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

人性本善，是指的人们的本性，不贪，不嗔，不痴。人性本恶，是指的人们的习性，贪，嗔，痴。刚出生的小孩儿，肯定是善的，他不贪任何东西，更不会乱花钱。圣人，就像刚出生的婴儿。

1、同工之处——人性好利韩荀人性论在共同的人性起点上，都明确了人性好利。韩非子认为“人皆挟自为心”，“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恶害，人莫不然”；人人都有为自己打算的心理，好利恶害是人性的真实情况。而荀子则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辞让亡焉”；现在人的人性，都是生来就喜好私利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才有了争夺，失去了谦让。由此可见，在他们看来人性都是喜好私利的，而且这一本质是与生俱来的。韩非子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可见，他证明自己人性自利的论调，从人的生理机能切入。他认为，自利的本性是由人的生理上的需求以及生存需要而诱发的。“人没有羽毛，不穿衣则会寒冷，上不属于天，下不着地的，肠胃才是人活下去的根本。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所以会自利”。而荀子亦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饿了想要进食，冷了想要添衣保暖，累了想要休息，喜好私利而厌恶祸害，是每个人都共有的，就连禹桀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例外。再者，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由此可见，韩荀二人都承认“人性好利”这一命题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二人都承认了人的这一本性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人类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在人类的身上扎了根的。因此，人性好利与生俱来。2、异曲之妙——自然之性与性恶之性虽然韩荀二人都承认了人性好利，但二人还是在人性论的发展道路上走上了不同的分水岭。在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中，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使然，他看到了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但没有对这一属性进行了道德性的评价，只是运用了这一理论对社会中种种恶的现象和行为进行了解释，并且强调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借“人性好利”这一本性一臂之力。而荀子却不然，一方面他承认了“人性好利”，但另一方面，他又没能坚持这种自然人性的道路。他将人的生理本能与伦理道德相对立，认为这种自然人性的背后隐藏着危害，这种人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教化，就可能产生难以意料的结果，对社会的秩序产生重大的危害。“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也，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从这段话中可见，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是任何人都有的。这些人的行为，不是由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好利恶害是支配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得多，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就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由此可见，与其说韩非子的人性论是性恶论，倒不如认为他的人性论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一种自然之性。他的人性论思想更趋于：人性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不是人心的善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在这段文字中，荀子首先提出人性好利，生而恶，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人自降生时起，就好利、疾恶、好色。放纵这些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只有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所以古代的圣人“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综上所述可见，荀子虽与韩非子一样把自利当作人之本性，但他看到且仅仅看到了自利引发了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作用，于是逻辑地导引出人性恶的论调。而韩非子则认为“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其后来“法术势”的治国谋略找到了人性的依据。3、人性是否可变之异在人性是否可变的命题上，韩荀二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人的这一本性如果不加以教化，将会贻害无穷，所以他反对顺性，主张逆性，主张“化性起伪”；而韩非不仅把“好利”这种人的自然属性视为人之本性，而且强调这种本性无须改变，他认为可以充分利用人的好利的心理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成就某种事业。“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做了什么(善事)，只是慑服于外在的势，而不是由于内在存有本然的善(义)的素养。在韩非的意识深处，人性是不可变的，他对“人性可以通过教化成善”这一命题毫无信心。“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在他看来，人的好利的本性由人生理上的需求诱发而出。人的身体是天生的，有了身体就要活下去，活下去就要谋衣食，谋衣食就不免有欲利之心。因此，“好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既然是本能，则无可批驳，无可改变。此外，“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 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韩非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乃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因此，韩非并不主张化"性"，只是主张循“性”而治，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荀子认为要改造人性，主张逆性，使之由恶向善，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化性起伪”这一句话上。对此，荀子有很充分的论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而所谓的“伪”，在这里是指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而得来的东西，而不是虚伪的伪，所以才有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说。荀子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得到的，学习正是为了教化人的本性，使之改恶入善。“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在荀子的人性论思想里，性和伪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性，则伪的教化就失去了依据；没有这种伪，就没有学习和教化，人性也就不能自我完善，人不能完善自我则不能成为圣人君子。因此对于人性，苟子主张应该逆性而不是顺性，对人性加以改造。通过“化性起伪”可以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目标。综上所述，韩非子不仅认为人性不可变，而且无须变。在他看来，“好利”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利大于弊的，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利用其他人的这一属性，而使他们为自己所用，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人的好利是无可厚非的。由此可见，韩荀二人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命题上，已经是南辕北辙了。4、韩荀治国方略的不同人性论思想是二人治国方略的依据，而不同的治国方略也可以反过来检测两人人性论思想的不同。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外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正是从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出发，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为他的法术势并用找到了人性论的依据。此外，韩非还进一步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以法治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而分之”。“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认为圣人的礼义法度是改造人性、节制欲望的重要工具，对于“恶”的人性，必须以“礼义”治之。所以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之策，通过“起礼仪、制法度”来教化人的情性。因此，他主张通过礼义的教育和灌输，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使人们弃恶从善，以治天下。通过对治国方略的比较，我们进一步可以肯定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好利”的自然之性，与其师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大相径庭。5、小结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韩非子虽然师承荀子，但其人性论思想却是与荀子大相径庭。如果说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是一种直面人性弱点的性恶论，那么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性自利思想，是一种客观的阐述。

