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代，有些西方国家对苏联抱有深刻的敌对情绪，他们对于芬兰的友苏政策倍加指责，甚至害怕芬兰的这种政策会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世界流传起“芬兰化”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所谓芬兰化有两重含意，一是说芬兰在国际关系中完全仰承苏联鼻息，毫无独立自主的精神，二是说苏联要把其他欧洲国家也变成跟芬兰一样。按照这种说法，被“芬兰化”的国家将不战而投降苏联，像芬兰一样按其意志行事，苏联则可不战而胜。芬兰朝野对此十分恼火。我们国内似乎也传过这种说法。其实早在60年代末，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在访问芬兰时曾向吉科宁总统提过一个问题：芬兰和苏联的现存关系形式是否有可能延伸扩及东欧？这实际上是涉及了东欧实现“芬兰化”的可能性。1973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谈到了西欧避免“芬兰化”的问题。同样也是在1973年，有一个南斯拉夫人说，西欧人对于“芬兰化”颇多恐惧，唯恐受到苏联更多的影响，东欧人则希望“芬兰化”可以减少他们对苏联的依赖，并在各方面都像芬兰那样独立。关于“芬兰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可能最早来自阿登纳，他的秘书波萍迦女士的《回忆阿登纳》一书中简述了他的想法：在克里姆林宫的计划中，关键一着是竭力把西欧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和人力用和平方法并入苏俄的势力范围....如没有美国保护，西欧早已沦于苏联之手。真正的对手是美国和苏联。可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力量对这两个对手来说都举足轻重，所以在这两个巨人的角力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苏联一旦得手，使西欧国家跟着它打转。它们根本不用像东欧那样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就会猛然增强。而克里姆林宫对付美国，同时又对付中国的抗拒力也会大大提高。应当承认，他的这个论点很快就为东西方的政治家们所接受。50年代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柏林危机，在世界各地支持反政府分子，还有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高度活跃，加上赫鲁晓夫等的咄咄逼人的狂言，更替阿登纳的论点张目。 平心而论，把不战而降作为“芬兰化”的标志，确实侮辱了芬兰人民。在现代史上，芬兰人从来没有不战而降过。一九一七年，芬兰乘十月革命之机宣告独立。一九一八年，芬军在曼纳海姆将军的指挥下击退了前来支援芬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苏联红军。 现在，被尊为芬兰民族英雄的曼纳海姆将军的记念象矗立在赫尔辛基市中心，也永远立在芬兰人民的心中。当时俄国革命政权初创，没有可能下大力气来对付这个新独立的小邻国。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处决了最后一批有影响的政敌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后，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外。苏德于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规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当时希特勒正致全力于西线，无暇东顾。斯大林决定首先对波罗的海东岸的国家开刀。这年秋季，苏俄政府分别致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要求他们派出首脑到莫斯科讨论双边关系，实际上是要吞并这些小国。其他三国都被迫就范，派出首脑到莫斯科签署“友好”条约。后来这三国先后“主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请求加入苏联，沦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对于芬兰，是要求割让一部分领土。“理由”是：苏联的列宁格勒位于芬兰边境大炮的射程之内，因而必须把边境线北移以保证其“安全”。对于这样的逻辑，芬兰政府当然不能接受。结果就发生了“冬季战争” 。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供认，斯大林当时决定给芬兰一个“最后机会”，规定了接受要求的期限。在最后通谍规定的期限过后，苏军就开始炮击，芬军立即还击。战争打响后，芬兰 军队在马涅海姆将军指挥下顽强抵抗。使苏军遭到意想不到的惨重损失。指挥官伏罗希洛夫被撤职，改由铁木申柯指挥，投入了苏军主力，把炮兵，步兵和空军全都集中起来进攻才打败了芬军。使芬兰政府不得不割地求和。但苏军伤亡巨大，仅苏墨萨米一役，苏军就有三万人战死或冻死，而芬军死伤才九百人，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这场战争，在原来战场上 立起了纪念碑。据赫鲁哓夫回忆：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都感觉到在我们的胜利中含有一种失败的因素，即败于芬兰人。这就更使芬兰军帽上增加了一轮光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政府站在希特勒一边反对苏联，结果当然又是失败。二战结束后，芬兰共产党在苏军胜利的鼓舞下武装起来，试图夺取政权，但还是被政府军打败了。