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记

距离我昔年，观读《更衣记》时候已经数年，在这愿意浅谈一下我的感语。首先要重申:对于张爱玲先生非常敬重与欣赏！她是我的思想奠基人之一。对于爱玲的散文，我感觉内涵不仅丰富，更能让我们领略到既传统又不失时代前沿风韵。总像一个捏在手中的拳头那么真实有力，从不像有些作者写些虚套空幻的东西博你眼球。爱玲深晓民族文化，加上思想受到国外前沿文化的启迪，思想与认知皆不同于寻常女子。同时她善于在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幽默的论事格调。使得张爱玲的很多话语被人津津称道。《更衣记》中首先由晒衣服，逐次引出中国女性的服饰文化。分别从自满人入关近300年没太多变化的大袄谈起，言道这时女人们基本一代一代人穿着是一沉不变的。加上清代统治者不赞成女人服饰太招人眼目，流行着的不过就是衫裤，大袄，对此似乎没有太多什么称道的。无非正室小老婆，还有寡妇着衣的颜色等封建礼数上的差别。当然爱玲的寓意更岂是那么简单的？她把这个时期的女性论述为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鄙视男子对异性的保护嗜好，导致清代时期的女性受其礼教束缚认为做个薄命的人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钮。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①芦粟，上海话称一种甜玉米秸秆，可像甘蔗那样咬吮。(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距离我昔年，观读《更衣记》时候已经数年，在这愿意浅谈一下我的感语。首先要重申:对于张爱玲先生非常敬重与欣赏！她是我的思想奠基人之一。　　对于爱玲的散文，我感觉内涵不仅丰富，更能让我们领略到既传统又不失时代前沿风韵。总像一个捏在手中的拳头那么真实有力，从不像有些作者写些虚套空幻的东西博你眼球。爱玲深晓民族文化，加上思想受到国外前沿文化的启迪，思想与认知皆不同于寻常女子。同时她善于在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幽默的论事格调。使得张爱玲的很多话语被人津津称道。　　《更衣记》中首先由晒衣服，逐次引出中国女性的服饰文化。分别从自满人入关近300年没太多变化的大袄谈起，言道这时女人们基本一代一代人穿着是一沉不变的。加上清代统治者不赞成女人服饰太招人眼目，流行着的不过就是衫裤，大袄，对此似乎没有太多什么称道的。无非正室小老婆，还有寡妇着衣的颜色等封建礼数上的差别。当然爱玲的寓意更岂是那么简单的？她把这个时期的女性论述为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鄙视男子对异性的保护嗜好，导致清代时期的女性受其礼教束缚认为做个薄命的人于她们有利，在走极端的时代将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直接揭穿披露。　　直到清亡民国时期，受到欧美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其实是满清所塑造的保守性压制导致人们到了惊恐与压力。以下是一段爱玲对清亡后的服饰革新进步的生动描写：民国初建立后，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由这段描写我们看得出，爱玲对清结束后的服饰革新一下子有了百花齐放的空前勃发。对于大部分女性意味这不仅是服饰的革新，更是中国女性人权与思想个性的跨越式进步，哪怕是负面的也是多彩而富有生机的。　　但笔者（爱玲）思想恰恰是：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她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由此，我们看的出，爱玲不仅仅是深蕴服饰文化变革与精通款式特点的人，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她还喜欢用一些诗句、俗语、谚语去论述服饰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令高明的读着不仅感到毫无阻滞。而且还领略到爱玲具有的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以及独特、清醒的理性。要知道一般的女性，多数是难以拥有这般心境的。而《更衣记》使她的散文潜藏的智慧在文字中凝聚，也许是爱玲对世间人和事看得太透彻，她总能为我们开拓出一片思想的空间。但这只是爱玲知性与沉思的特质下无意中显露的思想光芒。《更衣记》令我看到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上有着深邃研究和哲学思考，更被她赋予我们的那已不再是简单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与显露出其哲理深度的警醒和启示。　　（上述基本就是我对爱玲《更衣记》的全部感触与认识~）