1、同工之处——人性好利韩荀人性论在共同的人性起点上，都明确了人性好利。韩非子认为“人皆挟自为心”，“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恶害，人莫不然”；人人都有为自己打算的心理，好利恶害是人性的真实情况。而荀子则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辞让亡焉”；现在人的人性，都是生来就喜好私利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才有了争夺，失去了谦让。由此可见，在他们看来人性都是喜好私利的，而且这一本质是与生俱来的。韩非子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可见，他证明自己人性自利的论调，从人的生理机能切入。他认为，自利的本性是由人的生理上的需求以及生存需要而诱发的。“人没有羽毛，不穿衣则会寒冷，上不属于天，下不着地的，肠胃才是人活下去的根本。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所以会自利”。而荀子亦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饿了想要进食，冷了想要添衣保暖，累了想要休息，喜好私利而厌恶祸害，是每个人都共有的，就连禹桀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例外。再者，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由此可见，韩荀二人都承认“人性好利”这一命题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二人都承认了人的这一本性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人类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在人类的身上扎了根的。因此，人性好利与生俱来。2、异曲之妙——自然之性与性恶之性虽然韩荀二人都承认了人性好利，但二人还是在人性论的发展道路上走上了不同的分水岭。在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中，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使然，他看到了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但没有对这一属性进行了道德性的评价，只是运用了这一理论对社会中种种恶的现象和行为进行了解释，并且强调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借“人性好利”这一本性一臂之力。而荀子却不然，一方面他承认了“人性好利”，但另一方面，他又没能坚持这种自然人性的道路。他将人的生理本能与伦理道德相对立，认为这种自然人性的背后隐藏着危害，这种人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教化，就可能产生难以意料的结果，对社会的秩序产生重大的危害。“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也，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从这段话中可见，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是任何人都有的。这些人的行为，不是由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好利恶害是支配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得多，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就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由此可见，与其说韩非子的人性论是性恶论，倒不如认为他的人性论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一种自然之性。他的人性论思想更趋于：人性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不是人心的善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在这段文字中，荀子首先提出人性好利，生而恶，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人自降生时起，就好利、疾恶、好色。放纵这些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只有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所以古代的圣人“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综上所述可见，荀子虽与韩非子一样把自利当作人之本性，但他看到且仅仅看到了自利引发了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作用，于是逻辑地导引出人性恶的论调。而韩非子则认为“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其后来“法术势”的治国谋略找到了人性的依据。3、人性是否可变之异在人性是否可变的命题上，韩荀二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荀子看来，人性是恶的，人的这一本性如果不加以教化，将会贻害无穷，所以他反对顺性，主张逆性，主张“化性起伪”；而韩非不仅把“好利”这种人的自然属性视为人之本性，而且强调这种本性无须改变，他认为可以充分利用人的好利的心理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成就某种事业。“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做了什么(善事)，只是慑服于外在的势，而不是由于内在存有本然的善(义)的素养。在韩非的意识深处，人性是不可变的，他对“人性可以通过教化成善”这一命题毫无信心。“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在他看来，人的好利的本性由人生理上的需求诱发而出。人的身体是天生的，有了身体就要活下去，活下去就要谋衣食，谋衣食就不免有欲利之心。因此，“好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既然是本能，则无可批驳，无可改变。此外，“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 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韩非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是人之本能，但此种本能既非善亦非恶，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此事实乃是一切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因此，韩非并不主张化"性"，只是主张循“性”而治，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荀子认为要改造人性，主张逆性，使之由恶向善，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化性起伪”这一句话上。对此，荀子有很充分的论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而所谓的“伪”，在这里是指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而得来的东西，而不是虚伪的伪，所以才有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说。荀子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得到的，学习正是为了教化人的本性，使之改恶入善。“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在荀子的人性论思想里，性和伪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性，则伪的教化就失去了依据；没有这种伪，就没有学习和教化，人性也就不能自我完善，人不能完善自我则不能成为圣人君子。因此对于人性，苟子主张应该逆性而不是顺性，对人性加以改造。通过“化性起伪”可以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目标。综上所述，韩非子不仅认为人性不可变，而且无须变。在他看来，“好利”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利大于弊的，想要成大事的人可以利用其他人的这一属性，而使他们为自己所用，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人的好利是无可厚非的。由此可见，韩荀二人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命题上，已经是南辕北辙了。4、韩荀治国方略的不同人性论思想是二人治国方略的依据，而不同的治国方略也可以反过来检测两人人性论思想的不同。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外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正是从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出发，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为他的法术势并用找到了人性论的依据。此外，韩非还进一步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以法治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而分之”。“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认为圣人的礼义法度是改造人性、节制欲望的重要工具，对于“恶”的人性，必须以“礼义”治之。所以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之策，通过“起礼仪、制法度”来教化人的情性。因此，他主张通过礼义的教育和灌输，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使人们弃恶从善，以治天下。通过对治国方略的比较，我们进一步可以肯定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好利”的自然之性，与其师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大相径庭。5、小结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韩非子虽然师承荀子，但其人性论思想却是与荀子大相径庭。如果说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是一种直面人性弱点的性恶论，那么韩非子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性自利思想，是一种客观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