完再看，满篇胡言，却殊不想改，其实将上述四人的理论搬到符号学里面去搅风搅雨本身就有些牵强，因为他们在当下看来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最后，学识有限，博君一笑。

巴赫金全集共有6卷，其中，『第一卷』 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

　　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述中指出，一，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只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或对象，他并非是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表现者，而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二，复调小说中并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三，复调小说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　　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世界中，主人公都是些意识相对独立的“思想家”。巴赫金强调，在复调小说中不存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作家就没有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给自己的人物以极大自由，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

巴赫金认为叙述语体是一种“双声话语”，意思是指（A．叙述者与人物的结合 ）

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它使人们不是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采取了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类似乎游戏方式，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的感受，显示着不断的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在这里，“庆节（任何庆节）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欢节的笑本身的特征，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是它包罗万象，以万事万物取笑；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这种笑的里面，“存在着远古玩乐性仪式对神灵的嘲笑。在这里，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留下来”，它追求着一种“最高目标的精神”。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家贫民医院的医生，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来到人世，听到就是那些颠沛无望的穷人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发出的痛苦而绝望的呻吟，在这种凄惨悲凉的气氛中他一直长到10岁。　　182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获得了贵族称号，全家注册为莫斯科贵族，并且于1831年在距莫斯科150俄里的图拉省卡舍尔县购置了庄园。这处庄园包括达罗沃耶和契列马什尼亚两个相邻的小村，共有100多个农奴，这年夏天，全家来庄园避暑。整个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尽情陶醉在美丽的大自然之中。他每天都到树林和田野里去玩耍，优美宁静，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使他流连忘返，一直等到天黑了，家里人出来叫他，他才回家。　　1834年，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送到莫斯科契尔玛克寄宿学校读书。兄弟二人开始阅读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他对学校开设的课程毫无兴趣，再加上严酷的兵营生活，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没完没了的军事训练，使他痛苦难忍，觉得自己就象在一座监狱里。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感到屈辱的是，他非常贫穷。学校的学生多是出身于豪门富户的绔绔子弟。他们穿戴讲究，挥金如土，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避免受人嘲弄，只好孤独地躲在旁边。他写信给哥哥说：“哥哥，你抱怨你穷，是这样的。有什么法子呢！我也不富。你相信吗？我从营地上回来的时候，分文不名，在路上又冷又饿，我生病了，可是身上连喝口茶的钱都没有。”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乐趣就是阅读文学书籍。他不仅看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而且广泛接触了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外国作家的名著　　1843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被授予工程兵准尉军衔，入工程部制图局当绘图员。他虽然有了薪俸，但很微薄，再加上不善于安排生活，他依旧很穷困甚至不得不借债。因此他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赚取少量稿费。　　1845年3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处女作《穷人》，表现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并揭开了他们身上高尚，善良纯洁的感情和灵魂。完稿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把自己的小说寄给当时俄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杂志《祖国纪事》，希望能在那里发表。它的主编是批评家别林斯基，在青年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自卑，象他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青年作者怎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呢！　　正巧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来了。他已经发表过作品，略有经验。于是他陪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手稿去见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连夜读了起来，都被作品深深吸引住了，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涅克拉索夫顾不得休息，急切地把《穷人》又推荐给别林斯基。　　1846年1月，《穷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可惜的是，因为思想观点和文学观点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便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发生了争吵，然后断绝了来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关心俄国现实，1847年2月，他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积极从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这时，果戈理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鼓吹和美化专制农奴制。别林斯基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对作家的反动观点进行了严厉痛斥，并提出在俄废除农奴制。这封信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进步青年中广泛地秘密流传，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认的政治纲领。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与别林斯基在有些问题上看法不同，但他对这封信却非常赞赏。他设法弄到一个手抄本，拿到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的集会上朗读。　　1849年4月23日清晨4点，一伙挎着刀枪的宪兵和警察突然闯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他们一进屋就到处乱翻，把作家的藏书、手稿和来往书信捆成一捆，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押上马上，然后扬长而去，女房东和仆人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被捕的有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成员30多人，全都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11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沙皇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849年12月22日上午7点，寒风刺骨，天色阴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死囚被押到谢苗诺夫校场。刑场戒备森严，处刑台三面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法官宣读死刑判决书以后，神父给死囚们一一吻了十字架。接着，给他们穿上白色的尸衣，三人编为一组，准备分组依次处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在第二组，眼看着第一组的彼得拉谢夫斯基等三人被蒙上了眼睛，分别被绑在三个刑柱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行刑的士兵举起枪，开始瞄准……突然，一个宫廷侍从武官来到刑场，制止了射击，传达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死刑改为4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其他人也被特赦。原来，军法会议处将军在复审判决时觉得死刑过重，上报沙皇尼古拉一世呈请减刑。沙皇为了表现自己的“恩典”，决定“从宽处理。”但为了在精神上摧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下令演出这场假处决。　　1850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往西伯利亚苦役地。他披枷戴镣，乘上雪橇，在风雪弥漫之中离开彼得堡。到西伯利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分派到鄂姆斯克要塞。　　苦役犯监狱就是人间地狱。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地狱的入口写着“死屋”两个大字，还写道：“到这里来的，放弃一切希望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他描写苦役生活的著作《死屋手记》，就把它借用来称呼苦役监狱。他带着镣铐，在“死屋”里度过了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跟那些杀人犯、强盗一起睡在一个通铺上，受着种种折磨和屈辱。他到达姆斯克要塞以后，看到监狱里阴森恐怖的情景，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立即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牙关紧闭，昏了过去，从此患上了癫痫病。这种病症后来折磨他整整一生。　　1854年3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期满，获得释放。但接着，他又发配到谢姆帕拉廷斯克服兵役。两年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从此，他在兵营外面有了自己的住宅，可以和朋友交往，还能继续写作了。　　1858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退伍，回到莫斯科，阔别文坛10年之后，他终于又回来了。重返文坛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发表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作品，尤其是《罪与罚》的发表，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济上却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他的妻子和哥哥相继病故，使他精神上也濒于崩溃的边缘。债主们不断向他讨债，威胁他，要查抄他的财产，并逮捕他下狱，他急需偿还的债务有3000卢布，他多方想法弄钱，毫无结果。这时出版商斯杰洛夫斯基跑来说，他愿意出3000卢布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著作的版权，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再写一部长篇小说给他，限期半年交稿。绝望之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迫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精神极度痛苦，癫痫病也不时发作，他根本没时间另写一部作品。合同是1866年4月订的，规定11月1日前小说交稿，可是到10月初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朋友们都替他着急，这时有人建议他聘请一个速记员，由他口授，以便赶写这部作品。于是经人介绍，他聘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格里毫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安娜非常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密切合作，共用了26天时间，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小说，这就是《赌徒》。10月30日，他交了书稿。两人也因此产生了爱情，于1867年2月25日结婚。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46岁，安娜21岁。　　结婚之后，两人非常幸福。安娜深情照顾年老多病的丈夫，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速记员、秘书、女管家、书籍发行人和销售员。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安定了，这以后他写了大量作品，包括《白痴》、《群魔》、《少年》、《卡挟玛卓夫兄弟》等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病逝，结束了他苦难的、复杂矛盾的一生。