张爱玲《更衣记》最后一段的理解如下：《更衣记》，完完全全体现了张爱玲这时的创作心态，笔下勾勒的国民形象生动，贴切。虽说题为更衣，实际上写得则是穿衣变化下中国人的改变，生活，心理。她在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男子虽然生活上比女子悠闲太多，但却在服饰上局限过多。单凭这点，张爱玲就很是庆幸自己是个女子，天生有着穿红戴绿的权利。古中国在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之下，女子基本丧失了追求时尚的可能。衣服是统一款型的，颜色也不能过于鲜艳，着装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同的身份地位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服饰搭配。在那个时候，细眼瞧瞧街上走着的人的打扮就大概能够揣测出对方的身份地位了。到了康熙乾隆时代直至清朝后期，女子在时装上基本就是一成不变的了。身着长衫长裤，浑身透着一股端庄严肃之气，自身姣好的身线也就随之隐藏在宽长的衣服之中了。上身的袄子领口很低，往往外面还会套一件大袄，在中袄里面还有件小袄，这件小袄便是到了床上也不脱下的，颜色自然是桃红或是水红，暗暗透着一股娇艳和妩媚。大抵是不敢坏了规矩的，就算压抑不住爱美之心，也只能在没外人看见时候，露出最里面的衣服。这样虽然各件袄子上都有金边刺绣，但是女人本身特殊感就早已不存在了。古时候女人出门时的裤子大多都是黑色的，红色及相近颜色也只能是在过节或有喜事的时候才能看见。对于女人走起路来裙摆的摇摆程度也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有好家教的大家闺秀都是莲步姗姗，百褶裙也只是随着走动微微左右摇摆。对于喜娘来说，这种规定就是最为严苛的了，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飘带，带端却系着铃铛，走动起来不可发出很大的声响，要是响。也只能是一点点隐约的叮当声，像极了挂在窗前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风铃。到了清末革命时代，一直持续到国民时期，女子服饰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衣服上的点缀品开始减少，其次就是袄子由宽松逐渐转为窄小，到最后已经很贴近身上打底的背心了。说到这个背心可谓是精妙绝伦的设计，外面衣服就算再紧，里面也有个打底的，就不怕太过露肉了，但是同时身体的曲线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展示，不再是过去那种宽大得已经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格调了。最外面的长袄子长度绵延至膝盖，下面局势两条窄窄的裤管。乍看之下，是能给人心生可怜之意的，这份可怜并不是同情，而是在忽觉可爱之余有了想要保护的欲望，当然这保护自然是指男性了。衣服的改变背后必然是思想意识的成熟化。到了民国之时，中国人，特别是百姓阶层的国人开始有了理想上的大步提升。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骼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著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o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D 试题分析：根据所学，影响服饰演变的因素一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分析，就该题而言，摆脱了宗教观念束缚的说法是错误的，这需要一个改变的过程。

这些月份牌画的运动形象都是作者虚构的，月份牌画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大众的审美趋向决定了它的艺术取向，因此并不能反映当时体育运动的实际情况，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女性特别是都市女性已将体育运动当成了时尚。在这些画作中，美女才是真正的主角，脱胎于封建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下的商业化要求将美女形象更多地当成了商品，月份牌画中的女性形象也越来越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变成商品，随着印刷机给商人们带来了滚滚财源。而美女的变化不仅仅是服饰，还有发型、脸蛋、胸部、下肢等等身体特征，这在体育题材的月份牌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更衣记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我当然看不到庄秋水更衣，可是她那一篇篇翩翩而来的“更衣记”我倒是每次都能看到。原因有二：其一，不得不看；其二，喜欢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万象”专栏版已经办了好几年了。2005年某个时候，我们找到庄秋水，说你应该给我们写个专栏，“书评游记影评之类的文章你在我们这里发了不少，算是老作者了；你文字的灵气、趣味和麻利我们已经见识了；你在其他地方都写专栏却不在我们这里写多不够意思；况且见过面聊过天也算是朋友了嘛。”她问在你们那里写过专栏的都有谁呀。我们说，有香港的李欧梵、梁文道、马家辉、潘国灵、罗展凤；有台湾的杨照、于国华、成寒；有海外的王受之、薛忆沩；有内地的毛尖、安迪、秋风、尹丽川、潘小松；有本地的刘申宁、王小妮、孙振华、王绍培；等等。她说：我正好想写一个和女人衣饰有关的系列呢。她的“更衣记”因此登场，至今已一年有余。我是“文化广场”的主编，她的文字付印前我非看不可，此所谓“不得不看”。……

