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

近年来，我国社会的诚信道德和诚信秩序出现一些问题，引发了较大范围的影响，其中亦有法律不当适用的因素。社会对善意救助者反遭诬陷议论不断，甚至质疑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引导性。不少学者主张，应当对善意救助者从法律上、制度上给予更全面的保障，为处理这类案件提供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弥合诚信道德和诚信秩序的社会创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以法治体现道德观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将凝聚起强大价值引导力和精神推动力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望而却步，善行潜在成本过大，那么当年面对两岁女童被车碾压，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小悦悦事件”等，将如同传染病一般蔓延，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不少立法中有着“撒玛利亚人条款”，即，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应免除法律责任。虽然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一样需要以现代法律机制激励善行、弘扬社会道德。这次中国在“好人法”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运用法律的力量，为见义勇为者卸除“包袱”。事实上，“好人法”条款为善行立法，并非《民法总则》的“破冰”创举。此前，在《侵权责任法》立法中，就已经明确：“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如今，“好人法”终于落地生根，国家立法在持续“升级”中，传递出弘扬正气、挽回善心的强烈讯号，回荡着时代的法治强音，也激励更多人见义勇为、多做善行，让冷漠不再有托辞

10月1日，备受瞩目的《民法总则》将付诸施行。这部法律引人关注的看点之一，是被媒体称为“好人法”的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它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它解决彭宇案等引发的社会道德困境，鼓励民间紧急救助行为。历经三次修改出炉的“好人法”让“好撒玛利亚人法”精神在国内的落地这些年来，人们经常听说一个名词，“好撒玛利亚人法”。好撒玛利亚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一个成语或口头语，指的就是好人、见义勇为者。“好撒玛利亚人法”指现代很多国家保护见义勇为的救助者的法律，它的价值在于可以使社会公众在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减少人们做好事的犹豫时间。2016年12月，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增加一条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好人法”内容首次在民法总则草案中出现。2017年3月8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草案将上述条款修改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一些代表提出，这一条规定具有针对性，对鼓励见义勇为、保护救助人，有积极意义。但草案中“但是”的规定不能完全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对救助人的保护不够彻底，建议修改。2017年3月12日的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将这一条修改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是“好人法“条款第二次被修改。可是，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仍然认为，即便要求受助人有举证责任，仍难以彻底消除救助者的顾虑。为了改变“老人倒地没人敢扶”的社会现象，“好人法”条款还应强化对救助者的保护。2017年3月14日下午审议的建议表决稿删除了前几次审议稿中的“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是见义勇为行为，就享受依法免责的“特殊待遇”，不再区分是否有“重大过失”。这是该条款的第三次修改，也是人们最终看到的样子。这一条文的核心法律价值，在于保护善意救助者不受民事责任追究。为鼓励公民对不负救助义务的他人实施救助，赋予善意施救者必要的责任豁免权，大大降低善意施救者所要承担的风险，保护善意施救者。可以看出，该条文草案在最后时刻历经了3次修改。修改的方向，是一再强化对救助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责任豁免，为救助者的顾虑松绑，全力鼓励见义勇为高尚行为，匡正社会风气。