《巴赫金对话理论》是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创造的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巴赫金旋风”。《巴赫金全集》在作者的祖国——俄国没有被出版，而在1998年却在中国首次出版了。一位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得到了中国艺术界的青睐。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第一章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语篇，巴赫金在这里和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想进行着争辩，对话。众声喧哗"的、充满了享乐欲望的文化,即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carnival)式文化。”巴赫金关于“多声道”或者“众声喧哗”的理论 ,考掘和辨析我们听起来有些嘈杂的声音,来倾听和领悟

巴赫金式--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同民间狂欢化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时，特别强调民众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对这两位作家创作的影响，并且把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什么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受主要的哲学蕴含是什么？这种世界感受对于所谓高级的思想精神领域有什么冲击？这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巴赫金文化诗学哲学层面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为世界观的狂欢式世界感受1．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巴赫金在研究狂欢化文化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他把狂欢节中所产生的民众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并拿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相对立。巴赫金在谈到中世纪的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化时，指出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大城市（如罗马、拿波里、威尼斯、巴黎、里昂、纽伦堡、科隆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有时更多些）的时间，过着全面的狂欢节的生活。他说：“不妨说（当然是在一定前提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他特别强调，“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1]

巴赫金是本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但自从六十年代在西方被发现以来，他的思想对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的思想和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都从他那里取得了为己所用的思想资源。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