清代和民国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两个时期，可以说在女人的特点上面也反映出了一些当时社会的背景和大环境，在清代时期，女性的服装更偏向于一些保守类的服装，基本上全身都是被遮掩住的，而且没有一些相对于比较时尚的服装种类，也是比较单一，但是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女性取得了一定的，现代气息思想的洗礼，因此出现了最具特色的旗袍等，能够展示女性美和身材的衣服种类，而且色彩也开始偏向于鲜艳，这说明了当时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明变革的时期

你是什么年级的？ 这篇是比较有深度的： 衣的痕迹——《更衣记》读后感 　张爱玲我是比较陌生的，最初了解她时都是从散见在报刊或杂志上的文章介绍，经常听好友提起她和胡兰成，心中不免有些想了解的愿望，前些天正好看到新浪读书中《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略知他们的成长背景。因此对于今天读《更衣记》有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张爱玲的曾祖张佩纶与李鸿章千金李菊耦联姻，显赫的家世随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也处在不断的没落中，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张爱玲幼年，她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母亲是受新思想影响比较现代和舒朗，而父亲则是封建遗少则显得古板沉郁，注定他们的婚姻的失败。张爱玲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家庭的不幸带给她的是生活的独立，她崇拜母亲和姑姑，母亲和姑姑在她眼中是唯美的代名词。而古文学的深厚功底必然使她的观念里带有唯美的意境，同时她一直坚持她的爱好，喜欢绘画，绘画自然也是一项唯美的功课。这些素养结合在她身上，使她对服装必然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她把服装和女性的命运结合到一起。从满清王朝开始的服装，那时流行的是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大袄、中袄、小袄”外加云肩背心，这样的穿着，她认为女人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个衣架子。在１９２０年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醉心于男女平等之说，因此反映在服装上就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到了近年（1940左右）的变化，衣袖的废除，所有点缀品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人的主体这个重要性才慢慢得到体现。 张爱玲大都时间生活在上海，1939考进香港大学，因此对东西文化有更深刻的解。“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Ｌｅｌｏｎｇ"ｓＳｃｈｉａｐａｒｅｌｌｉ"ｓ，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时期，中国的服装吸收了外国服装文化的某些元素。其实也就是外来文化对中国的渗透。　　服装色彩、行走时的状态在以前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束缚妇女行为的规则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解除。服装的发展变化从某一方面折射出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这篇是初中生的笔锋： 张爱玲《更衣记》读后感 《更衣记》，读了一遍又一遍，总是读不够。我被张爱玲那华美的语言，睿智的思想，诡异的风格深深折服。合上书，那些精美的句段，就像一泓清泉，汩汩流淌出来。 她说，回忆若是有香味的话，那必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这句话，我反反复复地念。虽然还没有经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可是我却从这句话中领略到的那种历经悲欢离合而最终又趋于平淡的人生况味。这大概是爱玲自己的念叨了。她从小被目为天才，第一次看《红楼梦》就能读出续作的乏味；她二十多岁就写出了《沉香屑》 《十八春》《茉莉香片》等至今广受喜爱的名篇。她是感情繁华的人，她轰轰烈烈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可到老时却一改往日风格，清淡寡欲。我能想到她，静静地品味着自己稳妥又怅惘的回忆。 这篇散文给我的感触太深了，掩卷后，久久难以平静。。。。。。 两篇挑一篇吧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这句话，百度上都说是出自《更衣记》，这是错误的。其实是出自《童言无忌》。 对于我们来说，说话能够表达出我们的整个内心世界，而不会说话的人总是需要某一些东西来表现出自己，所以衣服能够展示出我们自己的性格，身份，品味，以及心理，其实人活在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是带着一个面具活着，不会说话的我们，就学会给别人一个最直观的方式来认识我们！