与此同时，在波兰和捷克等国，共产党的夺权努力都取得成功，并加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纵观苏联的西部边境，共有八个邻邦：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其中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是所谓大家庭的小兄弟，唯有芬兰才是个真正的独立国。这么一比，芬兰人民在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方面做出的顽强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绩就值得钦佩了。二战结束以来，芬兰于1952年主办奥运会，1969年当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东道主，1975年当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东道国，此外，还主办过多次重大的国际活动。芬兰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作用，是苏联任何一个卫星国都比不上的。 当然，分析芬兰的成就，除了“人和”以外，也决不能忽视“天时”和“地利”的因素。芬兰森林茂密，冬季严寒，军队擅长雪地、林地作战。苏军虽也习惯寒冷，但其官兵有不少来自温暖的乌克兰农业区，进入白雪皑皑的大森林便不知所措，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在冬季战争初期损失惨重。另外，芬兰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缓和了苏联的要价。芬兰不象波兰捷克那样位于战略要道。苏俄历史上两次来自西方的入侵都是通过中欧，主要是波兰进入俄罗斯的。所以，克里姆林宫最关心的是在其西线中部保持几个俯首贴耳的政府。至于极北地区的芬兰，则在苏联的战略部署中并不很重要。因而斯大林也还能容忍芬兰保持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应予以考虑的因素是芬兰自然资源贫乏。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矿物能源，其它资源也很少。唯一丰富的是森林，但远不如苏联丰富。因此，从争夺战略物资的角度考虑，控制芬兰没有很大吸引力。显然，如果能不费多大力气而使芬兰俯首贴耳，斯大林是很想要芬兰出现一个卫星政府的，但假如为此而要大动干戈，他就不准备开辟新的战线了。值得指出，这里说的“地利”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这种所谓地利，恰恰是由地不利转化来的。我们通常说的各种有利条件，如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等，芬兰一条也不占。这就不会引起强邻垂涎，也可算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例吧。就实质而言，无论是讨论东欧芬兰化，还是西欧芬兰化，都是把芬兰方式作为一种模式来考虑其推广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芬兰方式是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由芬兰的历史地理民情等多种因素形成的。难以生硬地往别处移植。 诚然，战后芬兰历届政府都奉行友苏政策，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往往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欧洲安全等问题的建议，这也给某些力图渲染“芬兰化”问题的人造成口舌。其实，一个国家坚持睦邻政策，是很自然的。尤其像芬兰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更必须注意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要从苏联进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煤要从苏联及其盟国波兰进口，芬兰炼油厂的原油全靠苏联供应，两座核电站中有一座就是苏联援建的，芬兰的工业产品又大批运往苏联，所以，维持良好的对苏关系至关重要。在芬兰的国内生活中，苏联的影响极小，相反，美国的文化影响到处可见，美国电视连续剧《草原上的小屋》和《达拉斯》等都久演不衰，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遍及全国。从宗教信仰看，苏联是无神论国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主要信东正教，而芬兰人主要信路德教派。相互间没有精神上的联系。我们所接触的科技界，商业界人士都讲英语。外交官则更不在话下。至于俄语，学校里一般都不教，苏联电影和歌曲也非常少。苏俄的文艺作品也没有很多读者。不象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各政府部门，军事机关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参与工作。俄语曾是最主要的，甚至一度是唯一的外语，学校用苏联教材，不同意苏联学者的学术观点，如米丘林学说，就有可能被批判。苏联电影更是充斥全国影院，学生们都会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青年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卓娅等当作偶象。这些现象在芬兰是完全见不到的。但是苏联在芬兰的经济领域还是有较大的影响。芬苏贸易是一种互利关系。芬兰方面从中获得很大利益。芬兰人对这个巨大邻国的感觉是可畏而不可亲，不可敬。他们对于被割让的卡莱利亚念念不忘，一次到芬兰友人家作客，看见在起居室桌上竖有一面小旗，主人解释说这是卡莱利亚的旗。每天看着，牢记在心。一个芬兰人说，如果苏联把卡莱利亚还给我们，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