13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拉柏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创作, 都直接源于古希腊“ 苏格拉底对话” 的那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文艺复兴, 可以说, 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6)(巴赫金.《拉伯雷研究》P317)。感悟：弗洛姆指出，人类因为拥有智慧，而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类因为分离，与自然界的分离。与母亲的分离，身心灵的分离，而不断感觉到焦虑。叔本华说，生命的本性是痛苦的。马斯洛说存在即焦虑。所以需要一种“狂欢”来摆脱分离的焦虑，生存的痛苦。巴赫金认为，那一些伟大的创作也是一种“狂欢”。它们是人类声音的代言者吗？ 14“‘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 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 的行为”(7)(池田大作.《我的人学》〔P155)。 对话应当是真诚的、坦率的、自由的。 感悟：唯有敞开，才能对话。对话是一个去蔽和祛魅的过程。爱默生说，当你对建造金字塔的工匠非常感兴趣，乃至于着迷的时候，当你不断探问、沉思你感兴趣的对象，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和他们是一类人。弗洛姆说，创造性的劳动和爱是同样的工作，能够使人忘我、沉醉，使人身心和谐，不断走向完整。15“ 意识的对话本质, 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 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 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 ……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 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 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P387)。 感悟：巴赫金的谈到的意识的本质，让我想起了黑格尔关于意识的一段话。黑格尔认为，经验是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也就是说意识有一种辩证运动，既对自身又对其对象，经验始终有逆转结构，也就是重建意识的结构。巴赫金将意识的辩证结构命名为对话结构，并且由此扩展到了人类生活的对话方式。首先，这是一种隐喻，将所有的行动比喻成为言语活动，其次这个对话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过程，没有完成，而且永远不会完成（当然会有阶段性成果）。所以有这样的话来评价裴多菲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牺牲，裴多菲是一位诗人，他的牺牲就是一首最壮丽的诗。人的存在就是一首完整的诗。

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他生前几乎籍籍无名，但自从六十年代在西方被发现以来，他的思想对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的思想和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都从他那里取得了为己所用的思想资源。巴赫金的思想非常复杂和深邃，而且他都是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概念来阐述的，因此巴赫金的思想具有开阔的独创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的艺术思维，复调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创造了复调小说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巴赫金指出的是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借用了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 在巴赫金的概念中，“复调小说” 的“对白”有主人公与自我的对白、主人公与作者的对白、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白三个基本层次。从总体上分，又有“大型对门”与“微型对白”两个层次。 众所周知,任何小说都是由作者语言和人物语言构成的。那么作者的语言(即作者的叙述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店的小说中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在小说对白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放弃了从外部对主人公加以规定的立场。作者的叙述不是采取“谈论主人公”或评价主人公的形式，而是采取“对主人公说”的形式。他的小说《穷人》中的“穷人”杰渥什金,因为果戈理在《外套》中“偷看”了穷人的内心生活而表示抗议，巴赫金说，这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对作者的初次“反叛”。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主张作者站在全能全知的立场，上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指手划脚，说东道西。这就是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对白”。 再者，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托尔斯泰等其他作家的小说进行了比较，把后者小说结构称之为独白型，他认为独白型小说取决于作者意识对描写对象的单方面规定，这里只有一个声音，即作者的声音在说话，一切主人公的语言、心理和行为都被纳入作者的意识，都在作者全能全知的观点中得到外来说明。 从这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复调小说虽然强调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但是并未彻底绝断了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妙就妙在他把自己的思想借主人公之口巧妙地流露出来，也需要我们仔细品味才能认识清楚，这也正是复调小说的精髓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的艺术思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 《罪与罚》小说，描写的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是个超人，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迫，并且出于一种理性的“人类分级理论”或者说是“人类基因净化理论”，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丽扎韦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 这出发点是包含善与理性的，虽然这种理性看起来合理且善良，却有漏洞：一旦这种理论渗入集体，将成为集体的狂欢，“净化基因”“消灭蛀虫”“让有用的、非凡的人获得幸福”将成为人们相互攻讦、报复、泄私愤的工具，成为人们权力斗争的掩饰，集体陷入混乱、斗争的状态，导致更多无辜的灾难 。 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思潮凝结在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里，对其进行批评，但也并阻挡不了二十世纪的后人们做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等人一样的行为。

余华、莫言。余华的《兄弟》在叙事上更多地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紧密的结合起来，展现其语言艺术上、肉体欲望上以及叙事功能上的狂欢；莫言的小说以张狂放纵、边界模糊的狂欢化语言构建了许多夸张怪诞的狂欢化情节，塑造了众多背离正统、颠覆常规的民间狂欢式人物。“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的巴赫金提出来的。