更衣记原文可以百度到作为一名没落贵族后裔，张爱玲青少年时代虽然备受大烟鬼父亲和狠毒后母的心灵摧残（《私语》），但她毕竟经历了辉煌享受过荣华。而《流言》中写的最好的当属《更衣记》。它写的并不是某次具体的着装，而是明清以来几百年的服装美学史，民俗史，它有着不可多得史学价值。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爱用衣服来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说过，爱逛街，尤其爱在巨大的橱窗前驻足而流连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见识过，其中写到葛薇龙在姑妈家里试衣服，用音乐把各种衣服的质感写得活灵活现：“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逗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张爱玲俨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饰的专家。但她比服饰研究专家还要强的地方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锋派，敢为人先，使她对衣服有了更为亲密的体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66f660100k0yr.html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优美段落:梁实秋《雅舍》片段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下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浓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傍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惧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昆虫记片段 1、蝉：能够很容易的在穴道内爬上爬下，对于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它爬出去到日光下的时候，它必须知道外面的气候如何。所以它要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做成一道坚固的墙壁，适宜于它上下爬行。在隧道的顶端，它留着手指厚的一层土，用以保护并抵御外面空气的变化，直到最后的一霎那。只要有一些好天气的消息，它就爬上来，利用顶上的薄盖，以便测知气候的状况。 2、螳螂：但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好可以碰到它的时候，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立刻动用它的武器，用它那有力的“掌”重重地击打那个可怜虫，再用那两条锯子用力的把它压紧。于是，那个小俘虏无论怎样顽强抵抗，也无济于事了。接下来，这个残暴的恶魔鬼胜利者便开始咀嚼它的战利品了。它肯定是会感到十分得意的。就这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对待敌人，是螳螂永不改变的信条。 3、萤：萤常常要利用一种爬行器——为了弥补它自己腿部，以及足部力量的不足——爬到瓶子的顶部去，先仔细的观察一下蜗牛的动静，然后，做一下判断和选择，寻找可以下钩的地方。然后，就这么迅速地轻轻一咬，就足以使对手失去知觉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于是，一点儿也不拖延，萤开始抓紧时间来制造它的美味佳肴——肉粥，以准备作为数日内的食品。 4、蜘蛛：在六种园蛛中，通常歇在网中央的只有两种，那就是条纹蜘蛛和丝光蜘蛛。它们即使受到烈日的焦灼，也绝不会轻易离开网去阴凉处歇一会儿。至于其他蜘蛛，它们一律不在白天出现。它们自有办法是工作和休息两个互不相误，在离开它们的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隐蔽的场所，是用叶片和线卷成的。白天它们就躲在这里面，静静地，让自己深深地陷入沉思中。 5、舍腰蜂：我记得有一次去一家丝厂，在那里我见到过一个舍腰蜂的巢。它把自己的巢建在机房里，并且为自己选择了刚好是在大锅炉的上面的天花板上的一个地方。看来，它真是慧眼独具啊！它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地点，整个一年，无论寒暑，也无论春夏秋冬的变迁，温度计所显示的温度，总是不变的120度，只是要除去晚上的时间，还有那些放假的日子。很显然，在这些日子里，锅炉里并没有加热，所以，温度当然会随之有所变化的。这个事实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个小小的动物对温度真是要求很高啊！而且，地点的家和他也是个非常会为自己挑选地点的家伙。 6、稍探察了全身都藏在壳里，只有外套膜的软肉露出一点儿捕猎对象，认为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时萤火虫打开它的工具，这工具很简单但细小的肉眼看不见，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出来。这是两片编程钩状的颚，十分锋利，但细得像一根头发。从显微镜里可以看到，弯钩上有一道细细的槽。这便是它的工具。 萤火虫用它的工具反复轻轻敲打着蜗牛的外膜，就好像和蜗牛逗着玩，而不是蜇咬。用一个“扭”字来形容萤火虫对蜗牛施行的手术比较恰如其分。萤火虫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扭着，每扭一次，还要稍加休息一下，似乎想了解扭的效果如何。牛的次数不多，至多扭六次蜗牛就无法动弹，没有知觉了。萤火虫的方法是这么迅速奏效，几乎可以说是闪电般的，毫无疑问，他利用带槽的弯钩已经把毒液传播到蜗牛的身上了。这些看似温和的蜇咬，却能产生快速的效果。 如果蜗牛的壳和它的支持物没有贴紧，这么一来，萤火虫就可以安静地美餐一顿了。 7、虫在自己已经成熟可以蜕皮时，便用后腿爪和关节部分抓住网纱，前腿曲折，交叉在胸前。鞘翅的鞘--三角形翼端打开了尖顶，并向两侧张开。之后有两条长带子由中间竖起来，这便是它蜕皮的开端。 他真正蜕皮时必须使就得外套裂开。为了产生推动力，它的全身几乎都胀缩起来。随之蝗虫身上的血在它体内涌动着，就像液压打柱机一样。在血液的推动下，它的外皮的薄弱处便裂开，然后裂纹向其它地方延伸、张开。先是背部从外壳中露出，接着是头、触须、前腿、鞘翅和翅膀、后腿、胫骨、小腿、肚子等先后从这外壳中脱出来了。直到旧壳掉到地上它便完全解放。 8、蜘蛛，在六种园蛛中，通常歇在网中央的只有两种，那就是条纹蜘蛛和丝光蜘蛛。它们即使受到烈日的焦灼，也绝不会轻易离开网去阴凉处歇一会儿。至于其他蜘蛛，它们一律不在白天出现。它们自有办法是工作和休息两个互不相误，在离开它们的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隐蔽的场所，是用叶片和线卷成的。白天它们就躲在这里面，静静地，让自己深深地陷入沉思中。蝉“为饥饿所驱”/“为口渴所苦” 当我考察它们的储藏室时，我是用手斧来“开掘”的。这个开掘用在这里很生动。 “其实，它的”举措“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一样。矿工用支柱支持隧道，铁路工程师利用砖墙使地道坚固。”这个句子比喻用得很贴切。 然后，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有一点固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向外伸直，“竭力”张开。这个竭力开窍得很贴切。 当然了，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置乐器了。 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一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它们可真是一些让人惊奇的小动物。“充分表现舍腰蜂的能力。 ”临近沟渠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注意到这件可喜的事情，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取水边这一点点十分宝贵的泥土。它们不肯轻意放过这没有湿气的时节极为珍稀的发现。“ 9、 最后，这个庞大的大家庭消失了。这些小蛛纷纷被飘浮的丝带到各个地方。原来背着一群孩子的荣耀的母蛛变成了孤老。一下子失去那么多孩子，它看来似乎并不悲痛。它更加精神焕发地到处觅食，因为这时候它背上再也没有厚厚的负担了，轻松了不少，反而显得年轻了。不久以后它就要做祖母，以后还要做曾祖母，因为一只狼蛛可以活上好几年呢。 10、匠蜂 有很多种昆虫都非常喜欢在我们的屋子旁边建筑它们的巢穴，在这些昆虫中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要首推那种叫舍腰蜂的动物了。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舍腰蜂有着十分美丽而动人的身材，非常聪明的头脑，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它那种非常奇怪的窠巢。但是，知道舍腰蜂这种小昆虫的人却是很少的。甚至有的时候，它们住在某一家人的火炉的旁边，但是，这户人家都对这个小邻居竟然一无所知。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它那种天生下来就具备了的，安静，而且平和的本性。的确，这个小东西居住得十分隐避，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连它自己的主人都不知道它就住在自己的家里，算得上是自家成员之一。然而，讨厌吵闹，而且特别怕麻烦的人类，和这些隐避性很强的小动物相比，要想使它出名，倒是件很容易就能达到的事情。现在，就让我来把这个谦逊的、默默无闻的小动物，从不知名中提拔出来吧！ 11、班牙犀头，不久，又有一种突然的改变发生了。从前牺牲一切的母亲，现在对于家族的利益，已不再那么关心了。 自此它们各自开始管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利益了。它们彼此之间也就不相互照应了。 目前虽然母甲虫对家族漠不关心，但我们都不能因此而忘记它四个月来辛辛苦苦的看护，除掉蜜蜂、黄蜂、蚂蚁等外来的干涉和侵犯。自己能养儿育女，关心它们的健康，直到长成之后，据我所知，再没有别的昆虫能够做到这些了。 它独自一个毫无外来帮助，为每个孩子预备摇篮似的食物，并且尽心修补，以防止其破裂，使摇篮十分安全。这是一个母亲无私的奉献。 它的情感如此的浓厚与执着，使它失掉了一切的欲望和饮食的需要。 在洞穴的黑暗里看护它的骨肉达到四个月之久。细心地看护着它的卵。 它在的子女们未得到解放出来之前，它决不恢复户外的快乐生活。 