称为小的“复调结构”。《罪与罚》中鲜明的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文学特色，后来称为小的“复调结构”影响着此后一百多年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发展。巴赫金，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巴赫金 米·米·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чч Б ахтин，1895—1975)生于奥勒尔城。肄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先后在涅维尔和维帖布斯克工作。战后在莫尔多瓦共和国萨兰斯克大学主持俄国和外国文学教研室工作。 巴赫金是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巴赫金认为，语言是一种物质中介，是人们在社会中相互影响的手段。语言是一种社会的人的创造活动，它应引起听者注意并保持对话的兴趣。 “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谁说的，二是对谁说的。”语言的现实和基本单位是对话和言谈，它们存在于对话交际本身的范围内。从这种观点出发，巴赫金将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语言分解为不同类型的对话，其中多数都包含两个或者更多声音之间的能动的相互作用。文学作品的语言必然要破坏稳定、权威和习惯它们的社会意义正是由此而来。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来考察作品及其所违反的文学言谈规范，有助于解释语言的社会意义。而文学就是一种语言的实践。 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研究中新阶段的标志。该书曾得到卢纳察尔斯基的肯定。书中许多思想都已成为科学惯用语。作者在本书中应用“复调”理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中有多种声音存在，而且这些声音都不受作者的权威性的控制。作品中人物的讲话处在与作者讲话的联系中，因此他们便从各自的对方那里并从他们的作者那里获得了自由。 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构成的，是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物质体现。凡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符号，是现实的一个“物质部分”。这样一来，物质基础(物质)与上层建筑(意识)之间，就由统一的物质的链条联结起来了。其次，与俄国形式主义不同，巴赫金认为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同时又是其它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文学也反映现实，但它的反映是一种有间隔的、有两个级次的反映。 巴赫金的主要论著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 (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小说中的词》 (出版于1975年)、《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 《弗洛伊德主义》 (1927年)、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上两书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拉伯雷和他的世界》 (1940年)，等等。