我们竟从田野中愚蠢的清道夫身上，看到最深切的关于母性本能的例子，不禁对这种小昆虫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12、论祖传，人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这种性格看起来好像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然而要想再追究这些性格是来源于何处，却又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例如，有一天看到一个牧童，他正低声地数着一颗颗小石子，计算这些小石子的总数，把这当做一种消遣，于是他长大后竟然成了十分著名的教授，最后，他也许可以成为数学家。另外又有一个孩子，他的年龄比起别的小孩子们也大不了多少，别的孩子们只注意玩闹的事情，然而他却不和别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儿，而是整日幻想一种乐器的声音，于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竟听到一种神秘的合奏曲子了。可见这个小孩是很有音乐天才的。第三个小孩，长得又小又瘦，年龄也很小，也许他吃面包和果酱时，还会不小心涂到脸上，但他竟然有他独自的爱好——喜欢雕塑粘土，制成各种各样的小模型，这些小模型被他雕塑得各具形态。如果这个小孩子运气好的话，他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著名的雕刻家的。 优美段落:朱自清《荷塘月色》片段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繁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英语violin小提琴的译音)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做事风格，要走的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更衣记》在其散文名作中，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出自我国作家《张爱玲》。扩展资料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

　　《更衣记》在其 散文 名作中，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接下来我为你整理了张爱玲作品更衣记简介，一起来看看吧。 　　张爱玲作品更衣记简介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 文化 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张爱玲作品更衣记全文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骼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 　　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u2026u2026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著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 清明 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o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u2019sSchiaparelliu2019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 　　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u2026u2026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更衣记》最后一段的理解如下：《更衣记》，完完全全体现了张爱玲这时的创作心态，笔下勾勒的国民形象生动，贴切。虽说题为更衣，实际上写得则是穿衣变化下中国人的改变，生活，心理。她在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男子虽然生活上比女子悠闲太多，但却在服饰上局限过多。单凭这点，张爱玲就很是庆幸自己是个女子，天生有着穿红戴绿的权利。古中国在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之下，女子基本丧失了追求时尚的可能。衣服是统一款型的，颜色也不能过于鲜艳，着装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同的身份地位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服饰搭配。在那个时候，细眼瞧瞧街上走着的人的打扮就大概能够揣测出对方的身份地位了。到了康熙乾隆时代直至清朝后期，女子在时装上基本就是一成不变的了。身着长衫长裤，浑身透着一股端庄严肃之气，自身姣好的身线也就随之隐藏在宽长的衣服之中了。上身的袄子领口很低，往往外面还会套一件大袄，在中袄里面还有件小袄，这件小袄便是到了床上也不脱下的，颜色自然是桃红或是水红，暗暗透着一股娇艳和妩媚。大抵是不敢坏了规矩的，就算压抑不住爱美之心，也只能在没外人看见时候，露出最里面的衣服。这样虽然各件袄子上都有金边刺绣，但是女人本身特殊感就早已不存在了。古时候女人出门时的裤子大多都是黑色的，红色及相近颜色也只能是在过节或有喜事的时候才能看见。对于女人走起路来裙摆的摇摆程度也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有好家教的大家闺秀都是莲步姗姗，百褶裙也只是随着走动微微左右摇摆。对于喜娘来说，这种规定就是最为严苛的了，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飘带，带端却系着铃铛，走动起来不可发出很大的声响，要是响。也只能是一点点隐约的叮当声，像极了挂在窗前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风铃。到了清末革命时代，一直持续到国民时期，女子服饰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衣服上的点缀品开始减少，其次就是袄子由宽松逐渐转为窄小，到最后已经很贴近身上打底的背心了。说到这个背心可谓是精妙绝伦的设计，外面衣服就算再紧，里面也有个打底的，就不怕太过露肉了，但是同时身体的曲线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展示，不再是过去那种宽大得已经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格调了。最外面的长袄子长度绵延至膝盖，下面局势两条窄窄的裤管。乍看之下，是能给人心生可怜之意的，这份可怜并不是同情，而是在忽觉可爱之余有了想要保护的欲望，当然这保护自然是指男性了。衣服的改变背后必然是思想意识的成熟化。到了民国之时，中国人，特别是百姓阶层的国人开始有了理想上的大步提升。

　　《更衣记》可以说是一篇描写从清朝建国到“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服装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借用服装的历史来反映社会发展进程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　　张爱玲通过用女性服装的变化，着重描绘了中国女性随着社会变革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文中的这两句话既说明了清朝时期女性服装的大致情况，另一方面又通过服装说明了，清朝女性被封建礼教压抑、束缚，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甚至连选择自己衣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们知道爱美可以说是女人的天性，但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只让女人穿单一、单调的衣服，把衣裳当做只是女人的遮蔽之物，不能作为展示女性身体曲线美之物，就从我们生活中这一件基本的生活物品，也就剖析和揭露了专制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磨灭天性与磨灭人性的本质。女性被当做是男人的附属品，人格与尊严不被人尊重，就算是穿一件稍微漏一点雪白肌肤的衣裳，也能被认定为是伤风败俗。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就连女性与生俱来的美感也摧毁了，不免让人感到它“吃人”本质的可怕。　　随之清王朝的灭亡，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传到中国，开始深入到人们的文化血液中，女性的服装也从专制的单一化朝着多样化发展，各式各样的衣裳开始出现在市场中，而这时的女性也逐渐的愿意展现自己的身体美和曲线美，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专制走向民主，更加的愿意表现自己，表达自己。有了自身的想法和思维，而这些在高度统一化的封建社会，女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利的。　　在民国期间，旗袍在中国女性中流行起来，张爱玲认为旗袍的流行是中国女性追求男女平等之权的产物，女人们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熏陶，醉心于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可是依然封建专制的中国无法实现女人们的愿望，所以女人的就选择穿上缺乏女性美的旗袍，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旗袍是严冷方正，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随着旗袍的流行，做旗袍的裁缝师傅们一定是改良了旗袍，增添了许多展现中国女性身体之美的元素，不然怎么张爱玲笔下身着旗袍的女性总让我感觉具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呢？身着华丽旗袍的白流苏既散发着一股恬静之美，又凸显出了她身体的曲线之美。既有奔放之感但又不失恬静，可以说旗袍最大限度的显露了东方女性之美。　　张爱玲利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再融合了她精致而细腻的语言，文章冷峻让人回味，展现了她天才般的写作能力和独特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