巴赫金出生于1895年，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巴赫金 外文名 ：Бахтин，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国籍 ：前苏联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1975年 职业 ：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人物履历,人物生平,主要贡献,主要作品,其它信息,基本观点,理论影响,诗学研究,研究状况, 人物履历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银行职员家庭，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 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义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德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后曾在维尔城一中学任教。 人物生平 1920年秋转往维捷布斯克教授文学和美学。从这时期开始了哲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职。 他在1929年政治运动时曾遭到监禁和流放，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1945年起应邀到摩尔达维亚师范学院任俄罗斯和外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间同时进行他所称的“元语言学”研究。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后被编成论文集《美学和文学问题》和《语言创作美学》出版。 大事年表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没落的贵族家族 1905-1913.6维尔诺第一中学 1913.8诺沃罗西斯克（今敖德萨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6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旁听 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但未取得毕业证书。生活艰苦。 巴赫金 1918-1920 定居涅维尔，在当地任教 1920-1924 生活于维捷布斯克。1921.7.10结婚。 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 1924年夏-1930年 。迁居列宁格勒（原涅维尔）。在俄罗斯国立艺术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来在出版社任 编辑。 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不经审讯被判5年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 1933年刑满。 1934年至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 1961年退休。 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 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 主要贡献 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 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套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 主要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 《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 《弗洛伊德主义》（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 《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年 《论行为哲学》、《道德主体与权力主体》 1918-1924年 《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1924年未能如期发表，1975年发表 《小说理论》1939-1940年 《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 《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67 其它信息 基本观点 狂欢 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它使人们不是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采取了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类似乎游戏方式，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的感受，显示著不断的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在这里，“庆节（任何庆节）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欢节的笑本身的特征，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是它包罗万象，以万事万物取笑；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这种笑的里面，“存在着远古玩乐性仪式对神灵的嘲笑。在这里，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留下来”，它追求着一种“最高目标的精神”。 巴赫金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著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民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复调小说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 *** 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理论影响 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 巴赫金把对话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和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且和其他“言谈”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及其结构之中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阐释对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间变化不定的功能和关系，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 巴赫金 逻辑主线 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对作者决定权的逐渐削弱到结构主义的写作主体的完全出场也存在着一条合理的逻辑线条。巴赫金和结构主义都反对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经验的表现或社会生活的简单眼映，在复调小说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体，他有自己自主的声音而不会沦为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在结构主义那里，作家的地位和功能仅仅体现在为文本中的意识和声音提供发言和交汇的场地。这种作者的消隐过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结构主义一样的反对话语独白的立场，独白话语在唯一的作者内心或社会生活中寻求文本的语义空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意义的复调性，没有谁独自占有意义，意义体现为对话的过程，而结构主义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意义，从而不为任何独语策略留下余地。 后结构主义影响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后期结构主义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给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对前期的结构主义明显是一种有意识的突破。 巴赫金 未完成性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而正因为不可完成，突出了审美活动的“事件性”特征，作者不是创造文本而是参与文本这一事件，因此审美的意义是不断生成的，没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垄断。“未完成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成了文本的开放性，文学是一种设问活动，没有谁包括作者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作家只能给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就是这样循环地自我实现的，它的意义的不是静态的而具有了动力学和发生学的特征，未完成性的和动力学性质的美学都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地位。 小结 以上几条线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结构主义在理论观念上某种程度的亲近性，其实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必定带有其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不能说是巴赫金的理论完全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变化和特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和后结构主义在哲学和美学上很多时候面对了同一问题，并且呈现了相似的理论思路，还有不能忽视的也正如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确实实借鉴了巴赫金的许多思想资源，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广博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巴赫金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后期的一些突出的变化。 巴赫金 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和后期结构主义的努力表明了一种把文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结合起来的理论方向，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它的中心视点，这是理论创新和独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语言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一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心视点以外的东西，文论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期一些有益的变化对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一点重要的启示。 诗学研究 巴赫金诗学研究相关评论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苏联出版，被认为是“苏联和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说这部专著“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罕见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声望奠定了基础”。 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论阐述了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巴赫金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 第一，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各个领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整体诗学研究。对巴赫金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3] 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对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无本之木，它继承了俄罗斯哲学、诗学的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哲学、诗学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俄罗斯的哲学、诗学和西方的哲学、诗学，他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和原创性。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这是对生活、思维、语言和艺术一种崭新的理解，这也是巴赫金诗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以对话为基础，他独创地提出了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由于他的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因此对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诗学研究和世界诗学研究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但它又是独树一帜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对苏联诗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诗学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现，对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认识。从世界范围看，世界诗学的发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结构不重历史文化语境的结构主义，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纪诗学发展的种种片面性中，体现了诗学研究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诗学研究十分关注体裁、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脱离文化语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来说，它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也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 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诗学（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已有一段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达尔夫人、丹纳和普列汉诺夫。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社会学，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这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一种是形式主义，它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性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现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他把形式主义的诗学称为“非社会学的诗学”。显然，巴赫金是在反对苏联诗学研究中的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和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诗学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特性，建立社会学诗学。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的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 历史诗学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都涉及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在前一本书中，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还力求对这种小说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巴赫金在谈到他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时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 巴赫金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第一，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 第二，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创精神。 第三，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的恢宏气度。 研究状况 西方 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关各种理论当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两方面的依据，在史实上，因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发现实际上是由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人物来完成的，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罗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对话和小说理论作为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都承认受到过巴赫金的影响。在逻辑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结构主义者都面对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以来的同一问题——语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后期发展，后期的结构主义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现出和前期的结构主义的不同的理论面貌。 中国 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80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当然到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已经比较全面，也有很不错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局限于巴赫金的理论本身，没有更多的顾及到巴赫金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力量，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尚待发掘。同时反过来看，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结构主义，在关注重点和理论视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何在，是一个可以值得开掘的话题。 巴赫金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据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她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而得来的。当然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不止在这个方面。 意义 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把时间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斗争形式研究,并且结合空间的隐喻意义对文学时间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巴赫金是比较早的一个。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一种价值观念,在时空体的范畴体系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时间是心灵体验的形式化,而空间也是时间体验的一种否定的形式,即时间形式的空间化。这种时间形式的空间化是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危机意识相关的时间体验。而“门坎时空体”正是时间空间化的典型范例。一“门坎时空体”:时间形式的空间化“门坎时空体”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间形式的总结性述语。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的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此时的一瞬间,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换言之,是不再受到时间的局限,空间他实际上同样也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认为应把行动作为自己描绘的对象。复调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借用了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述中指出：一、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只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或对象，他并非是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表现者，而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二、复调小说中并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三、复调小说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这个理论的意义在于：1、重新定义小说的地位：巴赫金认为小说是现代文学的核心形式，可以反映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性。通过强调小说的复调性和多声部结构，巴赫金将小说从过去单一线性叙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重新定义了小说的地位和文学功能。2、引领小说革新：复调小说理论鼓励小说家在创作中采用多种手法，使小说中的不同声音、不同视角得到充分表达，从而推动了小说的风格与主题的多样化和创新。3、对文学批评的启示：复调小说理论引导文学批评者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关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组织方式，从而发掘作品的内在逻辑和价值。4、对后续文学创作的启示：复调小说理论激发了许多后续作家的创作灵感，如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中国的后现代小说等，这些文学作品都体现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